我明白，当时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的那四个大人物被我“炮打”遍了，在他们的阴影下，我此生将没有前途可言。自己的命运已然无法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我不知等待在面前的将是何种发落，整日生活在惶惶然之中。
茫茫人世存在着“美丽的星星”吗？我对生活感到深深的失望和伤感。
在“文革”的年代中，中国人只能与“中央文革”保持一致。“炮打中央文革”的人，绝对被视为洪水猛兽，人们惟恐划清界限不及而给自己惹上麻烦。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那时住在小西天，赵忠祥主持揭发我“炮打中央文革”大会的第二天，回家上楼的时候，一个平日跟我很亲近的才七、八岁的邻居小男孩见到我，就像看到魔鬼似地逃回了家。不知他家大人把我形容成了何种凶神恶煞？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孩子见到我时惊恐的眼神。
广播大楼是个像克林姆林宫似的十层俄罗斯式建筑。七层以上是塔尖部分。一般人员通常抵达的最高楼层就是六楼图书馆了。“文革”中，时有忍受不了凌辱的男女从那里跳楼自杀。我一位电视台同事的丈夫，姓储，一个极为出色的工程师，也跳楼自杀了。
是啊，从六楼跳下去便什么痛苦都没有了。我也曾有过轻生的念头。但理智告诉我不能走上绝路，否则，我的家人将受到牵连。
我算是幸运的。当“反革命”的时候还不算孤单，否则日子更加难熬。年纪比我稍大一些的小师和我成了“难友”。在电视台洗厕所和扫院子的时候，我们两人一直在一起。同病相怜，想不开的时候，彼此可以安慰一下。对于将来会如何处置我们，是我俩议论得最多的话题。我猜想会把我们发配到北大荒去劳改。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节衣缩食，每天只以大饼和咸菜充饥，为的是在去北大荒前存下几个钱，免得将来身无分文。有一次，小师似乎已经忍受不住那种煎熬了，想以去公安局“自首”的办法，来试探一下我们这类“现行犯”最终会得到何种发配。我死说活劝才使他冷静了下来，没有再一次去自投罗网。
“文革”虽然处于严酷的年代，但支撑我度过那些无助岁月的，还是埋藏在人们心底的永不泯灭的人性。
广播局掌权的“战斗团”在广播剧场批斗“炮打中央文革罪行”的对象是我和小师。那次大会不久，有一天，在我骑车回家的路上，行至新街口外，被一个戴眼镜的男士拦下。他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眼镜，书卷气十足。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广播局对外部的编播人员，可能是上海人，似乎也是造反派“战斗团”的，与赵忠祥认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他的模样。他是刻意在那里等着我的。他告诉我，不要看人们在大会上都呼喊打倒我的口号，可大家心里是有数的。他叫我耐心等待，事情总会过去。他还嘱咐我千万不要想不开，他说，那样就永远说不清楚了。
“文革”后，我一直在广播局的芸芸众生中找寻他的踪迹而始终不得。我直感他一定是出国了，不然为什么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呢？
自小，我的同代人都受到了做人要诚实的教导。当上了“反革命”，自然要求我交待“反动思想”。年轻的时候，我的记忆力太好，于是，我交待了从“破四旧”开始跟不上形势，到对毛主席在“文革”中一个劲发表“最新指示”和对“中央文革”的反感，特别是对所谓的“明察秋毫”、“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不科学的口号在私下逞一时口舌之快的一大堆怪话。诸如：“秋毫，是鸟兽在秋天新生的细毛。毛主席住在中南海的深宅大院里，他何以明察得到荒郊野外深山老林中小动物身上秋天新长出来的细毛？”我诚诚实实地给自己写了洋洋洒洒的一大叠。但造反派并不认为这是我“老实”的表现，在广播剧场斗争我的大会上，他们批判我在交待“反动思想”的时候还“继续放毒”。
有一天，同事老魏悄悄地让我晚上到他家去一趟。他说，找我有事。那时，我已经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是属于“踏上一只脚”，还得“永世不得翻身”的一类，所以，就像孙中山先生教导民众要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一样，我对那些平等待我的人们也深感难能可贵。
当晚，我去了老魏在东大桥的寓所。他交给了我一份材料，那是“专案组”整理的我的全部“罪行”。老魏特别叮嘱我，自己的交待材料不要超过这个范围。
造反派夺权后，自然得团结大多数才符合政策。老魏其实不是造反派，只因为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被“团结”进了“专案组”。他交给我的那份材料上，有揭发我的大约二十来条“反动言论”。
在那个非常时期，老魏还告诉我要特别防备过去被我视为“哥们儿”的个别人。
平时不言不语的老魏，在重大问题上竟有如此的胆识和人情，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在一片黑暗的人世间竟潜藏着不为人知的“美丽的星星”，人生着实还有着令人留恋的美好之处！
从老魏家出来，我静心记住了对我的揭发内容以后，便立即烧毁了那份材料。我不能因为丝毫疏忽而做出任何对不起老魏的事情。
“四人帮”垮台已经二十年有余，老魏当年闪光的作为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和政局的变迁而减色丝毫。
移居海外多年，生活在来自台湾、香港、大陆及本地华人的圈子里，面对着中国社会数十年来政治上的恩恩怨怨，每当港台人士对中国的共产党员有所微辞的时候，虽然我不是中共党员，但我也总会告诉他们：不必如此偏激，共产党里，有像“四人帮”一类中国人里最坏的人，也有中国人里最好的人。在我的心目中，老魏永远是个好人，是共产党员中有正义感和人情味的一个。
我是结婚才一个星期就被打成“反革命”的。虽然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可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坏人”，相反，我觉得如果全中国的人都像我一样，这个国家还会不好么？但我的真心话，对我当时的丈夫都不敢讲。这是后话。
度过那段日子的精神支柱是我自幼的朋友郭言和孙文冬。
那时，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往孙文冬家跑一趟。孙文冬是我中学时的学生会主席。从她的丈夫李观承那里，我可以听到很多对“四人帮”不利的小道消息。那些消息似乎成了强心剂，让我对未来的日子抱有一线希望，因为，只要“四人帮”得势，我就永无出头之日。
李观承告诫我：“不要在两个以上的人面前讲话。”我吃过一堑，总该长出一智。“文革”的教训，使我不敢再似以往那样口无遮拦。
在我的逆境中，拍电影时的小伙伴郭言给予了我莫大的理解和安慰。我永远记得她对我说的：“记住！时间是最好的淡化剂，一切都会过去的。”“如果有一个法庭的话，我可以为你去辩护，告诉人们：大渝是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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