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密云“四清”的时候，我最怕上厕所，尤其是雨天。房东二嫂家的厕所和猪圈在一起。每次上厕所的时候，既要轰着一团团的绿豆苍蝇，更要时时提防着拱上来的小猪。下雨和化雪的日子，满地的屎尿和泥浆混在一起，更是难以下脚。有的厕所虽然挖了个坑，但白蛆和尿尿混在一起，也是恶心之极。
那时，“四清”工作队员绝不能流露出对农村厕所的丝毫畏惧，连身上生了虱子都得说成是长了“革命虫”，否则就会被批评为“资产阶级思想”。
在密云的日子里，我对厕所从未发表过任何牢骚。中国几亿农民世世代代在那种环境中从出生到老死，我只不过在那里生活短短的八个月而已，还有什么话好说？
一九六五年前后，有一天晚上，我在电视台值班的时候，来了一对瑞典电视同行。当那位年轻的太太嘻嘻哈哈地对我说，在中国什么样的厕所她都用过了的时候，似乎只是猎奇，并无恶意。我知道她是指什么而言。我笑不出来，一句话也没说。
八十年代中期一位美籍华人朋友曾对我说过，一个国家是否富足，看它的厕所就知道了。我的心为中国的贫困感到深深的悲哀。
离开密云农村已近三十五年了，虽然我没有再去过霍各庄，但我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中，乡亲们应该已经摆脱了贫困，大林子也是个四十多岁的壮年汉子了，或许他早成了乡镇企业家或农村专业户，生活好了许多。
结束了农村八个月的“四清”，回到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我已经二十岁了。离开学校都四年了，我才把全部心思踏踏实实地放在了电视事业上，不再心猿意马。
播音组还是只有沈力、赵忠祥和我，钻研业务的气氛浓厚，合作关系仍然单纯，从没发生过任何矛盾。
我和赵忠祥没有家累，不值班的时候，也总呆在电视台。去电视台参加演播的都是各文艺团体各剧种的优秀演员和剧目，耳濡目染，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孟台长倡导下电视台自办英文班的时候，我和赵忠祥都报了名，跟着国际组的陈维熙读了一阵子英文。我知道陈维熙是归侨，是前“右派分子”，心里一定有很多故事，但他除了教我们读英文，从来不多说话，只有一次，他私下很认真地对我说，希望我能坚持学好英文，颇给我语重心长的感觉。
电视大学中文系开课的时候，我和赵忠祥也都入学了，我们利用近水搂台之便，直接坐在演播室里听课。
由于年龄和个性的原因，在播音组里，我那时和赵忠祥相处得比较随意。他家住在北京火车站旁边的一条胡同里，我曾跟他去过一次。他的母亲在北京租赁公司工作，是个很端庄。很有风度的老人。
赵忠祥对我非常直爽。有一天，他把我拽到办公室放置演播眼的大立柜前面，让我侧过身子，现身说法。指着我的袖子，他说：“你瞧瞧，你瞧瞧！都那么大个子了，怎么这么邋遢呀？”
那是个夏天，我穿了一件白色短袖针织衫，“处理品”便宜货自然比不上世界名牌打马球的“polo”伏贴了。只见袖子上都是摺子，还翘了起来。
虽然我从心眼里感谢赵忠祥的提醒，但他直爽得真让我下不来台。我毕竟已不再是刚刚摘下红领巾的孩子了。
从密云农村“四清”回来后，我和沈力、赵忠祥，还经人介绍，从师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王嘉祥老师。他教我们练声。上课地点在北海公园少年水电站旁边。一起学习的还有北京和外地文艺团体的演员们。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晚上，李光曦、刘秉义、李双江、吕文科等老艺术家和华盛顿交响乐团同台做庆祝香港回归中国的演出。我去后台看望来自北京的老朋友，从柳石明那里，我才得知嘉祥老师已故去四年了。柳石明与他生前同一单位，也是当年与我一起在北海练声的伙伴。当我听说，嘉祥老师去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几天之后引起邻居疑惑，破窗而入才被人发现，心中凄然。
虽然嘉祥老师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当年，每天清晨，他在北海公园吸引了多少努力上进的年轻人啊！
整整三年，我和赵忠祥不管晚上值班睡得多晚，第二天早上五点，都会准时在十九路公共汽车站集合，乘坐头班车，一起赶到北海公园去练声。不论春夏秋冬、不管雨雪风霜，我们从来没有间断过。
在中学的历史课上，老师讲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的时候曾说过，欧文是个贵族，他让仆人每天早上到他的床前大声说：“伯爵，起来吧，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你！”欧文就会一跃而起，绝不睡懒觉。我不知道历史老师讲述的这段花絮出自何处，也不知道有多少演绎的成分，但我却由此扎扎实实地记住了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
其实，在去北海练声的三年里，有的时候，我真想多睡一会儿，不去练声。但赵忠祥还在车站等着我，怎么能如此没有毅力？我往往以“伯爵，起来吧，伟大的事业在等待着你！”这句名言调侃自己，一跃而起。
在北海练声的同学中，我最年轻。年龄比我大的学生们都称王老师为嘉祥，他喜欢大家称呼他嘉祥，似乎这样显得很亲切，于是，我也跟着大家一起叫他嘉祥了。嘉祥老师一直叫我“小辫儿”，他的女儿小梅叫我“小辫儿阿姨”。我有时还会到中国歌剧舞剧院去，嘉祥老师当时的夫人教我练习身段。她是位舞蹈演员，特别注重眼神的训练。
除了上课，嘉祥老师还常常谈些处事为人之道。他曾告诉过我：“小辫儿，记住，为一个人很难，可伤一个人很容易，一句话就够了。”“为”读第二声，是“维系关系”的意思。如今，王老师走了，但他三十五年前说的这句话，我至今仍没忘记。
从北海公园练声回来，我和赵忠祥就到大演播室去做形体训练。电视播音员比电台播音员多了一个屏幕形象的问题，形体训练是不可或缺的。
赵忠祥在中学的时候是体操运动员，我在少年宫受过五年的舞蹈基训。我们有着不同的自我训练方式。
为了承担更广泛的电视节目，我不想总当“小辫儿阿姨”。我要求孟台长允许我剪掉辫子，但是，她不同意。于是，我又到她办公室门口去“站岗”，一直磨到她同意我剪了辫子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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