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小组批判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不久，我就成了第一批“四清”工作队队员。那或许是对我的一种惩罚，但农村八个月的生活仍然令我兴致勃勃。
我去的是北京密云塘子人民公社。工作队队长是广播局对外部的叶夫。我和电视台的摄像师刘瑞琴及新闻部记者小朱分配在霍各庄生产大队。刘瑞琴是摄像组惟一的女摄像师，个子很高，大家称她为“大刘”。
霍各庄大队距离公社所在地仅八里之遥，由南霍各庄和北霍各庄组成，两个村子被一条只剩下河卵石的干河套相隔。我和大刘住在南村，小朱住在北村。那年我才十九岁，为了显得老成一点，我把‘小辫儿’盘在脑后，老乡们都叫我“老吕”。
所谓“四清”运动，就是在学雷锋运动的同时，为了抵制农业学大寨的左倾思潮，为了把三年“困难时期”在农村行之有效的一套政策以中央文件形式肯定下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主持制定了一个“中共中央农村工作条例”，即“前十条”，并决定在农村进行一次“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的“四清”运动，以缓解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的矛盾。中央机关也大张旗鼓地组织了好几批“四清”工作队奔赴农村。
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化名董朴，说是河北省公安厅的处级干部，在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整理出被誉为“桃园经验”的关于“四清”运动的步骤和方法，并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全国。
没过多少日子，原来受到毛主席亲笔批示赞扬的“前十条”，又被毛主席指责成为邓小平、彭真放弃阶级斗争，搞人人过关，变相保护地、富、反、坏，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云云。于是，又重新制定了一个“农村工作条例”，即“后十条”。毛主席在“后十条”上又亲笔加上了四个“千万不要忘记”，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共产党领导、千万不要忘记社会主义道路、千万不要忘记贫下中农”。
按照工作队的安排，我们依靠贫下中农，扎根串连、个别谈心、大会宣讲、小会讨论、发动群众，开展“四清”。我虽然年轻，可上级交待的工作都完成得不错，我们大队的“四清”工作还受过表扬。我没有赶上贯彻“后十条”。但是，既然人民公社本身就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又早已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荡涤得无影无踪，所以，管它“前十条”也好“后十条”也罢，我所参加过的“四清”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想必没有起到什么推动作用。
虽然，我参加“四清”工作队在农村付出的八个月的辛劳，又像一九五八年的“打麻雀战役”以及“深翻土地”、“大炼钢铁”一样，也是个提来汗颜的无效劳动，但是，农村生活的实地体验毕竟还是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
按规定，“四清”工作队员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和刘瑞琴与妇女队长、中农宋桂芝住在一起。她还没有出嫁，住在她瑞江二哥家北房的西屋。
在乡间的烧水、做饭、取暖等日常生活中，燃料来源是个很困难的问题。房东二嫂不过八九岁的大儿子大林子，是全家“搂柴禾”的主要劳动力。他每天清早背着筐，带着一个长长的耙子就出门去“搂柴禾”，傍晚回家的时候，也不过一小筐而已。到了冬天，搂回的柴禾就更少了。他穿着空心的棉袄。棉裤，戴着只剩下一个“耳朵”的棉帽，整天流着两条清鼻涕。我看着大林子一副不胜寒的瘦弱模样，又不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天天去上学念书，心里实在酸楚，就把我的翻毛“大皮鞋”送给他穿了。我知道，一双“大皮鞋”并不能解决贫困的问题，也并不能解决受教育的问题，但我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四清”工作队常常在公社召开全体工作队员会议。开会那天，散布在公社各个大队的工作队员，清早，就分头从各村步行前往塘子公社办公室所在地。
冬天，太阳暖洋洋的，宽宽的土路两边，庄稼早已收成完毕，秫秸秆也都砍倒分给社员当柴禾了，放眼望去，只是一片光秃秃的土地。大路上，除了偶尔碰到个背着粪筐的老大爷，几乎见不着什么行人。每当这个时候，边走边唱是令人心旷神怡的一种享受。当时收音机里常常播放故事影片《怒潮》中的插曲《送别》：“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农友乡亲心里亮，隔山隔水永相望。”那是关贵敏的男声独唱，我喜欢歌中那种人情味和淡淡的哀愁。
从霍各庄到公社有八里地，我和大刘及小朱花上四十分钟就轻轻松松地走到了。
“四清”期间，工作队员每天在各家各户轮流吃“派饭”，并按规定交给社员粮票和现金。那时，北京郊区密云农村老乡的生活并不富裕，白薯面加上榆皮压成的“饸饹”就是很好的款待了。所谓“饸饹”就是用一种底部有漏孔的“饸饹床子”把养麦面、高粱面、白薯面等压成长条，煮着吃的一种食物。
霍各庄方圆十多里最好吃的东西就数塘子公社旁一家小饭铺卖的油饼了。每次到公社开会，回村前，我一定要去小饭铺买上两个油饼。我有一双黑棕色格子的大棉手套，一根军绿色的带子把两只手套连在一起，挂在脖子上，省得丢失。我把两个热腾腾的油饼塞在两个厚厚的棉手巴掌里，再把棉猴罩在手套外面，进村的时候，油饼还是热乎的。我把大林子悄悄叫到西屋，我们俩一人一个油饼吃得又香又快。
有一次，大林子患了严重的感冒，他家没有能力带他去看病，正好我有一些治疗感冒的成药，就给他吃了。但是，工作队长来视察的时候提醒我，工作队员不要把药品送给社员，万一社员病情发生了什么变化，怪罪到工作组给的药品上就说不清楚了。我知道这是经验之谈，就没有再给大林子吃药。但是，看着大林子烧得通红的小脸，我心里很不好过。
大林子是个聪明憨厚的孩子，我很喜欢他，还教他认了一些字。他也跟别的社员一样，叫我老吕，我们像朋友一样。平时，我在社员面前得时时记着自己是工作队员，甚至要装作很老成的样子，像一个真正的老吕，只有和大林子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大渝，轻松自在。
结束了“四清”，我离开霍各庄的时候，大林子哭了，哭得很伤心。
霍各庄的村民由周、邓、宋三个姓氏组成。因为燃料短缺，村民在冬季有个“归房”的风俗。就是一大家子几代人到了冬天就全睡在一间屋子里的一条大炕上。
入冬以后，看着宋桂芝的光棍四哥晚上进到了哥嫂一家的屋子里，我纳闷极了，直至有一天，我在井台边帮二嫂挑水的时候，一位叫周福田的老大爷诚心诚意地邀请我和大刘到他家去“归房”的时候，我才明白了那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自然没有去周福田家“归房”，但我对这种因为贫困而形成的风俗十分理解。
“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初中毕业生宋桂芝也没有去“归房”。我们三人几乎睡了一冬的凉炕。但是，过年之前，我们终于睡上了热炕，热到了我的褥子都被烧糊了的地步。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忙着做豆腐。房东二嫂做豆腐那天晚上，西边的锅灶忙个不停。我睡在西屋的炕头，整夜翻来覆去无法入睡，真正体会到了何为热锅上的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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