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冬和吴晓梅已是高三的学生了。中国第一位芭蕾舞女演员白淑湘是吴晓梅的好朋友，她常常谈起“白姐姐”。吴晓梅酷爱戏剧，在颐和园清冷的空气里，她为我们朗诵了克雷洛夫的寓言《狼和小羊》。那时我们真年轻。
几年后，酷爱音乐的温中甲，经过深造，成了一名颇有造诣的作曲家。吴晓梅在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演过一阵子话剧，现在是北京电视台的编导。功课很好的黄旭光，在六十年代初高考强调阶级出身的年代，可能仅仅因为父亲是位高级知识分子而使高考诸多不顺。经过多年的自强不息，目前，黄旭光已是一位很优秀的中学校长。孙文冬高中毕业后留校当了语文教员，并在“文革”刚一结束就全家移居香港了。
师生们把宋庄人民公社的农田翻了个底朝天，回校以后，学校领导又要求各个班级编排节目，参加东城区的文艺汇演，歌颂“大跃进”的“大好形势”。
在宣传队时，我曾经连唱带跳，外加说相声。当编导，况且，我已被冠以“作文好”的美名，回到班上，同学们自然推举我挑了大梁。
我创作了一个表现下乡生活的雕塑剧，并担任了导演兼效果，我的雷声是用三合板摇晃出来的。在幕后的诗歌联唱中，我还担任了朗诵。班上的同学也都兴致勃勃地当了雕塑，随着后台意气风发的朗诵和歌声摆出了一组组像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那浮雕似的斗志昂扬的群像。我们的演出声情并茂、造型讲究、效果逼真，获得了一等奖。
学生们在蹦蹦跳跳歌颂“大跃进”的“大好形势”，而实际上，白“大跃进”以来，浮夸风、虚假风、共产风盛行。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伤害和摧毁了农业，森林和其他资源也遭到了破坏。特别是吃公共食堂以来，各地已经开始严重缺粮，农民开始闹饥荒，活活饿死人的时情也发生了。
历史往往在远距离的时空中才能看得清晰。近四十年过去了，当我对那场“大跃进”的内幕及其对中华民族造成的危害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之后，我不知该怎么看待自己在那场运动中的一切作为。尽管我只是个十四岁的中学生，尽管我只是数亿个不知就里而又别无选择地被裹挟进那场运动中的一个普通人，尽管“不知者无罪”，但，我毕竟是跟着起了哄，抬了轿子。
罪责自然在始作俑者。但事到临头，平民百姓何以分辨真相？有所分辨又何以自决？在那个不透明的年代，中国人是难做的。
“大跃进”的失败加之随后而来的“反右倾”运动，终于引发了经济大崩溃和三年大饥荒。这三年，被定名为“困难时期”。
不久，城市居民开始实行定量供应。粮食定量一减再减，每人每月半斤油票、二两肉票、一两芝麻酱、半块肥皂、一盒火柴，每年每人十尺布票，就连上厕所的手纸也定量供应了。
关于那场灾难的起因，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直言不讳指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否定了毛主席所说的三条，即政策偏差、苏修逼债和自然灾害。但传达给老百姓的信息却是：因为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苏联利用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暂时困难，单方面撤退了援助中国经济建设项目的专家，并向中国逼债所致。
百年来，遭受列强欺凌的历史导致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苏联这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不义之举，不只激发了成年人的民族情。爱国心。就连我这样十几岁的少年人也有着一种非常悲壮的感觉，就像《义勇军进行曲》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和许多人一样，在每次讨论粮食定量的会议上，我也自愿地把本来就不多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决心分担一些毛主席肩上的重任。
尽管人们愿与国家共度难关的情操是高尚的，但长时间每天只有不到一斤的粮食和几乎没有任何油水的日子却实在难熬。为了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补充一点营养，父母曾带我们去吃过“高级饭馆”。
“高级饭馆”在猪市大街的华侨大厦，每天的供应量很少，要天不亮就去排队拿号才能吃到。由最早来排队的人给大家发号已成为不成文的土规矩。那时一个三级工的月工资还不到三十元人民币，但“高级饭馆”的一盘菜就要五元钱，而且只是鱼香肉丝和古老肉等几样菜式。
一个冬日的星期天，我们全家又去了华侨大厦。才十点半过一点，饭馆还没有开门。虽然我们都冻得哆哩哆嗦地站在寒风里，但我们可不像《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可怜得只有幻觉中香喷喷的烤鹅，因为母亲手里已经握有早晨五点钟就先来排队拿到的号码。我们排在中间靠后一点。
将近十一点，饭馆终于快开门了。这时，大厦门前突然响起了一个女人哭天喊地的声音。那是一个留着短发、面色灰暗的中年妇女。她嚎啕着说，八十岁的母亲从福建来北京看她，明天就要回去了。在临走之前，她想让母亲吃一顿饱饭，谁知道还要排队拿号啊！她发了疯似的哭喊着：“八十岁了！她不会再来了。我就是想让她在走之前吃一顿饱饭呀！”
空气似乎一下子就凝固了，人们都沉默着，心情沉重复杂。我几次冲动想和父母说：“把我们的票让给她吧！”但我最终也没能吐出那豪言壮语。父母的眼神里也流露出同情和犹豫。我想，在场的人们一定都有过和我类似的冲动，但谁都没开口。在那饥馑的年代，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多少年了，我忘不了那个女人绝望的哭喊。不知道那位老母亲是否能熬过那三年“困难时期”？
我的高中同学张德美和郭瑞贞是印尼反华排华时的归国华侨，在北京没有家，都只能住在学校里。张德美担任了班上的英语课代表。
大约一九五九年末，张德美收到了一包寄自海外的生花生。住校生没有炒花生的条件，于是，我自告奋勇地答应帮她拿回家去炒熟了再给他。
我把那包花生倒在一个白脸盆里，再把白脸盆放在了母亲卧室的大立柜顶上，而且，我并没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但是，几天后的傍晚，当我兴冲冲地准备炒花生的时候，从立柜顶上拿下来的却是半盆花生皮。我顿时呆住了。追查结果，花生是被九岁的小弟大谷偷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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