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车来了，他走了。后来有人告诉我，有的男人在二十来岁和四十多岁的年龄段时，相貌一般不会变化很大，所以，我更加认定那个人就是陈永年，只是我已经失去了向他道歉的机会。我可能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
结束了在北京的外景工作，深秋，全体演职人员又前往长影拍摄内景。我们是乘坐摄制组包下的一节车厢去东北的。
乘火车集体远行，令我兴奋不已。母亲是否来送了行，我毫不在意也毫无记忆，似乎我已经十分习惯独自闯世界了。
继《北海划船》那场戏留给我的深刻印象，在长影的摄影棚里，我又一次看到了电影幕后工作人员的辛劳。
长影摄影棚的棚顶，吊着许许多多高照明度的摄影灯。棚里，先后搭起过教室、冯老师的宿舍、新年演出的舞台、杨永丽家和江林家等实景。那些没屋顶的教室、宿舍、小礼堂和院落，都是一夜之间就冒出来的。
在拍摄现场，每当看见置景工人敲敲打打赶工的时候，我总有着一种想和他们说说话的愿望。而他们光埋头干活，几乎不讲话。我在他们身边转来转去，就是不知道怎样使谈话开始。倒是他们先对我开了口，只是每个人说的全是一样的话：“你站得远一点，别碰着你。”
在拍电影的过程中，一些镜头的拍摄手法对我来说也是新奇的。
“六·一”儿童节，五三班中队去中山公园和志愿军叔叔联欢，伴随着《主题歌》，同学们跳起了集体舞。当年北京舞蹈学校的罗雄岩老师担任编舞。当同学们一圈圈的把志愿军叔叔围在中间翩翩起舞时，为了表现变化丰富的队形，拍摄时动用了升降机。后来，在拍摄北京小学《种花》那场戏时，也动用了升降机。那时，我非常羡慕带着架在三角架上的摄影机升到半空的连城伯伯。连城是摄制组里最年长的一位。
不论是拍摄《江林钓鱼》等外景戏，还是在长影的摄影棚里拍内景，都曾铺设过小铁轨。摄影师把摄影机架在轨道的矮平板车上，几个助理推着小车匀速移动，拍出了一个个长长的移动镜头。
当然，由于《祖国的花朵》毕竟是一部非常简单的儿童片，我不可能有机会见到更为复杂的拍摄手段。
进入规定情景，克服在镜头前的紧张和杂念，对小演员来说，得有一个过程。
在长影的摄影棚里，有一场选《小蜜蜂舞》演员的戏。五年级三班的教室里，同学们由中队委高桂云主持，选举参加全校新年晚会的节目《小蜜蜂舞》的演员。舞蹈中的小蜜蜂小妹勤劳美丽，又是主角。杨永丽原以为小妹非己莫属，正洋洋得意，不料，同学们却选举了小队长刘菊扮演小妹，还一致推选杨永丽扮演好吃懒做的小蜜蜂大姐。杨永丽恼羞成怒地说：“我不同意，我不演。”一甩辫子，一气之下离开了教室。这可惹恼了同学们，大家议论纷纷。
那天先拍的是同学们反应的镜头。有一个梁玉章的中景。梁玉章留着小平头，圆圆的脸盘，大大的眼睛，是我们当中个子较矮的男生。他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导演要求他一拍桌子站起来说：“吓！脾气可不小啊！”
第一次实拍时，梁玉章站起来说：“吓！脾气可不小啊！”他把“脾”说成了“牌”，还念成了第四声去声字，听起来是：“吓！派气可不小啊！”由于是同期录音，只得重来一遍。
第二次实拍时，梁玉章一拍桌子站起来又说：“吓！派气可不小啊！”导演叫：“停！再来一遍。”
第三次实拍时，只见梁玉章一拍桌子站起来还说：“吓！派气可不小啊！”等不得导演叫停，我们再也憋不住了，一起哄堂大笑。
梁玉章太紧张了。当然，他最后终于一拍桌子站起来说了一句：“吓！脾气可不小啊！”
接着拍的是杨永丽气得眼泪在眼睛里打转的近景镜头，但扮演杨永丽的张筠英怎么也哭不出来。一个十岁的无忧无虑的孩子，怎么能说哭就哭？那天，由副导演苏里给张筠英说戏。当苏里说得自己的眼泪都在眼睛里打转时，张筠英终于入戏了。实拍时，杨永丽从期待到失望，差点哭了出来，镜头一次成功。
一个好导演对演员的表演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没有经验的小演员。
《祖国的花朵》的电影音乐是作曲家刘炽创作的。影片在一九五五年“六·一”儿童节上映后，由他作曲、乔羽作词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流传至今。影片中两首多声部童声合唱《主题歌》和《种花歌》，也是非常优秀的。
后来，这两位极为杰出的曲、词作者合作的另一部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也被海内外的中国人传唱了四十多年仍未止息。
摄制组的孩子们叫刘炽和乔羽为叔叔，他们比严恭年轻些。
刘炽的家那时住在东单西堂子胡同东口的中央实验歌剧院里，但在《祖国的花朵》摄制期间，他一直和摄制组住在一起。乔羽只是偶尔来一下。
几代人都熟悉《让我们荡起双桨》，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刘炽曾写过两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当年，导演严恭把我和另外几个孩子叫到二楼西南角刘炽叔叔的那间小屋，刘炽把《让我们荡起双桨》两个不同的版本唱给我们听。他的嗓子有点哑，但很有乐感。严恭和刘炽非常认真地征求意见，我们最后一致选中了目前流传下来的这首，理由是“像小孩唱的歌”。后来，我把落选的版本唱给朋友们听时，他们也认为，那旋律很抒情，像是为青年人写的。
参加拍片的十九个孩子，除了扮演和江林打架的外班学生刘小天的陈克然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职业儿童演员以外，其余的都是在校学生。半年拍片结束后，大多数都要考初中了。导演严恭曾经说过，他最大的噩梦是小演员拍完了电影，都跟不上学习进度，毕不了业，考不上中学。
为了不影响学业，摄制组请来了上海的顾老师，帮助我们“半工半读”。后来，我们几乎都考上了第一志愿的学校。
摄制组还请来了第四十中学的柳兰老师当我们的辅导员。没有想到，拍片结束才一年多，在那场荒唐的“反右”运动中，年轻的柳辅导员竟被打成了“右派”。我和摄制组的几个小伙伴对她无限同情，几次想去厂桥看望她，但又顾虑她见到我们会难过，不得不打消了去探望的念头。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柳兰。
与我们一起去长影的，还有张筠英的母亲。张筠英是五个兄妹中最小的，她的母亲大约不放心她离开身边前去东北，所以，导演严恭请她做了家长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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