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的外景地，有“六·一”儿童节听志愿军叔叔讲故事的中山公园、有过少先队队日划船的北海公园、有举行杨永丽和江林人队仪式的颐和园、有江林钓鱼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和拍摄种花那场戏的北京三十七中以及一些街道和民居。
拍电影是个具有挑战性和刺激性的事业。在北海过队日划船的那场戏，按照导演的要求，我们应该把小船划到五龙亭后欢快地上岸。为此，从没划过船的我和小伙伴们一起，虽然苦练了好一阵子，但实拍的那天，风浪大大，小船几乎完全失控，加上已经人秋，穿着单薄夏装的小演员也不胜寒意，工作几乎无法进行。
这时，摄制组里的小伙子，二话不说就脱了衣服，纷纷跳进水里。他们藏在船尾，把仅作出划船状的我们推到了五龙亭边。实拍时，一不留神，露出了船尾的人头，穿帮了，还得重来一遍。
当完成了任务，那些下了水的年轻人上岸时，个个浑身发抖，嘴唇发紫。导演感动不已又忧心忡仲，一个劲地叫他们大口灌“二锅头”。惟有年轻人和小演员们对这种举动，只觉得“真好玩”，个个兴高采烈。
拍摄《祖国的花朵》已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这种非得“团队精神”才能成就一项事业的体验，让人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这一领悟，使我在日后的工作中，特别因身处逆境而作配角时，也能安之若素，认真工作，兴趣浓浓，从不看轻自己。
我在《祖国的花朵》中扮演了刘菊。刘菊家的外景地，选在北京灯市东口演乐胡同六十三号旁门。那所四合院的外院，养着大缸的金鱼，种着大盆的荷花。拍片时，摄制组又搬来了一些小盆的鲜花。
暑假里，刘菊正在家里浇花，小端午顶着正午的太阳，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跑来，拉着刘菊就走。小端午是帮着姐姐、中队长梁惠明送口信，去帮助母亲生病的江林家干活的。扮演小端午的小男孩赵维仁是扮演中队长的赵维勤的亲弟弟。
那段戏的几个镜头虽然在影片中只是一带而过，拍戏的时间也很短暂，但我却自此成了演乐胡同六十三号旁门二十来年的常客。一起拍电影的小伙伴郭言家租赁了后院的三间南屋。
那个小院的房主是王伯母。中国大陆如今家喻户晓的周恩来的扮演者王铁成是王伯母的儿子。王铁成住在后院的北房。那时，王铁成还是个高中生，和我大哥的年纪差不多。郭言姐弟都叫他“哥哥”，我也曾随着叫过一阵“哥哥”。但是，我从小就很不习惯称呼任何人“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的，后来就像对我大哥一样，也直呼其“铁成”大名了。
养鱼、喂鸟、种花、写字、作画、拉二胡、唱京戏……王铁成样样精通。后来，他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以儿童戏为主的儿艺，像王铁成这样的成人演员很难有发挥全面才能的机会。他是自己作“伯乐”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成为一个特型演员，取得了今天扮演周恩来总理的成就。
虽然如今的王铁成已经誉满全国，用流行的话说是个“大腕儿”了，但他还是当年的那个王铁成，我偶尔回国与他联系时，仍是当年的感觉。
参加《祖国的花朵》拍摄的一帮女孩子，后来一窝蜂地报考了早年的“贝满”女中，也就是北京女十二中。我和拍电影时的小伙伴、王铁成的老街坊郭言，初中同班，高中同校，并成为四十多年的挚友直至今天。我永远不会忘记“文革”期间在演乐胡同六十三号旁门那所四合院的里院，我和郭言相互理解和扶持所度过的那些无奈的岁月，我也永远珍惜我们四十多年的友情。
多年以后，提起在北京拍外景的往事，我还总会想起一个人，想起一辆车，并对那人和车都怀有深深的歉意。那个人就是当年摄制组的司机陈永年，那辆车就是他开过的一部崭新的深蓝色的车。
陈永年那时在北京的工作单位是中央电影局，还是电影艺委会，或是别的什么地方，我不甚了然。我只知道他是摄制组里的好司机。
每天出外景时，他开的一辆吉普外加后面拖着的挂斗，装下了所有的孩子。
“万里风雪盖高原，大渡河水浪滔天……”只要一个孩子领唱起《英雄们战胜大渡河》，所有的孩子就会立刻跟上。过门、伴唱、合唱有条不紊。我们常常是古今中外，一曲接一曲，欲罢不能，真是颇具水平的童声合唱。当年在行车中体验到的配合默契的满足感，令我怀恋至今。
陈永年喜欢这群一路欢快一路歌的我们，我们也喜欢司机陈永年，喜欢他的吉普车，还常常会以调侃的方式在合唱间隙合说那首摄制组黑板报上的打油诗：“陈永年，真好汉，吉普车，四轮转，又快又稳又方便。”
陈永年曾客串了《祖国的花朵》里的一个群众演员。那场戏是中队长梁惠明要去江林家帮助他复习功课，碰上江林正和外班学生刘小天滚在胡同里打架，一辆汽车突然拐进来，眼看就要轧到他们了，梁惠明冲了上去大喊：“停住！”汽车戛然刹车。
拍那场戏时，在地上挖了很大的一个坑，老摄影师连城和摄影助理尹志以及摄影机都下到了坑里，镜头朝上。梁惠明挡车前的一个镜头是汽车从大坑上开过去的。这辆车的司机就是陈永年。
来到美国上英文会话课，问到我的美国梦时，我的回答之一是“开车”。就像中国人说他的梦想是喜欢顶风冒雪骑自行车上班一样，那些听者莫名其妙，哈哈大笑，但我自有道理。这是后话。
一九九二年，我有了一辆全新的九二型日本丰田金马利（TOYOTACAMRY）。当我第一次体会到那种爱车如命的心情时，一件近四十年前的憾事，又涌上心头，我又想起了陈永年，想起了那辆深蓝色的全新的车。
北京的外景工作结束后，我们将去长春电影制片厂拍内景。行前，摄制组招待了全体小演员的家长。那天，陈永年开去了一辆全新的深蓝色的大车。小孩子大约全是“人来疯”。活动结束时，我们争先恐后地往大蓝车旁跑，都想第一个上车，但车锁着，窗开着，别人都只好等在那里，惟独我又像消防队长似的兴高采烈地从车窗里爬了进去。对十岁的我来说，那辆车的车窗是够高的。等陈永年找来了副导演苏里，指着被我蹭坏的车漆说着什么的时候，我才知道闯了祸。虽然他们对我没有任何责备，我却懊悔自责了好一阵子。
“文革”年间，忘记了是在哪个公共场所候车的时候，我看见过一个人，很像陈永年，只是一点不见老。那个人也一直在盯着我看。那时，距拍《祖国的花朵》已过了近二十年，我已从一个十岁的孩子长大成人，绝对“面目全非”了。我不能判断那个人是因为曾在电视上见过我而觉得我眼熟，还是有眼力认出了二十年前的我？我真想走上前去问问：“您是不是陈永年？”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一定要对他说：“对不起！小时候，我不应该从您大蓝车的窗子里爬进去。”但我没有过去。在“文革”的逆境中，我几乎断绝了与一切熟人的来往，就算是偶尔碰见了，我也尽量回避。老朋友多年不见，总要嘘寒问暖，可我能说什么呢？说我在“文革”中当了“反革命”，但我是好人？说我正在“走背字”，但我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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