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小叔叔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在青岛的父母曾把他和也尚未成年的三叔叔和姑姑接到青岛念书。他们三个人的食宿和学杂费不是个小数目，但自幼失估的母亲推己及人，不但毫无怨言，每到周末，还总是做了好饭菜，等着他们从学校回来“打牙祭”。特别对最小的小叔叔，母亲更是关心和照顾。多少年来，小叔叔对此没齿不忘，始终敬重如母的长嫂。
九月一日新学年开始时，因为还没有安排好住所，母亲只好让我和二哥跟着小叔叔家在汇文小学住校的堂哥嘎嘎一起，也去汇文住校了。我在汇文只上了四年级，二哥上了高小两年。
父亲曾根据英译本翻译出版了《奥勃洛摩夫》等文学作品，他用的笔名是齐蜀夫。《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同察洛夫的名著。
我和二哥去汇文住校不久，母亲便用父亲的稿费积蓄，买下了交道口南大街马将军胡同甲十八号的小院，从此定居下来。
十三年后，马将军胡同甲十八号，变成了东旺胡同四十三号。“文革”刚开始，就像很多原名“有财”、“富贵”的人改叫了“卫东”、“永红”似的，马将军也给破了“四旧”，取名东旺。那时，曾是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成了“反帝路”，苏联大使馆前的那条路则是“反修路”了。
汇文是北京早年的名校。中学是男校，为北京二十六中的前身，原来在崇文门城根儿下。小学原来在东单盔甲厂。
一九五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前夕，北京兴建了十大建筑，包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中国美术馆、民族文化宫、广播大搂、电报大楼、工人体育场和北京火车站。因为汇文的地皮全部被北京火车站占用，中学便拆迁至龙潭湖附近，小学就此不复存在了。
当年的汇文小学由南、北两个院子组成。男生宿舍在北院，女生宿舍在南院。
我的宿舍紧贴南院的北墙，坐北朝南，在大门的东边。宿舍的房门靠西，迎面靠北墙是一排木板大通铺，并排约安置了十份铺盖，门边有手靠南墙横放了个木制的上下铺，东南角惟一的南窗下紧挨着上下铺横放着一副铺板。我去了之后，在那块铺板旁边又拼上的两块木板便成了我睡觉的地方。南北铺位之间本来就只有一米左右的通道，在东南角加上了我的铺位以后，更窄了。
我在班上住校的同学中年龄算是小的，最大的女生已有十三、四岁了，因为她们已经有了“倒霉”。“倒霉”是她们对月经的称呼。
大女生都住在“新北京”。长大了我才知道，她们说的“新北京”，就是从长安街往西伸展，远远的公主坟、玉泉路、五棵松一带，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几个总部和军区大院都新建在那里，工作区和生活区占了很大的地方。当年，距繁华的西单仅公共汽车三站之遥的复兴门外就已经很荒凉了，与古老的北京城相比，那里确实是“新北京”。
从气质上看，大女生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来北京随军的军队干部子女。其中之一是我们的班长。
大同学并不欺负我，在宿舍里，有时我们还玩得很快乐。有一次吹熄灯号前，我在大通铺上追跑打闹，玩得忘乎所以。为了不被逮到，我从大通铺往上下铺的下床猛跳过去，头部狠狠地碰到了上铺的床帮子，脑袋撞了个大口子，顿时流血不止。乐极生悲，大家都傻了眼。班长找了个平板三轮，同学们前呼后拥，像护送《沙家浜》里的新四军伤病员似的，把没能“轻伤不下火线”的我，送到了同仁医院，剪秃了一块头发，缝了好几针。
第一次离开母亲住校，每个星期只能回家一天，我之所以没有像有些初进幼儿园的孩子一样，杀猪般地哭闹，还能玩得差点“流血牺牲”，只因为我觉得二哥和嘎嘎就近在身边，心理上颇有安全感。其实，我不见得天天都能碰到他们。
离家住校，虽然我在情绪上没有太大的波动，但对“睡觉”则视为畏途，并大吃苦头。
小孩睡觉尿床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我直到十岁左右还偶尔为之。母亲带我去过医院，还让我到马将军胡同斜对过的后圆恩寺庄大夫家针灸了一段时间。后来荣获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的庄则栋，就是庄大夫的儿子。庄则栋长得很像他的父亲。
中国民间讲究哪个器官不健康就以动物的相应器官来食补，诸如肝不好就吃猪肝，胃不好就吃猪肚之类的。推而广之，后来，母亲从别人那里听到一个吃猪尿脖可以治尿床的偏方，为此，让我硬着头皮吃了好几个猪尿脖。这一切，均不见成效。再长大一点，我便不治自愈了。
尿床的孩子去住校，精神上的压力可想而知。汇文的女生宿舍和女厕所之间，隔着一个大操场。大同学告诉我，汇文南院的南围墙外是德国坟地，而南院的女厕所与德国坟地仅一墙之隔。每到晚上就寝前，全宿舍的女生都成群结伙地去上厕所。在那漆黑的夜晚，在那紧邻德国坟地的厕所，我从大同学们那里，听到了一个个关于坟地里闹鬼的民间传说，越听越害怕，越害怕还越想听。另外，班上谁开始有了“倒霉”，也是大女生在厕所的话题，但那时，我还不懂她们说的“倒霉”是什么，问她们，她们就像没听见似的，根本不理我。
在家的时候，母亲每天晚上都要叫我起夜好几次，住校后，一切只能靠自己了。
跟我并排横睡在南窗下的同学，是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跟我年纪差不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叫梁兢宜，她的姐姐梁兢存也在汇文。四十多年前，我还是个八、九岁的孩子，又只在汇文读了一年书，那时的一切人和事几乎都淡忘了，但这姐妹俩却令我至今不忘，只因梁兢宜是我在汇文时“患难与共”的好伙伴。
我刚到汇文当插班生，一切都是怯怯的，这时，梁兢宜悄悄地跟我商量，晚上不管我们俩谁上厕所，都要叫醒对方一起去。她还告诉我，她晚上有时会尿床。不仅因为同病相怜，更因为她一下子就把秘密告诉了我，我们立刻成了好朋友。在总担心晚上尿床的共同心理压力下，在害怕深夜单独一人穿越大操场去德国坟地上厕所的恐惧中，我们的友情令人珍惜。特别在冬夜，两个孩子，再困，彼此也肯为朋友毫无怨言地从热被窝里爬出来，迷迷糊糊、哆哩哆嗦地到刺骨寒风中去“潇洒走一回”的义气更加可贵。
在汇文念完四年级，我便转了学。放暑假的前一天晚上，我和梁兢宜，还有另一个要好的女生，把被子搬到大操场滑梯的平台上，嘀嘀咕咕地话别，几乎一夜没睡。凌晨的露水把被子打得潮乎乎的，很不舒服。我们相约，要永远记住那个露宿的夜晚，更要永远记住彼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梁兢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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