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到河北路以后，有一天午饭时，才两岁多的妹妹大曼失踪了。原来，她拿着个搪瓷小碗和一个铝勺，独自走出大门，并沿着大街一直走了下去。全家大小都慌了。母亲把她找回来以后，孩子们都被好好地教育了一通。
不久，我家搬到了成都道伦敦里。有一天，一个好像刚刚当了新郎格的街坊叔叔，要带我去看电影。我穿着一双方口没横带的胶鞋，生怕鞋子掉下来，使劲儿勾着脚坐在他的自行车大梁上。我突然想起，他带我出去玩的事并没有告诉母亲。看电影要很长时间，家里找不到我又要像上次丢妹妹那样着急了；另外，跟着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到远处去，也使我突然害怕起来。我变了卦，虽然有点不敢向那位叔叔张口。但最终还是坚持回了家。
在我半百的岁月中，许多往日的记忆都是和一些歌曲联系在一起的。
在天津的日子，中国人的抗美援朝，即美国人的“韩战”刚刚开始。当时，作为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我所知道的这场“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是：美帝国主义的“战争贩子”麦克阿瑟将军和南朝鲜的“李承晚匪帮”相勾结，把战火烧到了中朝交界的鸭绿江边，唇亡齿寒，于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便唱着《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去“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了。
那时，年轻人都热血沸腾地报名参军。我有个梳着两条很粗的辫子、姓方的女同学，她十八岁的大姐和她的一群同学走出家门的时候，唱的就是《青年团员之歌》：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
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
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
我永远记住了那群年轻人唱着歌走出家门的画面，我也永远记住了那首后来改名为《共青团员之歌》的歌曲和第一次听到它时的悲壮的感觉。那首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所作的歌曲，也和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作曲的《海港之夜》和《春天来到了我们的战场》一样，在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
《共青团员之歌》后来被选作了中学的音乐教材，直到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破裂后才不被使用了。“文革”期间，这首歌和那些汇编进《外国名歌二百首》中的所有“四旧”一样，被许多插队知识青年传唱。如今，它又成了中国大陆卡拉OK歌厅里的曲目，但已失却了当年那悲壮圣洁的味道。
朝鲜前线在打仗，后方全民总动员，捐献飞机大炮，民族情绪激昂。人们都是真诚的。没有什么首饰的母亲把她的结婚戒指都捐了出去。同学们比着捐献节省下来的早点钱和本来就不多的零花钱。各个班级也展开了竞赛。就连那时的儿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都是针对当年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的。
我曾在老师的带领下到一个联欢舞会上卖花募款，卖的并不是“文革”后上映的朝鲜故事影片《卖花姑娘》里的那种鲜花，而是用纸扎成的小花。我用一个长方形的盘子托着纸花，走到一对对正在翩翩起舞的男女面前，怯怯地请他们买花。我那时不过七岁而已，有些胆小。也许正因为卖花的是个胆小的孩子，人们才格外照顾我的生意。
就在人们慷慨解囊的同时，也有打击不法奸商的活动。按时下的话说，奸商给志愿军提供的是“假冒伪劣”产品：没有消毒的急救包、假药、变质的食品和烂棉花做的冬衣，导致战士伤口化脓、生病、死亡。很多照片，展示了受害战士的惨状。“三反”、“五反”和“镇反”，就是发生在那个时候的运动。
那个年代，人们都把志愿军战士称为“最可爱的人”。学生们与最可爱的人通信成为时尚，其中更有年轻的姑娘嫁给了他们当中的革命残废军人。还经常有志愿军英雄回国到机关。工厂。学校做报告。儿童片《祖国的花朵》就是从跟志愿军叔叔联欢，听志愿军叔叔讲战斗故事开头的。
像任何一场战争一样，朝鲜战争除了伤残者和阵亡者，还会有被俘的。
稍长，我曾听人悄悄告诉我，从朝鲜回来的中国战俘，日子极不好过。我同情他们。去朝鲜的时候，他们可能正像我那个粗辫子同学的大姐一样，是充满了理想的学生，也可能是刚刚分到了土地的年轻农民，在就要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新生活时，他们就如《春天来到了我们的战场》那首歌唱的那样：“命运使我们这样，离别了妻子和田园，坚强地走上战场……”但是，他们没有万幸地凯旋，他们也没有不幸地死去，熬过了战俘营里悲惨屈辱的岁月，当他们有幸地回到祖国的怀抱时，并没有安抚和鼓励，也没有理解和信任，而像“文革”中的“说清楚会”一样，得“交代问题”，数十年来，背负着“战俘”这一沉重的心灵十字架，去面对余生。
在残酷的战争中，个人的命运有时别无选择。如何对待“俘虏”，东、西方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中国人主张“不成功便成仁”，于是就有了歌颂抗日战争时“八女投江”和“狼牙山五壮士跳悬崖”的故事。日本人讲究“武士道精神”，于是就有了无数“剖腹自杀”的事件发生。交换战俘时，有些志愿军战俘之所以选择去台湾作“反共义士”，不仅因为他们身上被刺上了反共的字句，而且也绝不能排除传统的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不要说他们回到中国社会后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实际上连他们自己可能都背上了“愧对江东父老”的心理压力。
战争改变了人们的命运。多少年过去了，不知道我那位方姓同学的大姐如今情况如何？当年和她一起唱着《青年团员之歌》走出家门，奔赴朝鲜战场的那群热血青年的命运怎样？他们是不是都活着回到了中国？
一九五二年暑假，我读完了小学三年级后，举家又迁往北京。
虽然我只在天津住了两年半，但我怀念那里。直到二十五年后的清明节，我去采访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巡回演出的话剧《报童》，才有机会第一次重访天津。
【八 北京汇文学校】
虽然我的祖籍是苏州，但我把北京视为故乡。自一九五二年全家移居北京，到一九八七年我离开中国，北京三十五年的生活，甜酸苦辣，大起大落，留下了我从少年时代到不惑之年的生活轨迹。
出身寒门，靠个人奋斗而成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父亲，学识不错，英文极佳。但“两航”起义归来，在天津民航局，他只是个工会副主席，管管联欢会之类的一个闲差。后来，他调到中国人民银行国外局工作，先后去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和孟买，一走数年。
因为小叔叔和三叔叔已经定居北京，小叔叔还买下了北新桥仁德里一号的四合院，三叔叔也搬到了交道口东大街，住在小叔叔家的大斜对过。为了有个照应，父亲走后，母亲辞去了天津培新幼儿园主任一职，一九五二年暑假，带着孩子们搬到北京。她后来在府学胡同幼儿园和东四五条幼儿园任教。
到北京的时候，我已经八岁半了。
刚到北京，母亲带着从两岁到十五岁的六个孩子暂时挤在小叔叔家的东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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