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搬到内山书店暂避，战事稍平息，即返回寓所。
1933年1月，鲁迅参加宋庆龄、蔡元培所主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举为执行委员，他这时已公开处于和国民党更加短兵相接的地位。5月13日，他亲至德国领事馆投递反抗“法西斯帝”暴行的抗议书。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员杨铨（杏佛）被刺。
这时候，国民党要杀害鲁迅的威胁比任何时候都严重，他已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中，但是他的态度却很镇静，且有牺牲决心，他决定不搬家，也不暂避，照常在家工作和出外走动。当杨杏佛入殓的那一天（按鲁迅日记载为6月20日），国民党又传布了威胁的风声，说就要在这一天暗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其他人，特别是蔡元培和鲁迅，但鲁迅毫不犹豫地到万国殡仪馆去送殓了，并且出门不带钥匙，表示决心牺牲。过了不几天，有一个日本人（鲁迅认为大约是侦探）向他探问杨杏佛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不是，则杨和共产党的关系又如何。鲁迅老实不客气地回答：“杨杏佛不但是共产党员而已，他还是国民党的人呢。可见今天国民党当局，只要是爱国者就是共产党。就都要加以消灭，是确实忠于帝国主义的，你们日本大可以放心！”是年，印出了《两地书》，并出版了《鲁迅自选集》。
在这几年里，鲁迅除了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并领导左联外，还用杂文这种武器，集中火力打击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国联调查团，揭穿了国民党所谓“友邦人士”，原是与日本一伙的强盗（《二心集》：《友邦惊诧论》）。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它的汉奸走狗，其中包括：坚决屠杀中国人民、对日寇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向日本侵略者献“征心策”的胡适；叫中国人民不要反对日寇而去反对苏联的“民族主义文学家”。
揭穿了国际帝国主义者诬蔑苏联，进攻苏联的阴谋。
教育中国人民分清敌友，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我们不再受骗了》）。鲁迅在黑暗与暴力的进击中，坚韧顽强地战斗着，呼啸着前进，而他那无产阶级的英雄性格也锻炼得更为坚强了。此外，他编印刊物，给青年校文稿，翻译介绍苏联文学，提倡大众语、大众艺术，这些都是在封建迫害之下进行的。又加他日常接近的革命志士的失踪和死亡，这自然腐蚀着他的身心健康。
鲁迅本患肺病，到1934年12月14日夜病发，感觉脊肉作痛，盗汗。他的朋友为了他的健康，老早就劝他设法易地疗养，但是他不愿离开多难的祖国。
他说：“时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旧乡，仍不能绝裙径去，野人怀士，小草恋山，亦可哀也！”（给李秉中信）高尔基曾邀请他去苏联住两年，作为私人宾客，他也不愿意去。1935年秋，苏大使馆邀请他去苏联观光，他的中外朋友都希望他去，鲁迅经过长久的考虑：“第一，他以为那时正在迫压最严重，许多敢说敢做的人，都先后消沉，消灭，或者不能公开做他们应做的工作，自己这时还有一支笔可用，不能洁身远去。第二，他自己检讨，对社会人类的贡献，还不值得要友邦如此优待，万一回来之后仍是和未出国前一样的做不出什么，是很对不起的，一定要做出什么来呢，环境是否可能也很难说。第三，照他自己耿介的脾气，旅费之类是自己出最好，自己既然没有这能力，就是给一般造谣者的机会，不是并不一动，就已经说他拿虚布吗？”（许广平《欣慰的记念》）结果仍是没有去。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以为中国需要他，他不能走，没有人应该逃避，必须有人出来坚持战斗。
他曾对冯雪峰说：觉得那么躺着的日子，是会无聊得使自己不像活着的。如真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此和他谈到工作计划时使他的精神振奋，谈到养病计划时就使他不快。果然，他晚年在战斗生活中特别放光辉的日子到来了。
1935年10月，工农红军主力经过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了陕北，鲁迅和茅盾共同拍给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一个庆祝胜利的电报：“中国和人类的未来，都寄托在你们身上。”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自从向东北开始进攻，即迅速占领东北全境，接着又进攻上海，进攻热河、察绥、滦东，中国土地一片一片地沦陷，长此下去，我国领土都将被日寇所吞噬，中国人民大部分要变成亡国奴。
这就根本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情况，同时也改变了中国革命文化战线的形势，抵抗日本侵略已成为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和普遍要求。在日本进攻面前，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相反的，中国共产党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并领导与积极参加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1933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宣言：原在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人民民主自由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停战议和，以便共同抗日。蒋介石的回答是加紧对红军中央根据地的围攻。1934年10月，工农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次年10月，到达陕北。在这期间，由于日寇侵略的深入与蒋介石卖国行为的变本加厉，使民族危机更加严重，共产党乃于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11月28日又发布《抗日十大纲领》，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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