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这些意见，十分宝贵和正确。
同时，鲁迅又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自由大同盟”，这使他立刻就遭到严重的压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在这最紧要关头，鲁迅和中国共产党团结得更加紧密。
当时，鲁迅和党中央负责人之一李立三取得了联系，并有过一次亲切的晤谈；他和年青的共产党员计划出版“左联”的机关杂志，组织年轻翻译家，介绍了苏联的革命文艺理论和苏联作家的文学作品。他率领一批年青战士，和黑暗的反动势力进行着不倦的斗争。在尖锐的复杂的斗争中，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成共产主义者。
1930年5月间，鲁迅由闸北景云里寓居迁移到离那里不远的北四川路底的一所公寓的房子里。九月间，上海的文艺界的同志们为庆祝他50寿辰，同时也为了庆祝革命文学运动新获得的胜利，9月17日下午，在当时“法租界”一家荷兰菜馆里，举行了一个不大的庆祝会。鲁迅十分高兴地参加了。这是一个秘密集会，大家陆续来到这家菜馆的小花园里。鲁迅和许广平抱着刚满周岁的爱子海婴，不断地向走进园子里的人致意。他的脸上露出柔和的笑容，眼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些人中间，不但有革命作家，还有革命的美术家、演员、新闻记者、教授、学生、红军的代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报纸编辑。会场内热烈的气氛和会场外的紧张空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庆祝着鲁迅最可宝贵的50年的生活，祝他身体健康，更多地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努力工作。鲁迅这天的谈话兴致很高，他从自己的青年时代谈到了去日本留学，后弃医从文到最初的文学活动，谈到了世界的进步文学及自己的工作计划等等。庆祝会最终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
1931年1月，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冯铿等5个革命作家在上海被捕。2月7日夜，这5个人连同其他十几个革命者，在国民党政府的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杀害了！鲁迅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寓所，到附近的黄陆路花园庄暂避。反动派造谣，说他被捕了。
这使得痛恨鲁迅的人十分快意，使得热爱鲁迅的人十分担心，不断来信，发电报询问。
鲁迅深深感到自己失掉了年青的战友，中国失掉了英勇的青年战士，在悲愤中，他提笔写下了沉痛的诗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在那时的中国，对于革命文学的压迫和封锁，真是比罐头还要严密。革命作家被暗中杀害了，而在当时的报纸上，却不准透露一点消息。“左联”为了纪念牺牲了的同志，在极端秘密的条件下，出版了一期《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鲁迅在这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的杂文，对于国民党刽子手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写道：“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下了第一篇文章。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此外，鲁迅又写了一篇《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委托当时在中国的国际友人，著名的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女士译成英文，寄到美国的进步刊物《新群众》上发表，向全世界广大人士，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的血腥统治，和屠杀革命作家的暴行。
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暴行引起了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作家的愤怒，“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向全世界作家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中国革命作家宣言》，向全世界人民，揭露了国际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政策，号召全世界一切革命文学家和艺术家以及全世界人民，起来共同抗议国民党对于中国左翼作家的迫害。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运动并不是孤立的，它们受到全世界进步力量的支持。
1931年的秋天，“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但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日本帝国主义梦想用武力征服中国，妄图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显得更加露骨了。国民党反动派甘心在国际上充当帝国主义反苏反共的走卒；对内加紧对于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对于红色政权区域进行多次“围剿”，结果，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深入进来了。
为了掩饰国际帝国主义者的狰狞面目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不抵抗主义的卑怯无耻，“民族主义文学家”，在这时也更活跃了。鲁迅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中指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是一定豢养一批流氓的。这一批流氓，在帝国主义者的眼中，则是最重的奴才，最有用的鹰犬，能够为主子尽着镇压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任务。“民族主义文学家”就正是这样的帝国主义的宠犬。”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又在上海响了起来，鲁迅的寓所，“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给许寿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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