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0月，鲁迅又写了两个短篇：《头发的故事》和《风波》。
《头发的故事》的主题中心思想是在反映辛亥革命的失败。作者通过小说中那位N先生的意见，评价了辛亥革命，同时也讽刺了当时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鲁迅对于辛亥革命是抱有很大的希望的，而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他带来了失望，他的痛苦也是很深的。
在这篇小说里的N先生对于往事的追怀，他的悲愤，他的感慨，他的惋惜，即所谓“精神上的丝缕”，不是没有联系的。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一开头，便曾写道：
“我在年青的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记，这不能全忘却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风波》里面所描写的历史背景是1917年的张勋复辟事件。作者借着张勋复辟这件事在当时农村中所引起的风波，揭露了黑暗反动势力蠢蠢欲动的姿态。但是，张勋复辟很快就失败了，皇帝并没有坐龙庭。这是一篇在艺术形式上非常完整的短篇小说，作者用简洁、明快的手法，不但描绘出农村的自然景色，也刻画出了淳朴的农民的性格：善良、忠厚，使人们发生了无限的同情，但是，他们还没有觉醒起来，暂时仍处在黑暗反动势力欺凌和压迫之下，却又是令人愤慨和惋惜的。
接着这两篇小说之后，鲁迅又创作了短篇小说《故乡》。
作者用回忆的抒情的笔调，写下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村景象，和农民的生活命运。鲁迅描写了那永远令人难忘的农民的闰土形象，闰土的命运就是当时千百万农民的共同命运。在这篇充满了抒情意味的小说中，作者表达了生活在困苦中的农民的愿望，实际上也就是作者自己的愿望。这篇小说的创作手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作者从现实情况出发，来描写生活和刻画农民的逼真的形象，令人读来栩栩如生。
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一天天高涨。国内的封建势力和国际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勾结起来，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凶猛的反攻，而且逐渐地凶恶起来。鲁迅率领着文化战线上的一群青年战士，和敌人展开了尖锐的激烈的斗争。
文化战线上的一切反动派，也和他们的政治上的主人一样，是彻头彻尾反人民的。他们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利益的维护者，是他们的代言人。虽然他们都自打着不同的旗号。但他们的实质上是反人民的，是新文化运动的死敌。
其中复古主义的“国粹派”，他们是顽固的旧制度的维护者。他们的目的是要大家都来做旧制度的奴隶。他们认为，凡是古代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新事物和新思想是洪水猛兽，必须加以排斥。他们教育青年说，一切已经死去的腐朽的教条是祖传的精华和宝贝，是“国粹”。
鲁迅首先起来驳斥了他们的这种谬论。他指出：“国粹”就是这些先生们认为的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也就是一些特别的东西。鲁迅用“脸上的瘤”，来形容他们所说的“国粹”，“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他又说：“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
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与“国粹主义”如出一辙的反动顽固派是“二重思想”鼓吹者。他们看到单靠“国粹”是不能挽救封建统治阶级的灭亡的，想必须加上点洋玩意，方可苟延残喘。但外来的势力太大了，既无力量抵抗，又不肯完全接受，于是他们徘徊在两者之间，终究走回了过去的老路。
鲁迅严厉地批判这种“二重思想”：“其实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即使一头牛，连生命都牺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榨乳。何况一个人先须自己活着，又要驼了前辈先生活着的时候，又须恭听前辈先生的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鲁迅讥讽道：“世界虽然不小，但徬徨的人种，是终究寻不出位置的。”
“国粹主义”和“二重思想”使当时的社会乌烟瘴气，莫名其妙地出现“哲学算命”、“科学扶乩”
等怪现象。这一切，都是当时鲁迅杂文里所攻击的现象。
从进化论的观点看来，鲁迅把希望全部寄托在青年身上。他认为在这古老的腐朽的封建社会里，只有他们才是这一片荒凉的废墟上唯一的新生幼芽。因为鲁迅十分确信将来总是会比现在好的，青年人总是胜过老年人的。让老的让开道，让新的欢天喜地走向壮阔的路，让新的替代旧的。后来的人超越自己的祖先，一代一代产生新的人，新的社会——虽然当时鲁迅还不能够确定它是怎样的一个社会——总是要到来的，目前的暂时的黑暗是无足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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