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打破沉默，领导新文化
《狂人日记》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在鲁迅的心中已经酝酿很久，但直接引起他要把一个“狂人”作为模特来写一篇小说，则是当时一件新发生的事。当时鲁迅写作的目的，想从一个患有“迫害狂”的病人那里发生的简单的事件，“发生开去”，把“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并且“设法”加以疗治。
在这篇小说里，鲁迅通过对一个“狂人”的描写，把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家族制度和礼教的毒害，赤裸裸地揭露出来，借着小说里的“狂人”的嘴，对于封建家族制度的历史传统加以攻击说：在这历史上，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从字缝里却可以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篇小说给读者展开了一幅图画：在封建等级制度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鲜血淋淋的“吃人”的关系，不是什么表面上说得好听的“仁义道德”。而这个“吃人”的关系，到处普遍地存在着，不但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同样，就是在封建社会里的封建家庭中也是存在着的。封建统治者可以从旧的礼教制度中找出堂皇的理由，作为他们吃人的“理论”根据，“易子而食”，“食肉寝皮”，那是古已有之的惯例，不能算作一种罪恶，而是一件平平常常的，甚至于应该有的事情。就是这一班吃人的人，却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吃，不敢直接下手，总是鬼祟祟地想法子来遮掩他们的丑态；因为直接下手，怕有祸祟，于是大家连络起来，布满了罗网，逼着被吃者自杀，这样，他们既没有杀人的罪名，又达到了目的，偿了心愿。在这样吃人的人们中间，他们自己也不是平安无事的，他们彼此互相戒备，自己想去吃人，却又怕被别人吃掉，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而他们却又至死也不肯去掉这吃人的心思。
“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声遮掩”的人肉筵席，在中国已经摆得很久了，“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鲁迅用他的伟大的讽刺的画笔第一次给它勾出了一个鲜明的轮廓。
作者借着“狂人”的嘴责问道：“吃人的事，对么？”
“这等事问他什么。不，”封建制度的维护者想含糊过去。
“不对？为何要吃？”
“没有的事，”封建制度的维护者想抵赖过去。
“没有的事？狼子村现在还吃；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崭新！？”
“有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封建制度维护者理屈词穷了。
“从来如此，便对么？”
“这一个从来如此”，正是《狂人日记》的作者所要反对的。
这是一幅精心构思的伟大讽刺画；是鲁迅向封建社会进行战斗的纲领。它反映了在“五四”前夕，人民不堪封建压迫的觉醒过程，一种潜藏的革命情绪，一种强烈的战斗意志及彻底的反封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才是他创作生活的真正开始，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鲁迅建立了现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革命传统，并奠立了它的最初的基石。在这篇小说里，鲁迅用高度的现实主义的概括的手法，描绘出了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吃人的本质。他通过对于“狂人”的描写，深刻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痛恨。同时，为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这种思想武器、文艺武器。不可否认，在这一篇现实主义的作品里，也充满着浓厚的浪漫主义的气息。这样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是一切伟大的作家的共同特色。一方面，鲁迅受俄罗斯的伟大讽刺作家果戈理的浪漫主义情调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这篇作品里，鲁迅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和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结合得更密切，理想更明确，这是他的特色。
随着时间、环境、条件的不同，鲁迅的生活，思想有了一种新的发展。若说以前是准备工作、酝酿工作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鲁迅的生活和思想就要开出丰富多彩的花了，时代的条件已经具备，他可以真正实现他那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的宿愿了。同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些随感，这便是鲁迅最初的杂文，这样，鲁迅又使用了另一个武器，并成为他终生的战斗武器。鲁迅认为更及时的、更迫切的需要的，更能发挥战斗作用的武器，就是那在黑暗中时时闪烁着战斗光芒的匕首式的杂文。
杂文这一种文体，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被广泛地采用着，特别是用它作为对敌斗争的武器，这首先是由鲁迅开始的；并且也是因为有了像鲁迅这样的作家，它才在很短的期间，达到辉煌的艺术成就。正如鲁迅所说：这种文体，在美国式的《文学概论》里是查不到的。他写作这些杂文时，也没有打算把它放进什么“艺术之宫”或学术殿堂里去。随感随写，不拘形式，针对敌人要害，给以致命的一击，决不无的放矢，虚耗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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