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在各方面都逐渐显露出来。许多投机分子混进了革命阵营，一跃而为新贵，攀折革命的花木，采摘革命的果实；这块刚刚挂起的“民国”招牌，不等到涂饰的新漆脱落，它的旧相就显露出来了。一些真正的革命志士反而遭到了猜忌和暗害。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陶焕卿，在南京的一家医院的病床上，被上海都督陈其美暗杀了。
在教育部里，鲁迅几乎无事可做。于是，他就利用这时间抄书。他从当时国内藏书最为丰富的南京蟠龙的国学图书馆借来《沈下贤文集》，抄出了其中的《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等篇，这些后来都编入他所辑录的唐宋短篇小说集《唐宋传奇集》里。
有时，鲁迅也偶尔和他的旧时的同学，出去探访一下过去驻防旗营的遗址，它已经成为一片瓦砾了，剩下的几间破屋，门窗也都残缺不全，情形十分凄凉。
1912年5月，在临时政府从南京迁往北京时，鲁迅也随教育部一同北上了。
临时政府的北迁，表示着刚刚夺取政权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他们面对着革命的敌人妥协投降了。
袁世凯对于这次革命本来就是没有诚意的。他有帝国主义撑腰，因而一个筋头从清朝政府的北洋大臣，变成了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在“五色共和”的旗子下面，加紧向革命势力进攻。他在暗中密密布置爪牙，准备消灭当时的一切进步势力。“莫谈国事”的纸条贴满了北京的茶馆、酒楼、客栈。人民遭受残酷的压迫，到处充满了杀机。鲁迅在北京的这几年里，所看到的是如何“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袁世凯对革命者及其党人，杀，杀，杀，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
鲁迅到了北京后，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内的绍兴会馆。教育总长蔡元培就职后，即竭力提倡“以美育代宗教”。他知道鲁迅研究美术和教育，富有心得，所以请他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又被任命为佥事。鲁迅在这样的环境里，无所作为，所以他仍旧抄书。在这“官场”及会馆里，鲁迅碰到不少找他办事、借钱、请求“旌表”的人。对于这些，他实在是不欢迎。鲁迅就在这不安定的生活环境里，陆续抄写并且校勘了许多中国古代的典籍：更有系统地辑录了散在各种“类书”中间的唐以前的古小说；六朝时代大诗人稽康的诗文集也是在这时开始校寻的。
此外，鲁迅又翻译了一些关于论述儿童教育和美术教育问题的文章，但是他的更多的时间，却是用在研究佛经和收集碑拓片上面。那出售旧书和碑帖拓片的地方——琉璃厂，差不多每隔几天，他就要跑去一次。
鲁迅研究佛经，只是把它当作人类思想史上的材料来看待，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来研究的。从进化论的观点看来，他认为历史上那一种佛教的精神是已经过去了的东西，它是永远不会复活起来的，而人类的进化则是无穷的。鲁迅研究碑帖拓片，也有他自己的独创的见解，过去一般人的研究，向来都把注意力放在文字上面，对于拓片上的图画，很少留意，而鲁迅却在这上面花了许多工夫。鲁迅认为可以从中看出古代人民生活，是价值很高的古代艺术作品。
过了4年，鲁迅从原来的叫藤花馆的地方移居到会馆内的另一个叫补树书屋的小院子里。鲁迅继续他的辑录、收集、研究工作。但他对于现在的生活越觉不满了。
鲁迅感到特别寂寞。他认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生活使鲁迅和人民隔开了，而他却深深地关心着人民的命运。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而他对于这次革命曾经抱着很大的希望。他是要寻求一条出路的，可是出路又在哪里呢？这寂寞难以忍耐，不可驱除；这寂寞使他感到悲愤，可当他冷静地看看四周，他却感到仅仅愤懑是没有用的；经验催促他，使他自己不断地、深刻地反省着。
然而，时代并没有忘记鲁迅，它殷勤而又关切地召唤着他。
有一天发生的事情，使鲁迅又拿起了他的武器——笔。并于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5号上，发表了第一篇用白话写的小说——《狂人日记》。并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这天，鲁迅正在抄古碑，一个老朋友走来了，他将手提的大皮包向桌上一放，脱下长衫，对面坐下来，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地跳动。这人就是当时正在参加编辑《新青年》杂志的钱玄同。
“你抄这些有什么用？”他翻开鲁迅的古碑抄本问道。
“没有什么用。”鲁迅回答说。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一点文章……”
鲁迅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那时正在办《新青年》杂志，正竭力地寻求友军。于是，鲁迅便说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
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之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灭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煞的。这也给鲁迅重新点燃了希望，希望在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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