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东渡扶桑
1902年，鲁迅22岁时，江南督练公所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鲁迅被选派。该年四月，鲁迅与三位同学和江南陆师学堂的总办俞明震乘船东渡去了日本。到了日本，鲁迅先在东京弘文书院补习日文。他所在的班称为“江南班”，共有中国留学生十多个，他们都准备在学好日文之后，再分别学其他的专业。
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大多聚集在东京。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在花下就时常出现一些中国的留学生，他们头顶上盘着大辫子，把制服的帽子顶得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这样散了辫子，盘得平平的，除下帽子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显得标致，很引起鲁迅的反感。鲁迅就跟他们完全不同，他到了东京之后，不久就毅然把辫子剪掉了，成为“江南班”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人。在东京，有一个中国留学生会馆。那里有卖新出的书报的门房，鲁迅有时也去那儿光顾，有时还会进里面坐一坐。一到傍晚时分，就有一间地板经常咚咚直响，弄得满屋都是烟尘，有些知内情的人说，这是留学生们在那里学跳舞。
鲁迅初到东京时是比较寂寞的，他就用读书来消除寂寞。《天演论》、《群学肄言》、《茶花女遗事》等，都是他爱读的书。此外，鲁迅又浏览了当时被翻译过来的一些其他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他浏览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但鲁迅并不满足于书本上的知识，现实的社会问题对他来说则更富吸引力。许寿裳是鲁迅在东京新认识的朋友，他们俩凑在一起就会谈一谈人性，谈谈国民的缺点以及它的病根，以及如何去改造“国民性”的问题。
在东京，鲁迅也时常参加一些公共集会。在集会上，他对于那些无政府主义的投机政客的一些言行，特别感到厌恶。有一次，鲁迅看见一个头包白纱布，用无锡腔调讲演反清的青年，他讲得真是激昂慷慨，似乎令人有点肃然起敬，可是到后来却越讲越不行了。
当这位青年自以为很得意地说到“我在这里骂老太婆（指清政府中顽固派首领慈禧太后），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的时候，听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认为他是在打诨，接着便纷纷地走散了。这一个很恶劣的印象，在鲁迅的记忆里保持了一个很长久的时间。
当时，在鲁迅心目中的真正革命者是孙中山和章太炎。
孙中山的革命民主派影响了东京，新生的革命力量生长起来。一九〇三年，章太炎、陶成章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光复会，由江苏、浙江籍留日学生为基础，鲁迅后来也成为它的会员。孙中山、章太炎等人之所以是鲁迅认可的革命者，因为他们指出，留学青年们不能忘记祖国的灾难，要推翻当朝的腐朽的清政府，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才能将中国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
当时，浙江省的留日学生所出版的刊物是《浙江潮》，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是这个刊物的编者之一，后来，鲁迅也成为《浙江潮》的经常的撰稿人。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最早的关于文学和科学译著，显示了他的文学才能和他那有特色的爱国主义。在他译述的《期巴达之魂》一文中，鲁迅向那些因抵抗外来侵略者而英勇牺牲的战士们，表示了他的极大的尊敬，他写道：“巍巍乎温泉之峡，地球不灭，则终存此斯巴达武士之魂；”他还特地赞扬了那些年青的斥责她的丈夫生还的妇女，用以鼓劲当时的中国青年：“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鲁迅特别赞扬斯巴达人尚武精神的用意很明显，就是为了表达他对外来侵略的反抗情绪。
在给《浙江潮》的撰稿中，鲁迅还热心于介绍自然科学。他译述了《说鈤》，是一篇介绍发现镭的经过的科学论文；此外，还译述了科学小说《日界旅行》和《地底旅行》，还有一篇科学论文《中国地质略论》。与此同时，鲁迅和友人颜琅台编了《中国矿产志》，论述了当时中国地质和矿产分布情况。
鲁迅认为，科学与爱国是紧密相联的，科学可以唤起人民的爱国热忱，也可以找到爱国的途径。鲁迅这种爱国方式是与别人不同的，别的留学生的活动大都偏重政治，而他把重点放在了科学上。自然科学和社会改造的事业，在那时的鲁迅的思想里最初地发生了联系，这可以算是鲁迅的对于科学和文学的最初的观点。
在东京弘文书院学了两年多日文，鲁迅选择了医学作为下一步学习的主攻方向。1904年秋天，鲁迅离开东京，来到了那个僻静的镇市——仙台。
鲁迅选择学医的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因为父亲的死。他的父亲就是被那些“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庸医所耽误，这件事引起了他对于被骗的病人和病人家族的同情。其二，当时，中国也就是因为落后和无知才被外国侵略者肆意欺凌和摧残。这是鲁迅所亲身感受到的，也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他打算学成后回国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耽误的病人，或是在战争时候当军医。鲁迅又从当时被翻译过来的外国历史教科书的一些片段，知道日本的发达是与西方的医学有关的，他希望能用医学把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从昏暗愚昧的落后状态中拯救出来，用科学促进祖国的独立和富强，用科学来反对保守和迷信，并为人民创造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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