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李介甫家有生意做，又有田地收租，属于富有，解放后被列为地主阶级，要受清算，所有的财物全被充公，家中变得一无所有。李兆基除了急需汇款回乡作为安家费用之外，还要为父亲缴纳罚款作为赔偿代罪等用。
李兆基在香港赚到的第一桶金，正好解家中燃眉之刍
二 驰骋金融 发展贸易
（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七年）
中国大陆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了之后，大量的人口不停涌到香港来。
十月十三日，广州市民实行紧急大疏散，一天之内就有数十架民航飞机抵港。
从陆路经深圳，从水路经澳门而抵香港的，更是不计其数。
一九五零年一月六日，英国就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主动提出了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要求。
对英国此项建议，中国于同月九日复电，表示愿意接受和合作。
于是，香港中环商贾云集的食肆，诸如金城茶楼。得云茶楼、高陞茶楼、莲香茶楼、大同酒家、陆羽茶室等，都聚合了一群群自各地来港发展的金融界人士，其中也包括何贤、冯景禧等，他们都不住交头接耳，谈时论政。
得出的意见相当一致，那就是香港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为她将是中国大陆与海外全球沟通的一个要塞孔道。
有一日金城银行的杨造英副总经理跟李兆基在得云茶楼茶叙，告诉了他一项相当有用的数据。
杨造英说：
“对一九五二年的展望，香港产品的外销会激增，估计能达到六亿或六亿元以上。”
李兆基立即心算，得出了一个对他相当吸引的数字。
如果香港产品在来年外销超逾六亿港元的话，那就占了香港全部输出货品总值百分之二十。这个剧增的比例明显地标志着香港已由从前转口港地位，转变为贸易和制造中心。
李兆基知道金城银行的业务以辅助商贾从事进出口贸易和支援工厂制造贷款为主，杨造英的这个说法是有现成业务数据为推论基础的。
广东俗语所谓：“执输行头惨过败家。”李兆基火速把握机会，请求杨造英给予他银行贷款支持，让他在制造业和进出口贸易上一展拳脚。
杨造英一口答应，不但因为银行的钱要找出路，而且是要找稳当而正确的出路。
他对于李兆基商业触觉的敏锐和数字计算的精确，相当的佩服。有这种条件的商人，无疑是银行寻找的理想业务对象。
于是李兆基立即从五金行业着手，同时从事营运出入口贸易。
又因李兆基跟澳门的兄长李兆麟保持密切联络，无意中物色了出入口贸易的一个好助手萧经岳。
真是人夹人缘，李兆基跟萧经岳很合得来，再严谨一点的说法是，李兆基从没有视对方为雇员，只以朋友之礼相待，以拍档之情相处。萧经岳呢，对李兆基彻头彻尾的喜欢与敬佩。
三 进军地产 成立永业
（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
解放之后，香港人口激增，工商业日益发达。一九五四年政府公布：全港经营登记的工厂共有二千四百九十四家，属下工人十一万多，未曾登记的工厂工人，数目逾十万，增幅较去年接近一倍。
这些工人都是年轻的、朝气勃勃的，等候着适当时机就成家立室的，跟他们的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就是房屋问题。
两年前政府的第一个廉租屋村在北角模范村建成，得以入住的人高兴得犹甚于中了马票，而实际上规模相当的廉租屋村在供求方面，还是有一大段的距离。
李兆基并不认为政府关照市民居住问题的步伐能赶得上民生的迫切需要。
有目共睹的先例，在一九五三年的圣诞夜，深水埗石硖尾发生冲天大火灾，焚毁木屋七千多间，导致六万人无家可归，港府才锐意拨款港币一千六百万元，在灾区原址建筑“H”型的多层“徙置”大厦，安置无家可归的灾民。
是非到了有燃眉之急，港府才开始积极研究推行房屋徙置的计划。
为此，李兆基非常肯定香港目前最有需求的制成品应该是楼宇无疑。
成功生意在于满足市场需求。
成功生意也在于少受时局影响。
比起任何一种金融工具来，房屋始终是可以捉住抓牢、实斧实凿地存在的东西，不容易在转瞬之间就灰飞烟灭。
再说，李兆基满怀信心地想：
“归宿是人人的渴求，有瓦遮头是家家户户的愿望。”
于是，他坚定意志，向房地产进军。
自然，要走好这条路，最大的问题是资金。
发展房地产，与黄金买卖、汇兑及出入口贸易比较，前者的投资需要有一个起码面庞大的资金，不同于后者，可以丰俭由人，多少随意。
李兆基手上的资金从事别的生意已游刃有余，但拿来买地建筑，就未免有点捉襟见肘了。
然而，有志者事竟成，因为只要有心，机会就在你左右。
李兆基平日惯于在中环夏蕙餐厅与一班商贾行家午膳茶叙，交流市场资料，研究投资机会，讨论时事政情。
自从他把地产生意摆在心上之后，就留意到原来同道中人者众。
首先是老早已认识的冯景禧，他对崭新的投资概念一律欢迎，只要有生意可做，就雀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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