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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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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五

  《蔡文姬》开演时,沫若请周恩来去观看演出。回想在重庆时期沫若每写一出历史剧,恩来都要仔细地阅读,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因此不论现在作为总理的他有多么忙,也得把他邀来观看演出。恩来自然欣然接受,看完戏之后他仍象以前一样,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最后一场文姬穿大红色的袍子,就是他的建议。第二幕演完,台上紫红色的帷幕在徐徐合拢,凄楚动人的伴唱勾魂摄魄:

  愁为子呵日无光辉,

  焉得羽翼呵将汝归?

  一步一远呵足难移,

  魂消影绝呵恩爱遗。

  肝肠搅刺呵人莫我知。

  沫若习惯地用手撑着额头,一动也不动,他不愿让人们看到自己因流泪而发红的眼睛,他只想独自在沉默中来回味这“肝肠搅刺”的痛楚。第三幕开始了,文姬在道白:“我一听见小孩儿的声音,就好象他们的声音。我一看见别人的小孩儿,就好象他们来到了我的眼前。”沫若的泪珠儿一个劲地沿着腮帮往下滴。他轻声对身旁的曹禺说:“《蔡文姬》我是用心血写出来的,因为蔡文姬就是我。”全剧终场之后,他快步跑上台去和扮演文姬的朱琳握手、拥抱,连声说:“谢谢你,太谢谢你了。你跟我想象中的文姬的相貌与气质太相象,你让文姬活过来了。”他们激动的泪水融汇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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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禺:《郭老给予我们的教育》,《人民戏剧》1978年第7期。

  不仅《蔡文姬》的剧本就象投向史学界湖面的一块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而且沫若在三月间写成的历史论文《替曹操翻案》,更在史学界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与深入的讨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羊城晚报》等报刊纷纷发表赞同与反对的文章,一场热烈的争论由此而起。沫若并不怯战,他在稍后几天所作的《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除了论述有关历史研究的方向问题,打破王朝体系问题,史料、史据和历史学的关系问题,还专门谈到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他主张:“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根据这样的原则,我认为历史上有不少人物是应该肯定的。但其中有些人还受到歪曲,应该替他们翻案。殷纣王、秦始皇和最近正在讨论的曹操,都是。”六七月间,沫若离开北京往安阳、郑州、洛阳、三门峡、西安、太原等地参观,古代奴隶殉葬制度的残酷,武则天捐助脂粉钱修造的大奉先寺石窟的壮观,新时代人民修筑的三门峡水库气魄的雄伟,均一一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位年近古稀的史学家、诗人和剧作家,决定加紧利用今后有限的岁月,走遍天涯,实地察访祖国建设的新貌,以培养文学创作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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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沫若文集》第17卷。

  这年盛暑季节,沫若又来到北戴河度假。他最喜爱躺在沙滩上沐浴着阳光,湛蓝的大海和在空中翩跹的海燕会引起他无限的遐思。有一次,天气不好,刮着五六级的大风,沫若在海边遇到了曹禺,可是一转眼就不见了他的踪影,极目远望,只见在小山一般的层层海浪中,有一个人在努力向前游动。沫若急环了,拼命地挥手,大声呼喊着曹禺的名字,要他快回来。大风吹乱了沫若的头发,撕扯着他的衣襟,好象要把他卷走似的,使他的声音一下就消失在风呼海啸中,但他还在声嘶力竭地喊叫着,直到曹禺转回岸边。他一边用大毛巾帮曹禺快快拭干身体,一边激动地责备道:象这样的坏天气绝不该冒险下水。曹禺心中热乎乎的,直觉得对不住这位兄长,害他着急到如此地步。又有一次,沫若也在海滨晒太阳,遇到了傅钟、聂荣臻等人,相互勉励要加紧锻炼身体,抢出点时间多做点工作,沫若随口笑谈道:“古人言:‘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今天反其意而用之吧:郭老头,六十七,再努力,来得及。”大家听罢都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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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曹禺:《沉痛的追悼》,《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据傅钟:《火一样的生命》,《解放军文艺》1978年第7期。

  五十三

  洛阳龙门大奉先寺石窟的游览,萌发了沫若创作历史剧《武则天》的动机。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以来,这位历史上颇有争议、又享有名望的女皇帝的形象,常常盘桓在他脑海中,强烈的创作冲动迫使他一边查看《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全唐诗》、《唐文粹》、《唐诗记事》等历史典籍,一边构思剧情与安排人物。为了与现有的同类题材的戏作比较,以求有所区别,他还找了已故剧作家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来阅读、研究,逐渐形成他自己特有的认识与构思。

  在对主人公武则天的认识、评价方面,沫若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前人都爱说武后淫荡,其实是不可尽信的。她向来对子女管教相当严,倘若她自己还在逾闲荡检,又怎么可能来管教小辈和驾驭臣下呢?武后是否象有些史料所说的那样专权、骄横、好杀人呢?沫若认为这位出身寒微的女皇,是比较能够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的。她对一些弱小人物,即使他们反对过她,也能宽厚待之,而对那些有野心、反对均田制的豪门望族,她确实进行过坚决的斗争,毫不手软。沫若根据武后在位五十多年间不曾有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个事实,同时又具体研究了她的一些政治措施,然后确定这位女皇是维护均田制的,她制定的制度与措施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由她执掌政权,天下富庶,治业和文化都得到相当的发展,也就是说她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向前推进了一步,并为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的政权抑制兼并,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因而能够巩固。反对武后政权的,如徐敬业发动的扬州叛乱,当然不得民心,终究没有好下场。

  为此沫若否定了有成见的史学家们认为武后每每有暗害高宗的意思,也否定了把太子贤之死归罪于武后的看法,他根据自己的分析推断,把罪责算到裴炎头上去了。他认为充分肯定武后,实际就是肯定了高宗的功绩,因为是他发现了武后,并给予她充分的信任,从而发挥了她的才能。从这个角度来看,高宗的识人与用人有他过人之处,因此沫若决心在剧本中让高宗采取自我批判的形式,有意把他抬高。

  在设计人物关系时,沫若决定着重刻画上官婉儿这个形象,通过武后对她的重用,对她母女俩的感化来突出武后公正秉直、不念私仇、用人唯才的高贵品格。上官婉儿对于唐文化的高涨大有贡献,这是为一般人公认的,但为她设计了复杂的心理转变过程,让她由仇视武后转到衷心拥护并尽可能地辅佐武后,这却是沫若的匠心。在考虑上官婉儿这位年少的才女特有的语言与性格时,许多为沫若所喜爱的少年朋友的形象,不时浮现在脑海中,他感到一千多年前的上官婉儿似乎又复活过来了,呼之欲出,恍如眼前,他对她是那么的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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