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弧之辰的晚上，天官府七号红烛高烧，“亲朋”满座，文化界人士在这里聚餐为郭沫若祝寿。酒席计十桌，屋小人多，以致连露天的走廊上也摆了四桌。大家猜拳敬酒，好不热闹。席间，梅贻琦带着酒意说了个笑话，老舍一口气唱了三段京戏，唱的是龚（云甫）派老旦，逗得众人乐淘淘，沫若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十一月十六日这天，延安、桂林、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地也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延安文艺界在文化俱乐部集会，何凯丰、周扬、丁玲、艾思奇、萧三等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致电郭沫若表示祝贺。吕骥特将《凤凰涅槃》谱成大合唱，由鲁迅艺术学院学生集体演出。桂林文化界举行了纪念茶会和祝寿晚会，有李济深、田寿昌、熊佛西、邵荃麟等人致词，并由中国戏剧社合唱田寿昌作词、姚牧谱曲的祝寿歌《南山之什》，同时演出了杜宣以沫若回国参加抗战为题材而写的话剧《英雄的插曲》。香港文化界近百人集会庆祝，到会的有柳亚子、邹韬奋、茅盾、马鉴、夏衍、胡乔木、胡风等人。新加坡文化界则有郁达夫、胡愈之等人发起大型聚餐会，二百余人频频举杯遥祝郭沫若：“先生永生，民族永生！”当天，各地不少报刊也都出了纪念特辑或专号：《华商报》刊载了茅盾的《为祖国珍重》，《大公报》刊载了乔木的《一个真实的人》、杜国庠的《中国历史新研究的拓荒者》，《星岛日报》刊载了叶灵凤的《个人的铭感》、宗白华的《欢欣的回忆和祝贺》等文章。这次祝寿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二月才结束，纪念文章则陆续刊载了达半年之久。沫若特电谢延安、桂林、香港诸友好，云：
五十之年，毫无建树，犹蒙纪念，弥深慊愧，然一息尚存，誓当为文化与革命奋斗到底，尚祈时赐鞭挞。郭沫若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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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1年11月18日《广西日报》、1941年11月21日《解放日报》。
同时他还写了许多诗词，以答谢沈尹默、陈布雷、柳亚子等人。其中给柳亚子的是一首七律，小序说明此诗敬步柳氏原韵奉和，“兼谢各方诸友好”。诗云：
千百宾朋笑语哗，柳州为我笔生花。
诗魂诗骨皆如玉，天北天南共饮茶。
金石何缘能寿世？文章自恨未成家。
只余耿耿精诚在，一瓣心香敬国华。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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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汐集·用原韵却酬柳亚子》
为庆祝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重庆文艺界还献出了两台话剧：纪念日前上演了阳翰笙新近创作的《天国春秋》，纪念日后上演了寿星本人刚修改过的早年作品《棠棣之花》。在此期间，著名平剧、楚剧、川剧演员王震瓯、沈云陔、张德成等人，也演出了祝贺专场。
这次演出的《棠棣之花》，是作者根据四年前通盘整理过的五幕剧重新加以增改的，剧情有了更大的变化，人物性格也更加突出了。在修改过程中，曾得到恩来的关怀和支持。原稿中写有聂政为母亲“服三年之丧”，恩来即指出：“孟子比聂政晚出，那时候儒家的三年之丧还没有普遍推广，游侠聂政更不会庐墓三年。”沫若认为这是个“非常宝贵的意见”，但这牵连到歌词甚至全剧的情调，因而改起来非常棘手。为保证演出效果，恩来还建议该剧采取全名星制，即从主角到配角都由第一流演员担任，结果由石凌鹤导演，舒绣文、张瑞芳、周峰主演。沫若曾多次亲临排演场，为参加演出的青年演员和孩子剧团的少年演员，讲述春秋战国的历史故事和当时的风俗习惯，帮助他们理解和表现角色，同时还为导演和美工选择服装、道具和布景。在排练过程中，他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又对剧本作了不少修改和增删。第二幕结尾聂政赴韩城，他原想加一小段喜剧场面，但石凌鹤认为在这样一个庄严的时刻引起观众大笑，于剧情的气氛极不协调。他们把戏排了两遍：第一次演到春姑献花后即落幕，第二次则把幕升起，加酒家母赠花的场面。经过这一比较，沫若自己也感到后面一种是蛇足，就一挥手表示不必加了。①从这里他体会到，“舞台是戏剧的实验场，一个剧本总要经过好几次的演出，才能够得到它的完成”，“其中有一些部分也的确是可以称为集体创作的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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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翁植耘：《郭老虚心改作品》，1985年9月18日《重庆晚报》。
②《〈孔雀胆〉附录·〈孔雀胆〉的润色》
纯阳洞不久前刚开张的抗建堂，因公演《棠棣之花》而门庭若市，许多观众连看三、四次，周恩来先后竟看了七次。由于该剧颂扬正义和团结起来反对强暴，因而引起广大观众联想到国民党不断搞投降分裂活动的现实，反响极为强烈。剧中插曲《湘累》，很快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中间流传开来，许多人都喜欢唱这首歌：
啊，泪珠儿快要流尽了，
爱人呀，你还不回来呀？
我们从春望到秋，
从秋望到夏，
望到海枯石烂了！
爱人呀，你回不回来呀？
……
观众们与剧中人春姑怀着同样的心情，盼望“为知己者死”的壮士聂政早日归还。
一九四一年是重庆最阴暗的岁月，郭沫若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使沉寂的山城又开始活跃起来。一天晚上，恩来约了沫若和另外几位亲近的朋友，到他的寓所曾家岩五十号便饭畅谈，大家都为这次祝寿活动的成功笑逐颜开。饭后，恩来请张颖唱《湘累》助兴，悦耳的歌声启示沫若重温了朋友们的美好赠言和祝愿：“事业百年刚及半，无涯宝藏待君开”（马衡）；“他年驱逐倭奴后，濯足扶桑共举卮”（董必武）。是的，当此第二青春开始之际，“自幸黔头尚未丝，期能寡过趁良时”。他又想起前不久在反战同盟的一次集会上讲过的话：“自己到五十岁了。自己还得要向那荆棘的路上走去。郭沫若的名字和过去五十年的历史、成绩都不要，只是一个人，为革命干下去。不管我活着的时候革命是否成功，我要一直干到死为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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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绿川英子：《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1941年1月16日《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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