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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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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0年至1917年留学美国,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新青年》1917年第一期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倡导文学改良。陈独秀推波助澜,认为此文可以点燃文学革命之火,从而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鲁迅等纷纷投身其中。鲁迅就从此开始写了大量的白话小说和杂文的历程。胡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赴美,后到台湾,1962年病逝。

  辜鸿铭在新文化运动中一直站在一边,不置一辞。唯对于文学革命中倡导的新文学大为不满,认为新文学使人的道德萎缩,是真正的死文学。1919年7月12日,蔡元培辞职风波后,辜鸿铭在一片“复辟论者”的大帽中,好整以暇,身套油光闪亮的长袍马褂,拖着五彩辫子,冷眼旁观之余,在上海《密勒氏远东评论》上用英文发表《反对文学革命》一文,指斥新文化运动诸君主张,称:“……所谓死文学,应指笨拙、无生气活泼的语文,不能表达生动力量的意思。而中国经典绝不符合这个定义。中国经典的文字正如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文字一样,比现在所流行的通俗英语要高贵华丽,和市井白话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经典之典雅华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又其能负传道责任,怎可能是死文字?文学革命者倡导的文学只会使人道德萎缩,才是真正的死文学!”而且他说:“……最通俗的语言也可以是最好的语言!在这世界上面包和果酱反而比烤火鸡消耗得多。然而我们能够只因为烤火鸡较少,硬说烤火鸡的营养价值和美味比果酱面包来得差,并且认为人人都只该吃果酱面包吗?”

  紧接着八月十六日,又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留学生与文学革命》一文,反驳新派攻击文言文难学造成中国众多文盲的观点,他竟然认为这些留学生能够在国内愉快生活,“应该为我们四亿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仍是文盲之事实,在每天生活中应该感谢神。”他尖刻地写道:“试想,如果中国四亿人口中之百分之九十都变成为知识分子之结果——如像北京的苦力、马夫、司机、理发匠、店员、小贩、游民、流氓等全部都变成知识分子,并且和北京各大学学生一样参与政治,那将是多好啊!然而最近据说已有五千件电报拍往巴黎讨论山东问题的中国代表们,如果四亿人口中百分之九十全变为知识分子,并且也都和留学生一样表现爱国狂,那就请计算一下拍发的电报件数和所耗费的金钱吧。”

  辜鸿铭的这番书生之见又执拗地露头了。他永远也搞不懂,那帮治国的军事专家们能够称心如意地卖国,早已激起了一班爱国青年的不满,他们当然要以自己的赤诚在军阀们卖国的油锅中投下几只苍蝇,让他们卖得穷形尽相毫无遮蔽,让帝国主义者吃不下这锅加了苍蝇的大菜……

  胡适的文章发表这天,恰巧是星期天。胡适到北京西车站一位朋友家拜访,同到附近一家饭馆吃饭,碰巧辜鸿铭也正和七八个朋友在这家饭馆吃饭,正在高谈阔论。胡适一眼看到辜鸿铭,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胡适立刻把身上带的一分《每周评论》递过去,送到辜鸿铭的手上,大概是想看看自己的这段话写得如何罢,更何况的正是风趣尖刻、轶闻不断的辜鸿铭先生。

  辜鸿铭接过报纸,略略一看,便调过头对胡适说:“胡先生,你这段记事不确切。让我告诉你我辫子的故事吧。想当初,我父亲送我出洋时,把我托付给一位苏格兰教士,请他照管我。临行时,父亲嘱咐我:‘现在我完全把你交给布朗先生了,你什么事都要听他的话,只有两件事你要记住:第一,你不可入耶稣教。第二,不可剪辫子。’我到苏格兰后,跟着我的保护人,过了许多时日,每天出门,街上小孩子总跟在我后面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我却总想着父亲的教训,忍受着侮辱,始终不敢剪辫子。那个冬天,我的保护人到伦敦去办事,一天晚上我去拜望一个女朋友,她拿起我的辫子来赏玩,说中国人的头发真黑得可爱。我看她的头发也是浅黑的,为了讨好她,便鼓起勇气对她说:‘你要肯赏收,我就剪了送你。’她笑了,我就拿过一把剪刀,咔嚓一下,把我的辫子剪下来送给她了。这就是我最初剪辫子的故事。可是拜万寿,我是从来没有不拜的。座中这几位都是我的老同事,你问他们,我什么时候没有拜万寿牌呢?”

  胡适本来就是听别人说的辜鸿铭的事情,现在他不愠不火的自道家门,自己确是搞错了,便对辜鸿铭说:“对不起,看来是我弄错了,我向你道歉。”

  说完后胡适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远远看见辜鸿铭把那份报纸传给同坐客人看。待吃完饭后,胡适因为只带了这份报纸。便走过去问他讨回那张报纸。辜鸿铭却站了起来,把那张报纸折成几叠,往兜里这么一插,也许受了同座几位的怂恿,正色说:“胡先生,你在报上诽谤了我,你得在报上向我正式道歉。如若不道歉,我要向法庭控告你。”

  胡适却忍不住笑了:“辜先生,你说的话是同我开玩笑,还是恐吓我?要是恐吓我,那么请你去告状,我要等到法院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

  说起来辜鸿铭对胡适颇有微辞,当初胡适到北大任教,讲授哲学,辜鸿铭就曾对人评点胡适,说:“满口美国中下层的英语。况且,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

  这次冲突约半年多以后,两人再次相遇,胡适问他:“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递进去没有?”

  “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啊!”

  陈独秀已经给辜鸿铭贴了君主论者的标签。这位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帅,决定了许多年轻知识分子的好恶。接着又是蔡元培手中亲送的“复辟论者”大帽,再来一顶胡适先生的“久假不归”,三重帽子、三个影响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引导者手订的签条,辜鸿铭冷冷地,没说一句话就坠入了复辟论的中心位置。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等主办的《新潮》也跟着上阵,辜鸿铭在这样的新潮中,寂寞冷淡,也就可知了。

  在这三次是非之中,辜鸿铭完全成了一个靶子,一个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靶子——封建余孽代表,直接冲着辜鸿铭来的,几乎没有。陈独秀与杜亚泉,一个批,一个赞,批的是辜鸿铭,赞的也是辜鸿铭,辜鸿铭却事不关己。蔡元培与林纾之争,扫到的又是辜鸿铭。胡适出击,看准的也是辜鸿铭,如此数方,从不同角度,不同取舍,或批或赞,不一而足,最闲的就要数辜鸿铭本人了。

  在硝烟重重、火药味极浓的论战中,辜鸿铭还好整以暇,拿他的那支笔,尖刻地刺了美国人一下。他写了篇《没有文化的美国》,寄到《纽约时报》,美国人居然登了出来,文中还插入一幅辜鸿铭的漫画像,穿着大清的顶戴朝服,拖一条大辫子。文中,辜鸿铭刻薄地嘲弄美国人没有文化,除了爱伦·坡的一首诗外,老实说,美国没有文学作品。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以前的辜鸿铭是寂寞孤独的,那么,在戴了三重大帽后,他仍是孤独寂寞的,国人知道的是他的怪。

  不过,此时他却找到了大量的“回头浪子”,最先倡导天演论的严复也捧起了古书。也许他一直就是比较古的。独唱科学主义的杜亚泉为辜鸿铭鼓掌,虽然掌声寥落。梁启超也开始怀疑起西方来。南北学林的新老名流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梁漱溟、梅光迪、柳治徵……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国学大师们。都齐声为中国文化呐喊。但他们也注定是寂寞的,这些光辉的学界闻人毕竟被岁月的激流冲刷得太远,而今,他们的声音又渐渐回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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