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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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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伧父,杜亚泉笔名。杜亚泉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后以号行,写作时亦署名伧父,高劳等。浙江上虞人。生于1873年,光绪十五年中秀才,乡试落榜后,绝意科举。甲午战后,深受刺激,舍国学而学历算。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南归,资办绍兴中西学堂,他为算学教员。接受新知,自学能力超群。到光绪十八年时,先后自学物理、化学、动植物、矿物诸学科,而且自学了日文,借此接受新知识新思想,致力于提倡科学教育事业。

  伧父1904年应邀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理化部主任。1911年开始兼任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接手后,一改文摘作风,扩大版面,刊载论文、译文,销量大增。他本人也在上面宣传自己的渐进改革观念,后引来陈独秀的抨击,1920年辞去主编兼职,专心理化部主任职,从此封笔。1933年病逝。《东方杂志》两篇文章登出后,不想却被新文化运动主帅陈独秀抓住,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这篇文章中,列出十六条,条分缕析,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夫孔子之伦理如何,德国人政体如何,辜鸿铭、康有为、张勋诸人,固已明白昌言之,《东方》记者亦赞同否?敢问。”

  又有大帽子一顶——说他们“谋叛共和国”——直戴过去,颇能诛其心意。一阵猛烈抨击后,陈独秀提出挑战:“以上疑问,乞《东方》记者一一赐以详明之解答,慎勿以笼统不中要害不合逻辑之议论见教,笼统议论,固前此《东方》记者黄远庸君之所痛斥也。”看陈独秀的语气,大有一种纵枪上马,拍马叫阵。要与人单打独斗的架势。开始了一场以辜鸿铭为中心的东西方文化大论战。辜鸿铭却不置一辞,站在看台上。

  不久,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就陈独秀的质问。列举十条,加以反驳,就中西文化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评说,强调借传统伦理精神来抚慰人心,但这大概也只是杜亚泉的一厢情愿。

  陈独秀立即加以反驳,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上登出陈独秀文章——《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称:“记者信仰共和政体之人也.见人有鼓吹君政时代不合共和之旧思想,若康有为、辜鸿铭等,尝辞而辟之;虑其谬说流行于社会,使我呱呱坠地之共和,根本动摇也。……《东方》记者……,赐以指教。幸甚,感甚。……盖以《东方》记者既不认与辜鸿铭为同志。自认非反对立宪共和;倘系由衷之言,他日不作与此冲突之言论;则记者质问当时之根本疑虑,涣然冰释,欣慰为何如乎?惟记者愚味,对于《东方》记者之解答,尚有不尽明嘹之处;倘不弃迂笨,对于下列所言,再赐以答。”

  接着对杜亚泉文十条逐一分析反驳,强调乃臣反复强调:“辜鸿铭主张君臣礼教”,指出强调传统伦理道德,即有主张君权之嫌疑,主张君权者,即反对民主共和,从而大加批驳。

  两个回合下来,五四前夜提倡文学革命和全盘西化而树立起来的激进形象,陈独秀和他的阵地《新青年》,明显占了讨论的上风。在当时的大中学生中,陈独秀及《新青年》的评点早已是一种风向标。这种争吵已变成了人生态度的争吵,是太富于伤害性了。想当年伏尔泰为政府迫害卢梭鸣不平时,大声疾呼:“我坚决反对他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他说这种话的权利。”

  然而毕竟他与卢梭有了令人难以愈合的冲突。此时的杜亚泉本想克服人心迷乱、重塑传统的价值源头,却成了一腔幻想。对于陈独秀等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此时正是大力引进西方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展开批判传统文化的战斗,认为“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如像水火冰炭.绝对两样,断断不能相容。”事情有的结局总令人有些悲观,正如这时一位美国作家所说:“我们美国人认为,由人民选举的政府意味着自由和公正。这一点未必是真的。民主给了我们成千上万的首领,而每一个首领都比欧洲一般的一个单独的君主更为浪费。”

  是的,特别是中国这样没有共和主义基础的共和政体最终是难以成功的.当时握着枪杆子和印把子的北洋诸公就很会利用民意,他们才不吃那一套。最大的悲哀也许不在予以什么主义。而在于什么佯的方式指挥枪杆子,以什么样的方式盖印戳子,很多年以后毛泽东就特别强调:党指挥枪。把中国从军阀的泥淖中拔了出来。

  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等主办的《新潮》,很快对出版《东方杂志》的商务印书馆发出指责,说是商务由支持西化向鼓吹国粹的立场倒退。在巨大的压力下,毕竟杜亚泉显得不合潮流了,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高梦旦等虽然与杜亚泉在思想上有诸多共同之处,也不得不考虑顺应潮流,改变《东方杂志》的形象,故劝杜亚泉保持沉默,以保住他们最大的读者市场。

  这场以辜鸿铭为靶子的东西方文化论战,最后草草收场,其间是非恩怨、种种得失,至今思之.感慨系之。辜鸿铭的尊从古代先贤圣哲,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甚至有些人不辨精华糟粕,甚至有些逆历史潮流而动。当时被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当作靶子是必然的事。

  1919年3月,辜鸿铭又卷入了是非圈中。五四前夕,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引来了一帮主张传统复古的自命正统人物的攻击,一时对北京大学的谣言四起,谩骂和攻击接踵而至。在这场新旧思潮的大激战中,带头对新文化运动、对北京大学进攻的,是桐城派古文家、封建文化的卫道士林纾。

  1919年2月间,林纾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蠡叟丛谈”,以小说的形式,攻击北大新派人物,最后借助一个伟丈夫,以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三月十八日又在《公言报》上发表了《致蔡鹤卿太史书》,攻击北大毁弃伦常,捏造北大妄想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写白话文.尽废古书,认为蔡元培凭位分势利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写完之后,得意地缀上一句:“此书上后,可以不必示复。”在如此挑衅面前,蔡元培不好再沉默了,当即于三月十八日这一天,写了封《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公开发表,对林纾的污蔑和攻击一一加以驳斥,同时指出自己的两点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悖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行,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颇负时望的蔡元培继陈独秀之后,再一次给辜鸿铭贴上复辟论者的标签。蔡元培毕竟要谦和得多,他只是把辜鸿铭归结为复辟论者,却没有否认辜鸿铭教学之水平。这大约也是蔡元培不同于时俗之处吧?最后林琴南又作了一次反攻,但是,他的持论显然是谬误百出,不攻自破了。不过这一阵攻击,却带给了辜鸿铭一顶加厚一层的复辟论者帽子。

  1919年8月,紧接着飞来的这一顶是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主要人物胡适奉送的帽子。胡适在《每周评论》上登出一段随感录:<辜鸿铭>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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