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谈到抗战戏剧创作时，同样强调编剧不能脱离“舞台”，“演员”和“观众”这三个条件。或者说是“三种限制”。他说：“抗战剧要深入各阶层、各领域，要在各种不同的地方——有时在城里，有时在农村，有时就在街头，有时又在设备相当完善的剧场——做各种演出。因为舞台不同，观众不同，所以同一抗战剧不能到处演出，也不能随地演得有实效。有的同志下乡演戏，演的是有名的、有内容的、有效果的抗战剧，但结果是失败了，觉得那剧本非重写不可。因为城市内所谓‘抗战名剧’，移到乡下，突然失却了它所凭藉的特殊的‘观众’与‘舞台的缘故。”这些，都谈得很精辟，也切合实际。
关于“编剧的过程”，也是结合他自己的创作体会而谈的。他共谈了五点，第一是材料的囤积；第二是材料的选择；第三是写作剧本大纲；第四是人物的选择和塑造；第五是进入写的阶段。他谈得最有特色的部分是创作的酝酿和构思问题。他把材料的准备同创作灵感的产生结合起来加以讨论。他说，一个剧作家必须“平时不断的收集”材料，决不能凭空创作或是“单靠在报章杂志上取一点材料而加上凭空的臆造写成”作品。他强调“凭一时灵感的激动”是写不出好作品的。他强调“伟大的想象，也是深刻观察体味人生的结果”。但是，他不否定灵感，但“应该设法使灵感油然而生”。怎样才能达到这种“油然而生”的境界呢？他说：“随时随地心内都蕴藏着一种‘鸡鸣欲曙’快要明朗的感觉。这种心理的准备，就需要材料的囤积了。创作的初期过程，正如母鸡孵卵一样。母鸡是每天伏着不动，不见工作的形色，而在蛋壳里小鸡却逐渐形成，终于到一天，破卵而出。……文艺作品的产生，正有同样的‘孵化作用’。”“‘材料的囤积’便是作品孵化中的母鸡工作。积多了各种记忆，它们便会相互影响，激起变动。潜移默化中，稍一触念，有时恍惚若灵魂顿至，充满了生趣的人物和图画，蓦然一幕一幕现在眼前，又亲切，又熨贴的真实，毫不吃力地在笔下涌出，这就是我们的形将成形的小鸡了”。
这确系他的创作经验之谈。他写《雷雨》从材料的搜集、酝酿到写出来，先后有五年之久。他是亲自体验到材料的囤积和对材料的消化酝酿是相伴而行的。他强调“孵化作用”，强调“潜移默化”是有着深刻道理的。经久孕育，逐渐凝聚，引而不发，最后才能达到呼之欲出。譬如，他说他创作《雷雨》时，最初只是“有一个模糊的影像”，“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在逐渐地孵化过程中，各种影像积累多了，才形成《雷雨》的整体构思。他把材料的搜集和“孵化作用”联系起来，就揭示了创作的奥秘，生活的素材正是在“交相影响，激起变动”中，由生活的真实凝聚为艺术的真实，由生活的原型升华为艺术形象。曹禺的剧作无不是在深厚的生活积累的基础上，经过久久的蕴蓄、孵化而升华为高度的艺术境界的，全然没有先验的概念的东西支配着他。
关于“材料的选择”，他说：“戏剧的艺术就是选择的艺术”。他强调思想主题对选材的意义，但是他没把思想主题当作纯观念的东西。他说：“主题是个无情的筛孔，我们必须依照主题狠心地大胆地把材料筛它一下，不必要的不合式的材料淘汰去，这样写来，作品才能经济扼要。”他赞成写剧本要先起草写作大纲。他说：“话剧是建筑，不是堆砌。所以也像建筑物一样地需要精确的设计。”他也十分重视人物的塑造，强调写出人物性格的生动的个性。他以为“个性是不易写的，但写到恰好时，是使人心服的。因为个性不止于着重于他与其它同类人的同点，却更着重他的异点的”。
最后，他对那些热爱戏剧的青年们指出，在伟大的抗战里，应写出对时代有意义的作品。他说：“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有意义，不是公子哥儿嘴里哼哼的玩意儿。现在整个民族为了抗战而流血牺牲，文艺作品要有时代意义，反映时代，增加抗战的力量，在这样伟大的前提之下，写戏之前，我们应该决定剧本有抗战时期中的意义。具体地讲，它的主题跟抗战有什么关联。”可以看出，在这段时期里，他倡导写抗战戏剧，而他自己在紧张思索的也是要写出具有伟大时代意义的抗战剧作来。
他正在紧张地探索着，他正在酝酿着抗战剧作的诞生。他的这篇关于编剧方法的讲演，于1940年1月，作为《战时戏剧讲座》，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题名《编剧术》。
【第十八章 江安岁月】
4月间，已是春意盎然了。川江两岸点缀着黄灿灿的菜花，几只木船向着重庆西南方向缓缓地航行。但船上的人们却无心领受这春日的暖意，也无心欣赏这大自然的秀丽景色。
由于日寇加紧了对重庆的轰炸，国立剧校又奉令疏散。刚刚在重庆稳定下来，才一年多，现在又要来一次大搬迁，到一个偏远的小县城去，师生们是不满意的，但在战时环境中，却也无可奈何了。
长江自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的一段，人们习惯称之谓川江。他们要去的江安，距重庆300多里，位于川江的南岸。东边是产名酒的泸州，西边就是宜宾。这确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小城，只有一万人口。城外有一个坝子，城南面有山——南崖，北边是丘陵地带。江安比较富庶，盛产竹器，它的朱点竹子是闻名遐迩的。楠竹、毛竹所制成的工艺品，如竹屏、竹盒、烟盒、笔筒、狮子头竹筷，行销省内外，还出产桂圆、荔枝等。在那时，也可称得起是一个鱼米之乡了。
一个小小的县城，从重庆来到这里，是显得它太小了，真是个巴掌大的地方。有东西南北的大街，在城中心的十字路口，可看到四周的城墙，的确是太小了。剧校就设在城西紧靠城墙的文庙里，曹禺的家安置在东街薨庐。
虽说是个偏远的小城，但却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27年，这里就有了共产党的支部，江安第三中学，是四川省四所省立中学之一，民国初年开办。1927年前就有共产党人在这所中学里活动。1938年建立了中共江安县委，县委代理书记张安国，他们搞起戏剧协社，团结一些党外同志排演话剧，进行抗战宣传，曾经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芦沟桥之战》等。江安的老百姓也很喜欢看话剧，中共江安县委对国立剧校迁来十分重视，他们以江安戏剧协社的名义组织欢迎大会，准备演出曹禺的剧作《原野》。
江安县城演出《原野》来欢迎剧校，使曹禺感到异常惊喜。但他惊讶的是，没料到这样一个小县城竟能排出这样一出难演的戏，剧校的师生也都是这样的一种心情。
演出的地点，就在剧校所在地——文庙。文庙中的正面是大成殿，供奉着孔夫子的牌位，东西厢房是七十二弟子的牌位。大殿前面就是舞台。演出时，舞台上汽灯高悬，白炽的灯光把舞台照得格外明亮。观众席地而坐。当大幕一拉开，眼前出现了原始森林的布景。那森林是用新鲜的树枝装制起来的，富有生气，这使曹禺感到新鲜。他没料到这里人们竟然有这样的创造性。而演员一出场，一念台词，也使他感到欣喜惊异，他们竟然把《原野》的台词都改为四川方言了。虽然演员的演技不够老练圆熟，但是，那富有强烈节奏感的方言和朴素的动作，令人感到分外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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