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睡不了多少时间了。”斯鲁特摇着头出去了。
维克多·亨利坐在那里喝咖啡，面对这张小小的长方形黄纸沉思，这张小纸已对他的生活突然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他不能要求比这个更好的决定了。这是优质奖章，一个“天字一号”，是海军服务中的金质勋章。但是他精神上仍然有一点小小的不安，使这件了不起的喜讯蒙上一层阴影。这是什么？帕格一面呷着咖啡，一面扪心自问，结果发现一些连他自己也觉得惊奇的事。
经过二十五年多，他已经有一点放弃自己的事业心了。他对战争有兴趣，在作战计划处他曾经从事一种提心吊胆的战斗，以争取登陆艇方案列于优先地位。“帕格的女朋友艾尔西”不是开玩笑的；但现在他不能继续斗争了。麦克·德雷顿将接替他。麦克是一个很好的中校级军官，在舰船局有很多经验，对国家的工业有非常丰富的知识。但是他缺少斗争性，级别也不高，“艾尔西”看来要吃亏。
这个不会持久。有一天登陆艇问题会急转直下——亨利从他的战役研究中深信这一点——登陆艇会列在优先照顾项目的最前面，随即出现建造登陆艇的狂热。军事力量可能受到损失，可以想象第一次登陆作战会失败，会有大量伤亡。但是，帕格想，以为战争重担就在自己肩上，而且象过去为自己的前程那样为“艾尔西”坐卧不安，那是很可笑的。那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战争比任何个人都大得多，他自己是一个很小的，可以替换的齿轮，这样或那样，或迟或早，美国一定会生产足够的登陆艇来打败希特勒。目前他得到他的战列舰上去。
他拿一盏灯走到站在角落里的地球仪旁边，用大拇指和食指测量莫斯科到珍珠港的距离。他惊奇地发现他不论从东边走还是从西边走，简直没什么差别。这两个地方是地球的两极。但是从哪个方向走耽误的时间较少、比较安全呢？从西边走，有好的快速交通工具，横渡大西洋到美国，然后乘泛美航空公司飞机从旧金山到檀香山。多轻快！不幸的是由于可怕的战争障碍，现在从这个方向经过欧洲，从斯皮茨伯根到西西里，从莫斯科到英吉利海峡，已经不可能通过了。通过火线还有几条小道：北海护航队，以及斯德哥尔摩与伦敦之间的航空联系也可以碰碰运气。从理论上讲，如果他到了斯德哥尔摩，甚至可以通过柏林和马德里到里斯本；但维克多·亨利上校在他前往“加利福尼亚号”赴任途中，不想再踏上德国以及德国所控制的国家的领土了。上一次他对沃夫·斯多勒粗暴地侮辱了戈林，一定记录在案。德国人现在已接近世界性的胜利，可能有兴趣整整维克多·亨利。
那么，往东走？俄国火车又慢又没有准，从德国人进攻的方向来的难民已经拥挤不堪了。偶尔开一次的俄国飞机更没有准了。但是，这一条路安全一些，同时也近一些；特别是从古比雪夫走，到珍珠港又近了五百英里。是的，他想，他最好现在就让心烦意乱的俄国人安排他绕地球东边走。
“你象一个疯狂的征服者，”他听到斯鲁特说。
“噢？”
“在灯光之下贪婪地看着地球。你只需要加一点小黑胡子就成了。”外交官靠在门边，一个指头摸着烟斗。“我们有个客人在外面。”吊灯下面的桌子边上，一个矮胖的俄国兵站在那里，正从长咔叽大衣上往下掸雪，他摘下大檐帽，抓住一只护耳摇晃，帕格大吃一惊，认出这人正是乔彻南·杰斯特罗。这个人的头发现在剪得很短，稀稀拉拉长了一些棕色胡子，有一些已经灰白了，他看起来又脏又不整齐。他用德语回答斯鲁特的问话，解释说，为了一身冬衣和合法的证明文件，他混进一个流动部队当了兵。莫斯科当局把难民和散兵都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紧急工作队，只简单问了一下就让他们参加了。他有一些假证明，有一次在防空洞里，一个巡逻警察曾经盘问过他，并把这些证件拿走了，但是他想办法溜掉了。别的假证明文件还可以买到，有一个市场卖这些证件，但他觉得现有的军队证明比较好。
“在这个国家，先生，”他说，“一个没有证件的人比猪狗还不如。猪狗没有证明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吃饭睡觉，人不行。也许，过一阵子，战争情况会好转一些，那我就能够找到我的一家人了。”
“他们现在在哪儿？”斯鲁特问。
“在斯摩棱斯克和游击队在一起。我的儿媳妇病了，我是在那里离开他们的。”帕格说：“你还打算穿过德国封锁线回去吗？”
娜塔丽的叔叔奇怪而诡诈地朝他微微一笑，有胡子的嘴一边向上弯起，露出了白牙齿，另一边严肃地紧闭着。“俄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亨利上校，到处都是树林。德国人为了自身的安全，紧靠着大路驻扎。我已经穿过这条线了，成千上万的人都跟我一样。”他转过来对斯鲁特说，“就这样。不过我听说所有外国人都将离开莫斯科。我想知道。我给您的文件怎么样了。”
外交官和维克多·亨利互相瞧了一眼，露出同样犹豫而发窘的表情。“噢，我让一个重要的美国新闻记者看了这份文件，”斯鲁特说，“他写了一长篇文章寄回美国，恐怕结果只会在报纸里页登一小段新闻。您知道，有多少关于德国人如何残暴的报道啊！”
“象这样的事？”杰斯特罗喊道，他那胡子拉碴的脸上显出愤怒和失望。“儿童们，母亲们，老人们？闭门坐在家里并没干什么事，半夜都给拉到树林中挖好的坑里枪杀了？”
“太可怕了，也许明斯克地区的德军司令是一个疯狂的、狂热的纳粹分子。”
“但是打枪的人不是士兵，我对您说过，他们穿着不同的制服。这里在莫斯科，从乌克兰和北面来的人，讲的是同样的故事。这些事到处都发生，先生，不仅仅是在明斯克。请原谅我。但您为什么不把这些文件给你们大使呢？我肯定他会把它送给罗斯福总统。”
“我已经让他注意您的材料了，但我遗憾地告诉您，我们的情报人员对它的真实性有怀疑。”
“什么？但是，先生，这是难以置信的！明天我可以带十个人对你讲这样的故事，带着发誓书。他们中间有些人是亲眼目睹的，就是从德国人用的那些卡车上逃跑出来的，还有——”
斯鲁特带着被激怒的语气打断他的话说：“您看，我的好伙计，我现在几乎只剩下一个人——”他指了一下堆满文件的桌子——“负责我们国家在莫斯科的所有事务。我确实认为我已经为您尽了我的最大努力了。在我们的情报人员提出怀疑以后，我违背上级指示，让新闻记者看了您的文件。我受到了严厉的训斥。事实上，我留在莫斯科干这个谁也不愿干的事，主要是想弥补一下。您的故事是很可怕的，我自己是倾向于相信您的材料，心情是难受的。但是这只是战争恐怖的一小部分。莫斯科可能在七十二小时之内沦陷，这就是我现在主要的工作。很对不起。”
杰斯特罗若无其事地听完了他发的这一通火，用冷静而顺从的语调回答说：“关于遭训斥的事我感到很抱歉。不管怎样，只要罗斯福总统能够知道这些对无辜老百姓的疯狂残杀，他就会制止它。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能办到这件事。”杰斯特罗转过来对维克多·亨利说，“上校，您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使罗斯福总统知道这件事？”
帕格已经在设想由他自己写一封信给总统。他看过好多类似杰斯特罗提供的材料，还有关于德国人残杀游击队员和村里老百姓的更可怕的官方报告。这样的信一点用处也没有，比没用更坏，是不在行的。这将是在总统面前唠叨一些他已经估计得到或知道的事。他，维克多·亨利，是个海军军官，是为了《租借法案》的事暂时离职，在苏联值勤。这样的信，象拜伦在总统宴会上提出的事一样，是很不恰当的行动，拜伦至少还可以说年轻无知，关心他自己的老婆。维克多·亨利对杰斯特罗的问题只摊了摊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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