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鲁特两次张开嘴又闭上。“你肯定吗？那，我们就可能遭到匪徒的抢劫！士兵离开他们的岗位，这就快完了。我一定要问外交部。如果交换台还有人的话！”他跳起来消失在黑暗中。
维克多·亨利摸到大使馆武官的办公室。他擦一根火柴，找到了两个煤油灯，把它们点上。借着昏暗的青黄色灯光，他观察了一下办公室。地板上和屋内所有东西的表面上都蒙了一层黑纸灰。在地板上和皮椅里，堆着报告、档案和没有装订的纸张，上面用红铅笔写着：销毁——特急。空的抽屉和文件柜都敞开在那里，一张转椅翻倒过来了，整个地方好象遭了抢劫一样。桌子上，打字机的键子都捣乱了，一张碎纸板竖在那里，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紧急——今晚烧毁第二个锁着的棕色卷柜里的文件（莱·斯鲁特知道暗码）。帕格清理了书桌，弄平了打字机的键子，在打字机两边各点一盏油灯。他从抽屉里找到纸张、复写纸和薄透明纸。
莫斯科前线——目击报告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于斯巴索大厦。
他的冻僵了的手指老打不到该打的字键上去，穿着长大衣打字总是感到笨手笨脚，不灵活。缓慢的打字声音在空无一人的大使馆里引起了回声。一盏油灯开始冒烟，他拨弄灯芯搞亮了灯。我刚从莫斯科西边战线回来，拟将此行的情况报告一下。
今晚由于莫斯科遭到空袭，我们的汽车被阻止在城外二十英里的地方。从远处看，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景象：整整半小时，在地平线上，扇形的探照灯光和高射炮火就象五彩的烟火伞一样笼罩在一小块地面上。俄国人尽管物资缺乏，但是高射炮火的供应看来是无限量的，当德国空军冒险进入首都后，他们向高空发射了大量的炮弹。我过去在伦敦或柏林所见的是与这不能相比的。
尽管如此，今晚莫斯科地面上的情况则与空中的英勇表现不相适应。城市正在作被围攻的准备。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情况，胆小的人在大雪中仓促逃跑。共产党政府无法或不想消灭这种惊慌现象。有人跟我说，对这种群众纷纷离开的情况已经有了一句粗话——“大开溜”。外国使节和新闻记者已经被送往东面五百英里远的伏尔加河的古比雪夫，政府机关也一起撤退到安全地带，往东一路拥挤的车辆和步行的人群不能不给人一种耗子离开沉船的印象。不管怎样，据报告，斯大林继续留下。
我认为这种惊慌似乎早了一点；莫斯科还很有可能守得住，即使沦陷了，战争也不会结束。前线给了我好多印象，但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俄国人虽然已经退到最后一道防线，但还没有被打垮。美国领导一定在估计俄国人将支持下去还是倒下去，并以此来考虑根据《租借法案》的运输供应。前线目击者的估计，即使是片断的，也可能回答这个问题。
打字机现在打得快了。已经快一点钟了，维克多·亨利还得回旅馆整理行装。他又吃了一块俄国北极熊牌巧克力，以加点劲，然后开始打他一路的见闻。突然室内的电灯亮了，但他没熄灭煤油灯，还继续打下去。约半小时后，电灯忽明忽暗了一会，转为橙黄色，逐渐暗淡下来，跳动一下就灭了。他还继续打字，正当他叙述KV坦克内部的情况时，斯鲁特进来了。说：“你真干下去了。”
“你自己也工作得这样晚。”
“我那一堆快处理完了。”斯鲁特把一个棕色的蜡封信封扔在桌子上。“我忘了，这也是这一次邮包来的。喝一点咖啡吗？”
“当然喝，谢谢。”
帕格伸一伸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捶捶膀子，蹬蹬脚，然后拆开信封，里面有两封信，一封来自白宫，一封来自人事局。他犹豫了一下，打开了白宫来的信，哈利·霍普金斯仓促歪斜的几行手书就占满了一张信纸。
我亲爱的帕格：
祝贺对你的新任命，并转达头头的良好祝愿。他现在忙着对付日本人，他们开始猖狂起来了，当然我们都密切注视着俄国人的斗争。我仍然认为——并祝愿——他们能守住。我希望我的信已经递交给斯大林了。他是一个陆地上的螃蟹，你得使他相信，横渡海峡是一个比较大的任务，要不然，对我们不守信的指责就会满天飞，希特勒听到准会高兴。大西洋潜艇击沉的数字，不幸有了一些上升，德国人在非洲也开始动手了。总之，我们的事业好象是要进入大风暴之中。这里穿灰制服的弟兄们将会很想念你。
哈利·霍
另一个信封里装着海军用的邮寄电报：
邮寄电报
自：人事局长
发：维克多（无中间名）亨利，美国海军上校。自十一月一日起免除原职务根据交通情况尽速赴珍珠港向加利福尼亚（战列舰64）报到接替舰长职务报送赴珍珠港旅费单据。
一张薄薄的黄纸，几个枯燥平常的海军用语，就授与了一艘战列舰的指挥权的任命——而且是什么样的战列舰啊！
“加利福尼亚号”，原来的老普鲁纳艇，他在那里服务过两次，一次作为海军少尉，一次是海军少校，一艘他很熟悉、很爱护的舰只，一九一九年下水，以他家乡的州名命名，已经全部现代化了。
“加利福尼亚号”的舰长！
帕格·亨利的第一个反应是冷静地盘算了一下。显然到海军中将金那里做参谋人员这一关他是逃过去了。跟他同一级的人，只有华伦道夫、孟森与布朗当过战列舰的舰长，鲁宾逊指挥“萨拉托加号”。
他在总统那里当“穿灰制服听差”的这个不平常的差使，最后证明倒是个提升的捷径。突然将级的灿烂前程已经在望了。
他想到了罗达，因为她跟他同甘共苦了二十七年，等着这小小一张黄色薄纸；还有帕米拉，他现在就想让她知道，让她也高兴高兴。但是他不能肯定是否还能在莫斯科再见到她。他们是在车站紧紧握手以后分手的，当时韬基·塔茨伯利一面恳求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带他一起走，一面对外交部的官员咆哮，这个人正想法领他走。莱斯里·斯鲁特拿着两杯咖啡进来。“有好消息吗？”
“新任命。‘加利福尼亚号’指挥官。”
“啊？那是什么？”
“一艘战列舰。”
“一艘战列舰？”斯鲁特呷着咖啡，有点迷惑不解。“这就是你下一步所要的？”
“唉，换个环境。”
“我总觉得，干了你已经在干的这种工作以后，你会觉得这个差使的面太窄了——日常性的工作。很少有几个海军军官——事实上，没有很多美国人——面对面地和斯大林谈过话。”
“莱斯里，对这个任命，我一点没感到不高兴。”
“啊！那好，那就应该祝贺啦。报告写得怎么样啦？我准备去睡觉了。”
“还得几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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