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什么？”拜伦说。这时，一个脸色苍白、黑眼睛的年轻人穿着镶了厚边的黑色外套从幕后走了出来，手里握着一只葱头形的吉他琴。
“法都歌手，命运歌曲。十分凄凉，葡萄牙味十足。”
年轻人的琴声一响——强烈、尖锐、悲伤的琴声，节奏铿锵犹如锤击——菜馆里就静了下来。他用一种清脆、高亢、花哨的嗓音唱着，一双黑眼睛四下里打量着，聚光灯把他那高高隆起的前额照成了粉色。娜塔丽悄悄对泽尔斯顿说：“唱的是什么曲子？”
“是支老曲子。是学生们常唱的法都曲子。”
“歌词的意思呢？”
“啊，歌词永远是不重要的。只那么一两句。刚才唱的是：‘闭上你的眼睛。闭上眼睛生活就会简单一些。’”
这对新婚夫妇的目光相遇了。拜伦把手放在娜塔丽的手上。
年轻歌手唱了几支曲子。他时而迅疾，时而缓慢；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欢快激越，甚是别致。显然这就是法都的精华，因为每当他在唱一支曲子的中途表演这些花腔的时候，菜馆里的葡萄牙人就鼓起掌来，有时还喝采。
“美得很，”一支曲子唱完的时候，娜塔丽小声对奔奇·泽尔斯顿说。“谢谢你啦。”
他用双手梳理了一下他的小胡子。“我料到会合你的心意。这确是别有风味。”
“Spieler！KoCnnen Sie ‘O Sole Mio’singen？”①那个光头的德国人正在跟歌手说话。他坐得离台只有几英尺。歌手不自然地笑了笑，用葡萄牙语作了回答，同时用他那只形状奇特的吉他琴比划着，说他只会表演法都歌曲。那个德国人用嘻嘻哈哈的语调叫他还是唱个“O Sole Mio”，那个年轻人又摇摇头，作出毫无办法的手势。那个德国人用冒着烟的雪茄朝他指了指，然后用葡萄牙语嚷了些什么。这么一来，连英国人在内，整个菜馆都鸦雀无声了——坐在德国人桌上的那三个葡萄牙女人的脸也顿时冷若冰霜。那个年轻的表演者用可怜巴巴的神情朝周围的观众望了望，然后很蹩脚地唱起“O Sole Mio”来。那德国人朝椅背上一仰，用手里的雪茄望空打着拍子。菜馆被一片窒息的空气所笼罩。娜塔丽对泽尔斯顿说：“咱们走吧。”
①德语：“唱歌的，你会唱《我的太阳》吗？”
“我赞成。”
他们走出菜馆的时候，那位歌手还在嗑嗑巴巴地唱着那支意大利曲子。在进门的柜台上摆着一幅这个歌手的相片，下面放着一叠唱片，就是这个歌手灌的，用硬纸袋套着。“要是有第一支曲子的，”娜塔丽对拜伦说，“给我买一张。”他买了两张。
外面的街灯比菜馆里头的灯光要亮。寒风凛冽。莱斯里·斯鲁特把脖子上的围巾拉拉紧，对拜伦说：“你什么时候走？”
“后天才走。”
“照我计算时间的法儿，离现在还有几年呢。”娜塔丽带着挑战的语调说，一边搂紧她丈夫的胳膊。
“那么，娜塔丽，我要不要想法去订咱们星期六去罗马的飞机票？”
“先等等吧，也许他还不走呢，我总可以这么盼着。”
“当然，”斯鲁特把手伸给拜伦。“要是见不着你的话，这里就向你祝贺了，祝你幸福，海上风平浪静。”
“谢谢。还谢谢你把套房让给我们住。我们那样喧宾夺主，太唐突了。”
“亲爱的伙计，”斯鲁特说，“那套房在我手里是白白浪费。”
娜塔丽的四肢痉挛起来。她梦见德国秘密警察在敲门。她从噩梦中醒来，在黑暗中听到真有人在敲门。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希望这只不过是那噩梦留下的痕迹在她那为云雾所遮蔽的头脑中徘徊，以为敲门声就会停止的。它没停。她看了看自己的夜光表，碰了一下拜伦的热呼呼、毛茸茸的腿。
“拜伦！拜伦！”
他倚着胳膊肘直起身子，接着整个儿坐起来了。“几点啦？”
“一点三刻。”门敲得更响更急了。拜伦跳下床去，赶忙穿上浴衣。
“勃拉尼，可别随便放人进来！先弄清楚了是谁。”
娜塔丽也离开了那个温暖的、安乐窝般的床，穿上一件亵衣，夜晚的寒气冻得她直打哆嗦。这时，拜伦打开了寝室的门。“不要害怕，是埃斯特。”
“他来干什么？”
“这正是我要弄清楚的。”
门又关上了。娜塔丽跑到门跟前，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到提到了托布鲁克。她觉得这样偷听未免太丢脸了，就索性嘎嘎地拧了下门把手，走了出来。那两个年轻人正坐在沙发上躬着身子在交谈，他们都站了起来。穿嵌金线的蓝制服、戴白色大檐帽的埃斯特上尉在吃一只苹果。
“嗨，娜塔丽，象这样冲到度蜜月的夫妇的房间里，真太不该了，”他愉快地说。“我们正在谈着一件风险特别大的任务。”
“怎么啦？”
拜伦说：“改变了命令。没什么严重、紧急的事，不用急得出汗。”
“对。实际上我正赶着要走。”埃斯特上尉把苹果核丢在烟灰缸里。“我得把上岸过夜的艇上的人全找回来。这么深更半夜来漫游伊什图里尔和里斯本倒是满有趣的。再见吧，拜伦。”
上尉咧嘴向她笑了笑，又轻轻拍一下他那歪戴得很放荡的帽子，就走了。
“哦，告诉我！”娜塔丽抱着双臂，质问她丈夫。
拜伦走到红大理石壁炉跟前，用火柴把一堆引火物和木头下面的纸点着了。“‘S—45号’今天早晨开走。”
“呃，就在今天早晨？太糟糕啦。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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