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要发现希特勒一直就在德国人的血液里，”拜伦说，“他迟早得冒出来。这是莱斯里在柏林对我讲的。他给我开的书目就是为了支持他这个论点。我认为他已经相当充分地证明了他那个论点。我以前总以为纳粹是从臭水沟里成群结队地钻出来的，是什么崭新的玩艺儿。可是所有他们的概念、口号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老早就写在以前的书里了。这码子事在德国已经酝酿了一百年啦。”
“比那还要长，”斯鲁特说。“你的课外作业成绩很好，分数是优。”
“啊，瞎胡扯！”娜塔丽说，“为了什么给他个优？为了重复一些陈词滥调？拜伦对这些东西感到新奇，是由于美国教育太肤浅，也由于他所受到的教育有多半没吸收进去。”
“没吸收多少，”拜伦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玩纸牌或者打乒乓。”
“嗯，看来显然是这样，”他的新婚妻子语调很尖锐。“不然的话，你就不会象个盲目的书呆子那样去死钻他替你开的那个片面的书单了，好给他个机会来这么居高临下地夸奖你那么两句。”
“我否认居高临下地夸奖，也否认片面，”斯鲁特说。“杰斯特罗——也许现在我应该叫你亨利了——并不是我要斤斤计较，可是我想我曾经掌握了这一领域的材料。我很佩服你的丈夫那么认真地读完这些书。”
“这种认为纳粹是德国哲学和文化的顶峰的观点，”娜塔丽说，“整个这套说法都是陈腐的，伪造的。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来自戈平瑞，一个法国人；他的条顿族优越感来自张伯伦，一个英国人；他对犹太人的虐待狂来自卢格，一个维也纳的政治恶棍。唯一可以和希特勒直接联系上的德国思想家是理查德·瓦格纳①。他是另一个疯狂仇恨犹太人的社会主义者，在《我的奋斗》里，到处都可以找到瓦格纳书里的话。但是尼采为了那件恶意的蠢事和瓦格纳闹翻了。反正谁也不认真把瓦格纳当作一个思想家。他的音乐也叫我恶心，尽管这跟咱们所谈的事风马牛不相及。斯鲁特，我知道在这个领域里你读的书比我多，可我还是不理解你为什么给拜伦开了那么一个既枯燥、分量又重的书单。你也许只不过为了用一些大名字吓唬他一下吧。可是你应该知道，他是吓不住的。”
“这我是知道的，”斯鲁特说。他哗地一下往自己的杯子里倒起酒来，倒得满满的，然后一口气喝下去了。
①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作品以歌剧为主。
“你的小牛肉可凉了，”拜伦对他的新婚妻子说。娜塔丽和她以前的情人之间的这场针锋相对的冲突眼看就要不可开交。
她冲着他把头发往后甩了甩，不耐烦地切了块肉，边吃边谈着。“在创造希特勒的问题上，我们的责任比谁的都大。我们美国人，主要是由于拒绝参加国际联盟，然后是在最严重的不景气情况中，在一九三〇年通过了那个疯狂的《斯穆特—霍莱关税法案》，把欧洲的经济象骨牌似的一个挨一个地撞倒。《斯穆特—霍莱关税法案》通过之后，德国银行纷纷倒闭。德国人饿了肚皮，闹起事来。希特勒保证可以粉碎共产党人。德国人为了抵挡共产主义革命，就吞下了他的革命。他实践了他的诺言，用恐怖把德国人管得乖乖地听他的。这就是事情的前因后果。哼，勃拉尼，一千个德国人里也找不出一个曾读过那些书的。那完全是大学瓦斯里放出的厚厚一层云雾。希特勒是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英法两国的怯懦的产物，并不是黑格尔和尼采的。”
“大学瓦斯说得好，亲爱的，”斯鲁特说。“可我只是在一个意义上接受你这一点。”他把摊开的指尖并在一起，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用一种奇特的笑容注视着她——那笑容既表示他的优越感，又表示受到了挫折。“那就是：在任何时间和
地点，哲学著作总是前进的社会机器里所排出的一种瓦斯——这个观点可以说是黑格尔创立的，马克思接过来并把它庸俗化了。但是你可以通过对瓦斯的剖析来重新找出那架机器必然是个什么样子和它是怎样操作的。不管那些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它仍然可以很有力量，并且是真实的。杰斯特罗，德国浪漫主义是对西方生活方式的一个极其重要而有力的批判。它正视了所有我们的那些令人讨厌的弱点。”
“譬如说……？”她的语调很刻薄、很突兀。
斯鲁特忽然来了一股好辩的劲头，就好象如果旁的做不到，至少他想当着拜伦的面用言词把她征服似的。他先用一
个指头来回朝空中戳着，好象为他的话加上一个个的惊叹号。”譬如说，亲爱的，基督精神从挨了伽利略①一刀之后就死掉烂掉了。又譬如说，法国和美国革命的那些理想只不过是关于人性的神话。又譬如说，《独立宣言》的作者本人拥有黑奴。又譬如说，‘自由、平等、博爱的捍卫者最后砍掉无依无靠的妇女的脑袋并且互相砍了脑袋。娜塔丽，德国人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他们极为明晰的见解。他们看透了罗马帝国的腐败并且把它粉碎了。他们看穿了天主教会的腐败并打断了它的脊骨。如今，他们认为基督教工业民主只不过是正在腐烂着的空架子。他们打算用武力来接管。德国人的大师们一百年来一直在对他们说，他们的时机就要来到了，说残酷和流血是上帝在历史进程中的脚印。这些就是我开给拜伦的那些书的内容。它们讲得详尽细微。那个书单是有根有据的。当然，在德国，还有另外一种论调——一种正常的自由主义的论调，这是和西方一脉相通的，是‘好的德国’。娜塔丽，那我自然也都了解。他们的领导者大部分都投到俾斯麦方面去了，其余的，也几乎都成了德皇的鹰犬。希特勒等到他的时机来到了，就飞扬跋扈起来。听吧！”
①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天文学家，曾因天体学说被天主教教皇逮捕坐牢。
象教士诵经一般，斯鲁特用严肃的声调引述起来，一边还用一只僵直的手指在空中打着拍子：“德国革命不会由于发生在康德的《批判》和费希特的先验唯心主义之后而变得温和些或缓和些。这些学说的作用在于发展那种一俟时机成熟立即爆发的革命力量。基督教抑制了德国人的粗野斗士般的激情，但它却无法消灭它。当那个起遏制作用的护身符——十字架——垮台之后，那股疯狂的、好斗的暴力就会再度冲出来。古老的石神那时将从被遗忘了的废墟里站起来，拭去他们眼睛里那千百年的尘垢。雷神将举着他的铁锤再一次崛起，将把哥特式的教堂砸个粉碎。”
斯鲁特用一只拳头做了个笨拙无力的手势来比划铁锤的打击，随后接着说：“不要笑这个向你们提出要警惕康德、费希特和其他哲学家的空想家。不要笑一个预见到在理性领域里所爆发的革命同样也将在现实领域里爆发的幻象。思想走在行动前头，正如闪电走在雷的前头。德国的雷具有真正德国的特色。它并不疾迅，但它略显徐缓地一直隆隆下去。然而它终必来临。等你听到你在世界历史上从未听见过的一声霹雳，就知道德国的巨雷终于打下来了。”
“海涅——就是那个谱写了德国最伟大的诗篇的犹太人，那个为德国哲学所倾倒的海涅——这就是海涅写的。”斯鲁特用较为温和的语调说。“这些话是他在一百六十年前写的。”
他身后边起了一片挪动椅子的响声。一簇穿了晚礼服、用德语愉快地闲谈着的德国顾客向壁炉旁边的大桌子走去，两边跟着三个低头哈腰、毕恭毕敬的侍者。斯鲁特被碰了一下。他回头一看，目光正对着德国秘密警察头子的脸。那人友善地笑了笑，弯了下腰。同这人一起的是他们在旅馆见过的那个前额上有疤痕的，另外一个德国人是光头。还有三个穿着艳丽晚服、吃吃笑着的葡萄牙女人。
“哲学讨论会结束了吧，”奔奇·泽尔斯顿喃喃地说。
“为什么？”拜伦说。
“一个原因是，”娜塔丽打断说，“我腻烦啦。”
德国人一坐下来，整个餐馆的谈话声就静下来了。犹太人提心吊胆地望着他们。在这暂时的静寂中，只有那喧闹的、对周围毫不理会的英国客人的声音更显得大了。
“这些英国人是干什么的？”娜塔丽问泽尔斯顿。
“寓公。他们住在这儿是因为东西便宜，又没有配给制度。同时，我猜也因为这里不在德国空军的轰炸目标之内。”泽尔斯顿说。“英国大使馆的官员并不特别希罕他们。”
“你刚才引的海涅那段话很了不起，”拜伦对斯鲁特说。
“我在牛津的时候写过一篇关于海涅与黑格尔的论文，”斯鲁特微微笑了笑说。“海涅很长一个时期为黑格尔所吸引，后来他又摒弃了黑格尔。我曾经把那段话翻译出来，作为一本书的题词。那段话的辞藻挺华丽，就象耶利米①那样。犹太先知们都是一脉相承的。”
他们正喝咖啡的当儿，一道粉红色的聚光把这昏暗的房间分成两半，灯光照在小小演奏台上一块灰色的幕帏上。奔奇·泽尔斯顿说：“这就是他。他是最好的法都②歌手。”
①葡萄牙的一种民族歌舞。“法都”的意思是命运。
②《圣经·旧约》中的一个希伯来族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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