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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图文版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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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强兵

  第一节 军制改革

  1870年8月3日,刚刚从欧洲和美国考察军制回国的山县有朋和西乡从道,应召进宫拜谒明治天皇,奏报欧美之行的见闻。这是山县有朋第一次奏对天皇。闷热的天气和诚惶诚恐的心情,让穿着厚厚朝服的他汗流浃背。在一个多小时的奏对里,他长跪在地,感激涕零。

  25天后,山县有朋升任兵部少辅。一年后主持兵部,从此他手握日本近代军制改革的实权。在以后的11年中,他缔造了日本的“皇军”,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扩张侵略的爪牙。

  从幕府末期开始,日本就开始了军队近代化的改革。在明治维新前的庆应改革中,幕府曾经以法国军队为楷模,组建了步兵、骑兵和炮兵三军。明治维新以后,新政府面对的军队情况是五花八门的诸藩林立的旧体制,各藩的军队有的采用英国式、有的采用法国式,还有的采用荷兰式。首任兵部领导人大村益次郎全面推行法国式陆军和英国式海军的改革,受到士族的反对,被刺身亡。

  山县有朋到欧美考察军制的时候,正值普法战争爆发。原先一直落后的普鲁士战胜法国,迫使法国割地赔款。俾斯麦和德国皇帝特意选择在法国的凡尔赛宫举行了德意志帝国的建国仪式。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军队组织方式,给山县有朋留下深刻印象。他认为,为了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就必须建立中央政府统管下的帝国军队。

  在明治维新中,为了护卫天皇,曾经组成过以萨摩藩、长州藩和土佐藩三藩藩兵为首的天皇禁卫部队,立东山、西海两镇台警卫京畿。废藩置县以后,山县有朋重新调整国内兵备,新设东京、大阪、镇西和东北四个镇台。初步形成用于国内镇压、整齐划一的军队。

  1872年,山县有朋向政府提出《军备意见书》,要以欧洲兵制为榜样实行征兵制度。1872年年末到1873年初,就在使节团在欧洲考察的时候,天皇发布《征兵诏书》,太政大臣发布《征兵告谕》和《征兵令》。1872年又废止复古气息气味很重的兵部,另设主管军队的陆军省和海军省,与国际上通行的陆军部和海军部接轨。山县有朋担任陆军省大辅,原幕府的军事总裁胜海舟担任海军大辅。

  征兵制把日本的陆军分别分为服役三年的常备军,服役两年的后备军以及国民军三军,入伍者服现役3年期满后编入第一后备军和第二后备军,各为两年,总共期限为7年。士兵分为炮兵、骑兵、步兵、工兵、辎重兵五个兵种。山县有朋还要求设立兵学寮、造兵司、武库司这些海陆两军的教育和制造部门。

  征兵制是日本建立近代常备军的一项重大改革,它直接触及到武士阶层的利益,这个阶层原先在日本可以随身带刀,随便杀人。而征兵则是面向士农工商各个阶层的国家行为。山县有朋的前任就是死于不平的武士之手,为此,他不得不借助天皇的权威,发布诏谕。太政官的“征兵告谕”说:“佩双刀,称武士,抗颜坐食,甚或杀人而官亦不问其罪”的封建兵制已经结束。征兵是为了让四民有自由之权,“士非从前之士,民亦非从前之民,均为皇国一般之子民,报国之道本应无别”。兵役法采用西方的兵役概念,认为服兵役是向国家支付的“血税”。全国四民凡年满20岁的人都应编入军籍。1873年年初,在全国设立6个镇台进行征兵。

  1873年4月,日本开始在东京,继而在全国征兵。按照规定,现役兵平时为31680人,战时增加到46350人,近卫军为3880人,后来增加到1万人。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

  《征兵令》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反弹,当年就发生17次暴动。

  从欧美考察回国的大久保利通很快发现,到处都因为征税和征兵发生暴动,他注意到农民不喜欢把征兵当作对国家付“血税”这个提法。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征兵令规定,户主、长子、独生子、独生孙、养子等人可以避免服役,这样家里的老二和老三就成了征兵的对象,户籍成了政府征兵的人名簿。而对有钱人来说,只要拿出270元就可以免除服役。1875年,全国壮丁30万,属于免役的人就达到25万多。服兵役的人多是农民,农家被征去壮劳力后,等于加重了一倍赋税。

  这种情况使大久保政权后来不得不多次修改征兵令。

  在德国看到俾斯麦的治军经验和德国军国主义的成效以后,大久保回国后立刻就加以模仿。就在这时,跟随大久保在德国考察军制的山田显义呈上一份建议书,朝议为之所动。山田认为,强兵并不是仅仅在军事方面优越,而是一般人民的知识也要超过敌人。因此他建议模仿欧美各国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设立各种军事学校,培养军官和军士,尤其是对一般民众普及军事教育。

  为培养军事人才,日本先后建立了陆军士官学校,后来又设立了海军兵学校。在军事装备上,政府重点扶持了军事工业,成立了东京和大阪两大炮兵工厂和筑地、横须贺两大海军工厂。采用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平炉,提高了炼钢的速度和质量。在引进英、德、法、荷等国先进武器的基础上,直接引进技术,使大炮的质量也得到了提高。到80年代初,日本的兵工厂就能生产出自己制造的村田连发枪和各种口径的大炮。1875年,日本自己制造出第一艘大型军舰“清辉号”,不久立刻转向生产更渐进的铁骨铁甲舰。到1890年,海军已经拥有25艘军舰和10艘鱼雷艇,总计51000吨。

  1874年,日本在陆军省设置了参谋局。1878年,效仿德国军政、军令二元化军事体制,将参谋局改为参谋本部从陆军省内独立出来,负责制定军令和作战方案。而陆军省负责军事政策,此外还设立了监军本部,负责检阅和执行军令的情况。这样陆军省、参谋本部,监军本部三大军事机构就形成了,这三个部门直接隶属天皇,并对天皇负责,天皇是统率军队的大元帅。军部三大部门独立于内阁之外,不受内阁干预,处于独特的地位。这种体制,形成以后日本政治生活中军部直接秉承天皇旨意,不断干涉政治,独断专行的恶劣后果,并且把日本推上了不断发动战争、侵略邻国的军国主义道路。

  第二节 建立警察制度

  明治六年是一个发生很多大事的年头。很多人的名字在这一年出现,也有很多人在这一年从欧美回国,为日本历史书写了明治6年的故事。

  就在木户和大久保回国以后不久,十月政变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川路利良也在在9月从欧美考察以后回国了,他研究的领域是警察制度。

  在废藩置县之前,日本的警察和军队几乎没有分别,军队也担负日常的治安任务,东京的警察称为“府兵”,在各地都有县兵和区兵。1871年以后,全国的警察被改为逻卒。1872年在司法省内设立警保寮,统一指挥全国的警察。

  川路利良考察诸国的警察之后,给朝廷上了一份改革警察制度的意见书。他认为,君主独裁的国家应该增强君权。而想增强君权,就必须设立巡警,像俄国、普鲁士、法国,都以国家出钱设置巡警。川路利良认为,军队是对外的,警察是对内的。他把自己作为警察接触人民的笔记编成一本书《警察记事》,主张对人民进行家长式的保护主义,强调一国就是一家,政府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就是子女,警察是保姆。

  川路利良主张学习西方的警察制度,把行政警察和司法警察区分开。行政警察应该由内务省领导,而作为首都的警察,应该由内务省领导的警视厅长官。司法卿则应该是司法警察的首脑。

  大久保利通担任内务省卿之后,就着手建立全国的警察制度,把原先属于司法部门的警保寮改为内务府管理,大久保成为全国警察的总头目,。1874年,大久保设立东京警视厅,任命川路利良担任第一任东京警视厅大警视。掌管首都东京的警察权。原先的逻卒这一称呼改为警察,而当时的警察主要由封建武士出身的士族承担。

  川路利良希望日本成为一个警察国家,在他的努力和当局的支持之下,日本果然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除了首都东京之外,日本后来在全国设立了庞大的警察网,一个管区内分为几个区。在一个有2、3万户的区,就设立一个警察派出所,有警察数十人。

  到了明治中期的1890年,日本全国有692个警察署和774个警察分署,还有1400个警察派出所,平均三个村就有一个警察驻在所,警察网遍布全国。

  川路利良这个东京警视厅首脑几年后就面临着西南战争的考验。大久保密令他将眼光放在鹿儿岛,密切关注那里的一举一动,因为原先的维新英雄西乡隆盛在故乡鹿儿岛有发动暴乱的企图。

  第三节 家禄处分及士族叛乱

  在明治六年发生十月政变之后,西乡隆盛、江藤新平、板垣退助离开了明治政府。

  这几位明治维新的元勋,因为征韩论和大久保等内治派形成分歧。离开政府后,他们成为不平士族指望的对象,大久保激进专制的改革方案,直接触动了士族的利益,终于到后来演变成西南战争。

  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日本有40万武士,这个庞大的集团确实是明治政府极为头疼的。明治政府改革兵制以后,取消了封建士族垄断军事的特权。1876年,政府颁布“废刀令”,剥夺了武士佩带双刀,杀人后不治罪的权利。

  在诸藩林立的时代,武士靠国家的俸禄生活。明治维新废藩置县以后,政府就开始改革禄制。明治六年,政府规定华族和士族不担任官职的人可以经商和从事产业。让这些士族献出俸禄,由国家发给补偿金和公债。但是2年过去,只有三分之一的士族献出俸禄,献出的家禄只有实际的四分之一。这种赎买办法也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家禄支出居然在政府财政中占了三分之一。政府不得不靠借外债支付武士献出家禄。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大久保决定废除武士的家禄。

  1876年,大隈重信主张向华族士族发售巨额金禄公债证书,赎买全部家禄。同年8月,政府命令所有领取俸禄者一律献出俸禄,由国家发给证书,强制将货币俸禄支付改为发授公债,一次处理完毕。领取公债的占了所有士族的四分之三,家禄被赎买殆尽,庞大的武士阶级作为一个封建阶层被彻底消灭。

  政府允许公债券可以兑换成银行券,所以不少士族都投资银行,在当时的日本形成了一股银行热,持有巨额公债的华族和士族将领到的资金投资工商业,其中士族的资本占到四分之三。后来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五代友厚,岩崎弥太郎、藤田等人,都是从士族转化为大资本家的。

  武士阶层分化了,有人成为企业主和资本家,有人成为政府雇员,作了警察和教师,还有一部分人沦为手工业者和农民。绝大多数士族沦为无产者。这也是后来士族暴乱不断的缘由。征韩论的提出,也多少代表了这一部分阶层的要求,他们希望对外扩张,为自己找到立足之地,建立士族专制的国家。

  从1874年开始,几位明治维新的元勋挑起的暴乱,使大久保政权的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一个是江藤新平,他在第一届明治政府中担任参议和司法卿,维新以后致力于制定法制,将拿破仑法典翻译过来,为日本近代法制建立了功勋,同时也为日本的学制奠定了基础。在明治六年的政变中,他力主征韩,与大久保、木户意见对立。失败后,他退出政府。

  1874年2月,佐贺的忧国党和征韩党纠集5000多人发动叛乱,江藤新平和岛义勇率军攻占了佐贺。2月3日,消息传到东京,大久保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行使了“军国之政”。他派陆军省的熊本镇台和大阪镇台兵包围佐贺,并以内务卿的身份亲自到现场镇压叛乱。

  政府军很快占领佐贺,江藤新平到鹿儿岛请求西乡隆盛的支援,西乡认为他掀起叛乱是贸然从事,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偷渡到四国后,在高知县被逮捕。大久保毫不宽容地进行了处理,在佐贺特设法院,亲自提审了江藤新平。面对昔日同僚和维新功臣的辩解,大久保毫无表情。4天后,江藤新平被判大逆罪,枭首示众。

  1876年3月,明治政府发布废刀令。8月又接着发行金禄公债。引发了武士阶层更大的暴乱。在熊本这些武士成立“敬神党”、“神风连”,在福冈组织了“秋月党”,发动了暴乱。

  在原先长州藩的山口县的萩城,也发生了叛乱。萩城是吉田松阴建立松下村塾的地方。这次叛乱的头目也是吉田松阴的学生——明治政府第二任兵部大辅前原一诚。他在政府中与木户和大久保不和,辞职后回到故乡。吉田松阴的侄子也对现政府的政策不满。在前原一诚的周围,山口县的士族形成了主张征韩,反对征兵制和废除俸禄的势力。10月下旬,200多名叛乱分子,夺取了冶炼厂的武器弹药,企图进攻山口县。不久被政府军镇压。前原一诚在岛根县被捕后,也被处死。

  在这几个叛乱发生之后,全国士族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鹿儿岛,大久保也密切注意着鹿儿岛。西乡隆盛的态度以及他陆军大将的声望,对全国的士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退出政府回到鹿儿岛之后,西乡隆盛经营着一个私学校,一个赏典学校,办了一个吉野开垦社。私学校由枪队学校和炮队学校组成。枪队学校收容旧近卫兵,这是原先的天皇卫队,西乡退出政府后,也辞去了近卫都督的职务,一部分萨摩藩的近卫兵也和他一同回到鹿儿岛,在私学校里有600名学员。炮队大约有200名,主要是收容旧藩兵炮队。西乡把自己因戊辰战争的功绩得到的最高赏典禄2000石拿出来,为戊辰战争的阵亡者子弟办了赏典学校。作为萨摩的功臣,大久保也曾经把自己的1800石俸禄拿出来给了学校。西乡此时正在倾全力主办吉野开垦社,准备将来让私学校的学生依靠自己的力量生活。

  大久保也来自萨摩藩,对鹿儿岛士族的独特情况比较了解,在俸禄处分的问题上持谨慎态度。对鹿儿岛网开一面.为鹿儿岛士族支付十年的秩禄公债,并支付百分之十的利息。为此木户孝允和大久保还激烈争论过,木户指责大久保对鹿儿岛额外对待的政策是姑息。1876年,大久保要求鹿儿岛县令大山纲良更换县厅官员,大山表示办不到,大久保害怕事态扩大,收回了撤换官员的命令。

  当士族叛乱不断发生的时候,大久保仍然相信西乡的统治力,他说:“有老西在,就决不会有暗地起事之类的行动,我非常了解西乡这种气质,所以无需格外操心。”

  但是大警视川路利良作为治安的负责人,密切关注鹿儿岛的动静。他不断派员进入鹿儿岛。当时政府的武器库在私学校附近,熊本和萩城发生暴乱后,政府计划将这里的弹药运往大阪,以往运送这些弹药都是使用帆船,但是这次使用了汽船,没有通知县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运出弹药。在私学校学生抓到警视厅的密探审问后,得知警视厅有暗杀西乡的计划。于是在1月29日袭击了甲突河上游的草牟田弹药库,抢走30000发子弹。

  2月中旬,西乡决定挑起反政府的叛乱,从鹿儿岛向熊本进攻,西乡隆盛身穿陆军大将简便制服,带佩刀,随着炮队在罕见的大雪中出发了。九州各地支援西乡的士族纷纷参加,人数很快达到30000人。2月12号,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在神户陪同天皇巡幸,得知消息后,山县起草了给朝廷的报告,认为一旦破裂,天下将有土崩之势。

  木户孝允和大久保一开始不相信西乡参加了暴动,但是到了25日,他们接到鹿儿岛的正式报告,木户说:“西乡隆盛终于也出来了,究为何事也?总之遗憾万千,令人长叹之极。然则亡也罢、杀也罢,毫无遗憾。”19日,政府发布诏令讨伐鹿儿岛暴徒,投入5万多兵力,海军的11艘军舰也参加了战斗。西南战争正式开始。

  西乡的军队围困熊本城长达50天,熊本城依靠坚固的防御坚守待援,大量消耗西乡军的有生力量。3月,政府军攻占了鹿儿岛,开始掌握县政,此时百姓才知道西乡已经成为叛军,愿意支持政府军。3月19日,政府军在西乡军队的背后登陆,攻击西乡的军队。4月中旬政府军解熊本城之围,西乡军队全面撤退。

  5月,政府军和西乡军队战斗仍在进行。此时木户孝允因为过度操劳进入病危状态,一天他在梦中大叫:“西乡也要适可而止啊,我将亲赴说谕之。”不久,木户孝允逝世。

  8月在延冈北方长井村的决战中,西乡军被击败,1万人投降,开始总撤退。他率领一小队残军退到鹿儿岛的城山。不久,政府军就将这个最后的据点团团围住。此时追剿军总指挥山县有朋给他写了一封信劝降,但是西乡拒不回答。9月24日清晨4时,政府军发起总攻,炮弹击中西乡的腹部。在岩崎谷,这位明治维新的第一号功臣和西南战争的头号魁首切腹自杀。

  对大久保政府专制的激进改革不满,对西乡的反叛报有一定支持态度的板垣退助、中江兆民等人,在西南战争以后采取了另外一种与政府对抗的方式,开始组织政党,后来形成了不断高涨的自由民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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