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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图文版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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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维新

  第一节 出使欧美

  1871年12月23日,日本横滨港。4500吨的美国商船“亚美利加号”缓缓驶出港口。甲板上,日本使节团成员向送行的人挥手告别,驶往美国旧金山。

  这是在日本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远航,使节团在欧美历时近两年,但是其结果却影响了日本的近现代历史。

  这个使节团中包括了明治新政府的几位重要成员。正使是右大臣岩仓具视,副使则是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和参议木户孝允、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四人。这是一个拥有四十八名随员的使节团,另外,这艘船上还乘坐着58名赴西欧各国留学的华族、士族子弟。其中还有5位首次出国留学的女子。

  使节团的任务早在11月就定了下来,“其一,因我国整体更新,修聘问之礼,以笃友好之谊;其二,借修改条约,向各国政府阐明并洽商我国政府的目的和期望。”第三个目的让使节团从制度法律、理财会计、和教育等方面,全面考察欧美最开化昌盛的国体与实际事务的处理,学习这些规章制度能否适用于日本。使节团中每人都分科负责主管事务进行学习。

  除了伊藤博文曾经留学英国外,其他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出国。

  大久保利通已经48岁,在甲板上,面对着波涛起伏的太平洋,如同面对着日本维新3年以来的政局……

  第二节 废藩置县

  新政权是在政变和战争中诞生的,1868年1月3日,就在发布讨幕密旨的那一天,就设定了以天皇为首的总裁、议定、参与三职。其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井上馨、广泽真臣这些“参与”。

  在讨幕战争的进行过程中,新政权已经稳步确立。他大久保和木户孝允这两位政治家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要把天皇作为传统统治者的权威确立下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把天皇从传统中解放出来,使他成为真正的政治君主,以绝对权力君临天下。

  萨摩藩和长州藩的这些领袖已经把天皇当作握在手里的“宝玉”,他们准确地认识到,王政复古以后,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年仅16岁的明治天皇,而是他们自己。他们必须为日本找到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对内,天皇是“列藩同盟之主”;对外,天皇代表国家,以往幕府将军以“大君”名义缔结的条约,今后全部以天皇的名义确认和缔结。

  1868年2月8日,天皇向各国颁布《开国诏谕》,确定了日本“与万国对峙”的目标。这是以后日本对外的基调。而在“对峙”的理解上,木户孝允认为是“与各国并立”,大久保利通则认为是“与万国对立”,岩仓具视最极端地认为“海外万国皆是我皇国之公敌”。在这几种提法中,它们各自表达了实现日本独立的思想。而在《诏谕》中,日本又承认万国公法,这一方面表达了对西欧各国的警惕,另外又把万国公法当作小国对付强权的武器。

  大久保利通坚定地认为,天皇应该领导与万国对峙的日本。

  1868年4月6日,在京都皇宫的紫宸殿,按照讨幕派的安排,年幼的天皇率领公卿、诸侯和群臣百官举行了誓祭典礼。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了新政府的施政纲领――《五条誓约》:

  1,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2, 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3, 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4, 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5,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誓文的结语宣告:“将实行我国前所未有之变革”。

  同一天,天皇又发布《宸翰》(亲笔信),要亲自“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使天下如富岳(富士山)之安。”

  3年来,新政府面临重重压力。首先是如何实现全国的统一。新政府只没收了德川家族领地,设置了8府12县。为了利用天皇的权威,大久保利通让天皇巡幸大阪,利用天皇的精神权威,为实现全国的统一作准备。天皇巡幸以后,各国解除局外中立,新政权作为日本唯一的中央政府,得到国际上的承认。

  在函馆战役胜利后,讨幕战争结束,但是各藩拥有重兵的体制没有变化。为了实现政治归于中央政府,在朝野之间都出现了奉还版籍的呼声,要求大名将领地交给人民。1869年2月,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和肥前藩这些雄藩在讨幕派的压力之下,上奏天皇奉还版籍。到这一年的7月,已经有236个藩奉还了版籍,各藩藩主虽然取消了对人民和土地的封建领有权,但是仍然保留了藩的称号,并任命旧藩主为藩知事,成为各藩的最高行政长官,其施政要服从中央政府的号令。政府同时取消了大名和公卿的称号,一律改称华族。

  王政复古,复的是日本古代的天皇制,而召唤历史亡灵,是为了现实的斗争。在奉还版籍之后,中央政府又实行新的官制改革。设立神祗官,置于政务的太政官之上,借助神权来提高天皇的权威。

  新政权建立后,农民起义和士族叛乱不断发生,木户孝允感到,如果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实现士农工商的四民平等,逐步取消士族的俸禄,承认一切人都有就业自由,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生产力。但是要想实行这样的改革,首先要统一兵权,然后才能统一政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废藩置县,然后才能实行新的改革。

  由于萨摩藩、长州藩的兵力强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不得不与西乡隆盛商量,西乡隆盛在战争结束后,就回到鹿儿岛,引退不过问政治,但是失去特权的士族却总打着他的旗号闹事。大久保认识到,没有西乡隆盛的参与,就不可能建立一支政府的常备军。于是由岩仓具视担任正使,他与山县有朋等人亲自到长州藩和萨摩藩面见西乡隆盛,在土佐藩邀请板垣退助一起决定以萨摩、长州和土佐藩的步兵、骑兵和炮兵8千人入东京,作为天皇的亲兵,从而建立起明治新政府的最初的常备军。在废藩置县这个大目标下,西乡隆盛缓和了与新政府一些官僚的矛盾,为废藩置县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

  1871年8月29日,木户孝允以天皇的名义,当着56位藩知事的面,宣读了废藩置县的诏书。免去261个藩主的知事官职,定居东京,领取国家俸禄。为了给与旧藩主经济上的保障,由国家承担了各位藩主的债务,后来又以政府公债的形式,抵付了全部旧藩债,这种赎买的办法,摧毁了藩主的割据势力,使日本成为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在废藩的基础上,中央重新划分了一个北海道开拓使,东京、大阪、京都3府和72个县。称一道三府72县,基本延续至今。

  废藩置县以后,新政府进行了新的官制改革,把太政官分为正院、左院和右院,正院拥有立法、行政和司法决策权,由19岁的明治天皇亲临“总理万机”的官厅,各省长官直接向天皇负责,在形式上一切权力都集中于天皇。在公布的名单中,除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和右大臣兼外务卿岩仓具视是公卿以外,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山县有朋、江藤新平、板垣退助、井上馨都来自长州藩、萨摩藩,土佐藩和肥前藩。这意味着政权由封建领主和公卿之手转到了中下级武士之手。这少数藩阀政治家,后来成为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和后来的大正、昭和时代的元老,对日本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中央政权的稳固,新政府开始逐步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首先就是修改不平等条约,此时在使节团的每一位人士心中,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第三节 效法先进

  岩仓使节团横渡太平洋,在1872年1月15日抵达旧金山,随后,由于风雪阻路,在盐湖城呆了半个月,副使伊藤博文在此期间草拟了《奉命使节要点》,因为“安政条约”到1872年7月期满,日本使节团希望为日本国民增加权利,使日本进入开明各国之行列。希望把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一概移入日本,“使日本国民迅速进步,达到同等化域。”

  1月21日,使节团到达华盛顿,参加了美国总统格兰特举行的盛大的招待会。美国先进的航海技术,铁路技术和新奇风俗习惯,让使节团感慨不已。

  但是修改条约却让使节团看到美国的另一面,当岩仓向美国国务卿菲休提出改约谈判的时候,菲休援引国际惯例,要求使节团出具天皇授予的交涉全权委托书,日本代表团目瞪口呆,只得派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回国取全权委托书。但是留守政府西乡、板垣等人强调出使的目的是研究外国的典章制度,反对过早进行改约谈判。

  当大久保利通弄到国书和新的全权委任状再度到达华盛顿的当天,有关改约的谈判交涉却终止了。木户孝允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彼之所欲者尽与之,我之所欲者一未能得,此间苦心竟成遗憾,唯有饮泣而已。”

  美国无意带头修改不平等条约,使节团的改约计划搁浅。使节团强烈地感受到弱国无外交的严峻现实。此时使节团在美国已经住了将近半年,便转赴英国,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以更加强硬的态度拒绝日本恢复关税自主权的要求,并且提出了比现行条约更加苛刻的修约方案,要求日本给与内地旅行权、沿海贸易权、土地所有权。其他各国也是步步进逼,贪得无厌。这种态度让使节团加深了对西方强权本质的认识,并在以后对亚洲诸国如法炮制。在使节团内部,木户孝允对大久保进行预定之外的修改条约的谈判表示不满,木户和大久保在整个行程中一直争吵,对和大久保站在一起的伊藤博文也很不满。

  修约谈判受挫,使节团全面考察欧美的各国的各种制度。在一年有十个月的考察中,他们先后访问了美、英、法、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12个国家,考察经费占到了当年明治政府收入的2%。他们考察了政府机构、议会、法院、公司、交易所、各种工厂、矿山,港口、农牧场、兵营、要塞。西方文明的成就,让他们目眩神迷。大久保利通说;“到西洋这么一看,我们不适应这个世界。”岩仓具视在访问罗马时说:“视察各国之情况,向英、美、德、法这样的强国自不必说,虽二三流之诸国,其文化之繁盛,亦为我国殊不可比。”

  在英国的伯明翰和曼彻斯特,使节团看到是黑烟满天、到处都是工厂,国民精神都倾注在世界贸易之上。这个与日本相同的岛国,没有一样是土地生产的东西,有的只是煤和铁,主要是依靠工业和贸易相结合。大久保利通彻底觉悟到,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独立建国,富国强兵自不待言,而要富国强兵,务必要从殖产兴业上下手。在英国的考察,促使大久保在回国后提出殖产兴业的建议书,提出“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虽依赖于人民致力于工业与否,但寻其根源,又无不依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以英国为典范走发展工商业致富之国的道路。

  一天拂晓,从普鲁士赴俄国的火车上,木户孝允不再入睡,“悲笳彻耳,残梦忽破,起而推开玻璃窗,车外是波兰,本地旅客有乞钱者。因追想其盛时,泪不禁夺眶而出良久。”领悟到“各国事迹,虽有大小文鄙之差,然寻其废兴存亡之道,在于政规法典之隆替”。在美国就留心各国宪法政治的他,认为日本人民尚未普遍文明开化,制定宪法要靠君主英断。首先要以五条誓文之外增设条例,形成政规,同时根据政规制定法典。在普鲁士的时候,他注意到普鲁士的国情与日本很像,决心效仿普鲁士,在日本建立集权主义政体。大久保利通也认为,随着民主的进展,日本的君主专制之体将来不能永存,但是民主也不能立刻适用,要制定合乎日本特点的宪法体制,给日本天皇制披上近代的外衣。岩仓具视是宫廷派的政治家,一直强调天皇为中心的政治体制,也认为普鲁士宪法最适合于渐进主义。

  欧美国家的普及教育,给使节团留下深刻影响。木户孝允说,日本人和欧美人没有什么不同,只在于学与不学。美国的教育普及程度远远高于日本,为了日本近代化事业,必须源源不断培养出大批人才,因此,“其为急务者,莫先于学校。”使节团注意到,由于东西传统思想的不同,在教育内容上有根本的差异,欧美各国普遍重视近代科学知识,注重实学。“西洋人勉有形之理学,东洋人务无形之理学,使两国人民之贫富不同。”东方教育造就了一批疏于切实之财产生理的社会寄生虫。因此他们哀叹日本在睡梦中过了两千年。

  1873年3月15日,号称“铁血宰相”的德国首相俾斯麦会见使节团,俾斯麦对使节团直言不讳:“方今世界各国,皆以亲睦礼仪交往,然而这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是强弱相凌,大小相侮。”“他们所谓的公法,被他们说成是保全列国权利的准则,但是大国争夺利益的时候,如果对自己有利,就依据公法,毫不改动;如果对自己不利,马上诉诸武力,根本没有坚持公法的事情。”他向使节团介绍了普鲁士强盛的经验,告诉日本使节团,弱小国家要想独立自主,必须取决于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内治与外交上,应该内治优先,搞好内治才有发言权。这一番醍醐灌顶的话,让大久保等人等是产生钦佩之情,也疏解了修改条约失败的郁闷。在考察德国的军事制度的使节团,被德国的重视军事教育所震惊,“国中之男子堪执兵器者,悉受兵卒之教练,至少服一年常备军役,全国接受军人之磨练。”在克虏伯公司,他们看到德国的军事工业的强大,致力于学习德国的军事经验。

  就在使节团在欧美考察的时候,留守的政府内部却面临着政变的危机,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不得不先后提前归国。

  第四节 专心内治

  这次的主角西乡隆盛,在留守政府中,他担任参议,在一年半时间里,他在废藩置县和兵制改革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他也看不惯东京的浮华风气。指责政府已经堕落为商业管理所。正在这个时候,陆军大辅山县有朋和大藏大辅井上馨和商人勾结,私借公款的丑闻发生。留守政府面临分裂危机。

  更重要的是,来自萨摩的军官从1872年起,就积极推动政府出兵台湾。西乡隆盛的弟弟西乡从道积极备战,准备行动。

  另一个冲击来自朝鲜,在明治维新之前,幕府不能向朝鲜派遣使者,两国之事由对马岛上的藩主主持,贸易局限在釜山的日本会馆。从维新一开始,日本就不掩饰对朝鲜和清朝的扩张意识,在给朝鲜的国书中,违反原来的格式,朝鲜自然予以拒绝。到了1873年5月,在朝鲜的釜山草梁的日本会馆,出现了布告,对日本具有侵略野心的意图予以揭露,并不许日本人到朝鲜,到朝鲜的船只,如果不是幕府时代的船只试样,也一概予以拒绝。这在留守政府内部引起了愤怒,西乡、板垣、江藤新平都主张“征韩论”。西乡隆盛甚至主张先派使臣去朝鲜,如果使臣被杀,日本就可以派军队征服朝鲜。他自己愿意亲自担任使节。

  虽然征服朝鲜和清朝是日本维新派人士普遍的思想,但是刚刚从欧洲考察回来的大久保已经确立了内治优先的路线,必然要反对西乡隆盛的意见。在“征韩派”占优势的政府内部,大久保孤掌难鸣,只有等待木户孝允和岩仓具视回国。7月和9月,木户和岩仓回国后,政府内部发生激烈争辩。虽然木户是最早提出征韩的明治高官,且和大久保在使节团有争吵。但是在访问欧美后,他与大久保在内治优先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政变的发展颇有戏剧性,10月14日,举行阁议,岩仓主张内治优先,而后再谋外征。板垣退助赞成西乡的观点,大久保和西乡隆盛激烈辩论,空气紧张。大隈重信因与外国人有约,请先退席。西乡瞪大眼睛望着他,厉声喝道:“当讨论这样国家大事的时候,与区区一个外国人的约会而退席,何以对国家?”大隈重信只得默默就座。

  第二天,两派仍然争执不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终于接受西乡的建议。大久保和木户拂袖而去,17日向朝廷递交辞呈。

  征韩派表面取胜了,但三条实美在上奏朝廷的时候,耽误了一天,就是这一天改变了事态的发展。三条实美在协调不成的情况下称病辞职。19日,大久保向黑田清隆上了一个密策,请求明治天皇发布敕命,任命岩仓为太政大臣,20日,岩仓接受天皇的诏书,成为朝廷领袖。

  西乡隆盛感到形势突变,22日仍然要求岩仓按照原先的阁议上报,岩仓具视说:“我奉敕命摄行太政大臣之事,深信自己的意见是国家的善策。所以,我要将彼此的意见同时上奏,听候圣断。”西乡隆盛等人拂袖而去。

  23日,岩仓具视上奏天皇,力陈整顿国政,增厚国力。同一天,西乡隆盛提出辞去参议、陆军大将、近卫都督的职务。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也辞去政府中的职务。天皇保留了西乡隆盛的陆军大将职务。西乡离开东京,返回鹿儿岛。

  明治六年十月的政变,是明治维新中一次重要的事件,从此政权转移到以大久保为首的“内治派”手上。

  11月10日,太政大臣发布布告,决定设置内务省,大久保自荐兼任内务卿,具体承担起日本近代化的重任。这个部门不仅负责国内治安,还要鼓励和保护民间企业的发展。户籍、土木工程、运输、通信等等全部集中到内务省。他把大藏省和工部省作为内务省的左右两翼,由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分头执掌,这三个省联在一起,形成以内务省为轴心的“大久保政权”。

  在当时的日本,像伊藤博文、井上馨、大隈重信这样了解西方、掌握现代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的人并不多,为此,大久保把通晓洋学的旧幕府官员和地方上有政绩的官员,提拔到中央政府,成为推行改革政策的骨干。在这群人中,既有担任幕府研究西方知识的洋学所“蕃书调所”总裁和负责外交事务要职的大久保一翁,“蕃书调所”的教授神田孝平、箕作麟祥。在“开成所”任职的学者西周、津田真道,还有幕府军事总裁的胜海舟和海军事务官员厦本武扬。这些具有西洋思想的洋学者、技术官僚和军事官僚进入政府,为大久保推行近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另外,曾任日田县知事、政绩突出的松方正义也进入中央政府,后来入阁拜相,成为日本政界的元老级人物。

  内务省成为“日本的国家”,它具有惊人的广泛权力。在这种体制下,大久保利通领导日本开始了一系列完善近代国家体制和发展经济的措施。

  这一时期被称为激进近代化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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