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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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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谊 *

  《随想》第四十在《大公报》发表后,我就放下笔访问日本。我在日本朋友中间生活了十六天,日子过得愉快,也过得有意义;看得多,也学到不少;同朋友们谈得多,也谈得融洽。人们说“友情浓于酒”,我这次才明白它的意义,我缺乏海量,因此我经常陶醉,重要的感觉就是心里暖和,心情舒畅。我忘不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我到东京后不久,日本电视台安排小说家水上勉先生同我在新大谷饭店的花园里对谈。对谈从上午九点开始。那是一个很好的晴天,但忽然刮起了风。我们坐在园子里晒太阳,起初相当舒适,后来风大了,负责 接待我们的清水正夫先生几次到园子里来,可是他只能站在线外,因为我们正在谈话,录像的工作正在进行。他几次仰头看看风向,匆匆地走了,过一会又跑回来望望我,伸起手辨辨风向,似乎急得没有办法。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可是我不能对他讲话,我的膝上盖着大衣,还是他先前给我送来的,我没有把大衣穿在身上,只是因为我不愿意打断我们的对谈,即使风吹过来我感到凉意,却也可以对付过去。这一个上午的对谈并不曾使我受凉,见到清水先生我还笑他像一位善于呼风唤雨的法师,后来听说他当天晚上在事务局(接待办公室)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是既然有风就不该安排在园子里举行对谈。我二十五年前就认识清水先生,当时他带着松山芭蕾舞团第一次访华,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舞剧《白毛女》,以后在东京和上海我都见过他,可是少有交谈的机会。他是有名的建筑师,又是松山芭蕾舞团的团长,这一次他领导事务局的工作,成天陪同我们活动,就同我相熟了。他和其他在事务局工作的朋友一样,从清早忙到深夜,任劳任怨。他究竟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友谊!

  我再说第二件事:主人作了安排,要我在东京朝日讲堂里宣读一篇讲稿,题目是《文学生活五十年》,规定的时间是四十分钟。我在上海家中写好一篇七千字的讲稿,在北京请人译成日文,一起带到东京。讲演会在四月四日举行,前一天晚上,事务局的朋友建议请作家丰田正子女士在会上念译文。丰田女士是亡友江马修的夫人,也在事务局工作,她一口答应下来。为了念得流畅,取得更好的效果,她熬了一个通宵把译文重新抄写一遍。她又是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友谊!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不少,我也不想在这里列举了。在一次招待会上我讲过这样的话:“当中国作家由于种种原因保持沉默的时候,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水上勉先生和开高健先生却先后站出来为他们的中国朋友鸣冤叫屈,用淡淡的几笔勾画出一个正直善良的作家的形象,替老舍先生恢复了名誉。……我从日本作家那里学到了交朋友,爱护朋友的道理。”这决不是说过就忘记的“外交辞令”,我讲的是简单的事实。他们都是为了什么呢?

  每天我睡得晚,想得多,我需要解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我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我对朋友们讲真话,讲心里的话。我虽然是一个感情不外露的东方人,可是谁触动了我最深的感情,我就掏出自己的心交给他。究竟为了什么?我一直在想。我想得多,但不是想得苦。我越想越是感到心里充实,越想越是觉得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掏出了自己的心,我并不感到空虚,因为我换来了朋友的心。我感到我有两倍的勇气,有两倍的力量。究竟由于什么?我得到回答了:由于友谊。

  在日本访问的十六天中我流过两次眼泪,第一次是在羽田机场,我们离开东京去广岛,同朋友们握手告别,一位在事务局工作的年轻姑娘忽然哭出一声,泪珠滚滚地落下,这个时候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另一次在长崎机场,我们结束了访问从那里动身回国,西园寺公一先生从横滨赶来送行,他的腿关节有毛病,拄着手杖陪我们到机场,我走出候机室的时候,最后一次向着站在平台上的朋友们挥手,忽然看见了西园寺先生、清水先生和其他几位朋友的眼泪,我真想转过身跑回去拥抱他们。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却无声地哭了。我含着泪水上了飞机。我感谢这样的眼泪,它们像春天的雨灌溉了我干枯的心灵,培养了友谊,培养了人间最美好的感情。

  从长崎到上海只需要一个半小时,访问结束了,但是友谊将继续发展,流传到子孙万代,即使我的生命很快化为尘土,我那颗火热的心仍然在朋友们中间燃烧。我们的友谊决不会有结束的时候。

  四月二十四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年五月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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