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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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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探索 *

  我在前一篇《随想》里谈到了探索和创新。

  探索,探索,追求……这不是一篇文章、几千字就讲得清楚的。尽管这一类的字眼有时候不讨人喜欢,甚至犯忌,譬如一九五七年南京的“探求者”就因为“探求”(刚刚开始),吃够了苦头,而且有人几乎送了命,但是自古以来人类就在探索、探求、追求而且创新,从未停止,当然也永远不会停止。白杰明先生说“非得让人探索不可”,起初我很欣赏这句 话,后来再思三思,才觉得这种说法也近似多余。任何时期总有些人不高兴、不愿意看见别人探索,也有些人不敢探索,然而人类总是在探索而前进。为什么我们今天不“穴居野处、茹毛饮血”呢?为什么我们不让人褪掉裤子打了小板子还向“大老爷”叩头谢恩呢?……例子太多了,举不胜举!对我来说,最不能忘记的就是这一件事:我的祖父不但消失得无踪无影,连他修建的公馆,他经常在那里“徘徊”的园林也片瓦不存。最近还有一件事,已经有两位作家朋友告诉我:江苏省的文艺刊物大有起色,过两年会大放光芒,那里有一批生力军,就是过去的“探求者”。我希望这两位朋友的看法不错。

  我在上面提到我的祖父,有人就对我发问:你不是说过高老太爷的鬼魂还在到处出现吗?问得好!但鬼魂终究是鬼魂,我们决不能让它借尸还阳。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向终南山进士学习呢?

  现在言归正传,我们还是谈探索……吧。

  像我这样一个不懂文学的人居然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不可能是“长官”培养出来的,也不可能是一条大路在我面前展开,我的脚踏上去,就到了文学之宫。过去有些人一直在争论,要不要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给我几页篇幅,我看这是在浪费时间,我并不是文学家。

  我拿起笔写小说,只是为了探索,只是在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说救人、救世未免太狂妄,但当时我只有二十三岁,是个不知轻重的“后生小子”,该可以原谅吧。说拯救自己,倒是真话。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里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据我所知,日本作家中也有这种情况,但他们是在成名成家之后,因为解决不了思想问题、人生问题而毁掉自己的生命。我没有走上绝路,倒因为我找到了纸和笔,让我的痛苦化成一行一行的字,我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我就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的。五十多年来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但是我从来不曾离开文学。我有时写得多些,写得好些;有时我走上人云亦云的大道,没有写作的渴望,只有写作的任务观念,写出来的大都是只感动自己不感动别人的“豪言壮语”。

  今天我还在继续探索,因为我又拿起了笔。停止探索,我就再也写不出作品。

  我说我写小说是为了安静自己的心,为了希望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对读者有所帮助,这当然只是我的主观愿望,我的作品也可能产生相反的社会效果。最有发言权的人是读者,一部作品倘使受到读者的抵制,那就起不了作用。但也有些作品受到一部分读者的欢迎,却在这些人中间产生了坏的影响。我今天还不曾给革掉作家的头衔,我的作品还未在世界上绝迹,这应当感谢读者的宽大,不过这也许说明这些作品的社会影响不算太坏。不会有人读了我的作品就聚众闹事或者消极怠工或者贪污盗窃,这一点我很放心。我在多数作品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说高尚,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是单靠吃米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

  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好人?我几十年来探索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的作品便是一份一份的“思想汇报”。它们都是我在生活中找到的答案。我不能说我的答案是正确的,但它们是严肃的。我看到什么,我理解什么,我如实地写了出来。我很少说假话。我从未想过用我的作品教育人,改造人,给人们引路。五十年前我就说过:“我不是说教者。”一九三四年我又说:“这些小说是不会被列入文学之林的。”我固然希望我的作品产生社会影响,希望给读者带来帮助。可是我也知道一部文学作品,哪怕是艺术性至高无上的作品,也很难牵着读者的鼻子走。能够看书的读者,他们在生活上、在精神上都已经有一些积累,这些积累可以帮助他们在作品中“各取所需”。任何一个读者的脑筋都不是一张白纸,让人在它上面随意写字。不管我们怎样缺乏纸张,书店里今天仍然有很多文学作品出售,图书馆里出借的小说更多,一个人读了几十、几百本书,他究竟听哪一个作者的话?他总得判断嘛。那就是说他的理智在起作用。每个人都有理智,我这样说,大概不会错吧。我从十一二岁起就看小说,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文学作品的读者,虽然我同时又是作家。那么照有些人的说法,我的脑子里一定摆开了战场,打得我永无宁日,我一字一句地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可是我还是我,并没有变成赫尔岑。同样我从四十年代起就翻译屠格涅夫的小说,译来译去,到一九七四年才放手,是不是我就变成了屠格涅夫呢?没有,没有!但是我不能说我不曾受到他们的影响。这是在不知不觉间发生的,即使这就是“潜移默化”,但别人的影响,书本的影响,也还是像食物一样要经过我咀嚼以后消化了才会被接受。不用怕文学作品横冲直闯,它们总得经过三道关口: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随便读到一部作品就全盘接受,因为他头脑空空,装得下许多东西。但这种人是少有的。那么把一切罪名都推到一部作品身上,未免有点不公平吧。

  前些时候有人不满意《伤痕》一类的小说,称之为“伤痕文学”,说是这类揭自己疮疤的作品让人看见我们自己的缺点,损害了国家的名誉。杨振宁教授也曾同我谈过这个问题。那天他来访问,我讲起我在第二十三篇《随想》中阐明的那种想法:“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把祖国建设成人间乐园。”他说,他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海外华人都热爱祖国。他又说他们从伤痕文学中看到祖国的缺点,有点担心。他的意思很明显,有病就得医治,治好了便是恢复健康。我说未治好的伤痕比所谓伤痕文学更厉害,更可怕,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不能 讳疾忌医。

  但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只要掩住伤痕不讲,伤痕便可不医自愈,因此不怪自己生疮,却怪别人乱说乱讲。在他们对着一部作品准备拉弦发箭的时候,忽然把文学的作用提得很高。然而一位写了二十多年小说、接着又编写《中国服装史》二十年的老作家到今天还是老两口共用一张小书桌,连一间工作室也没有,在这里文学的作用又大大地降低了。

  为什么呢?在精通文学的人看来,可能非常简单,从来就是这样。但在不懂文学的我却越想越糊涂了。对我来说,文学的路就是探索的路。我还要探索下去。五十几年的探索告诉我:路是人走出来的。

  我也用不着因为没有给读者指出一条明确的路感到遗憾了。

  二月十五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年三月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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