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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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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现代文学馆 *

  中国新闻社记者谷苇来探病,闲谈中又提到中国现代文学馆。每次见面,我都向他谈文学馆的事,快两年了,他以为这个馆总该挂起招牌来了。没有想到我的答复仍然是:好像困难不少,首先是房子,至今还没有落实。文学馆的招牌早已由八十八岁老人叶圣陶同志写好,就是找不到地方挂出来。我们并没有雄心壮志,也不想在平地上建造现代化的高楼。我们只打算慢慢地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量力而行,逐步发展。但搜集资料,需要有一个存放的地方;开展工作,需要有一个办公的地点。我们目前需要一所房子,我们手中有一笔赠款至少可以付三四年的房租,可是在偌大的北京城却找不到我们需要的房子。我们要求过,我们呼吁过。在北京有一个文学馆的筹备委员会,设在中国作协的防震棚里,筹委会的人也在为房子奔走。有一次说是找到了房子,在郊外什么庙什么寺,但是无处存放搜集来的资料。有一天我收到了北京的来信,说是房子已经解决,作协的人看过了同意接受,我白白高兴了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后来才知道住在房子里的人不肯搬,我们也无法叫他们搬走,这就是说我们只好望梅止渴了。那么就等待吧。但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一位朋友说:“你不用性急,不会久等的。我们不是在大声疾呼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吗?这精神文明中包含的当然不止是:种树木,扫马路,文明服务,待人有礼,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等等等等。我们长期的文化积累,文学遗产……特别是反映我们人民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和精神境界的文艺作品都应当包括在内。你们的文学馆当然不会给人忘记。”

  “但愿如此。”我只能这样回答。不过能不能看到文学馆的成立,我也有自知之明。我说过:“有了文学馆,可以给我国现代文学六十多年来的发展做一个总结,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些搞文学工作的人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其实没有文学馆,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总结。黑字印在白纸上,谁也涂沫不掉嘛。

  这些年我常有一种感觉,或者一种想法:我们搞文学工作的人似乎不曾做过一件好事,只是白吃干饭,因此一有风吹草动,或者什么事情给搞坏了,就有些人给叫出来受批挨训,弄得人心惶惶,大家紧张,好像我们六十多年来的现代文学,除了少数几部作品,对革命、对人民没有一点贡献。

  “难道事实真是这样吗?”但是我有个人的经验,我也熟悉同时代人的经历。在我们十几岁的时候,给我们点燃心灵的火炬、鼓舞不少年轻人走上革命道路的,不就是我们的现代文学作品吗?抗日战争初期大批青年不怕艰难困苦,甘冒生命危险,带着献身精神,奔赴革命圣地,他们不是也受到现代文学的影响吗?在乌烟瘴气的旧社会里,年轻人只有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呼吸到新鲜空气,这些作品是他们精神的养料,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扩大了他们的视野,培养了他们斗争的勇气,启发他们,帮助他们树立为国为民的崇高理想,树立战胜旧势力的坚定信心。我们的现代文学好像是一所预备学校,把无数战士输送到革命战场,难道对新中国的诞生就没有丝毫的功劳?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在摧残文化的十年梦魇中我们损失了多少有关现代文学的珍贵资料,那么把经历了浩劫后却给保留下来的东西搜集起来保存下去,也该是一件好事。去年在隆重纪念鲁迅先生诞生百年的时候,我曾经这样想过:先生不见得会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吧。用现代文学馆来纪念先生也许更适当些。先生是我们现代文学运动的主帅,但他并不是“光杆司令”。倘使先生今天还健在,他会为文学馆的房子呼吁,他会帮助我们把文学馆早日建立起来。

  八月十七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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