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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耀先 · 一

  耀先中学是一间新办的学校。它的前身十分显赫,是大名鼎鼎的“兴华公学”。由庄乐峰先生创办并任校董,并聘请北洋大学学监王龙光为校长。原校址位于戈登道,隶属于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如今在礼堂里,仍看得见书法家叶广慧手书的四字牌匾。既谓“兴华”,顾名思义,是要服务于租界的华人子弟。这间学校自成一统,体制十分完善,含有小学部、男生中学部、女生中学部。设备、师资等条件在当地更是首屈一指。十几年间,渐树立起口碑。政商名流趋之若鹜,袁世凯、徐世昌、张学良等人的后辈均在此就读。

  “七七事变”后,南开大学及中学的校舍被日军炸毁,举校向长沙与重庆等地南迁。部分留津学生失学。“兴华公学”因坐落租界未受殃及,第三任校长骆天霖,开设“特班”收留南开师生。校舍因此扩容,并改为上午、下午的两班制,以供“兴华”与“南开”的师生交替使用。

  天津沦陷之后,骆天霖身先士卒,抵制日占当局推行的“亲善”教育,拒绝更换指定教材及日军武装入校。每逢重大活动坚持唱中国国歌、悬挂中国国旗,遂引起日方不满。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一个清晨,前往学校途中,骆遭日方暗杀。“兴华公学”勒令关闭。是年秋,“兴华公学”全体师生及社会人士,自发组织游行请愿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对骆天霖追颁褒奖令。多重压力之下,日方准予复校。民国二十八年于英租界紫竹林复校,更名“耀先中学”。并延续原校两班制,原“兴华公学”正班改为“耀部”,“南开”特班改称“先部”。

  文笙入学就读于“先部”。上午去“大丰”柜上,下午上学。每日倒也整齐有序。

  各类科目,有一半是他感到陌生的,便从中学一年级学起。相对易些的,是国文。日本人成立了教育局,国文一科,将新文学的内容取消了大半,尽数保留了古文。因为自小随昭如诵读,加之与吴先生所学。如此积累,他在同班学生中,便成为翘楚。

  国文课之外,每周还有一堂“经训课”。依年级不同,他们学的是《左传》。一日讲《郑伯克段于鄢》。老师问起他们最感怀的文句。先问到文笙,文笙想一想,便说,通篇里,最好的还是引了《诗经》中的一句“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老师便点点头,说,卢同学是心地纯良之人。这时候,便有一个同学站起来说,国难当头,还讲什么“忠孝节义”,难不成所有课程都成了“修身课”。

  这句话亦有所指,日人的教育局将原先的“公民课”改成了所谓“修身课”,专讲中古圣贤。老师便问这同学选的句。他倒是毫不犹豫,说,自然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全班默然。文笙望一眼,这同学语气沉厚,模样却分外的弱小。目光直愣愣地看着老师,没什么顾忌。

  虽为华人中学,“耀先”的英文教学,本不输于本地任何一间西办教会学校。可去年起,英文课被强制改为日文课。校方亦有对策,便安排用英语教授其他课程,如“范氏大代数”与解析几何。这却让文笙犯了难,课本几乎成了天书,举步维艰。

  一日盛浔便与家里人商量,想着给他请位英文补习老师。可滢便说,请老师,也得看看学生的程度,你当真一句英文都不会说?

  文笙略思忖一下,终于张开口。

  可滢突然瞪大眼睛,不相信似的。她听着表哥正大段背诵着威廉•布莱克的诗歌,用的是一口牛津腔。

  到文笙沉默下来。她小心翼翼地用英文问他诗句的意思。文笙只一脸茫然地看着她。她便大了胆子,说了他几句戏谑的话,文笙也没有什么反应。

  可滢便更为惊讶了,问文笙,这是哪里学来的。文笙便老实答,在教会医院里头,听一个女护士念过,只觉得好听,便记住了。

  可滢便知道,表哥对于这门语言,基本上依然无知。但她看着文笙,饶有兴味,像是对着刚刚出土的宋朝窑变花瓶。倒是她的母亲崔氏在旁边一拍手,代她说出了心里话,阿弥陀佛,我是半句听不懂,可鹦鹉学舌到这步天地,也真真是造化了。

  可滢便自告奋勇,由她来教笙哥儿。待将ABC先清楚了大半,再请个洋人教不迟。

  盛浔佯作忧心的样子,说,我有些信不过,你这样毛手毛脚,我很担心会误人子弟。

  可滢便有些不服气,说,别的科目我不敢说。可论起英文,我们学校的露易丝嬷嬷可说了,蒙上眼睛听我背《旧约》,还以为是个土生土长的英国妞儿。

  盛浔便打趣她,我看,英国妞儿是不错,只怕是个伦敦乡下的野姑娘。

  这时候,却看见管家进来,脸上有些喜色,说,笙少爷,有人看您来啦。

  只见一位老者踱进来。文笙辨认了一下,竟是自家“丽昌”分号柜上的郁掌柜。

  郁掌柜对文笙躬一躬身,说,老夫罪过,早该来探望少爷。因为去河北办货,耽搁了许多时日。

  文笙忙扶起他,这老人定定望着他,竟伸出手去,摸摸他的脸庞。忽而觉得不妥,又缩回去,有些不安似的。眼睛却红了。

  多时不见,郁掌柜已是一头白发,身形微微佝偻。文笙回想,儿时记忆里头那个神色肃然、不茍言笑的郁掌柜,真的老了。原本苍青的脸色,因为长出了许多老年斑,竟然有些颓唐。

  他将郁掌柜让到了座上,端端正正地给他行了个礼,说,老掌柜,这些年为家中的生意操劳,请受文笙一拜。

  郁掌柜有些慌似的,忙起身说,少爷哪里话,都是老夫的份内事。只想老爷生前的心血,不要毁在郁某手上。绵薄之力,聊以撑持。

  文笙说,这数年的难处,家母与我都是知道的。

  郁掌柜叹息一声,这两年的生意,确非往日可比。想必少爷也知道,华北与海南的铁矿命脉,都落到了日本人手里。如今货物进出,皆课以重税。商会里的几个老人儿,都在商量着要将店盘出去。我但凡有一些气力,断不可让咱们的“丽昌”走出这一步去。只是如今,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文笙听了,问道,老掌柜此话怎讲?

  郁掌柜说,将将收到六爷的信,说新请了一位掌柜管理天津事务,嘱我告老。我想着,走之前,怎么也得到舅老爷这里看看少爷。

  文笙只感心里一沉。

  郁掌柜接着说,这么多年,与老爷商海沉浮与共,是缘分;老爷身后,替咱们卢家马后鞍前,是福分。所以,我也知足。如今看少爷成了人,也心安了。年过花甲的人,也该歇歇了。

  郁掌柜说完这些,望着他,嘴角竟有了一点笑容。这么多年,文笙从未见他笑过。郁掌柜的笑,原来是分外慈爱的,如家中看护他多年的长辈。这个老人的笑,一点点地深入,又慢慢释放在脸上的每一缕皱纹中。然而当这笑容突然凝滞,郁掌柜抬起袖子,擦一擦自己的眼角,便又恢复了先前的肃穆模样。

  又说了许多的话,盛浔要留他吃饭,郁掌柜坚辞。说主仆有别,没这个规矩,还是有始有终。临走,犹豫了一下,终于说,方才看少爷桌上有篇写好的文章,可否给我留作念想。

  文笙忙取了来,是昨晚闲中抄录的〈项脊轩志〉。郁掌柜接过来,眼神颤抖了一下,用手轻轻抚摸上面的字迹。又看到纸笺页眉上,印着“耀先”的校训,“尚勤尚朴,惟忠惟诚”,便说,好好,这正合我们少爷的心志。

  夏至以后,天热了许多。转眼到七月,是学校放暑假的时候。“耀先”的“先部”因为开学晚,便设了班给学生补习。姨舅母叫厨房每日炖了银耳绿豆汤,冰镇过让文笙带到学校去。

  这一段时间,他的英文有了长足进步,渐渐跟得上课程。可滢说,学英文的一大要义便是阅读。多读读报,新闻总是比陈词滥调有趣些。家里订了一份《字林西报》。他每天下了学,便去图书馆,找些其他的报刊来读。

  图书馆是年初新建起的,命名为“弘毅”,用了已故校长骆天霖的字以示纪念。这是一幢独立的建筑,在学校的西南,以中间的西澄湖为界,和教学区遥遥地隔开。“耀先”本坐落在英租界的繁盛地带,但因为自成一体,格局上便闹中取静,很有几分“结庐在人境”之意。而这图书馆,因为边远,成了更为清幽的所在。

  远是远了些,文笙却很喜欢在黄昏时分,沿着湖边慢慢走到图书馆去。校内遍植法国梧桐,因是大树移栽,这时长得很见了声势。虽非遮天蔽日,也日渐葱茏。枝叶间的繁茂,将阳光星星点点地筛落下来,十分喜人。西澄湖是建校前原就有的,则一色种的是垂柳,曲曲折折地沿着湖畔连成了一片。风吹过来,摇曳如绿雾。这一带的风光,便与教学区的整饬有了分野,多了些妖娆细腻的江南风致。湖边立着一座太湖石,上有行草镌着“杨柳岸”三个字,更为这风雅作了注。

  这时湖中的荷花,开得最盛,墨绿的圆叶层迭着,几乎称得上是“接天连碧”。从图书馆回来的路上,文笙一面走着,一面诵背着代数课上老师教给的口诀。青石铺成的湖径,被太阳晒了整一日,此时还是温热的。踩上去,脚底生出一丝暖。

  这时,文笙却看到前面的背影。一个人正在湖边写生。触目的先是一头乱发,继而是瘦而宽的肩胛,与略有些发污的白汗衫。由于身量高,画了几笔,不得不屈下膝盖,去蘸颜料。

  文笙便走近了些。他画的,正是这湖中的荷花,看起来,已经接近了尾声。是未有见过的画法,用笔似乎极清透。而眼前湖中的景致,分明是茂盛浓烈的。

  一时间,风大了起来,水中的荷叶翻滚卷动。风将写生的人身边的画纸也吹到了地上。一张恰落在文笙脚边,他便捡起来。这人转过身,从文笙手里接过纸,道了一声谢。金庸小说

  原来样貌也很年轻,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衣着虽不修边幅,面相却十分清净。然而眉目又很浓重。看得出,此时眼神有几分倦怠,白皙的脸色因此生动了。

  他微笑一下,看文笙端详自己即将完成的作品,便问,小兄弟,觉得怎么样?

  文笙语气恭谨,我不懂画,说不好。

  青年从裤兜里掏出一支烟,点上,闲闲地衔在嘴角,对他说,没关系,说说看。

  文笙想一想,认真地说,画得是很好。但我觉得像,又不像。这湖中的荷花,各有细节,生得并没有你画中这样均匀通透。但这画中的光色冷暖,近而明澈,远而幽黯,又让我觉得分外的真。

  青年笑了,问道,你可知道“印象派”?

  文笙摇一摇头。

  青年便说,是欧洲的一支画派,创始者叫莫奈,以画荷闻名。小兄弟,听你方才所言,你必是习过画的。

  文笙有些不好意思,浅浅地说,我是未曾学过一笔。但为我开蒙的吴先生,是个画家,前些年也给我看过一些。若说起荷花,他藏了一幅石涛的《墨荷》。华滋丰美,又有一股秀拙之气,我是真喜欢。

  青年也似乎来了兴致,说道,中国画家将荷花画得好的,实在太多。只说《墨荷》一题,朱耷和徐渭,都是圣手。

  朱耷。文笙喃喃道,可是画鱼画鸟爱作青白眼的八大山人?

  青年大笑,正是。要说徐渭与八大的性情,一个狂肆,一个冷诞,在画中皆可看出。徐渭喜绘秋后残荷,画法却惯用泼墨,湿气淋漓。水墨氤氲间有许多的意外,令人绝倒。八大的荷,清浅数笔,却往往一枝独秀,于他是孤冷如常。而在我看来,两者无非殊途同归,他们都是有大寂寞之人。徐渭《墨荷图》的款识,我还记得这么一句,“拂拂红香满镜湖,采莲人静月明孤。”算是他的心声罢。

  文笙点点头说,吴先生早年对我说过中国人爱以画言志,应该是这个意思。

  青年说,很对。相比之下,西人的艺术观,就很看重技术。他们是用了科学的精神来作画,讲究的是对自然的尊重,自身倒是其次了。

  文笙忽然想起了什么,便道:我现在晓得了,你画里的好,正是你说的艺术的性情,然而,却无关乎你自己的性情。于我这个中国人看来,便少了一些感动。

  青年愣了一下,沉吟了许久,再看文笙,眼里多了炯炯的光,说道,小兄弟,有道是旁观者清。说起来,我早年习的也是国画,半道出家学西画,只以为是更好的,倒荒疏了童子功。现如今这几年, 中国画家里也出了几个有见识的人,都在研究中西合璧的画法。若说画出了性情的,林风眠是其一。还有一个潘天寿,是我的师长,我画荷花的兴趣,倒有一半是受了他的影响。艺术这东西,便是将彼此的长处两相加减。至于如何加减,以至乘除,那真是大学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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