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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故事1·我穿墙过去

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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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80年代像BBC,Channel4(第四频道),发展得很好,主要的原因第一是非商业性的,完全没有广告,操作上又是独立的;第二就是知识分子不断用东方的思想批判自己社会的生活方式。也有一批人批判苏联,对社会主义进行反思,再加上宗教的影响,当时社会心态上、思想上,一直是多元化,不使某一种力量太强大。

  今天的情况,欧洲也很令人关注。我一直有个观点,“冷战”时期,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的世界想象,都很全球化,有全球视野,但是“冷战”结束之后,柏林墙倒塌之后,出现的不是全球化,是同一化,那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缺乏了实际生活的源泉和参照。

  最后讲到中国,为什么变成了今天这么一个格局,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没有多元化。任何一种思想意识,都是在跟别的形态的交锋之中,不断丰富,对新的现实情况做出应对的。否则的话,没有一个对立面,没有参照系,那你就僵化了。现在欧美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僵化,也是因为这样,它也没有参照系了。中国也是这样,缺乏讨论,缺乏多样意识形态的交锋,导致了思想空虚和精神空虚,然后才会出现最近引起不少关注的新一代网络“红人”。新“红人”新在三个地方。一是年轻,80后;二是真诚,语言活泼生动,和老式的照本宣科的宣传很不一样;三是极端,有的选择了几乎是法西斯化的政治话语。这些都不矛盾。人在全面思想空虚之后,需要一种宗教式的皈依。绝对化的权力就可以满足这样的需要。他们的真诚是确实的,正因为真诚,所以特别值得讨论。

  所以你可以看出我的颜色。第一在核心价值上,比较社会主义;第二在务实的层面,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在这方面我比较自由主义。我觉得一定要让社会主义跟别的主义竞争,在竞争中发展,不能仅仅靠推动。

  正午:所以你认为学者、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是增加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和思考。

  项飚:对的,所谓独立思考,当然在中国语境下有特定的含义,是有价值的。但是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独立思考,独立性也不一定重要,重要的是要了解别人各种想法和实践的合理性。我觉得人类学的精神很重要,人类学就是不断地提醒我们:人类历史很长,人类的活法很多,你要去了解不同的活法,不要认为你自己的活法最好。最重要的是了解不同的活法、想法,理解它,然后你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

  二

  正午:你做完浙江村,好像还去了珠三角,当时有什么观察?

  项飚:1994年我去东莞,因为浙江村是个体商户形成社区,珠三角就是打工的,工厂里的年轻人为主。我观察到很多现象,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我所谓的“悬浮群体”。什么意思呢?两个层面,从体制上讲,他们基本上没有下过地,在经济生活上、人际关系上,都不可能回农村了,但是因为户口制度,在城里待不下来,所以来回迁徙。在制度意义上,是被悬浮的。第二个层面,是从工作经历和生活体验上来看。我们当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们以极高的频率换工作,两三个月就跳槽。因为第一个月工资通常不发,经常跳槽会损失很多钱,老板也经常说工人不好管,用各种严厉的手段管制。

  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老跳槽?因为工厂里的各种矛盾,包括跟管理层的,跟其他工人的矛盾,没有任何解决方式,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离开,跳槽。因此跳槽成为在城市里工作的一个主线,这样的状态我叫作“悬浮”。他们的生活永远没有在群体里、在社会场域、甚至在物理空间里面沉淀下来、嵌入进去,而总是在跳跃中维持。就像蜂鸟,一种很小的鸟,必须高频度地振荡翅膀,把自己浮在空中。“悬浮”状况,我觉得这对后来的富士康事件和工厂的其他问题,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人的状况一直没有沉淀下来,就靠高频度地换工作来维持,是很脆弱的。

  往大了讲,中国整个社会,很多人都在悬浮着。悬浮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哲学意义上,不对当下做深刻的思考。一切现在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未来的某一个目标。你要努力去做,不做,未来的目标就达不到;但是未来是什么,能不能达到,完全不知道。一切现在做的都是为了超越现在。现在去做工,“工”是没有乐趣的,是为了明天更好;小孩被逼着学钢琴、画画,就为了后来加分、成名。在进行的事情本身没有意义,都是手段。但目的又完全是不确定的。它的本质不是对未来的追求,而是对现在的否定。这个就是我说的,悬浮。把自己拔起来,悬在空中。

  正午:我觉得你这个讲得非常好,我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极度焦虑,又极度茫然。

  项飚:对,这个状况我觉得是中国比较典型的现象,包括很多地方政府的行为,都是悬浮的,他搞很多工程,你问他,这个工程究竟有什么意义,他说不清楚,但是就要搞,不搞捞不到钱,一系列工具性的考虑,事情本身的意义是不重要的。

  正午:你觉得这种心态是我们高度变动又互相竞争的社会现实的结果吗?还是一样,是因为除了市场经济以外,没有别的意识形态让大家内心有个依靠?

  项飚:对啊,多方面的原因,在中国,确实是因为我们唯发展论。发展是硬道理,在80年代,这个“硬”是有精神饱满的一面,有说服力的一面,但是到了90年代,这个“硬”,就是硬说了,不让你说别的,就讲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

  但我也不是特别悲观,我觉得这种情况跟福利制度有关。你看民工的悬浮状态特别明显,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福利,在这个城市里面,每一口要吃的饭,都要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不可能有条件沉淀下来、对生活做更长远的考虑。但是2003年以后,社会福利的扩大,三险一金的扩大,可能会有一点改变。但是还得假以时日。

  再一个,还有代际的问题,现在年轻一代出来,可能会对多样性有新的想法。现在四十岁,我们这一代,基本上被唯发展论俘虏了,我们很难想象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你像欧洲人那样,物质条件很一般,生活很乐呵,我们是很难理解的。

  三

  正午:你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温州的婚姻商品化和印度的嫁妆有共通之处,这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具体讲讲?

  项飚:印度嫁妆制度,作为一种风俗,历史是比较长的。但是原来这种风俗是象征性的,就是女儿出嫁的时候,带点首饰,日常用品什么的。一百多年前,嫁妆出现了质的变化,一方面是要大宗的财物,第二是,贫穷的家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你先把我女儿娶走,嫁妆分期付款,男方如果一定时间内没有收到嫁妆,就有可能虐待妻子,甚至逼迫妻子自杀,这个经常有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化?是跟殖民主义有直接联系的。英国殖民之后,极大地扭曲了印度的经济生活体系。印度受过高等教育、能讲英文的男子可以进入英国在印度的军队和政府,收入与地位和当地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因为它代表了外来的高于本地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有钱的女方家长,通过嫁妆制度,把女儿嫁给有特权的男子。所以现代嫁妆的根源在于社会分层的性别化,也就是说出现了一群特权男性。传统的地主等特权阶层就要通过嫁妆,把女儿嫁给新的特权男子,和新的特权阶层发生联系。当时嫁妆的变化,是有历史资料证明的。学过英国法律的大学生,嫁妆最高。这是和婚姻的市场化联系在一起的。

  温州的情况,也是在90年代以后出现变化。一个是婚姻的货币化,这个可能全国都一样;再一个就是婚姻的工具化。有些人很早,18岁,父母就把女儿登记在婚姻介绍所,开始寻找。婚姻不是在生活中邂逅、自然相爱形成结果,而是一个工程、项目。这样的项目化,就跟印度相似了,要通过很多人去找人,然后要谈判。

  这个一方面你可以说非常现代化。所谓现代化就是一切东西都要理性化,生活不能随便来,要理性地控制,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最后是非常可怕的,完全把生活、生命都理性化操作了,当然是加大了社会的不公平。我原来对温州这个情况可能不太注意,但是看到了印度这个婚姻制度的历史演变,对异文化的观察,促进了对本土化的反思。

  正午:但是婚姻的变化,也有很多人认为是回到传统,比如父母对经济的考量,很多人认为传统社会就有。你怎么认为?

  项飚:你问的很有意思,我不是专家,对婚姻制度的情况不太熟悉。我认为有相似的地方,但是现在和传统的婚姻,至少有两个很大的不一样。第一,原来传统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整个婚姻的功能是持续家族的延续,中心不是个体,是整个家族。所以父母之间的谈判,也会谈田产啊,生辰八字,但往往会首先考虑家族关系。现在父母要看男方的房子,女方的条件,不是为了家族的延续,中心还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但是把个体幸福做了特殊的理解,就是个体幸福必须建立在对物资的占有上,婚姻必须促进财富积累,不能下嫁,否则就白白损失了。

  第二个转变是,在宗族延续的思维下,没有最大化的考虑,就是说门当户对,主要是要合适,要延续现在的格局。现在是要最大化,越有钱越好,千万不能损失财物。《婚姻法》解释三,就体现了这个要求。婚前财产证明啊,婚姻完全变成了契约。

  现在的婚姻,倒得出一个有意思的悖论,它是以个体幸福为中心,但又是在父母家庭强烈干预下的理性计算。这个有点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不平等。父母对婚姻的项目性计算,就是为了维持不平等的再生产,获得的东西千万不能失去,没有获得的东西一定要去争取。绝对不能让婚姻成为一个再分配机制。其实婚姻可以成为有意思的再分配机制,有钱的跟有才的人结婚,没才的学点才,没钱的也拿到点钱,现在这个不允许了。拒绝再分配,这是中国一个重要的社会心态。

  正午:在你看过印度的例子之后,对家乡经验的反思,还有什么例子吗?

  项飚: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对不平等的关注。再一个,回过头来,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也有更好的认识。中国革命确立了个体的主体性。像民工、农民尽管生活状况不好,但是他对自己的自信,对平等的追求,觉得人应该平等、凭什么自己不如别人,这一方面当然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但另一方面,这种冲动,是跟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主体性,作为革命的结果,是中国很大的一个潜在动力。在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发展也是非常快的,这个跟自下而上地调动起来的积极性是分不开的。不要讲王铁人啊那些劳动模范,就是在各个农村,修水渠、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都要通过个体农民。

  传统和现代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传统的基础是高度等级化的体制,是抽取底层的价值,服务少数;现代化建设很重要的特征是大众动员、全面建设。在这方面,印度的大面积动员就很难。他们有另外一面,低种姓在的党派政治上势力很大,但是它的动员都是在投票行为,选举人给很多福利上的承诺,变成了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不能有效地转化成经济、公共生活上的动员。

  但是现在个体主体性,完全被市场神话、市场逻辑俘虏了。怎么样把这种个体主体性和另外的社会想象结合起来,是新的问题。因为你的个体主体性,总是要和一种对更大的公共生活的想象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那个想象,社会主义是无法实现的。

  总的来讲,我对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丰富性、复杂性,有了更多的思考。

  正午:有海外经验,对国内很多事情的理解,似乎和一直待在国内的人不太一样。

  项飚:但是也有这种情况,出国之后反而把中国的情况简单化,这里很重要的就是要观察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你只拿美国作为参照系统,就容易把中国简单化,比方说对中国革命传统,就认识不到它内在的丰富性。

  正午:你在“浙江村”的研究中说,这些在北京的浙江人,并没有断了和故乡的联系,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公共事务还是有人在投入,尽管地已经包给外地人去种了,但是现在很多人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把农村掏空了,农村在凋敝。

  项飚:这个我必须得说明,我的研究是在90年代后期,现在肯定有很大变化。我后来跟踪浙江村的朋友,也是回去的越来越少,农村的凋敝,的确是一个大趋势。当时浙江村的情况,我想是过渡时期,因为在北京的情况还是很不明了,还是要被赶。现在很重要的是住房商品化之后,很多人买了房子,有钱的人融入城市社会,跟农村基本上是断了联系。

  四

  正午:在《印度猎身》(以下简称《猎身》)之后,你就是在做东北移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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