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 下部 飞龙在天 第十八章 奋激千秋
奋激千秋
个性行世
人生不满百年，过程非常短暂。不长的一生，再伟大的人，一般也只能做成一件大事。左宗棠兑现了年轻时的话，做成了当代诸葛亮。
回想起来，青年左宗棠考场接连失败，放弃“科考取官”，转而在民间自学地理学、农业科学这些经世致用学问，本来已经失去做大事的机会。但因为准备充分，接连碰上机遇，或者说机会找上门来。
生在中国，有能力、机遇、运气，还不一定就能做成大事，得先看他做人怎么样？
古人说“做事先做人”。“做人”在中国很重要，意味也很深。它可以理解成怎样弄乖取巧，四方无角，八面玲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曲意迎逢，利用人性弱点，取得成功；也可以看成有道德、守信用，为人正直，处世大方，重然诺、能办事，各方面关系处理得体。
左宗棠超出了上面两种“做人”评价。他个性太盛，锋芒毕露，颠覆传统，自我评价比别人对他的高度评价往往还要高。也因此，他是一个朋友不多的人。胡林翼说得很中肯，“惟以虑事太密，论事太尽为戒”，左宗棠个性外露，评价人走极端，一般人都很反感他当面说出自己的毛病。能够跟左宗棠做成朋友，都是知心知肺的好友。
左宗棠到底会不会做人？照同一时代人的眼光，不会。
说一个人不会做人，是骂人；说一个人很会做人，也是骂人。同样：说一个人很简单，是骂人；说一个人很复杂，同样是骂人。怎么样才不是骂人？不简单，不复杂。
中国人如此委婉中庸，委曲求全，这就很让人奇怪：难道我们天生跟个性有仇？
个性与仇恨无关，因为中国文化历来不主张个性。
要弄明白其中原因，需要去源头找答案。
中华文明，源于河流。
与西方文明崛起于蔚蓝的海洋不同，黄河常年水患频繁，含沙量超过42%。尼罗河如果发一次洪水，留下的是肥沃的土地，而黄河如果发一次大水，留下的是厚厚的黄沙。
治理河流，历来是国家头等政治大事。大禹因为治水成功，做成部落首领，得到邦国的帝位。
其后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邦国时代，诸侯林立，战乱频繁，战败国常来黄河边挖堤，决堤河水凶如猛兽，对战胜国造成淹国之灾。你挖我挖，民不聊生。
诸侯王逐渐达成一种共识：怎样将黄河沿线的无数自由的小政权统一起来，不要再因人为挖河而造成灾难？大一统的内在需求，开始沉淀为民族潜意识。
黄河流域土地肥沃，适合耕种。耕种需要耐心守候，三五成群，你耕我种，不需要流动迁徙。种族繁衍下来，一个世代守候土地的熟人社群逐渐形成。封建宗法制应“熟人社会”需求发明，被实践应用。[1]
这样一个依靠封建宗法建立起来的社会，最根本的特点，处理一切事情，只讲情感，不讲理性。《论语·为政》对它做了规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儒家规定，理性的政令、法律，必须让位给情感的道德、礼仪。文化定下来后，中国人心顺着这个方向来发育，进化出一套强大的“心灵文化”：追求心心相印，以猜测、揣摩他人的心为目标，以对方的情绪、感受，作为待人接物的依据。所以民国学者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强烈内在需求，只讲情感不讲理性的宗法社会规范，两者结合，直接催生出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需求。
封建帝国制度在秦朝建立后首次实现。
封建王朝不但要大，而且要“老大”。是梁启超说的“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
“老大帝国”有三个特点：一追求地域规模大；二追求内部和谐统一；三追求权力高度集中。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大一统”的世界观，让中国人文化血脉里种下家国天下意识。
群体意识具体承载了家国天下意识。表现为：家庭意识、集体意识、团体意识、阶层意识、阶级意识、民族意识、社会整体意识。
群体意识是构建中国家庭、社会、国家的基石。国家怎样在意识形态层面，将上述群体意识输入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便成了稳定政权的关键。
群体意识的核心，是“群体为大、个体为小，个体服从群体”。在这样一种价值观的规范下，每个中国人都需要找到组织、单位、圈子。个人只有依附群体，才能得到社会认可，个体才有可能生存下去。
群体核心意识与儒家等级观念结合，群体大于个体，组织、单位大于个人，国家大于组织、单位，就成为一种不需证明的公理。
这个价值体系的形象化的比方是：组织、单位是国家的螺丝钉，每个人是组织、单位的一个螺丝钉。个人随时要为组织、单位奉献自己、牺牲自己，组织、单位随时要为国家奉献自己、牺牲自己。
在强大的群体面前，每个人都是渺小与无助的个人。群体意识逐渐侵占个人的一切，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但问题由此而起：在群体中，每个人都开始惊慌失措，他们已经找不到自我。
人最恐惧的事情，是失去自我存在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证明。这逼迫中国人发问：群己界限到底在哪里？如果群体始终大于个体，而个体没有独立的依据，每个人都会感到群体是个巨大的包袱。
群体文化一开始就有这么强大的魔力吗？中华文化在奠定时并不是这样。群体与个体到底谁大？两端都有人主张。“为群体”还是“为个体”？两种价值观都有人选择。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杨朱说：“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这种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利己主义，影响一时，社会人心归附。杨朱的理由是：天下固然不是拔一根毛就可以救得了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爱惜自己，将自己保护得完好，不损失一根汗毛，那么天下就已经是最美好的理想社会了，还用得着一帮“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去救吗？由此结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杨朱实践了他的学说，自私到了头，没有为后人留下一个字。因为让这些话留下来，对别人已经有利，与自己的学说矛盾了。他的观点所以流传至今，全靠对手批判他时附带记了下来。
不能说杨朱观点全对，也不能说没有道理。社会科学，哪里去找无懈可击的绝对真理？只有在各说各话中让更多人接受的思想。庄子的“不可知论”，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但在哲学层面，却直逼社会学真理。
一个好的社会，真正要有思想，就得让各种思想都可以自由表达出来，社会选择接受还是拒绝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杨朱的粉丝刚开始很多，时人形容，“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于墨”。
但杨朱、墨翟、先秦诸子百家自由思想的好日子不长，秦国既然统一了中国，集权政治就要来统一思想。杨朱第一个被当作极端个人主义而被否定掉了。
杨朱被批判，根本原因，在他的学说虽然对天下民众有利，但对皇帝制度不利。皇帝要大一统，要集权，要独裁，这必然需要每个子民都没有自我。如果每个人都有自我，看重自我，可以自由表达，自由选择，那么自由权就出来了，这需要用选举的方式来产生国家、确定政治制度。这将从根本上颠覆大一统、集权、独裁。
封建帝国既然掌握了话语权，为了维护大一统，首先要用群体观念，风化万民，来消灭民众的个体意识。
风化与消灭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标志性的人物：秦始皇和汉武帝。
秦始皇实现中国地域上的大一统。他用手中的绝对权力规定，四海之内，“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思想上的集权独裁则在汉武帝手中实现。他规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2]
政治权力集中于一，思想表达集中于一。万千不同思想、主张的人，被迫往一条路上赶，像一条绳上的蚂蚱。秦皇汉武之后，群体终于成功吞噬掉个体。中国文化在否定个体、个人权利的路上高歌猛进，发展到最后，只有群体，不见个体了。
群体意识、团体精神被不断强化，发展到最强盛的时代，则不但个人的财产要归群体，思想归群体，连个人的心、包括隐私，也要归于群体。
国家的群体意识，具体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让每个人都失去个体？
消灭个性。
意识形态上通过所谓儒家圣贤学说，民间引导则通过社会舆论。圣贤的风，吹着民间的草，都朝一边倒。“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行高于众，众必非之”，等等，社会舆论密集来对个体搞全方位恐吓。失去个性的人，像动物园里的猴子，这个跟那个，怎么看怎么差不多。
舆论压倒一大批人，国人纷纷自削个性以适社会。但总还有个性没有被完全磨掉的人，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怎么生存下去？
一是继续耐性地磨掉个性；二是压抑自己，假装没有个性；三是挑战权威，打破传统。
左宗棠之前，有魏晋风度、竹林七贤等，他们用个性挑战权威，而到了左宗棠，他凭借个性，无情地来打破传统。
左宗棠有个性，不是一般的有，是特别强。年轻时的他，个性到了狂放的程度。 23岁那年，他写下“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种强烈的个体意识，完全打破了儒家中庸、平和价值观。
左宗棠个性最显明的特征，是刚直。因为个人很刚硬，所以不怕，只要是事实，是真相，他就敢捅。因为个性很直率，所以左老三有话说，如果不说出事实与真相，他会生不如死。捅破真相，既有欲望，也有勇气，传统文化虚伪的那面，在他面前无处藏身。
晚清有左宗棠这样个性的读书人不止一个。但多数人在个性不容于社会时遭遇挫折不断，到最后逐渐丧失了。左宗棠能够保留并发展完善，得益于他一介穷苦书生，一直留在自由、散漫的民间。民间在大一统的帝国权力结构中，具备相对的独立性。拥有了这点独立，就不用磨掉个性，不需要压抑，照样可以生存。
有个性就接近道家庄子说的“真人”，自然化程度较高，社会化程度相对少，保留了人本性的品质。
与中国文化凡事着眼于人与人、人与关系不同，西方文化着眼于研究人与物、人与自然，这是催生科学、技术的根本原因。倾向自然的人，一般对技术、探索、真相比较感兴趣，这也是少年左宗棠接受的虽然全是传统的四书五经，但18岁那年一旦接触了经世致用的学问，马上就会对探索画中国地图、科学种田发生本能兴趣的原因，而这种青年时期的兴趣，直接影响到壮年后对建造军舰、工业织布的兴趣。
“真人”开始离开中国传统，成为另类。在传统的、充分社会化的人面前，这会被看作不合常态。他会用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来打破传统，这是精通传统、践行传统的曾国藩、李鸿章对左宗棠恼火、嘲讽、反对的重要原因。
围剿太平天国时，曾国藩某次打了个小仗，只杀了几十个敌人。朝廷逼得紧，曾国藩久未取胜，急需成绩，只好撒谎向咸丰皇帝汇报“大捷”，左宗棠马上向朝廷报告是“小捷”。曾国藩被弄得一脸尴尬，下不了台。其后，曾国藩攻下南京，谎报幼天王被抓到处死；李鸿章跟左宗棠平定西捻，向朝廷谎报西捻军首领张宗禹已被自己乱兵杀死。左宗棠都如实向朝廷举报他们作假。这些直接导致他们关系交恶。
曾国藩与李鸿章用大家都习以为常的规则来撒谎，对习惯传统的人，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但左宗棠用一种科学技术式的求真思维，来处理社会学的事情，带着几分“说皇帝什么也没穿”的童真。
曾国藩与李鸿章都严重不适应左宗棠的刚直，更无法接受他的个性，如此直率通脱、只认事实、不顾关系的人，在他们看来是个不按潜规则出牌的怪物。
造成这种分别，与他们的经历有关，也与他们所信奉的道有关。
左宗棠在民间独立自学，学到的是“源头的儒家”加“经世致用学”。源头的儒家，有孔子说的“君子之道”，孟子说的“养浩然之气”；经世致用则强调“知行合一，学以致用”。
为什么左宗棠学到了精髓，没有被利益牵绊？
考上的进士才跨进官场大门，却马上面对权力、金钱、名誉的诱惑。
进士学成文武艺，不单可以谋稻梁，还可以谋金钱、美女、官位。利益扑面而来，竞争者如云如雨，怎样分得蛋糕？环境逼得懂“君子之道”、想满足私欲的进士们绕过群体意识的束缚，除了去装、还要算计。
装和算计，导致“伪君子”。“伪君子”事实都是“权力大一统”和“思想独尊儒家”的群体文化逼出来的。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个人私欲激发，违背了圣人训。但人的本性中存在私欲，这是事实。怎么办？需要巧妙伪装：口号“为群体”，行动“为个体”。口号喊“为公”，背后去“谋私”。人性中本来的善，被这种文化逼成了恶。
曾国藩是伪君子文化的践行者、殉道者。一方面，他很想践行“君子之道”， 养“浩然之气”，“为群体”；另一方面，他无法抵挡住是人就有的本能的欲望与渴求，生有七情六欲，他也想去“为个体”。 孔子说“食色性也”，个体的本能欲望，孔子都无法回避，曾国藩能避得开吗？
强行压抑“为个体”，以实现“为群体”，理论在宋明理学，核心价值观叫“存天理，去人欲”。 曾国藩信奉的道，正是宋明理学。
从“天理”这个大群体意识出发，曾国藩将个体的“人欲”强行刻意压制到近似残忍，他的形象由此变得复杂起来。
有两则故事可以证明：曾国藩睡觉稍微贪床，便骂自己“一无所有，可耻”。到朋友家看到有女子在座，心里激动起来，说了几句笑话，回家又自责：“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本来很正常也很健康的人性，经过刻意压制，他的内心开始变形，个体形象逐渐扭曲。弄到最后，“他的面孔永远是模糊的，连他的朋友、亲人都难以猜透。”
这正是宋明理学到了极致处的表现，所谓高深莫测谓之神圣。“曾国藩永远不以最真实最本来的一面示人，永远需要人来猜测他们的情感、意志和认知。”有人因此评价曾国藩“可怕”。
走进曾国藩的内心，人像掉进人性的太平洋，神秘、恐惧、惊险，读曾国藩可以发现：个性被压抑后，人还可以变种成这样。
有着强烈个体意识的左宗棠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处处有自己，这种个体的独立、尊严感，让他根本不再需要伪装，也没有地方可装。
左宗棠真实得多，人性化得多。他够朋友，重情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有真男人的大英雄气概。这就是为什么左宗棠论智商比曾国藩高，政治谋略也强，但没有人认为他“阴险”。曾国藩是阴气压过阳气，左宗棠则阳气盖过了阴气。
左宗棠处处有个性，看似“为个体”，很自私，但事实他最无私，处处在“为群体”，敢说出“心忧天下”。
为什么两人会出现如此的“南辕北辙”？
因为独立的个体已经最小，到了底线，不能内缩，只有扩张，一扩张自我就进入群体。已经“最小、最自私”的个体，进入群体无需索取，只好奉献。
有了独立自我，才敢去“心忧天下”， 才可以一心奉献，才会不虚伪做作。这就是为什么陶澍与林则徐先后都将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了他，慈禧太后为什么全力支持他收复新疆，还说“三十年内不准参左宗棠”。
任何独立的个体，追求的目标都是马斯诺定义的“自我实现的需要”。独立意识让他不必自我奴化，所以做事时着眼于成就感，这样主动的办事精神，带来创造精神。对应无个性、不独立，被奴化的人，追求的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马斯诺指出，这是两种动物性的、最强烈的本能需求。本能不具备超越性，凡事都着眼私利，办事自然处于被动，总带着完成任务的心态，这就导致个人敷衍塞责，大家相互指责。
八旗、绿营、满官集团之所以全盘崩溃，正在他们办事敷衍塞责，事后相互指责。李鸿章与左宗棠合作平捻，李鸿章也用这个思维，指责左宗棠是当代曹操。
左宗棠出山后仕途畅达，平步青云，每到一处被上级欣赏，并不主要得益于阴巧，恰恰在于他性格刚直，用今天流行话说，胜于阳谋。如果说，慈禧太后对曾国藩深夜还在打着灯笼警惕，左宗棠则哪怕在梦里也可以让她放心。曾国藩60岁刚过去4个月就莫名其妙地暴亡，不排除因为机心太重，时时防人与被防，心累而死。
学曾国藩的人都会感到很累，结局一般也都不会太好。以阴巧、机心、算计上位，最后必死在阴巧、机心、算计上。“文死谏，武死战”，人都是死在自己的长处上。
左宗棠处处都好，曾国藩处处不好，为什么百多年来，人多学曾国藩，少有人来学左宗棠？
一个重要原因，在“为群体”的高压环境与高调口号的环境里，学曾国藩可以自保，并且能够快速自利。
在人人都琢磨算计别人的“互害”社会里，将自己大脑安装曾国藩关系学软件，效果立显。只要社会的认识不变，民众文化心理没有改变，学曾国藩到现实中一用就灵。而学左宗棠则有条件，一靠社会通过法治管住了人性邪恶的一面，整体阳光；二靠社会人人个体意识觉醒，每个人都自觉维护自己的权利。
我们看到，曾国藩成功走到了臣民社会关系学极致高度者才能达到的高峰，而左宗棠则凭借他的个性与才能，凭独立的气质，自由的思考，进官场做事，他用个性去改变现实，去冲击官场陋习，不自觉中为公民打开了一扇天窗。
思想家胡适说，“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争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不是一帮奴才建成的。”一个好的社会，首先是由一帮有个性、爱自由、求幸福的人组成的。
这是个性刚直、张扬自我的左宗棠对当代人的一个重要启发。但他行动出来的价值，当然远远不止这一点。
法大于情
个性的左宗棠，一生特立独行，得罪过不少朋友。
朋友是左宗棠的私情。私人情感，关系好坏，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并不关心。我们只是关心，他为什么得罪朋友？
有时是出于性情不合，有时是出于私人意气，有时是出于公私之争，有时是出于价值观冲突。
到底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我们不妨以郭嵩焘为例，来看看其中情由。
照常理来说，左宗棠可以得罪所有朋友，也不能得罪郭嵩焘。
但左宗棠还是把郭嵩焘得罪了。不但得罪了，而且得罪得很干脆。从这个极端的案例，可以看出左宗棠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一面。
郭嵩焘算得上是左宗棠的救命恩人。 1860年“樊燮事件”，湘官集团里营救左宗棠最得力的人物是他；而左宗棠得以帮曾国藩襄办军务，又多亏了郭嵩焘在咸丰皇帝面前的举荐。既救命，又保荐工作，作为老乡、哥们、朋友，做到这个份上，按中国“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规则，左宗棠应该“涌泉之恩，以身相报”了。
但左宗棠并没有要“以身相报”郭嵩焘的意思。不但没有，他甚至以完全独立于世、不受制于任何人的姿态，对郭嵩焘像包公一样铁面无情。
左宗棠开始一直不知道郭嵩焘营救过自己。后来不知从哪里知道了，他说，我也不知道郭嵩焘跟潘祖荫说了什么帮我求救的好话，郭嵩焘自己从来不跟我说起这件事，一个字都没透露。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我不会因为这点私人感情而对他感动，从我这里能获得什么回报。左宗棠自己也跟四个儿子在书信里感叹起来：我与郭嵩焘先生之间这种高洁纯粹的友谊，最近几百年的中国历史里，哪里还找得到第二对呢？！[3]
政治与私人感情完全分开，信奉平等交往，一旦利益相撞，则容易发生冲突。
左宗棠第一次与郭嵩焘闹出矛盾，缘于一个有点孩子气的意气之争。
1864年，湘阴文庙里长出了一个灵芝。民间凡事非常讲究兆头，灵芝被当作吉兆，在街头巷尾沸沸扬扬地传开。吉兆一定得有吉人来比衬，谁算得上湘阴的吉人呢？[4]
郭家人说是郭嵩焘。因为发现期间，郭嵩焘刚好做上广东巡抚，这种“祥瑞”之物，不正是为郭嵩焘而生的吗？
说法通过家人的书信，传进了左宗棠耳朵。恰好这时，左宗棠被朝廷封了“一等恪靖伯”，爵位在郭嵩焘之上，听后很不高兴，就传话回去：文庙产的那棵灵芝，不就是一棵植物嘛，哪里有什么祥瑞不祥瑞的，没有这回事；如果硬说有这回事，那也是因为我封了一等恪靖伯带来的，没他郭家什么事。（“湘阴果有祥瑞，亦为我封爵故，何预郭家事乎？”）
郭嵩焘听说后，心里更不高兴，两人心里结下疙瘩。
古有“二桃杀三士”的典故。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论功争桃，三人彼此不服气。为了区区两个桃子，三位猛将竞攀排名，最终都倒在血泊中。读书人左宗棠、郭嵩焘因“灵芝交恶”，没有走出前人窠臼，实在是都有点孩子气。古人读书做官讲究光宗耀祖，难免闹出这类争论，今天看来像个玩笑，放进历史可以理解。
左宗棠与郭嵩焘真正弄得关系破裂，友情覆水难收，是因为官场共事。
1865年4月，左宗棠正在闽浙总督任上，兼督办广东军务的职责，负责消灭太平军残部，而郭嵩焘正在广东当巡抚。
太平军进入广东，郭嵩焘十分紧张，他不擅长打仗，疲于应付，天天盼救星一样盼左宗棠率军来。刚好楚军旗下郭松林、杨鼎勋追李世贤、汪海洋追到了福建，跨一脚就可以进广东。节骨眼上，左宗棠下达了“不准入粤”的命令。郭嵩焘又气又急，写信跟左宗棠论理。左宗棠很干脆地回答他：广东的军事安排像个银样蜡枪头，这样搞下去很危险。老郭你的能力跟不上你的思想，又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辅助，所以你每次事故发生前都看得很清楚，却无力防范，也从来不去下大力气用行动解决，反而首先想到的是与领导划清责任界线，将分内的事情全部推脱到别人身上。等到事情基本上按你预计的那样失败了，你再拿出原来的责任文书向皇帝报告，以显得责任全在总督等人。总督要跟你翻脸了，你又站出来当和事佬、好好先生，做一些事后弥补关系的工作，说什么不要严重惩罚的话。
郭嵩焘心急火燎中没有等到左宗棠雪中送炭的救兵，反等来了一番直通通的批评，心里既怨又恨，他不怪左宗棠说得对，怪左宗棠以领导的姿态来教训自己。
1865年6月8日，左宗棠命令部下率兵进入广东，郭嵩焘负责筹军饷，这一下麻烦更大了。左宗棠根据他一贯“言必信，行必果”的原则，雷厉风行，不断写信指责郭嵩焘“办事不力，输饷迟缓”。郭嵩焘不去反思左宗棠一针见血指出自己的毛病，自己怎么克服，从此提高办事效率，反而又想着来跟左宗棠论理。
左宗棠已经身经百战，知道战斗早已打响，真枪实弹的前线，当兵的吃饱肚子打赢仗才是王道，敌人的刀枪子弹可是从来不听你解释的啊。郭嵩焘没带过兵，他不会这样想。
左宗棠急了，对郭嵩焘进行催逼。郭嵩焘这下崩溃了，他要有能力办好，早就办好了，不用你催。根据他“思想超强，行动乏力”的特点，反过来埋怨左宗棠“用心太酷”，老催要军饷是将自己往死里逼，而不看实际情况等等，不听解释。（“不察事理，不究情势。”）
左宗棠着眼办事，看重结果。他很反感别人猜他的心。郭嵩焘猜他“用心太酷”，他觉得转移了话题，以想当然的猜想作为事实。自己用心没有很酷，而是很善。
以理论与思想见长的郭嵩焘，做巡抚做得问题越来越多，时间越长麻烦越大。不久，他与总督瑞麟又严重不和，笔墨官司打到皇帝那里。皇帝当然没时间去调查，左宗棠恰好在做闽浙总督，兼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福建、浙江、广东三省军务，是郭嵩焘的上级，查办的任务，自然又落到左宗棠身上。
左宗棠也不看私情，只根据郭嵩焘的举报，逐一仔细核实，不但查清了瑞麟被举报的问题，还调查出瑞麟两条贻误广东军务的新证据，这些都定作“渎职罪”，要受到应有的处罚。郭嵩焘原本指望，左宗棠这次可以尽心帮自己一把了。没想到左宗棠没有任何偏袒，不但没有趁机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里吹捧郭嵩焘，反而毫不隐讳地向皇帝全面客观地评价了郭嵩焘，然后建议给他换工作。
左宗棠在汇报材料里说：郭嵩焘为人勤恳，做事谨慎，为人廉洁。不但如此，他的谨慎已经到了过头的地步，因此既不敢办事，也办不好事，随机应变地处理事情的策略，也不是他所擅长的。
那怎么办呢？左宗棠建议，朝廷派自己的老部下蒋益澧取代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而请求将郭嵩焘召回北京，另作任用。
左宗棠此时用心如何，不得而知。从坏的方面猜测，他在对郭嵩焘落井下石；从好的方面猜测，他在对郭嵩焘进行挽救。战争让文人走开。左宗棠亲眼看见过，浙江巡抚王有龄一家几百口怎么集体自杀于家屋中，弄得屋内血满如池塘。他心里最清楚，郭嵩焘当巡抚很吃力，也很勉强，他有在皇帝身边工作多年的经验，去北京更有利于施展才华。
但郭嵩焘不这样想，他一直想做巡抚。巡抚是封疆大吏，地方实权派，比在皇帝身边做秘书自由得多，也有成就感得多。左宗棠请求朝廷将他调回北京，郭嵩焘自然一肚子气，这进一步强化了他对左宗棠“用心太酷”的结论。那段时间里，他梦里都在盼左宗棠过来向自己道歉。
但左宗棠不但不认为自己错了，反而认为自己是真正对郭嵩焘负责。两人想法各异，郭嵩焘越想越郁闷，他无力强迫左宗棠道歉，只好写日记来发泄。有一天晚上，他梦见左宗棠来见自己，说非常后悔得罪了他，不停地打巴掌自我责备，郭嵩焘心理稍微宽舒了点。但醒来才发现是南柯一梦，郭嵩焘更加失落。
左宗棠这时靠战功在清廷已经树立了威信，他的建议举足轻重。最后结果是，蒋益澧成功取代郭嵩焘。朝廷工作是回不去了， 1866年，郭嵩焘负气罢官，回到湖南，在长沙城南书院教书、讲学。他崇拜思想家王船山，创办了思贤讲舍，以弘扬王船山学说为己任。
郭嵩焘在思贤讲舍隐居近十年。 1875年，军机大臣文祥想起郭嵩焘，举荐他进入总理衙门，随后得朝廷重用，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外交官派出，担任驻英公使， 1878年兼任驻法公使。
但郭嵩焘还是摊上了大事，这次跟左宗棠毫无关联。 1879年，因为思想过于深刻超前，郭嵩焘指出中国落后根源在国家体制，中国应学习西方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他写成日记出版了，这引起清廷上下恐慌，被紧急从法国召回，驻英法大使由曾纪泽取代。郭嵩焘从此被清廷荒废，蛰居乡野，郁郁终生。
郭嵩焘回到湘阴后总是认为， 20年来，左宗棠建议清廷给自己换工作，是下半生官运落魄的开始。郭嵩焘在失落中对左宗棠怨恨积压日深。而左宗棠1877年12月被拜相封侯，喜讯很快传回湘阴，郭嵩焘想起文庙灵芝一事，更加羡慕嫉妒恨，刺激巨大而深刻。
左郭关系由此彻底闹翻，隔断通信16年。
左宗棠这边，对郭嵩焘也有一事耿耿于怀。 1878年，左宗棠收复新疆进展大顺，英国政府找到中国驻法国公使郭嵩焘，对他说，阿古柏如果建立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对中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郭嵩焘认为有道理，就向总理衙门建议。左宗棠一听，怒不可遏。他当即答复总理衙门：阿古柏问题纯粹是中国内政问题，与英国或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问题不在总理衙门管辖范围，而在我的管理范围。如果英国真想在中亚建立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那么应该考虑到印度北部去搞，而不能老盯着中国的新疆打主意。
左宗棠觉得郭嵩焘这次在英国与阿古柏之间扮演了一个丑角。他既不背后议论，也不写日记，更不在梦里批评郭嵩焘。他在北京一个公共场合里找到机会，当着许多人的面告诉郭嵩焘，一个中国人，被英国人利用，而忘记了本民族利益，应该感到羞耻。
郭嵩焘对左宗棠旧恨未消，这次被责骂，又添加一道新伤。郭嵩焘十分生气，决定今生不再见左宗棠。
郭嵩焘被激怒后，他很难再客观理解左宗棠。他不知道，左宗棠表扬人也是这么干的，当着许多人的面，不加掩饰地说出来。
1882年1月，左宗棠从两江总督任上回长沙，专门登门拜访郭嵩焘。他们不但是儿时伙伴，现在也是儿女亲家。郭嵩焘还没有原谅左宗棠，所以拒绝见面。左宗棠急了，站在门口说：老郭，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难道还要将那些过节带到下辈子去吗？郭嵩焘这才从屋里走出来，但见面态度依然不冷不热。
与左宗棠豁达不同，郭嵩焘记仇。左宗棠死后，郭嵩焘心中依然疙瘩，他送的挽联，这种心迹表露无遗：“世需才，才亦需世；公负我，我不负公。”
“才亦需世”是暗示没有郭嵩焘在樊燮事件中营救，在咸丰皇帝面前举荐，左宗棠没有出头之日。“我不负公”是明确宣布，自己到死仍不原谅左宗棠。
隔阂如此之深，到底隐藏一段怎样的是非曲直？
简单地说，缘于价值观的冲突。左宗棠的价值原则是“公大于私，法大于情”。而郭嵩焘在某种程度上反过来了，至少他坚持认为，“私有时大于公，情有时大于法”。
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任外交官，也是近代走出中国看世界第一人，飘逸高远的郭嵩焘，他的思想力、眼界，百年内没有几个中国人可以跟上。但他确实如左宗棠所说，不是做巡抚的料。这一点曾国藩也看出来了，他说郭嵩焘“乃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郭嵩焘著书立说是天才，处理官场关系、搞军事、政治斗争，是庸才。左宗棠正是看死了这一点，活活将他从广东巡抚的位置上拖了下来，免得他卷身官场旋涡，身败名裂。
同是读书人，左宗棠是“军事家加政治家”型，而郭嵩焘则是“书生加思想家”型。形象地说，左宗棠是一只老鹰，郭嵩焘是一只鸽子。
郭嵩焘艺术家气质很浓。他情感十分细腻，对外界非常敏感，情绪起伏非常剧烈，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如他的字“筠仙”，仙风道骨。他与“燕颔虎颈”的农夫一样的蛮牛左宗棠站到一起，差异感立刻就出来了。
今天再看，左宗棠对郭嵩焘的批评，事实证明全说对了，公正客观得惊人。只是，作为艺术气质强烈的当事人郭嵩焘，情绪化掩盖了理性，很难接受现实而已。
但在国家利益面前，试图要左宗棠以亲家、乡亲、老朋友的关系，为自己网开一面，来帮自己说话，今人也很难接受。这不就是“官官相护”吗？官场搞人际关系网，重私不重公，对人不对事，老百姓深受其害。拿公共权力做私人交易，比腐败还可恶、可怕。如果权力来自于上级或某个人，就只需对上级或某个人负责，需要感恩并回报，这与现代法治精神无疑完全背道而驰。孟子说：“民心所向，天必应之”， 民意即天意，统治者权力来自于民。
难道左宗棠就没任何错吗？
与郭嵩焘“思想上的理想主义”同类，左宗棠有“公大于私，法大于情”的理想主义毛病。不错，郭嵩焘并不适合做巡抚，他行动力跟不上思想力，弄得左宗棠打仗很被动。但毕竟郭嵩焘对左宗棠有“既救命，又保荐工作”的恩，如果左宗棠对郭嵩焘也完全按原则来，那么人情就完全被原则葬送了。
关键还有，郭嵩焘当年如果不是出于人情考虑，而完全本于国家理性，按照原则办事，他可以不闻不问，左宗棠可能早就没命了。左宗棠毕竟生活在“情大于法”的社会，原则性与灵活性把握失当，他的变通能力在这里欠缺。
这样就可以看出，左宗棠在事业上坚持现实主义，人情上相信理想主义；郭嵩焘则是人情上的现实主义，事业上的理想主义。这种观念的差异，是导致两人交恶的根源。
左宗棠值得称道的，是客观但不绝情。他回长沙时主动请见比他小6岁的郭嵩焘，当然有登门道歉的意思，自己的脾气是差了点，也不是低不下头。
但郭嵩焘又不这么想：你现在拜相封侯，衣锦还乡；我出使英法归来，正被全民喊打。（时人做对联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红人”见“黑人”，岂不是给我压力？所以勉强见面后，郭嵩焘心里一直不舒服，他逢人笑话左宗棠现在人模人样。毕竟郭嵩焘进士出身，而左宗棠只是个举人。他从与人嘲笑左宗棠中，找到一点心理平衡。这种文艺腔、书生意气，可以一笑而过。
左宗棠并不是不懂还人情，他拒绝在国事上还，坚持私情用私人方式还。当年因樊燮事件卷入“生死门”， 潘祖荫救了自己一命。做陕甘总督时，左宗棠送他3000年前周康王时的文物“大盂鼎”一对。这事曾轰动中国，潘家藏有宝鼎的消息不胫而走，求见大鼎及求铭文拓本的人络绎不绝，有人或诱以重金，或企图强取豪夺。 1951年，潘家后代将这对宝鼎捐给了国家，留下一段历史佳话。
左宗棠做得过分的地方，是一直没有还郭嵩焘人情。或许他认为，两人关系太近了，多年老友，又是同乡，还是亲家，相互还在攀比、较劲，谁也不愿意低头认输，不用还这个世俗的人情。偏偏郭嵩焘又很看重。左宗棠的心胸并不比郭嵩焘宽广到哪里去，也难怪重情的郭嵩焘耿耿于怀，至死还在惦记。
通过左宗棠与郭嵩焘这种奇特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左宗棠得罪朋友，因个性刚直，不隐恶伪善，又坚持“公大于私，法大于情”。这将人情化中国丑陋的一面，不留情面地撕开，叫当事人情何以堪！
在历史的当时，这算是不近人情；百年后再看，以个性立世，坚持“公大于私，法大于情”，也正是左宗棠的伟大之处。
晚清官场人物峰起，为什么单单一个左宗棠特立独行？他这些性格、风格，到底怎么养成的？
草野人生
左宗棠家南宋时从江西迁居湘阴柳庄，已有700多年。湘阴在南朝刘宋元徽二年正式置县，属长沙府。在湖南属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域；湖南地域性格，在这一圈最为凸显，影响也最深远。
从家庭出身来看，左宗棠是“乡绅世家”。
乡绅的来源，主要是：考上科举但不愿当官的；读书但没有考过科举的；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这是一类独特的群体，他们在乡村社会有广泛的影响力。
乡绅属于“士”的分支。
科举考试分秀才、举人、进士。秀才指“才之秀者”，是有点才；举人指“被荐举之人”，是很有才；进士指“可以进授爵位之人”，是太有才。
很有才的举人还没有资格直接做官，太有才的进士才可以直接进身为士。
士一生就一个任务，做官。属于“职业官员”。努力可以做士大夫、变诸侯。再上去，没有了。官做得再好也不能提拔当皇帝。
乡绅则对士的任务来了一个反向：读书，但不做官。
地地道道的乡绅，与政府的关系比较松散。鲁迅说“京派帮忙，海派帮闲”。乡绅是“既不帮忙，也不帮闲”。在乡村社会，他们担起民间自治的责，做民间代表的头。
如果说士是国家的智囊，是“天智星”，乡绅则是民间的智囊，是“天闲星”。
闲散的乡绅，似官而不是官，近民又不是民。他们脚跨门槛两边，退一步就做了民，进一步则成了官。
不进不退，则是乡绅。在集权的帝国中，乡绅最宝贵的财富，是身份相对独立，拥有一些自由。
从26岁宣布放弃科举考试，到去安化陶家设馆授徒， 40岁之前，自由民左宗棠，一边读书，一边教书，是一个标准的乡绅。
用今天眼光来看，乡绅就是无党派、在野派人士。但在封建社会里，他们始终处在在野派位置，充当统治集团清议派角色，自由议论国家大事。
国家出了大事，不怕民间议论，就怕民间没人来议论。不要小看这些无党派、在野派、清议派：天下无大事，他们像叽叽喳喳的麻雀，成不了气候；天下一旦出了大事，他们有可能摇身脱掉麻雀外衣，变成高空雄鹰。
左宗棠经历过由麻雀变雄鹰的过程。这也是由乡绅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因为乡绅地位比农民高级，不用花时间忙种田拉车的粗活，他们有的是时间瞎琢磨。反正民间闲人一个，没政治任务，思想没压力，琢磨最容易闪灵光。
左宗棠自己就认为，他的学问，全是在空闲时琢磨出来的。“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节目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
乡绅将想法一行动，麻雀可能变雄鹰，从路人甲变领衔主演。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左宗棠议论时政，就是跃跃欲试，“天闲星”想做“天智星”。
乡绅的劣势，是进一步做士难，退一步做农民也难。但只要有社会关系，能够“通天”，则比官员更能运用真本事，反倒可能脱颖而出。左宗棠够幸运，贺长龄、胡林翼、陶澍、林则徐，都被他碰上，对他开了“天窗”，让他从窗口出发，越走越远越光明。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左宗棠站在民间，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恰恰在于，比一般士人接地气。
接地气则可以懂人，懂社会，做事实在，动手能力强。治国平天下不是做学问，不能靠背书就可以实现。最需要的是动手做。除了实践，还是实践。
当年，浙江巡抚王有龄自杀前主动让位，陕甘总督杨岳斌扛不住了称病休假，都是能力跟不上，左宗棠先后顶着他们的位置，迎难而上，靠的全是实力。
左宗棠论真才干、真本事，同时代确实难有人可及。不因为他真是什么神秘莫测的天才。他的能力，靠48岁前乡绅生活与幕僚生涯的反复锤炼。
左宗棠自己认为，他的能力主要得益于湖南底层艰苦生活的磨砺：“吾湘之人，厌声华而耐坚苦，数千年古风未改。惟其厌声华，故朴；惟其耐坚苦，故强。惟其朴也，故塞而鲜通；惟其强也，故执而不达。”
左宗棠自己也想不到，民间的生活经历，让天分超人的他，走了另一条由边缘切入主流的道路。他处在边缘时刚好有充足的时间，去经历，去体验，去吸收长存民间的地域性格真气。这些经世致用的学问，在晚清王朝摇摇欲坠时，是最有力的挽救武器。无用之学，作用果然远超过四书五经。
左宗棠个人成长中，具体是怎么形成“好战、憋屈、自卑、叛逆、倔强、自强、极端情绪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狂放、一鸣惊人、好走极端”这些性格特质的？
首先源自穷苦。左宗棠生在家道急剧衰落的“乡绅世家”，困窘的家境，穷形即显尽相。
俗话说，“自古磨难出英雄，从来纨绔少伟男”，穷苦人家饱受憋屈、自卑，都盼走富贵运。左宗棠被家人说成是“牵牛星降世”，说穿了只是一种美好寄托。
少年左宗棠的成长，穷苦与自卑，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词。这很容易造成边缘与自卑的文化心态。战神蚩尤、楚王熊绎、楚庄王熊侣，楚大夫屈原，都有过这种心态体验。
叛逆心与倔强劲，只有穷苦与自卑才可以激发出来。显然，这是一种“负能量”。
“负能量”的刺激，几乎贯穿了从少年到青年左宗棠心理与人格定型的全过程。从科考落第到倒插门周家，左宗棠享受的不是金榜题名在湘阴文庙前骑高头大马的荣耀，而是一连串不幸的心灵打击。
对一个自尊被严重刺激过的人来说，打击只会强化自尊。自卑与自尊，如影随形。
左宗棠的自尊心强大到几乎过敏。印证是李鸿章说他“胸有鳞甲”，左宗棠自己则说，“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自卑者防范意识很强，他“虑事太密，论人太尽”的特点，就是在这种心态里形成的。
“负能量”的积聚，靠不断的人生打击。对害怕打击的人来说，挫折是万丈深渊；对敢于直面失意的人来说，挫折是一块跳板。
左宗棠“燕颔虎颈”，不怕打击。失败压不垮的他，“负能量”就像岳麓山下那个“自卑亭”，开始成为巨大的动力，激发他转化出“正能量”。
这有一个逐渐转化的过程。
自尊到过敏的男人，自我意识会强烈到无以复加。过强的自我意识，提醒人时刻区分“人、我”。这就是人本能中的独立意识。
独立见自我，就不会压抑性格，而选择直来直去，这就是刚直。
刚直的左宗棠朋友不多。连最好的朋友胡林翼也要忍不住批评他，“刚烈而近于矫激，面折人过，不少宽假，人多以此尤之”。但刚直的人，有一种难能可贵的优点：真实、义气、有责任心、敢担当。左宗棠刚好可以免去人三鬼四的交道，不浪费一点精力，交到一些真心有大才的朋友。
朋友过少，容易孤独。孤独感会强化叛逆心与倔强劲，在倒插门那12年里，不断被人嘲笑、否定，让左宗棠内心生出一股无比强大的心力。
这股心力是一种在憋屈中养成的气，杂糅着怨恨、愤懑，冲满了攻击性。用到打仗上，可以造成气势如洪，带兵靠胆魄与气势就能取胜。楚军、西征军、恪靖定边军主要靠让敌人魂飞魄散的气势取胜，是左宗棠个性应用进军队的体现。
这种心力转化换来荣誉，就是慈禧夸奖他的，“外国人怕尔声威”。后人也因此评价左宗棠，“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独有左文襄”。
左宗棠一生处处见“我”。“独立、自我”，已经溶入血液。
自然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别人为中心，这是文明教化的结果，超越了人的本能。
但中国传统的核心，教导人要有超越性，“舍己为人”，这就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中的“群体意识”。
左宗棠用自己的言行，颠覆了中国传统。
反传统而行的左宗棠，更像一个“原子式”的个人，与野性、自由的气质结合，就形成了一种外向的文化人格。
无论收复新疆，还是援越抗法，或者荷枪实弹闯外国租界，都是左宗棠外向文化人格的表现。他从传统的反面，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巨大缺陷。
“士人风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求真相、认死理，这就是湖南俗话中的“霸蛮”。
“霸蛮”有利有弊。但没有“霸蛮”精神，做不成大事。章士钊就曾热情地称赞这种精神特质：“湖南人有特征，特征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
“霸蛮”精神需要一种强烈的自信来支撑。
有强烈个体意识的左宗棠，直接表现出来自信。一个连举人都险中的人，坚定认为自己是当代诸葛亮。但左宗棠的自信并不盲目，而是对自己的缺点也看得同样清楚。他在家书中与长子左孝威说，“吾以婞直狷狭之性，不合时宜。”
这就是自知之明。看清自己的优点，也知道背后的缺点，可以规避许多错误。“婞直狷狭”事实并没有在事业中拖后退，对左宗棠一生成功反而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属于“正能量”。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左宗棠自己怎么看待年轻时的狂放呢？晚年，他以一个苦事历尽、难事做尽的老人经验，这样总结：“三十以后，读书渐多，阅世渐深，知区区之存于心中，自以为是者，仅足以傲今无足指数之人，而于古之狂狷，实未逮也，则愿力耕读书以自勉其所未至。”他承认自己年轻时确实狂放。但他用实践证明，年轻时狂一点，对成才大有帮助。
左宗棠知道，个性有人喜欢、有人恨，他怎么看待自己个性一生？
他十分豁达，说：我这个人，平生与这个世界的人，总是磕磕碰碰，说不到一块。但我从来不强行要求别人按我说的做，我也不愿意委屈自己来将就别人。对一切毁损我的，赞誉我的话，我都像聋子一样听不到，瞎子一样看不到。毕竟用话毁损我，又不能真正做到损害我；赞誉我，也不能多带一点什么给我。毁损我不能掩盖真实的我，我为什么要在意？赞誉我反倒可能夸奖过了头，变得好像在夸奖别人了；都不是我自己了，我为什么要在意？至于“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我也懒得去理会，如果要我做个自我评价，我就给自己取个谥号，就叫“忠介先生”！[5]
这种率直的口气，与做《述志令》的曹操有几分相似。“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实在、从不打官腔，碰到有机会就说真话。“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有了这种对宇宙人生深刻的哲学洞察，才会有“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的自信与洒脱，才敢自我调侃给自己取个谥号。
左宗棠一生传奇的经历启示我们，人的一生，会遭遇无穷无尽的失败、挫折和沮丧。直面人生的丰富与复杂，扪心自问，我们会发现，纯之又纯的正能量事实在个人身上不存在。正能量往往来自负能量，负能量发挥得恰当，往往可以转化成正能量。
左宗棠在18岁那年，本有许多种可能。但长沙棚户区旧书摊的几本小书，偶然改变他的轨迹，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左宗棠所以能取得空前绝后的事功，在于他的个人性格、特质，包括他有意识地研究的“时务”，都暗合了晚清时代的需要。他生活在一个需要英雄、同时也产生了英雄的时代。
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只要有人将它发挥到极致，能够与时代需求合拍，都可以创造出左宗棠式的传奇。
这也是左宗棠留给今天我们的启迪。
左宗棠备受人争议的是他的个性。但如果抽掉了“婞直狷狭”，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差别就近了。正是这些个性、正气、真气、正负能量交相激荡，让“实干个性官员”这个极富色彩的政坛词汇，在今天有点生猛地逼进我们的视野。
2012年7月16日初稿写就
2013年1月18日第二稿改完
2013年8月9日第三稿改定
[1] “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通俗讲就是“圈子社会”。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熟人社会”亦称“关系社会”、“后门社会”。它的特点：强调人治，不主张法治；办事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熟程度、感情深浅程度；责、权、利的界线较为模糊；他人的权利容易被侵犯；在公共事务中论资排辈、任人唯亲、徇私舞弊。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社会空间越来越大，人们成为陌生人，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只有当一个社会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契约、制度和规则逐步发育，法律就自然地成长起来。
[2] 于右任在《悼汉武帝陵》一诗评价：“绝大经纶绝大才，罪功非在戍轮台。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
[3] 见《左宗棠家书》。他复信给与威宽勋同四子道：“吾前在湘幕，久专军事，为当道所忌。官相遂因樊燮事，欲行构陷之计。其时诸公无敢一言诵其冤者。吴县潘公祖荫，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意入告，蒙谕垂询，诸公乃敢言左某可用矣。潘盖得闻之郭筠仙也，筠仙与我交稍深，其与潘公所合，我亦不知作何语，却从不于我处道及只字，亦知吾不以私情感之，此谊岂近人所有哉？！惟戊午之岁，曾以召对之语示我。顷于箧中检得，记其大概以示汝曹。俾知文宗皇帝之求贤如渴，圣德度越古今，而汝父之感激驰驱，不容已也。”
[4] 湘阴文庙始建于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几经兴废。现有建筑为清乾隆九年（1744年）重建，由“玉振金声”冲天坊、泮池、状元桥、太和元气坊、大城门、大成殿及厢房组成。湘阴的传统，考上举人、进士的读书人，都可以获得从状元桥上骑高头大马经过的荣耀，全县有声望的人都要来捧场，民众会挤满来围观。湘阴这种重文的传统，跟当地出过不少名人、伟人，有一定的关系。现在已经有点破败， 2011年笔者前去观瞻，见到正在修缮。
[5] 左宗棠的两段原话是：“平生性刚才拙，与世多忤（wǔ，抵触，不顺从）。然不强人就我，亦不枉书己徇人，视一切毁誉、爱憎，如聋瞽（gǔ，盲人）之不闻不睹，毕竟与我亦毫无增损也。”“毁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誉我者转失其实耳。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吾亦不理，但于身前自谥曰‘忠介先生’，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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