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 下部 飞龙在天 第十六章 粪土千金
粪土千金
商督商办
1882年1月27日，左宗棠从柳庄出发， 14天后，到达南京市江宁区，正式出任两江总督。
在古稀之年，终于可以来放手建设，左宗棠一上任就全身心投入进去。 2月阅兵过后，他就开始考察南运河堤工。
亲身调查运河堤工、民堰、礼河大坝、淮河水利，他发现两江的开发建设，最重要的就是朱家山、赤山湖两处工程。
朱家山地处滁州、来安、全椒、 江浦、六合5个地方的中心，漂水、上元、江宁三线贯通，修好了它，干旱水溢之地“圩田均受其利，亦可免漂没人畜庐舍之惨，而粮船、货船可由内河而行，不必再犯大江风涛，尤属民商两便” 。
在朱家山兴修水利，是块难啃的硬骨头。雍正、乾隆、嘉庆三代，总督专门讨论过开发，都因工程过大、预算过巨，中途而废。
左宗棠喜欢挑战难事，也不管自己已是古稀老人，铁下心来，霸蛮也要办成。他确定项目后，多次亲临现场勘验，找到了打通的方法，“计朱家山自开工以来， 届今两易寒暑，乃得以告竣，统计各处工程，以言里数，朱家山工程绵延一百二十余里。”
从1882年2月上任，到1884 年 3 月卸任，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两年。两年内，他集中精力做了四个方面的事：兴修水利、整顿海防、开发矿业、兴办洋务。[1]
从1866年筹划福州船政局起，左宗棠办洋务已经有16个年头了。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弊病这时开始显露出来：国家所有制与私人产权发生激烈的冲突。
16年来，洋务运动在全国陆续兴起，模式一直是“官办”。用今天话说，政府办企业。这个模式利少弊多，左宗棠发现弊病主要是“所铸之器不精，而费不可得”。
怎么克服“国办企业”产品毛糙、生产出来还要赔本的弊端呢？
左宗棠找原因，发现是产权不清所致。他从理论上先分清国家、私人、洋人三者之间的利益，结论是：“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利”，“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取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民利仍还之民”。左宗棠下令放权：商业的事情，商人自己说了算。
在实施中怎么保证商人独立自主，商人利益归商人，而不被国家剥夺？左宗棠的方法，是在体制中做变通。 1882 年，他奏请朝廷批准创办利国驿煤矿，该矿名义上仍是“官督商办”，实际上已是“商督商办”，股东有了基本的独立自主权。[2]
利国驿煤矿办后赢利，左宗棠将成功的经验推广。
1885 年，左宗棠在督办福建军务期间，还向朝廷上折，建议中国学习西方制糖技术建厂，左宗棠建议，将企业全部由“官办”转轨成“商办”。
他鼓励民间自己开办新式企业，从这里尝到了甜头，也看到了振兴国家经济的希望：如果政府不去自己办企业，只负责鼓励老百姓多赚钱，老百姓必然对有钱的商人心生羡慕（“如官倡其利，民必羡之。”），老百姓纷纷去从事经商活动，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发家致富了，政府通过税收杠杆，不要搭进成本，还可以收取商业税。这大大节省了“官督商办”模式中政府派官员去企业支付的管理成本。（“官本既还，只收税课，不必派员管厂。”）
左宗棠从18岁自学经世致用学问，又没有任何体制内教育经验束缚思维，以旁观者的眼光，对比中西差别，他一眼就看出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出在中国文化身上：中国人将智慧都消耗在四书、五经、八股这些大而无当的虚空学问上，外国人的聪明都落到了科学与技术构建起来的经济实体方面（“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人将伦理道德作为立国的根本，把科学技术看成是末等小事，外国人则不然，他们推崇科学技术，看轻伦理道德。（“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中国文化一味追求务虚，导致近代工业完全落后。
左宗棠决定通过办洋务来改造中国文化。作为一个受中华文化哺育成长起来的读书人，他有着很强的文化本位心理，看清楚了中国的短处，但接受不了这种文化自卑：虽然中国人的长处不如外国人，但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跟着他们学习就可以了，让西方独霸科学技术专长，那是不行的。（“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
左宗棠读过魏源的《海国图志》，接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观点。大权在握的总督，接受了就要顶着责骂与非难，毅然去实践推行。他给二哥左宗植写信说，湖南本土的老乡们顽固保守，如果在家乡听你说起我要学习洋人，一定怕污染了耳朵，骂我被外国人洗脑叛变了。（“湘人固闭，殆必闻而掩耳，谓我变于夷矣。”）他希望二哥帮自己向乡亲解释清楚。
为了大力扶持民营企业，与西方列强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 1882年，左宗棠推荐胡雪岩到上海开办蚕丝厂。
眼下，胡雪岩已经成了左宗棠扶持起来的中国首富了。
1862年，胡雪岩借助王有龄开办阜康钱庄，做上了商人；1874年，他依靠左宗棠的支持，创办胡庆馀堂，做成了大商人。
胡雪岩的商业才华，因与左宗棠合作而找到舞台。左宗棠发现，胡雪岩是个商业奇才，完全可以胜任“后勤部长”。
早在1864年，楚军攻陷杭州，左宗棠出面支持，将领们在战争中获得的数百万两银子都存进阜康钱庄，胡雪岩用这些钱做资本，从事投资，“岁获利数倍，不数年，家资逾千万，富甲天下”。
后来，西征军的粮草、枪炮、子弹，左宗棠都放心交给他去办。
胡雪岩积极帮左宗棠从国外贩来军火，而且都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武器。 1875年，左宗棠在兰州前线，胡雪岩从上海贩到“来复枪”1万多支。他还帮左宗棠为前线指挥官每人配备了一个双筒望远镜。
胡雪岩利用官商结合，一方面通过贩卖军火，大发战争财，另一方面也为西征胜利立了大功，清廷不吝奖励：御赐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
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商人属于四民之末，“商而优则仕”实属破天荒。亦官亦商，官商结合，胡雪岩暴富，总资产接近4000万两白银，是清政府一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
但就在他官位显赫发达，商业如日中天之时，事业面临灭顶之灾。
李鸿章正在密谋怎么一手将胡雪岩推上绝路。
这事当然因左宗棠引起的。多年来，李鸿章与左宗棠个性不同，政见也始终不同。左宗棠主张对外国人战斗，李鸿章主张“和戎”。左宗棠在洋务运动中扶持民营企业，李鸿章主张洋务只办国家垄断企业。
李鸿章与左宗棠一直摩擦不断，个人私怨，政见矛盾积压30多年，终于到了有你无我的地步。
左宗棠先下手，趁李鸿章回老家“丁忧”，将他体系内的官员都打击了一遍，开除的开除，贬谪的贬谪。李鸿章回到北京后，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他决定报复，而报复的首选对象，是胡雪岩。
胡雪岩作为中国第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用富可敌国的财富，做了左宗棠主战政策的最有力的支撑。要扳倒左宗棠，先要扳倒胡雪岩。扳倒了胡雪岩，左宗棠就失去了经济基础，不攻自倒。李鸿章今后还可以拿胡雪岩到处做反面教材，证明左宗棠主战必败，胡雪岩民营必垮，朝廷就会反过来支持他：外交政策专一于“和戎”；洋务运动只办国家垄断企业。
李鸿章细致制定了“倒左必先倒胡”的详细战略规划。
胡雪岩当然蒙在鼓里，大业恰好在这时启动。 1882年，他花掉2000万两白银，办成上海蚕丝厂。
蚕丝生意是一场国际贸易。胡雪岩发现，华商当时各自为战，洋商背后操纵了价格权，弄得生丝价格日跌。胡雪岩高调坐庄，对抗洋人商战。洋人收价4两，他以每担5两的价格，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独家垄断了市场，导致洋人无丝可买，国际价格暴涨。
就在胡雪岩垄断国际市场，眼看着要做成世界首富，却突然传来坏消息：一是意大利生丝当年突然大获丰收；二是中法战争爆发，国际金融危机袭来。
怎么办？收生蚕丝已经投入了2000多万两白银，现金大部分套进去了。但这时如果降低价格迅速抛售，不至于亏本。
不幸的是，对国际资本运营半生不熟的胡雪岩，自己的商业判断与决策这时已经出现了失误。更要命的是，当口上，李鸿章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授意商人盛宣怀向洋行放风，造谣说胡雪岩资金即将清空。赊款的洋行宁可信其有，纷纷跑来向胡雪岩催款。胡雪岩只好从阜康钱庄调来80万两银子还账。
商战有如兵战，属于“阴事、诡道”，阴谋与算计是常事。盛宣怀通过电报间谍，对阜康钱庄调款数目了如指掌。他预估胡雪岩的现金差不多都调出了钱庄，马上派一些大户到银行提款挤兑；同时让人四处放出风，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已经血本无归。
经过盛宣怀的造谣与煽动，前来提款的存户踩破了门槛，阜康钱庄当天兑取一空，被迫宣布倒闭。
阜康钱庄成了压倒胡雪岩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原因是，钱庄早年名声在外，不少贪官都将自己贪污得来的巨款存进来了。
李鸿章启动“倒左必先倒胡”战略第二步，通过举报，借助朝廷权力，对胡雪岩下达抄查令。
贪官们最先得知消息，都抢着要来挤兑现金，怕迟到一步就没有了。
这个时候，左宗棠出面来挽救危机。他亲自“按簿查询”，对账发放。贪官的钱来路不正，照实兑换，等于自首，“皆嗫嚅不敢直对，至有十余万，仅认一二千金者，盖恐严诘款之来处也。文襄亦将计就计，提笔为之涂改，故不一刻，数百万存款，仅以三十余万了之”。
尽管如此，左宗棠毕竟垂暮老人，精力严重不济，两江总督府里的政府性事务，都让他应付不过来。胡雪岩孤立无援，只好眼睁睁看着自己跌入万丈深渊。
在自己商业决策严重失误与李鸿章为首的官方势力和洋人势力的双重打压下，胡雪岩很快就彻底破产，胡庆馀堂接着宣告倒闭。
胡雪岩童年时放牛娃出身，阜康钱庄、胡庆馀堂相继倒闭后，又一贫如洗。李鸿章下达抄查令，胡家“押追着落，扫数完缴”，胡雪岩跟一个老放牛娃一样，家徒四壁。
阜康钱庄和胡庆馀堂相继破产，标志“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彻底失败。它警示左宗棠：在封建集权社会里，“商督商办”只能是一种理想，暂时无法实现。
扶持民营企业家的洋务梦破，左宗棠还拿什么搞建设？
官场首善
中国首富胡雪岩来自一贫如洗的创业者，大权在握的左宗棠曾经颠沛流离。回想20岁倒插门周家，对比今天总督两江，像从海下7千米的蛟龙一号去看天上400千米的天宫一号。
左家七代书香门第，家族富裕，到了他这一代，怎么就快到全家饿死的边缘了呢？固然有国家动乱、经济凋敝的原因，但主要因为左家有慈善传统。
左宗棠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醉心社会慈善，一路捐款救济他人，捐捐捐，捐到“宗”字辈（从祖父到孙辈，辈分字依次为“人观宗孝念”），终于财稀粮空，要靠外族接济。
左家大方得过了头。人首先需要自己活下来，才有力气推己及人，去爱他人。
但过度大方不是没有好处，慈善的家风培养出来的后代，较有爱心。有爱心的家庭教育，是后代出人头地的基础。
慈善心从小培养，日后慈善就会成为本能；长大再教育，慈善日后会成为理性行为。本能发自内心的，不可更改；理性来自于外在力量，有很大的随机性。
对以战争起家的左宗棠，本能慈善特别重要。如果缺乏善心，心被战火烧起来，容易走极端，一味爱好破坏。如果人格缺乏慈善，没有同情心，追求的目标就不会志在“心忧天下”，反倒可能 “心坏天下”。
慈善的家风，从小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的慈善教育，成就了左宗棠做大事的底色，也让他在事业做大后可以稳住。
左宗棠一生中最早最感人的爱心事迹，发生在1838年第三次会试失败回家的路上。
考后，他在北京转悠了半年，无钱回家，朋友送他300两银子。一两银子在明朝中期相当于今天600至800块钱，清朝中晚期相当于220块钱。
左宗棠回湖南的路上，碰到一个老大娘欠钱，五个壮汉逼债，他当即拿出200两替她还债。
左宗棠缺钱，却不怎么在乎钱，反而总不差钱。
左宗棠做陕甘总督时，职务工资加红包，有两万两，另加“养廉银”两万两，年薪四万两白银，相当于今天年薪千万。
他更多的钱，来自一个肥差：陕甘茶马使。每年可得4万两。近10年下来，积累了38万两，他全堆在库房里。
怎么花？他每月给家里寄150两至200两。
11口之家，月消费200两，放在今天，算有一套中等别墅、开奔驰的中产生活。说不上奢侈，谈不上省俭。
左宗棠对家庭生活的态度，既不像严厉的海瑞，廉洁到家里年年岁岁只吃得起青菜，将艰苦朴素搞成怪癖，被黄仁宇定义为“古怪的模范官僚”，也不像李鸿章奢侈豪华，家里常年挥金如土，完全不顾苍生在贫困线上挣扎。
慈禧太后安排他做两江总督，已主动暗示他为后代积财。但左宗棠不但没有捞钱，反而将工资的95%，全部充公。
充公的方式，各种各样，除了直接捐款，还有办学校，或者投资国家建设。
他出手非常大气。 1876年春，左宗棠移师肃州，将做陕甘茶马使得来的工资38万两白银，一手全部交给手下大将刘典保管。他立下字据，宣布自己财产充公。
这些钱怎么用？他规定两条：
一、绝对不可以挪作西征军费；
二、下任总督到任，交点清楚，做将来西北急需之用。
这笔钱对当地老百姓起了大作用。 1906年5月，陕甘总督升允只用掉左宗棠留下的不到一半（16万5千两），就在甘肃兰州建成了黄河大铁桥（后命名“左公桥”，至今百年仍在使用，今已改名“中山桥”。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兰州起跑点就在此桥）。
左宗棠还捐款办学校。
1877年，左宗棠在兰州城外城西北角修建了兰州贡院。工程浩大，用工170万个，耗时1年，材料本应投资在10万两以上，但左宗棠为了节省，调集闲着的军人当民工，又发动军队自制材料。一个大工程下来，材料费节省到才花3000多两。
报告上奏到工部核算，费用应该有10多万两，但左宗棠只写了3000两，根据国家标准，这是用料不合格的工程，不能报销。左宗棠如果硬要申请国家报销，就得做假账。凑个假数字报上去吗？左宗棠不愿意。他明白，做假账的结果，是以3000两的成本，反赚国家10万两，这等于开了一个以公肥私的口子。如果其他官员都来仿效，以后不知道要造出多少豆腐渣工程来。
左宗棠哈哈一笑，将报销单私藏，自己掏工资充公了事。
拿个人钱，办社会事，“化私为公”，左宗棠在晚清中也是个开创，这跟“抬棺上阵”收复新疆一样，惊世骇俗。
左宗棠年轻时受钱的折磨可不少，他真的超脱了利益，将钱财看作身外之物了吗？
左宗棠写的《名利说》，道出了答案。
左宗棠认为：天下人做事情，都逃不过两个目的，名与利。但哪里有纯粹的名呢，名其实也是利的一种。
作为利益的名，有三种：一是道德之名，二是文章之名，三是一艺一伎之名。
但道德之名是什么？很悬乎。到底是人有了道德才出名，还是出了名才想起道德呢？见得多的，是道德或者在朝廷上出卖，或者在民间到处贩卖，这些人不过是欺世盗名，以名求利，“归于厚实”罢了。
至于文章之名，更加不靠谱。像王闿运那种人，不过是借文章忽悠天下，满足自己做当代苏秦的野心。顾炎武也是那种巧言令色的人，“负盛名招摇天下，屈吾身以适他人之耳目”，总在等待买主，没赚到好处，又转卖其他东西去了，像个投机分子。
一艺一伎（jì，技巧、才能）之名，就是像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商人贩卖一样，通过具体办事，来得到利名。这事确实很小，君子们都看不起。但他们做事，都不欺骗和侵害别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自己的好处。这样的利，以及这样出名来获利，真实可靠，既不出卖良心，也不出卖廉耻。[3]
左宗棠用自己的独特名利观，来处理天下事情。他希望自己像“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商人贩卖”一样，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获得一艺一伎之名。
但总督是个官位，左宗棠职位上能追求的，事实上更接近道德之名、文章之名，像曾国藩那样，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以图不朽。哪怕这些德、言都是假的。
而左宗棠宁愿放弃立德、立言，期盼获得立功之名。这有难度。总督工作不同于做工务农经商，不是一艺一伎。在总督的位置上，怎么拒绝道德之名、文章之名的虚假，心安理得获得一艺一伎的利名？
左宗棠需要通过行动继续来回答。
廉干传后
男人一生最难获的事情是有权，最害怕有的事情是没钱，但最难处理的事情，却是家庭与事业的关系。无论精英还是平民，伟人还是凡人，这方面做到平衡不容易。
学左宗棠“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毛泽东，青年时期与萧子升有过争论。萧子升批评他：“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毛泽东反驳：“大丈夫当扫天下，安事一屋？”他后来还说了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战争年代，这话有道理。但战争里也有和平，尤其到了和平年代，大男人无法避开家事。何况，革命的首要目的，不就是为了让每个家庭都请得起客、吃得起饭吗？
左宗棠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回到家庭，就与普通人一样了。他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丈夫、父亲的事业再大，不管是剿灭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平定捻军、安定回民、收复新疆，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天下家庭的幸福，让老百姓都可以安居乐业，有条件去追求幸福。否则左宗棠出山干什么？以“心忧天下”为己任的左宗棠，自己首先得追求到了幸福，才有说服力。
左宗棠的家庭生活，算得上幸福。他与妻子周诒端感情和好，相敬如宾，从结婚时起，周诒端就一直支持他、帮助他、鼓励他。在最贫困的时候，她从心灵上、物质上帮助左宗棠挺过难关。
但后来左宗棠入幕，家庭生活改变了。周诒端与他两地分居。一直等到左宗棠做上闽浙总督，才将夫人接过去。但随后平定捻军、安定回民、收复新疆，接二连三的战事，让左宗棠与家人聚少离多。
左宗棠任闽浙总督那几年，夫妻俩有过相互陪着一起慢慢变老的幸福时光。
周诒端是“闺中圣人”，年轻的时候，她对丈夫满意，对家庭知足，对生活安心，平时相夫教子，空余时写诗。但人一老，就不免考虑起后事。她终于问起左宗棠的工资来，这么多年来，左宗棠寄多少，她就收多少。现在住到一起，她想问明白，丈夫每个月到底收入有多少钱？
左宗棠告诉她一年有4万两白银，周诒端吃了一惊。好你个左老三，以前每月才给家里寄二十分之一，这么抠门。她说，我每月有你寄的那点钱，足够了，你还存了那么多钱，我看咱俩是不是考虑该给儿子和孙子们买点田产了？
左宗棠没有回答。周诒端见她不作声，又想起一事，说：咱家看门的何三，来了好多年了，他为人忠厚又老实，前几年老伴过世了，儿子也夭折了，晚年不好过啊，你看能不能按一个兵勇的标准补给他粮饷？一年也就四五十两银子，钱不多，他可以安生养命。
左宗棠这下没犹豫，张口答应了。
周诒端说：我还有个事情不放心，借机会顺便问一下，你每年那么多钱，都是怎么花掉的？不是我做妻子不放心，是实在难以理解呢。
左宗棠不好解释，就笑呵呵地说，反正我没有拿去吃喝嫖赌，不信你可以去打听、查访。
周诒端说，我不是要问你这些，我是问你钱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左宗棠有点尴尬地看着她，笑了笑，说：你不问我还忘了，我这人公私不分，我的年薪、养廉银，基本上都花到国事上去了。
周诒端不听解释还好，一听更加糊涂了：国家不是有拨款吗，再说你那点钱，放到口袋里是算多，放进国库里去，也太少了，能撑起什么事？
左宗棠说：主要解一些燃眉之急。当兵的有个三长两短，受冷了，挨饿了，家里有老人过世了，我能不想办法帮他们一把？到地方上办事，国家的拨款总会差一些，我不补上去就会耽误事，为了早点做事，我也不在乎这几千上万两银子。原来我在福州办了个船政局，推荐沈葆桢在掌管，这回经费又吃紧了，我自己带头捐了6万两。这些花钱的事，我本来都要与你商量的，但你在湖南，每次都来不及，所以我就自作主张了。再说，我挪用私款做公用，账本在胡雪岩那里，有据可查。
周诒端一听，十分意外。她读书不少，还没听过哪个朝代有当官的将自己的工资放进国家库房里的。就算自己满足湖南那个中产生活，可她还是不愿意看着子孙跟自己一样，应该更好点才对。这样一想，她心里有点气了，说：你将朝廷的钱和自己的合在一起，最好还是分清楚，将来万一查不清，你“挪用私款”被说成“挪用公款”，是是非非，真说不清了。
那就随别人去查，随别人去说好了。左宗棠知道妻子说的是气话，只好笑着说。
左宗棠当然不可能知道，在他之后，美国后来出了两位在职不拿薪水的“大公无私”总统：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和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他们比自己晚了半个多世纪，可也没有“私款公用”的记录。
不久，周诒端又提到给子孙买田置地的事。人老了，总想后事，事没办妥，心里就不踏实。左宗棠知道，必须得有一个交代了，他就拍着妻子的肩膀，说：诒端，咱们商量一下，我看最好不买了，你想想，子孙比我强，要田地干什么？子孙比我弱，他能守得住？
左宗棠内心更深一层的考虑，是看出自己的后代中，还没有像自己天分的人，那么就走常人之路。天才有天才的走法，从“身无半亩”起家，清楚家族怎么才能兴起。何况，从苦水中泡出来的人，希望自己经历过的，后人也经历一下。
左宗棠考察三个儿子，左孝宽、左孝勋“性质近厚”，左孝同“天分颇优”。 他相信与其希望儿子中出一个有才干的人，还不如出一个道德敦厚的人（“子弟得一才人，不如得一长者。”），左宗棠盼子的最高目标，就是希望他们都成为 “老实秀才”。他对下一代的担心确实很多，“聪明者怕其沾染名流习气，庸下者怕其沾染纨绔习气”。
左宗棠是这样安排自己的遗产的：他跟二儿子左孝宽交底（长子左孝威已去世），只拿出2万两养廉银作遗产，三个儿子，每人5千两；侄子左世延父亲死得早，欠了一屁股债，给1千两还债；再拿部分给自己买祭祀田地和墓地，剩下的捐给国家。
左宗棠清楚，子孙平安幸福，要靠自己开创。如果给得太多，像李鸿章那样，借由政府办企业的洋务运动，将国家的钱基本都赚进自己口袋，给儿子留下2000多万两，后人成了纨绔子弟。
当然，也不能给太少，自己当年买秀才要108两也拿不出，进京赶考还要倒插门得来路费。人穷志短，会错失机会。
5000两最合适，既不假唱道德高调，也不假装以廉出名，而是实实在在：既可以解决后人衣食之忧，又让儿子们无法“玩钱丧志”。到底是鱼是龙，是骡子是马，得靠自己。人可以拼自己，不能“拼爹”。
安排好了遗产，左宗棠也考虑自己身后名。
他很明确，自己要“一艺一伎之名”。
取得这个名的方法很简单，自己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取自己该得的实在名声。
左宗棠对待乡亲的态度，也很特别。从湘阴小地方干成了封疆大吏，乡亲们闻风而动，隔三岔五找上门来，要钱，求找工作。凡是借钱的，只要说明困难，他觉得可以借，当场就给了，数目不论大小。只要是托他帮助找工作，一律没门。他打发手下的人安排送回家。路费也不是一次给，在南京给一半，另一半要老乡去武汉领。这样就避免了老乡拿到钱后逗留，乱花光了回不去。路费一般在50两银子左右，回家还够花上一阵。人情与原则，都照顾到了。
左宗棠刚做浙江巡抚时，将8000两平余银捐掉，但又不鼓励别人学他，因为他考虑，其他官员生活未必像他一样节省，如果家庭开销大，则会入不敷出，而自己独自霸占一个清官的虚名，将其他官员都逼进了窘迫的境地。所以自己索取的和给予的都应该以人道与正义作为准绳，而又不能不近人情。（“应知取与皆当准之与义，而又不可不近人情也。”）
有一则小故事，能很清晰地传达出左宗棠不取道德、文章虚名的人生观。湘阴准备建一个义庄，以帮助那些鳏寡孤独的人，扩充备荒谷，在灾荒年自救，请左宗棠捐款。左宗棠当即委托李仲云代自己送过去了。跟儿子谈起，他不建议学自己。说：这是义举，我分内应该做的。局外人有的说我做作，也有人说我清廉，他们都不知道我的心啊。[4]
做自己“分内应该做的”，自己该做的绝不推脱，也决不要求别人都来学习自己，很朴素实在，不高调，真实、不遮掩。这就是着眼办事官员的风格。左宗棠以这个原则，来带兵打仗，为官一方。现在他也以这个标准，为自己求得实实在在的“一艺一伎之名”。
左宗棠自做官后对清廷充满了感激，他“以布衣直取卿相”，缘于朝廷格外厚恩。他通过拼命工作来回报朝廷，这也是他不断捐款、私款充公的一个原因；既不是愚忠，也不是盲从。在他的内心里，物与我，人与我，群与己，界限都分得清清楚楚，他对自己做“分内应该做的”的定位，有着鲜明的理想色彩，这个目标一点也不高，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现在，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朝廷奖赏的这种半做官半养老的安排，让左宗棠晚年终于有时间享受一段天伦之乐。他在柳庄拜亲访朋，再准备将家人从湘阴接到南京。
左宗棠与家人在一起，一般比较严肃。毕竟带兵打仗出身，加上性格刚直，不是慈父形象。但他有时候也开玩笑，开起来比一般人更好笑。去两江任总督前，在长沙司马桥住宅，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团聚，他吹嘘多年来打仗的事，比较起湖南人物来。
他说：湖南人做上两江总督，历史以来只有三个，陶澍、曾国藩和我，但他们两个没有我幸运。
家人纳闷，问为什么？左宗棠说：你想想看，陶澍一生没有拜相，曾国藩虽然封侯拜相了，但是他没有回湖南老家。家人听明白了，同时“哦”了一声，有点道理。
不过呢，我也有一点遗憾，我有一点比不上曾国藩。左宗棠又说。
家人都停住了，等他说出答案。左宗棠看着大家，用手抚摩着下巴，说：我的胡子没有他长呀！
一家人顿时笑得前仰后翻，十分开心。
其实笑声现场让人还是多少有点伤感，家人中已经有四位不在了：二哥左宗植已经离世了，妻子周诒端不在了，儿子左孝威与女儿左孝琪不幸病亡。这些伤感的事情，都发生在左宗棠进入陕西平定捻军前后。
妻子周诒端1870年3月与左宗棠在汉口见面回家后即去世了。左宗棠得知噩耗，回想妻子一生“贤明淑慎，常履忧患，终生不知安闲享受之乐”，一面竟成永别，心中极度悲痛，“形未瘁而神已伤”。
他怎么会忘记，倒插门周家那段时间，自己失魂落魄，妻子写诗细心安慰，负责他的衣食起居，帮他描绘地图，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他们像牵牛与织女一样，命运紧紧连为一体，妻子先去，左宗棠的心像被带走。他预感等到大西北的事情大致办得差不多了，自己也远离凡尘杂事，将追随妻子而去。（“计西事粗平，吾亦将辞尘界而同归大暮矣。”）
大儿子左孝威因病死去时，左宗棠刚好收复了肃州，清廷授予他“东阁大学士”（内阁宰相）。悲喜交加同至，祝贺的人站在门口道喜，凭吊的人站在屋内哭泣（“贺者在门，吊者在室”）。左宗棠自己没有一丝高兴，“连日形神惘惘，了无生趣”。他想，自己所以受到老年丧子的惩罚，都是因为官位、荣誉升得太高太快带来的。但荣誉有什么用呢？身外之物，供自己死后挂在旗子上给别人看看而已。儿子才是自己今生最看重的骨肉血脉啊！因此，他的态度很特别：凡是来吊丧的人，他一律拱手道谢；对来祝贺他升官进爵的人，全部臭骂一顿。他说：你们这些人，“可谓全无心肝者矣”。
亲人相继离去，他不胜哀痛，夜里醒来，常失声痛哭。
左宗棠声名已扬世界，但他确实累了。年过古稀，他很想在家含饴弄孙，用子孙的童稚亲情，消解自己战场杀戮那钢铁般的意志力。半生来，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晚年功勋累累，青山还依旧，夕阳却落红。
坐在柳庄门前，看青山绿水、望高天淡云，左宗棠回忆40岁入张亮基幕以来的日子， 30年来的战争生涯，顿觉像一场秋梦。
自己本是一介书生，以研究农业科学和地理学为志业，一心想经世致用，学用结合，建设桑梓。没有想过今生要带兵打仗。保卫家乡，保卫国家，只是出于人的本能，更没料到做成军事统帅，是时势注定了今生命运。
他曾梦想像牵牛星一样，在天上与人间自由来往，种田、读书，“为樵为渔，访鹿友山中，订鸥盟水上，消磨锦绣心肠，逍遥半世”，却都没有实现。
对已定的卓著人生道路，他心中总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惆怅。他厌倦了战争，也痛恨战争改变了自己的书生形象，弄得“主兵之人，如秋官然，生长之气少，肃杀之气多”。他将自己家人这些年来遭遇的无数变故，都归结于战争带来的“未尝非权威过重所致”。
但左宗棠没有后悔过。“心忧天下”固然要心忧家人，但主要是心忧国人的幸福。明白自己怎么去追求、去实现国人的幸福，荣誉不过是一朵昙花，他关注的是做大事，以及大事实现后的效果。
就在他为两江管理与建设操尽了心，好不容易偷得浮生三月闲，国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朝廷又要来烦劳他了。
[1] 再次到任后，左宗棠主要做了以下事情：1883 年1月，巡视水利。 2月，到朱家山督查，处理山东教匪一案，创立渔团。 4月，督修运河。 6月，筹军火、募新军，增援广西、云南抗法。 9月，出阅渔团。 1884 年1月，出巡上海、靖江， 2月，到朱家山巡视水利。期间，他还经常挂念新疆、关注前线。
[2] 利国驿煤矿由徐州道员程国熙令胡恩燮创办，胡恩燮委托儿子胡碧徵为煤矿提调。胡氏父子与两淮盐商有密切关系，胡碧徵是这个矿业的重要股东和实际主持人。左宗棠放权，煤矿从提调到股东，都是商人。经营管理“不请官款，一律由商集股办理”，“资本盈亏商自任之”。经费发生困难时，左宗棠则准许产品销售减税，以及由“江宁潘司酌提库款”大力扶持。
[3] 在《名利说》中，左宗棠集中阐述了他的“义利观”：天下圆顶方趾之民无数，要其归有二，曰：名也、利也。人率知之，能言之。然试察其志之所分，与其途之所自合，则亦曰利而已矣，乌有所谓名者哉！名有三，曰道德之名，文章之名，一艺一伎之名。古人吾弗能知，吾思夫今人之于名。以道德名者，人因其道德而名之乎？抑已因其名而道德者也？或市于朝，或市于野，归于厚实已矣。以文章名者，亭林顾氏所谓巧言令色人哉？负盛名招摇天下，屈吾身以适他人之耳目，期得其直焉，不赢则又顾之它尔。以一艺一伎名者，其名细，今之君子不欲居，然亦百工之事也。吾益人而不厉乎人，尽吾力食吾功焉，斯亦可矣。顾伎庸术劣，抑人炫己以求自利者又何比比也？徇私灭公，适己自便，此皆宋儒谢氏所谓小儒者也，利也。夫恒情所谓求利者有其具，农之 畔，工之器，商贾之肆，此以其财与力易之者也。此之所谓求利者亦有其具，不以其财，不以其力，以其廉耻易之而已。诗曰：“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古人盖以为诧矣？今何以恬然若无足深诧，且相与睨而艳之，恤恤乎恐彼之不如耶？廉耻之道丧，嗜利之心竞。意其弊必有受之者，而非斯人之谓哉？
[4] 《左宗棠家书》与诸子丁卯（谕知办义庄等事）：先世贫苦忧瘁，惟积功累德，以有今日。吾蒙国恩，禄入甚厚，岂能但顾其私！自应先就宗祠学塾为之。试馆改造，义学举行，究需钱若干，尚须添置义庄，以赡族之鳏寡孤独，扩充备荒谷，以救荒年，吾苦力不给耳。带兵多年，不私一钱，任封疆数年，所馀养廉银不过一万数千两，尚拟缴一万两作京饷，则所馀不过数千已耳。现拟托李仲云代为拨兑，收到宜从速办理，勿因循也。此系义举，分所应为之事，至沾溉子孙，则非我意，而外人尚谓我矫，或称为廉，均不知我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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