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 下部 飞龙在天 第十五章 军机之谜
军机之谜
挑战陋规
1880年11月14日从哈密起程， 1881年2月24日，左宗棠终于抵达北京。
左宗棠此时已经69岁高龄。他知道，此生要永久告别新疆了。
回程前，想起30年前与林则徐湘江夜谈，他心里隐约生出一些不安。保卫边疆是万里西征的第一步，建设好边疆才是自己真正的历史责任，也是林公事业托孤的大愿。
在西北13年，在新疆5年，左宗棠有空就抓紧建设。他先后创办了西安制造局、兰州制造局、兰州火药局和甘肃呢织总局（兰州机器织呢局）等新兴企业。
1877年，他将在福建办福州船政局的经验带进甘肃，创办了甘肃呢织总局。这是甘肃省第一家大型轻工业企业，也是第一家引进德国先进技术的大型经济体，引领了中国西北办洋务的潮流。[1]
甘肃织呢总局当时不仅在西北是独家首创，在中国机器毛纺织业上也是开历史先河，在近代中国纺织业史上更是肇始启后。
像到陕甘后发现农民种桑养蚕是因地制宜，可以让当地脱贫致富一样，左宗棠创办甘肃织呢总局，基于西北地理条件下，盛产的羊毛是一座埋藏的富矿。
左宗棠自述：“陇中空苦荒俭，地方数千里，不及东南一富郡。”在这个穷得让口袋发愁的地方叫苦，就像躺在金矿上喊穷一样无知，因为这里羊毛之多，冠盖全国，“但取以织褐织毛毯，价不甚高，业之者少。羊毛每斤值银一钱几分，每年可剪两次，民间畜牧之利，以毛为上。”
但真要将甘肃织呢总局从构想变成现实，是一件耗费心血的事。
左宗棠每次办事虽然出手大气、豪爽，但调查时总是格外细心、谨慎。 1877年冬天，他尝试安排兰州制造局制造委员赖长自制水轮机，用羊毛织成一段呢片看样品，拿来棉布织品一比较，无论是手感、舒适度还是质量，羊毛呢片都好到哪里去了。
他决定正式创甘肃建织呢总局。
统帅做事，第一重要的能力是拍板。但定下来后，第二重要的能力在用人。
会办这事的人不用找，手头就有。谁？胡雪岩。
1878年，左宗棠写信给胡雪岩，要他想方设法帮自己买来织呢的机器，运到兰州。
胡雪岩当时在上海担任采运局补用道，对国际采购业务了如指掌，他马上交给上海同德商泰来洋行一个名叫嗲喱口己的经理去办。
嗲喱口己满口答应下来，他先取得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同意，然后这边聘请德国技师前兰州设厂，那边则通过德国亚享地区织呢技师石德洛末，一口气从德国买来各种机器60多架。其中， 24匹马力、 32匹马力的蒸汽机各1架，织机20架，其他大小配件，数以千计。
嗲喱口己将这些大大小小的机器装了4000箱，通过海上航道，从德国运到中国。这倒还容易。但在海港卸下机器后，通过中国内河，只能运到湖北汉口。从汉口到兰州，不绕这一点弯，也有1700多公里，全是荒山陆路。这些庞大生沉的铁器，转运变得异常艰难，费工费时。
这4000箱机器怎么运到？左宗棠安排人想尽了办法：小部件机器，就几箱直接堆放在小船上，再由几个人用肩膀抬着船，一路跋山涉水，扛到兰州府；大部件的机器，就先拆成零件，再打包装箱，按小部件机器的方法运。但碰上特别长的机器零件，经过狭窄的山路时就犯难了，卡住了，过不去。于是又派人先去将山路凿开阔，将两旁的树枝砍掉，再几个人抬过去。
人工抬与扛，这样霸蛮苦干，经过1年多时间，到1880年4月，所有机器硬是被左宗棠安排全部运到了兰州。
那边运来机器的同时，兰州这边也没闲着。左宗棠委派赖长主持厂务，将厂址选在兰州通远门外前路后营基址（今兰州畅家巷），厂房分东厂、中厂和西厂三部分。
德国人造的机器，中国没人会操作，怎么办？左宗棠采用福州船政局同样的办法，高薪聘请德国员工来（工程师月工资白银150两），签订合同规定：德国员工一方面是织呢局的员工，同时也是中国工人的师傅，负责把整套技术传授给中国工人，但他们与织呢局，是只有合同时限的纯粹雇佣关系。
织呢局高薪聘用德国籍机匠13名（另说7名）。为降低生产成本，普通工人只在陕甘士兵中挑选。工资发放则规定，匠人每月白银7两多，艺徒每月白银3两多。休假安排是：工人每天工作11小时，每星期休假1天，一年放5天年假，三大法定节假日：万寿圣节日（皇帝寿辰）、端午节、中秋节，各放假1天。
筹建工作全部到位后， 1880年9月16日，甘肃织呢总局正式开工生产。机器一天轰隆隆干下来，可以产呢8匹。每匹长50尺、宽5尺，合40丈。投资生产后，核算成本，购置机器、运费、建造厂房、员工薪资全部加在一起，花费白银超过1百万两。
左宗棠费尽心血建成甘肃织呢总局，在中国工业史上虽有开创性的意义，在当时生产赢利情况如何呢？不尽人意。
最大的问题来自产品销路。大西北的老百姓祖辈没见过昵织品，没兴趣消费这时髦玩意儿。而运到中国沿海地区去卖，竞争对手直接是欧美商家，人家全是熟工熟手做的，产品质量比你过硬。你降低价格卖掉，兰州走陆路的运费，却是欧美海运的数倍。
甘肃织呢总局在成立当时，注定是个赔本工厂。
左宗棠当然预先想到了，他着眼的是未来。但1880年年底，左宗堂奉调离开兰州，再没有热心人来督管，织呢机器开起来有一搭没一搭，这样半死不活，开办到1883年。这年，一次意外事故，导致锅炉破裂，无法修理而停工，只运转了两年的西北第一大新工厂，宣布夭折。
从短期效果来看，左宗棠好心办了一件窝心事。但以百年的长远眼光来看，左宗棠独家首创中国现代化新工厂，等于为中国大西北的人们拨开了埋在富矿之上的泥土，替他们发明了一台“掏金机”。事实为证， 1906年至1908年，兰州道兼农工商矿总局总办彭英甲修好了锅炉，重新请来比利时技师，再度恢复生产。新中国建立后，兰州市人民政府在原来遗留下来的两架顺毛机的烂摊上，投资建成了极具规模的现代化毛纺厂：兰州第二毛纺厂。
此外，在新疆主政期间，左宗棠还办了几件影响至今的大事：他充分发挥了青年时代自学的舆地学、农学知识的实际作用，大力兴修水利。到1880年，已修筑的具备一定规模的水渠达20处，总长541里。在哈密短短的几个月里，左宗棠发起并组织最早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修建的坎儿井，至今当地老百姓仍在使用。全部统计下来，不包括陕西、甘肃，单在新疆一地修整和新修干渠就多达940多条，支渠2300多条，坎儿井185处，灌溉面积达1100多万亩。
他还利用在柳庄种树的经验在西北栽柳树，以巩固路基、防风固沙、为戎马驻足、利行人遮凉。 13年来，每到一个地方，发起植树造林，西北道路柳树已超过1000万株。单是从陕甘交界的长武县到甘肃会宁，就多达26.4万株。西北大漠，形成了数千里“绿如帷幄”的塞外奇观，是真正的“环境友好型”优胜美地。百姓亲切地管它叫“左公柳”。
在陕西、甘肃期间，他用东南沿海发达区的方式来设计大西北。为普及教育，他广开义学；为推广汉族先进文化，他增设书院，刊发书籍。他实行陕甘分闱，[2]推行经世致用教育，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
结合早年在渌江书院做山长的实践，左宗棠总结出：中国内所以有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回民变乱，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学术不讲”。他认为好的社会，是政府清正廉洁，民众知书达礼。本着通过教育来传播学术，改良人心，建设一个太平世界，他在西北修建了兰州有史以来第一个、同时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贡院——兰州贡院。院内可容纳4000多名学生。 1875年秋，作为甘肃举院的兰州贡院，进行有史以来第一次乡试，考生达3000多人，比以往多出3倍。
他还有许多建设计划要做，但战争拖住了手脚。
卸任在即，谁来接力自己未竟的事业呢？他推荐刘锦棠。
如今，被紧急召回北京，预示又要上一个新台阶。
用30年的奋斗攀登官场台阶，左宗棠印证了1856年他跟胡林翼说的话：“弟才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必不能为人用”：1862年由太常卿升任浙江巡抚，同年做上闽浙总督；1864年受封一等恪靖伯；1873年12月14日被授协办大学士，1874年9月18日继授东阁大学士；1877年阴历十二月，由一等恪靖伯，晋升成二等恪靖侯。
66岁这年，拜相封侯，位极人臣。
这次“入京陛见”， 左宗棠只保留了东阁大学士头衔，以内阁宰相身份入朝。[3]
到北京后稍作安顿，左宗棠换上朝服，雇一辆骡车，轻车简从，到达北京内城崇文门外，求面见皇上。
随从上前向门卫报告，却吃了个闭门羹。
守门的小太监说：入崇文门要交钱，请左大人先交钱。
那你问问他，要给多少钱？左宗棠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
小太监说：左大帅是封疆大吏，按这个级别算，起码得交4万两。
左宗棠听了随从转告，吓了一跳，从骡车上下来了。他走过去，有点恼怒地看了小太监一眼，说：本大臣是皇帝下旨，命我进京的，如果见皇帝需要付钱，那这笔钱应该由朝廷来付。
小太监头一次听到竟然还有这样的规矩，也吓了一跳，说：曾国藩当年受封一等毅勇侯，也是从这个门进去的。[4]他交了5万两白银作进门钱，你怎么可以破坏我们的规矩？
左宗棠一听，有点不耐烦了：原来如此！左某没有钱，今天只好破了这个规矩。
你怎么可以没钱呢？小太监很不解，你在地方上做了那么多年高官，捞也捞得差不多了，这么小气，到我面前装穷？
左宗棠见论道理说不清楚，也进不了，决定硬来。他说：我从西北来，你不让我进，我就回西北去；但见不到皇帝和皇太后，那就不是我的责任了。你们后果自负。
4万两白银是笔大钱，小太监做不了主。他从入紫禁城做奴才，见过的高官比牛毛还多，今天头一次碰到个怪人。
别人都给得，他就给不得？
僵持住了。左宗棠毅然转身，打道回宾馆。相持了一天，没有动静。左宗棠一点不急，他安排随从：等吧，该干嘛干嘛。
小太监这边扛不住了，赶紧报告太监总管李莲英。李莲英碰到了左宗棠顶牛，心想：拦住皇帝召见的内阁宰相，一旦太后问起罪来，可担当不起，赶紧通知放行。
消息很快传遍京城。左宗棠如此低调入京，又遭遇如此蛮横的待遇，朝廷上下引起震惊。恭亲王奕訢请示慈禧太后，由醇亲王奕譞率领军机大臣、六部九卿，同时到永定门外迎接左大帅凯旋。
左宗棠坐上大轿子，随醇亲王进入紫禁城，在待漏院（百官早晨集结起来准备朝拜皇帝的地方）休息，准备第二天面见皇帝。
第二天一早，左宗棠来到太和殿。对守门的小太监说：前陕甘总督、大学士左宗棠奉诏求见皇上和皇太后。
小太监早已听说了左宗棠上次拒交“进门钱”的事，这次见他又两手空空，心里十分不高兴，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说：左大人，你见皇上和皇太后既然需要我去通报，难道你就没有发现，你身上缺了一点什么东西吗？
我身穿黄马褂，头戴一品官红翎，手中有皇上之诏，心中有太后之命，还缺少什么？！左宗棠再次恼怒起来。
小太监也不怕，这里又不是战场。他以为左宗棠没听懂，干脆直说出来：左大人，实话对你说，求我通报，连王爷都要给红包，托我在太后面前美言几句，再说，我也不是为自己收钱啊，我是为李大总管收，自己又没份，你犯不着对我发什么脾气，你不给钱，今天还真进不了殿门。
左宗棠火气陡然又来了，他开口痛骂：敌人百万大军都拦不住我，你一个小太监算个老几？（“吾尝入百万军中，无人敢阻挡者，安识汝曹小辈！”）何况我的工资收入，自己计划怎么花，还感到不够，哪里还有什么零花钱给你！我是接到皇帝命令来的，你不准我见，老子再回一趟新疆就是了！
这就是野史《左宗棠轶事》中记载的著名的“跺脚骂殿”。
小太监以为左宗棠是吓唬他的，偏不听，仍一副轻蔑的姿态，爱理不理，偏着脑袋，神态傲慢，傻傻站在那里。
左宗棠大喊一声：走！轿夫抬起他，就往回走了。
左宗棠从太后眼皮底下走了，小太监这下腿发抖了，飞跑着悄悄报告李莲英。李莲英一听，脸跟着变色。他赶紧跑进殿里，坐立不安，思考对策。
西太后慈禧最近病了，东太后慈安召见。她也在等呢，见李莲英那副样子，莫名其妙，就问：小李子你在干什么呀？怎么左宗棠还不来觐见呢？
李莲英赶紧说：您还别说，奴才的手下刚才问他要点银子，没想到这老头又小气又蛮横，一个子儿都没给，还说要回西北去，威胁我。
慈安太后一听，笑着骂道：小李子，你也太自不量力了吧！左宗棠功高盖世，性情刚直，先帝对他向来言听计从，我有什么能力要求他给你钱？你赶紧向他道歉，派人去讨饶，求得他同情，还能保住一条小命。
李莲英马上对小太监下新命令：赶快去追，尽说好话，请进殿来。
左宗棠这才重新整理好衣冠，堂堂正正走进殿内来。
慈安太后召见左宗棠，是一个感人的历史场面。
慈安与慈禧有区别，慈安讲慈爱，慈禧钻计谋。
左宗棠踏步入殿，慈安太后第一眼见到他，大吃一惊。
眼前这位铮铮铁骨保全大清江山的重臣，五年前还意气风发，何时已显得老态龙钟了？她不由自主地说：左宗棠，你再靠近一点，抬起头来，让我看看。
慈安太后端详了一会，含泪说道：左大臣，你衰老多了！
两人对面说着，听左宗棠回忆新疆往事，不禁感慨嘘唏。左宗棠遭遇慈安太后的同情，不禁感情大动，不能自持，眼泪大滴大滴地掉。他感到失态了，掏出手巾，不停地擦。慈安太后心软，跟着他情不自禁地掉眼泪，唏嘘声不断。
过了好一会儿，慈安太后才稳定情绪。问：左大帅，你怎么老是擦泪啊？
左宗棠说，西北长年有大风沙，臣被风沙吹出了眼病，见风见光就流泪，平时要戴墨镜才能出门。
慈安太后赶紧说，那你现在就戴上墨镜吧。
左宗棠犹豫了一下，觐见皇太后戴墨镜是不恭。但慈安坚持，他只好抖抖索索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时有点紧张，竟然掉地，打碎了。左宗棠有点惶恐，不知所措。
慈安太后吩咐身后太监：快去，我的镜台左边用黄绸缎包有一副先帝用过的墨镜，帮我拿来。随后转交给左宗棠：这是洋人赠给先帝的，先帝生前常用，它能治疗眼病，左宗棠，你戴上试试。
左宗棠戴上咸丰皇帝那副墨镜，慈安太后详细问起他的家庭、身体、生活，其中的艰苦，远远超过她的预想。这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将心比心地体谅左宗棠，没想到边疆这么摧残人。她感动得一塌糊涂，声泪俱下，问不下去了。
左宗棠也激动得老泪纵横，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以额头撞地，磕头不止。殿内各位亲王及文武大员，被这个感人的场面打动了，全都热泪盈眶，不断擦泪。
等再见过小皇帝光绪，左宗棠捧着墨镜，退出太和殿。
第二天，左宗棠得到朝廷新的任命：入值军机，任总理衙门大臣，管理兵部事务。[5]
他正式做起了朝廷重臣。
这天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小太监来传旨新任命，左宗棠当面赏了他100两银子。太监无比惊奇，将左宗棠看了又看，左宗棠以为他在感激自己慷慨，一高兴，又加赏了50两。太监随即又问到咸丰皇帝那副墨镜。左宗棠以为自己加了钱，太监正高兴，来趁机给自己拍马。左宗棠并不喜好，但这次毕竟是好事，他心情不错，就再拉扯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抓紧将他打发走了。
事后左宗棠才知道，太监问眼镜，哪里有心思拍马？是索取赏银。根据朝廷潜规则，数目在10万两！左宗棠才给了150两，以为人家在感恩戴德，其实是意犹未尽。
太监拿左宗棠没奈何，内部叽叽喳喳议论着：事不过三。他们集体起哄，闹到恭亲王那里。恭亲王也没办法：这钱不是朝廷明文规定，不能强行要左宗棠出；但不出又破坏了潜规则，以后官员们都学样，太监们就断了财路，太监一旦集体罢工，皇宫会后院起火。
恭亲王苦笑一下，摇了摇头，他自掏腰包，垫出8000两白银，替左宗棠平息了事端。
但这事才平，新事又起。
一次，小太监给左宗棠送来一张纸条，李莲英要为父亲做寿，请左宗棠送5万两银子做礼金。
左宗棠怎么看得惯这个事，又怎么受得了这种气？他再次“跺脚骂殿”：你们这些不过是断子绝孙卑鄙无耻的阉人，竟然敢每次敲诈到本大帅头上来！（“尔等乃后之卑鄙阉人，竟屡次敲诈本帅！”）国家的大事情，败就败在你们这帮混蛋身上，不要说我没有银子，就是有，也不会给你们一分钱！（“国事败坏于尔辈身上，毋说吾无银，若有，亦不予分文！”）
左宗棠一而再，再而三将清政府的潜规则打破了。[6]
当年在骆秉章幕府，左宗棠“内清四境”，整肃官场，打死了许多“苍蝇”，打樊燮差点弄得自己人头落地。现在做上朝廷重臣，他又要拿左右朝政的太监们的潜规则来开刀，准备来打“老虎”，他能大获全功吗？
经验与教训历史早有。与左宗棠个性、风格比较接近的，是本朝皇帝雍正。
雍正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 1722年继承皇位， 1735年去世，在位仅12年8个月。但这短短时间内，他做的改革比当了61年皇帝的父亲康熙还要多。
雍正勤政为民，除了每年生日睡满8小时，每天只睡4个小时。大量的时间里，他批阅了海量文件。执政近13年，单是文件批语就写了1000多万字。
这些批语，集中贯穿了“雍正新政”的主张。他在任内提出“新8条”，全面挑战官场潜规则。其中最醒目的，就是全国之内“打老虎”：实行“耗羡归公”，实现“养廉银”制度；全力打击私吞、私分国有资产的既得利益集团。[7]
雍正上位短短几年，就将各种腐败事情全部列为“陋规”，通过国家顶层设计，来规范出最严格的“制度反腐”：“养廉银”实现了制度化的“高薪养廉”；“耗羡归公”则由中央统一掌管官员的福利发放。
雍正皇帝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建造了清朝历史以来最清廉的政府。
雍正皇帝看得见自己的反腐成绩，但他无法看见，因为无法突破集权的体制，改革为更大的腐败埋下了伏笔。[8]
左宗棠权力远不及雍正，他本应有所顾忌。所以能全面挑战王朝陋规，全在他是收疆重臣，功高位显，可以保持个体的相对独立性，我行我素。
左宗棠并非刻意这样，出山以来，他一直这么为人处事的。与张亮基，待骆秉章，对曾国藩，看不惯就骂。现在他已经是朝廷重臣，别人奈何不了。
左宗棠的独立性，卧龙出山，主政湖南时有效，战龙出湖，纵横战场时有用，统帅大西北时可以发挥，但他没有想到，到了朝廷，看似飞龙在天，却感觉像飞龙被关进了笼子。
权力再大又能如何？哪怕他是雍正皇帝。源头滋生腐败，治标而不治本，永远解决不完。
在清廷全盘腐败的时代，左宗棠有勇气挑战，并争得局部胜利，意义也不是没有：国家无论制度多么完善，要想政府高效廉洁，都离开不了人去践行、力争。写在纸上的制度都是死的，要靠人用行动将它激活；没有人去激活，制度等于没有。左宗棠虽在对腐败治标，但他用行动激活了反腐制度。
显然，左宗棠的独立个性，不会只限于挑战“帝国陋规”。（“陋规”是封建官僚制度里的一个专有名词。上级来了要招待，要请吃，要送礼，要送钱，就属于“陋规”。翻译成现代话，吴思叫它“潜规则”，易中天则称它是“非典型腐败”。）
他刚直的个性，非凡的办事能力，注定会正面冲击到风雨飘摇的帝国大厦的根基：官僚制度。
官僚制度是催生官僚主义的温床，官僚主义是官僚制度的副产品。 1963年，周恩来总理曾列举了官僚主义有20种表现。概括地说，官僚主义是脱离民众、摆官架子、不担责任、不干实事、假公济私的行为。官僚主义是产生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根源。
左宗棠在湘官集团中的地位随之也发生了变化，曾国藩在1872年病死，左宗棠事实上已经成了湘官集团的领袖人物。进京后一次次冲击清廷陋规，是扳倒杨霈后的必然，是无意为之的第二轮冲击波。
第二轮来挑战，左宗棠是功成名就、功德圆满，还是会功亏一篑，功败垂成？
冲击官僚
左宗棠入值军机处，在工作中开出的第一炮，是以“廉干”的行动，冲击晚清臃肿低效、人浮于事的官僚体系。
慈禧太后病好后，两宫太后在勤政殿召见左宗棠及军机处各位大臣。
清廷官僚集团积习已久，早请示，晚汇报，中间只跑跑龙套。谁也没料到，左宗棠叩头面见后，第一句话就说，要修治北京城的桑乾河、永定河。
他说：“臣从山西入河北，所见大出意外”，尤其皇城附近郊区，河道堵塞，水到处乱流，而沙尘暴严重，田地几乎一片荒芜，再这样下去，过几十年，北京城非被沙尘暴淹没不可。因此，他主动申请，自己带三千步兵，来“修治河道，治沙植树”。
慈禧太后每天沉溺于政治斡旋，对眼皮底下的“北京治沙”完全陌生，听到十分吃惊，问：两位王爷、众位大臣，你们知道这些严重情况吗？
这一句问得大家都傻了眼。只好照实汇报：我们确实不知道，当地的县官也没有报告上来。
慈安太后很不满，她说：你们平时都说关心百姓，现在北京眼皮底下的风沙水害都不知道，偏远的地方，想必就更加不知情了，你们平时大概都没有出过北京城，地方官也跟你们一样不关心，这怎么得了？赶快把当地县官们都撤职了，赶紧叫上来，我要问个明白！
慈禧太后当即宣布：现在就去查办地方官的家产，拿来“修治河道，治沙植树”。搞建设的事情，具体交付左宗棠与李鸿章负责。
这次会议，让一班平时相安无事的军机大臣们胆战心惊。以前瞒上压下，没出过岔子，现在半路杀进个左宗棠，原有的政治生态，一下子全破坏了。
左宗棠只想做事，而追查出的事实，用意并不在政治上打击同僚，但无意间却造成了一个事实举报，弄得大臣们颜面尽失。他这第一天上班不关心政治反着眼民生，等于当场给懒政者扇了记响亮的耳光。
从这一天起，军机大臣左宗棠看到哪里，走到哪里，总会无意打破官僚集团固有的规则。
其一是提高鸦片烟进口税。林则徐虎门销烟，结果将自己销到了伊犁，禁烟全面失败。左宗棠为了再次禁烟，利用经济杠杆的力量，发明了 “以税抬价”的做法。洋烟每百斤进口税从原来的30两白银，增加到150两。这样做，既可增加政府税收，又因价格门槛，减少烟民数量。
左宗棠没有去想，从林则徐走后，中国对外政策就断了骨气，除了退让还是退让，现在左宗棠将断骨又接上了，做法是对的，但将中国的对外政策的妥协求和的整体规划打乱了。
凑巧的是，左宗棠入值军机处，正碰上《中俄伊犁条约》兑现。
左宗棠研究专家杨东梁指出，曾纪泽与俄方谈判时，俄方勒索要1200万卢布，后面一路减，减到400万，曾纪泽不同意，只答应赔250万，俄方又增加到500万，最后曾纪泽同意赔偿400万。
现在恭亲王在具体落实。为了缓和与俄国的矛盾，他同意具体赔偿中增加到1200万。
恭亲王是慈禧当年发动辛酉政变的得力助手，也是体制内创新的积极推动者，是左宗棠的积极支持者。
但左宗棠为国事不会顾忌人情，还是忍不住插手进来了。《中俄伊犁条约》本来就是自己统帅大兵压向伊犁争取过来的，现在他还要争取。俄国人惧怕左宗棠，又妥协下来，从1200万降为400万。
为国家节省了大笔钱财，做皇上的当然高兴。但具体办事的官僚，就觉得钱少难开路，以后跟俄国难处好，毕竟外交外交，天天要交。执行的恭亲王与问责的慈禧，在这件事情上态度相反了。
左宗棠与俄国公使谈判回来，慈禧太后马上召见左宗棠，当面夸奖他：“尔向来办事认真，外国怕尔声威。”这句话是对左宗棠的最好的褒奖，左宗棠也觉得自己办对了，信心更足。
有了前面三件事，慈禧太后对左宗棠印象很好。她觉得，左宗棠做个封疆大吏固然可以为自己独当一面，做个朝廷重臣也可以为自己撑腰分忧。从此，慈禧每次都力排众议，用颇有预见性的决策，对左宗棠从物质上与精神上予以支持。
左宗棠与慈禧在许多事情上观点接近。从1861年垂帘听政以来，慈禧对左宗棠的信任与支持，基本就没有变化过。当年西征新疆，李鸿章咄咄逼人地攻击，慈禧太后为他辩护，说 “宗棠乃社稷大臣”，后来她干脆还口头规定，“三十年内不准参左宗棠。”这种君臣之间的信任，是左宗棠得以放开手脚，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动力。
但左宗棠没有想到，在慈禧太后的鼎力支持下，自己全副身心投入进去，用一股清新的急流，全面冲刷清朝的浊水，就必然会得罪官僚集团一大批既得利益者。
集权政治绕不过的一个怪圈：上级很满意，同级与下级总会有不满。他们就是满清腐朽而庞大的官僚集团。面对它，左宗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发起冲击。
根据左宗棠的方式，他会锋芒毕露地来打破旧规则。这就必然需要建立新规则，来达成以下两点：一、官僚集团内，每个官员都必须会做事，认真做，还要做好，不贪不腐，执政为民。
二、对外政策，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卖国求和，这需要壮大自己，让国家强大，发动民众都起来支持，打破官僚集团的精英政治垄断传统。
这个新规则对原有的臃肿低效、人浮于事的官僚系统，会造成无穷的压力，弄得每一个混日子的既得利益者都难以再混下去。
但问题恰恰是，晚清官场，相当部分既得利益者在混。不少人的官位本就是花钱买的。像浙江巡抚王有龄那样买了官既有责任心又有治民能力的都已经凤毛麟角。八旗子弟，王公贵族，都是世袭继承的，他们除了混日子还真的什么都不会。
买官的原指望从职位上捞一把，现被左宗棠搞得既辛苦，又不赚钱，谁还会花钱买官？世袭继承的，都指望混既有体面的身份，也有潇洒的日子，一旦混不下去，还不如跟左宗棠拼命。
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就是这个典型。他跟杨霈一路货色，是左宗棠当年西征必须打穿的天花板。 1873年1月17日，左宗棠参劾，朝廷下旨将成禄拿问，后经审讯，判处死缓。
但混官不只杨霈、成禄，官文、崇纶、富阿吉、崇厚，还有很多。只解决官员，不解决制度，左宗棠忙得过来吗？
只有少数有远见、想办事、能办事，不愿与体制一起慢慢耗老，随体制一同被埋葬的清醒者，才会赞同左宗棠的方法，但他们不是成了政治斗争牺牲品（肃顺），就是被政治现实逼得弯了腰（奕訢）。
古人说：“利不十，不变法。”没有十倍的利益就不改变原有的规则。但哪里有一种改革，可以让利益增加10倍？
没有“制度红利”，“改革红利”注定水花镜月，昙花一现。
当一个王朝都倾向于腐朽堕落，而“裱糊匠”李鸿章粉饰太平能赢得粉丝，真正的民族梁柱可能被视为异端。“劣币驱逐良币”，打破规则的改革者，首先被体制淘汰出局。
于是，有看不惯的、甚至直接遭遇到左宗棠方式威胁自己利益的人，就这样提醒他：在朝廷为官嘛，想顺利，“多磕头，少说话”。
而朝廷的条框也太多了，这里等级森严，一举一动，讲究上司下门，先来后到。比方每次发言，根据规定，恭亲王先回答，醇亲王再回答，然后才轮到军机大臣。
左宗棠多年做地方官，地方开会，从来没有按套路来过，习惯了民间江湖的率真、自由。
从楚军到西征军，他从来都推行，谁厉害谁先说，谁牛谁打先锋。一切凭实力说话。现在年过花甲，从头再学关系学，比水牛学跳舞还难。
左宗棠上朝不按顺序发言，慈禧太后无所谓。她只需要会办事、能帮自己出力的顶梁柱。
同僚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本事不如左宗棠，事功基本没有，办事基本不会，出人头地就靠这个发言顺序。所以，有被冲击到的同事就提醒他：这里的规矩，总是跟着王爷走的，当上头问及，我们才能开口。
左宗棠一听，哈哈一笑。他心里很反感，但不好说出来，打算以恶作剧的方式来否定它。第二天，他很安心地跟着恭亲王，恭亲王走到哪，他就跟到哪。恭亲王上厕所，他也跟着上厕所。开头几次，恭亲王还没在意。次数多了，他觉得很奇怪，就问：左大人，你为什么老是跟着我？连我每次上厕所了，你也刚好要去上厕所？
左宗棠说，可不是吗？宝大人（军机大臣）吩咐我，说这里的规矩不同外面，凡事跟着王爷走。
恭亲王哈哈一笑，没怎么在意。可宝大人知道了，羞愧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左宗棠越来越不自在起来。他甚至无法适应这里慢节奏的工作。多年来，带兵打仗、搞洋务，边疆屯田、植树忙惯了，老感到还有许多大事在等着他办，而悠闲度日，他感到时不我待。
想起1841年听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他一介书生，手无寸权，在湘阴柳庄叹息“世局已极颓靡，惟闭户私忧，仰天长叹已耳！”40年后，等自己做了军机大臣，成国家军事政策的决定者，他才明白，在如此臃肿低效的机构里，老年左宗棠正是青年左宗棠痛恨的对象。
他甚至明白了自己20年来军事报告审批的全部机密：1861年自己带领楚军、 1876年自己统帅西征军，每次都是在前线奋勇血战，前线十万火急，他打报告给朝廷，批示却总慢得像老黄牛。原来，这里掌权的都是些像他这样的老头，每天的工作就是闲坐聊天，碰上一两件事，相互间先商量个来，又商量个去，事情磨得掉光了皮，像鹅卵石光滑，才报告给皇帝。
左宗棠习惯了前线高效的指令，对这种耗时间耗生命的日子，心中愧疚。他年轻做过农活，知道下层辛苦，做事求问心无愧。
但一帮以八股文起家的高官，哪里知道左宗棠这些感受？依然在寻章摘句中打发日子，玩笑甚至开到了左宗棠头上。
慈禧太后曾偶尔问起：早起上朝辛苦否？左宗棠答：经年用武，早起弄惯了。慈禧太后对“弄惯”不懂，一问才知是湘阴方言，“习惯”的意思。大学士李鸿藻以此为典故，做了个打油诗来笑话他：军营弄惯入军机，饭罢中书日未稀；
坐久始知春昼永，八方无事诏书稀。
左宗棠还没有完全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朝廷，一身的文艺细菌，看到哪里惊心到哪里。八股起家的看重辞藻，经世致用学问只认办事能力。左宗棠觉得他们酸腐，但身边大部分都是李鸿藻这样的玩弄酸腐辞藻的人，他们觉得左宗棠粗野。事实上，左宗棠一直都在丰满理想中野蛮生长。
左宗棠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官僚集团。它与自己完全异质，自己却无力对整个官僚集团进行颠覆重建。
这次与“樊燮事件”完全不同了，那次是集团对集团，势均力敌，从下往上冲，有把握赢。这次特立独行的左宗棠凭个人力量向集团发起挑战，是平级对撞，赢不了。
官僚集团也明白了，不能将左宗棠同化，只有将他排挤出局。
事情发生在左宗棠早朝迟到后。
左宗棠在军机处本来不用正点上下班。慈禧考虑到他年事已高，给了他这个特权。但碰上光绪皇帝的生日，这是清朝的“万寿节”，是最隆重的全国性节日，全体大臣必须参加。
为皇帝祝寿，是朝廷大事。延误怠慢，轻者丢官，重者入狱。
1881年8月14日，光绪皇帝10岁大寿。官僚们早早都到了乾清宫，按照严格的等级、规矩，向光绪行礼。左宗棠醒得晚，迟到了。他到时流程走了近半，只好直接过去行最重要的“三跪九叩”大礼。左宗棠毕竟快70岁了，跪起不便，同僚们九个叩叩完了，他还欠两叩，不好一个人再叩，跟着起来了。
礼部尚书延煦一直在数左宗棠跪叩多少次。看他起身，抓住把柄，马上上折参劾，说左宗棠不过一个“乙科举人”，算怎么回事呢？朝廷没有嫌弃他，“皇恩可谓厚矣”！可是堂堂内阁宰相，居然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竟益骄蹇，蔑礼不臣”。
这跟当年樊燮事件中弹劾“著名的劣幕”一个模子。只是这一次帽子更大，问题还要严重得多：蔑视礼教，反对皇帝。果真如此，政治路线上完全不正确，10颗脑袋也不够砍。
但这次事件好就好在直接发生在慈禧眼皮底下，她看清楚了，这算个什么事！“骄蹇”是事实，可左宗棠就这么个脾气，你反对我还喜欢呢！“蔑礼不臣”太夸张了，自己已经考察他30年，要不臣早就不臣了，不用等到今天。她不仅欣赏左宗棠办事忠心，而且对他人品颇有几分敬重。慈禧看到这个折子，当时就留住不发。
但延煦用心实在险恶，料到慈禧会偏袒，一开始就用了明折。这等于现在的公开举报信。朝廷上下很快都知道了：左侯相又让人给参了。
慈禧看压不住了，说：朝廷应该有个明确的说法。委派醇亲王奕譞来处理。
醇亲王是光绪皇帝的父亲，他本人也觉得弹劾太夸张。但这个举报太符合政治需要，自己不敢直接反对，于是找到军机章京领班许庚来问计。
许庚在军机处上班，他将一切看在眼里，对前因后果十分清楚：左宗棠到军机处后，天天喊要与法国人开战，大家不胜其烦；他办事又喜欢独断专行，大家都有些吃不消。但许庚与左宗棠关系铁，两人经常可以随便拿对方开玩笑，当然会想方设法来保左宗棠。许庚给醇亲王出主意：要给左侯相出一口气，那就必须反过来“申饬”（斥责）延尚书。一般人没资格去指责礼部尚书，所以只有王爷您上个折子，纠劾延尚书，到时朝廷再发个明谕，批评他小题大作，事情也就解决了，左侯相面子也保住了。
慈禧支持，醇亲王来出面，许庚应对，攻击左宗棠的延煦，自然讨个没趣，反被臭骂一顿。
这时的左宗棠，不再是“樊燮事件”时的愣头青，是功高盖世的重臣，怎么可以说赶走就赶走？！事后，慈禧太后猜测左宗棠年岁大了，事情干多了，会影响起居。于是免去他的“总理衙门行走”一职，考虑让他少参与政事。
左宗棠为什么这次早朝迟到了？
他17岁的夫人章氏没忍心从熟睡中叫他醒来。
左宗棠什么时候娶了第三个老婆？
两宫太后同时召见他那次。
慈禧太后将身边的章才人赐给了他。因为细心的慈安太后聊天中知道了，左宗棠的两位夫人都已去世了。
章才人，西安人。西安自古盛产美女，“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沟的炭”，民谣道出的是这个事实。章才人身材苗条，样貌出色，美人胚子。她的父亲是西安知府，因才貌出众，被选入宫中。
老牛面前摆上嫩草，左宗棠当面辞谢。他说，“臣年事已高，体衰多病，而章才人正青春年少，实在不敢接纳。”
慈禧太后说：你不要小看这件事，这是朝廷赐给你的，你带在身边，就没有人敢议论了。你看以前那个曾国藩，大行皇帝（对刚去世的咸丰皇帝的敬称，一般在皇帝去世后至谥号、庙号确立之前用）国丧期内还私纳民女赵曼做妾（民间广泛流传的叫赵曼；唐浩明在《曾国藩》中称是陈海燕，系胡林翼帮忙物色），弄得自己声名狼藉。你跟他不同，你为大清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晚年怎么可以在凄清孤独中过日子？
左宗棠一听，答应接纳。
有西方作家将左宗棠的私生活描写得混乱不堪，以致完全没有一点事实影子。也有西方作家因左宗棠生活作风过于正派，反过来怀疑他不是正常男性。波尔格干脆说，“他憎恶女性，不知出于天性，还是出于成见”。这些谣言，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
在对待女人与性的事情上，左宗棠的态度与他的人品一样，表里如一。[9]
慈禧太后许配章才人给左宗棠，是动了让他安心养老的念头。既然军机处无法让他适应，他也再没有精力，帮助自己冲击官僚腐败，再注入新的血脉，开创一个全新局面，那么，就让他到地方上再发挥，安心度过晚年吧。
1881年9月，慈禧太后召见左宗棠，说，朝廷命你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你愿去吗？接着道出了自己的目的：“上海万商云集，洋人占有租界，动辄有纠纷，那里东邻大海，外国兵船常来，朝廷借你威望，以资震慑，此其一。再则，你年岁已高，不必事事躬亲，派人去办就是，两江是富庶之地，你的儿孙又多，平时又不积钱，这次去多少留下几个钱给后人吃饭，也是为国操劳，留点余荫。你听懂了么？”
清朝共设有八大总督，有两个最为显要，一是直隶，二是两江。直隶总督是权把子，两江总督是钱袋子。让左宗棠告别陕甘总督的清贫，去富裕的江浙地方做官捞笔钱，也算朝廷对他的恩赐。
走马上任之前，清廷赏假两个月回籍省墓。 1881年10月28日，朝廷正式发布任命。 11月，左宗棠从北京起程，先回到长沙司马桥左公馆，与家人团聚。 1882年1月21日，左宗棠从长沙携全家回到湘阴柳庄。
别梦依稀，故园39年前，柳庄仿诸葛亮南阳故居的模样还在。左宗棠想起青年时代以当代诸葛亮自称的日子，看着自己手书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对联，想起自己说出的“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时，不被人嫉”， 70年来的艰难时岁，如今历历都成过往，不禁会心一笑。
他得准备去两江总督赴任了。陶澍58岁时预言自己将坐这个位置，不想在自己70岁时真兑现了。
清廷让他去两江，一个目的，是为了让他去富裕的地方多捞点钱。这说明，左宗棠身上依然没有钱。
左宗棠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1] 1877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兰州通远门外（今兰州第一中学校址）创办。从德国买进的全套机器，是甘肃第一家毛纺织厂。毛纺厂总投资301312两白银，建有厂房三排。开工后聘请了德国专家来兰州安装调试设备，进行技术指导。 1880年9月正式开工，织机只投入10台，日产成品呢8匹（长50尺，宽5尺）。 1934年9月，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拨款30万元，工厂又复工生产，主要产品是呢毯，供应西北各地军需。 1938年国民党军政部租用该厂，改组为军政部兰州织呢分厂，以生产军毯为主。
[2] 甘肃与陕西本为一省，省会在西安，康熙五年（1666年），甘肃单独成省，辖今甘肃全省、宁夏全区、青海河湟地区，新疆乌鲁木齐、哈密一带。但乡试却没有分开，两省士子仍合闱，同在西安参试。甘肃离西安路途遥远，最近几百里，最远几千里。来回一趟，多则几个月，所需经费也成倍增长，致使许多学子饮恨寒窗，无缘会试，甘肃文化教育事业也因此而日见衰落。左宗棠认为陇右僻远，文化落后，“合闱”不利甘肃士子。为方便甘肃考生，发展甘肃文化教育事业，振兴西北经济，左宗棠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力奏朝廷，陕甘必须分闱，这一年冬，清廷准请。
[3] 封建帝国时代，自有宰相一职，中国最早实行的是“宰相实权”制度，但皇帝很快发现，自己被宰相架空，形成了“虚君实相”，堂堂天子成了摆设。于是从唐朝往后，皇帝们开始挖空心思，怎么将下放给宰相的权力收回来。
内阁说白了是对宰相的分权，相当于将一个宰相分成许多个宰相。这个制度最早设立于明朝，共设有6个级别，分别为“四殿、两阁”。两阁即“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统称“殿阁大学士”。清大学士分“三殿三阁”，官阶为正一品，地位高于明代。
[4] 1864年，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被同治皇帝诏封为“一等毅勇侯”，加封太子太保衔。
[5] 清雍正七年（1729年），清军在西北与准噶尔蒙古激战，为及时处理军报，始设军机房。清乾隆即位后，改称总理处， 1738年始名军机处，办公地点设在乾清门西边。设军机大臣，军机章京，无定额，均为兼职。军机大臣由皇帝亲信的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兼任。军机处职能原为承命拟旨，参与军务，随着时间推移，军机处已不再是单纯的军事机构，逐渐演变为清代全国政令的策源地和统治中心，其地位远高于国家行政中枢的内阁。军机大臣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被称为“枢臣”。军机大臣取代内阁大学士成为清朝事实上的宰相。
[6] 对于朝廷内的官员，左宗棠无疑替他们说出了心里话，做出了想做的事，叫人拍手称快。在今天，我们仍呼吁、渴望出现这样的官员，并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官员，就可以全面杜绝腐败现象。
[7] 雍正改革可以概括为“新8条”：一是实行“耗羡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二是“摊丁入亩，地丁合一”，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三是清理国家财政钱粮亏空，以铁的手腕把侵吞的库银收回来；四是建立“会考府”，审核钱粮奏销；五是开放洋禁，发展海外贸易；六是“改土归流”，进行民族区域的地方行政改革；七是废除贱籍、酷刑，实行社会改革；八是创立军机处，加快改革步伐。
[8] 因为帝国制度下的集权，国家一旦有钱，除了穷兵黩武，对外搞权力扩张，还真不知道怎么花。因为对内为民生谋幸福，从来就不是帝国目标。这正是“君主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分水岭：君主政权里，天下人都是皇帝个人的私人财产；民主政权中，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产。在前一种政权里，没有基本人权的老百姓，事实都是皇帝用来享乐的工具，皇帝当然不会牺牲享乐，为自己的“工具”谋幸福。所以到了乾隆一朝，尽管反腐的条条框框，限制了官僚集团的手脚，但国家赚来的钱又锁着发霉，弄得官僚集团贪欲被禁，节衣缩食，“幸福指数”直线下降，终于全体反对，搞不下去了。
[9] 左宗棠娶了周诒端，关系毕生不错。也许他太爱又太尊重妻子，甚至始终没有娶小老婆的想法，娶张夫人是因周夫人没生下男孩子，怕断绝香火才建议促成。如今，章夫人又是在前两位夫人亡故的情况下，才许配的。
左宗棠这就叫“君子爱色，爱之有道”。早年在陶家开馆设徒，陶澍还有6个年轻漂亮的小老婆在守节，有细心的研究者指出，左宗棠并没有跟他的“女亲家”们闹出绯闻来，他坚定地守住了道德底线，超越底线的事情绝对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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