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 下部 飞龙在天 第十三章 西征幕后
西征幕后
祭旗西征
1875年5月3日，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新的任命打断了他的洋务强国梦，也中止了他退休回湘阴柳庄做幸福生活梦。他只能继续做当代诸葛亮大梦，由一条转战江湖的野龙，蜕变成一条出边入塞的飞龙。
1876年初，左宗棠出征前夕，情势十分紧迫。阿古柏政权蠢蠢欲动，准备搞“疆独”。设计都做好了，脱离中国，投入俄罗斯怀抱。
回想起林则徐在1850年湘江夜谈对左宗棠的预警：“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预言现在终于变成了让人悲哀的事实。
左宗棠兴师，先在政治上取得正义。他明确宣布：“大军规复旧疆，是吊伐之师，与寻常讨贼有异”。“吊伐”是吊民伐罪，“讨贼”是讨伐家贼。这用“外战”与“内战”将征伐阿古柏卖国政权与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区分开来，矛头直指背后的英国与俄国。
楚军这时成立已有15年，历经剿灭太平军、平定捻军，安定陕西、甘肃回族变乱，士兵个个身经千战。
新疆地域广漠，大规模地出征，楚军势力单薄，已经无法胜任。
左宗棠在楚军的基础上大加改造，成立西征军。
从率领楚军的将领，变身西征军的统帅，左宗棠要转型，从身先士卒，变成善于用将。
组建西征军，左宗棠用将，继续沿用楚军的要求：用武人不用文人，重经历不重学历。
任命的西征大将，有两位重要人物：一是老湘营的统领刘锦棠[1]，一是曾做过手下旧将的将军张曜（药，照耀）[2]。
刘锦棠的老湘营，不属湘勇直接管辖。追溯渊源，可到1852年。
1852年，湖南巡抚张亮基命令曾国藩调集湘乡团练1000多人分两批赶到长沙，王錱带领一营。
王錱第一次出战在曾国藩的指挥下进行。王錱以2千团练对阵太平军数万精锐，在岳州羊楼洞一败涂地。部下尽死，王錱侥幸乘船逃脱。
王錱认为失败原因，全因曾国藩瞎指挥造成，宣布要脱离湘勇。
王錱其人，很有特点。他思维敏捷，口才超群，声音洪亮，遇事爱发议论，争论时总想盖过别人一头，闭门吟颂的谦谦读书人对他多有反感。
但个性张扬的另面，王錱却有他不可替代的优点：自负但从不浮夸，学习武术最勤奋，武学造诣很深，擅长军事训练，精通战略战术，论带兵打仗的实际本领，当时湘勇无人能出其右。
王錱骡子脾气，倔强勇猛、独立性强，不怎么服管，与左宗棠有点相似。曾国藩用人要“朴诚”，王錱完全不合他的味道，指责他既不听指挥，又战场脱逃，不是人才，向朝廷打他的小报告。
跟直管领导闹翻，像头上压了块天花板，王錱在曾国藩手下干得无比郁闷。
岳州之败后，王錱自作主张，招湘勇3000多人，以图东山再起。曾国藩对未经他批准擅自招兵再次恼怒，命令王錱除原带一营外，新招的湘勇，只留二营或三营，营官由自己来委派。王錱手下勇丁人数被砍到只剩十分之一。这还不算，在军费、后勤供给等方面，曾国藩也对王錱作出种种限制。
王錱率真直性之人，哪里受得住这种打压？马上与骆秉章走近。骆秉章下令不裁人，让王錱驻在省内，听候自己调令。据《续湘军志》说：“錱亦不愿受曾国藩节度，乃独成一军，隶于湖南巡抚，是为老湘营之始。”
王錱与曾国藩从此在组织、制度上完全脱离关系。
曾国藩将王錱彻底否定，让王錱心里很受伤。但左宗棠与王錱气味相投，两人一见面，左宗棠认定他是一等一的人才。王錱感动得一塌糊涂，从此将左宗棠看成知音。
王錱是真正的湘勇元老，办团练事实比曾国藩还早一年。他不服管教，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现在独立成军，自主安排，严明纪律，令出身随，声势日壮。
自此时起，人们称王錱的团练为“老湘营”，区别于曾国藩统领的湘勇。
老湘营在王錱的带领下，战斗力超前强大。
王錱带领老湘营取得一生中最辉煌的战绩，发生在1857年5月至6月。
那次战斗，王錱率3000士兵孤军深入，对垒太平军10万余兵。老湘营一鼓作气，杀掉太平军1万多兵，自己只伤亡几十人，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迹。
从此每逢出战，太平军都相互先告诫“出队莫逢王老虎”。清人罗正钧的《王錱年谱》说：太平军只要看到“老湘营”旗帜或者王錱本人，不逃即躲，绝不正面迎战。王錱很得意，也有意从此让地方团练冒充自己，打起老湘营旗帜，换上他们的衣裳，以壮团练声势，太平军也从来不敢靠近。
“老湘营”从成立起，没有打过败仗。曾国藩领导下取得的岳州之败，成了王錱一生中在湘勇旗下唯一吃到的一次败仗。
左宗棠创办楚军后，邀请王錱加盟。王錱与左宗棠无争不吵，配合默契。从此王錱孤军深入，历经百战，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为楚军品牌立下汗马功劳。
王錱这种绝无仅有的军事奇才，在整个清朝也就一例。但天妒雄才， 1857年，王錱病死于江西战场，年仅32岁。
王錱死后，老湘营由王开化、张运兰各领一半。
刘锦棠的叔叔刘松山在张运兰手下做部将。[3]
1864年，张运兰战死，刘松山接任，改归左宗棠调遣。刘松山跟着左宗棠在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平捻”和“安定回民”变乱。
刘锦棠父亲刘厚荣战死时，他才9岁。抱着为父报仇的愿望，叔叔刘松山带他开始了戎马上的铁血童年。 16岁那年，刘锦棠已成长为“少年将军”，带兵上马杀敌。
1870年2月14日，老湘营统领刘松山在甘肃金积堡战死。左宗棠大胆起用老湘营营务总理刘锦棠接替。这年，他26岁。
刘锦棠从此就成了左宗棠的嫡系。
西征路途艰险，体力消耗巨大，左宗棠决定大胆起用年轻人。 1876年初，刘锦棠按左宗棠要求，将老湘营扩充到2万人。
这年，刘锦棠32岁，老湘营营务总理罗长祜，才28岁。
左宗棠不是科班出身，用人不看门派，唯才是举，着眼五湖四海。他第一个打破湘勇的地域局限，在西征军里起用张曜。
张曜生于1832年，比左宗棠小20岁，祖籍在浙江上虞。
张曜靠在河南固始办团练起家。咸丰皇帝刚登基那段，他驱赶捻军有功，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十分赏识，上报朝廷。咸丰皇帝以他“御捻护城”有功，赐封号“霍钦巴图鲁”。“巴图鲁”是满语，相当于汉语中的“勇士”。
稍后，他做了固始的知县。做知县期间，他抵御李秀成围城立功， 1860年提升为知府，晋升为道员。第二年击败捻军，又提升为河南布政使。此后，他率军长期转战于河南、河北、山东。
河南布政使本来是个文职。也是命运多舛，御史刘毓楠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以“目不识丁”罪名向朝廷弹劾张曜，而咸丰皇帝居然批准了。
这跟左宗棠当年被樊燮弹劾为“著名的劣幕”一个模式。张曜远没有左宗棠那样运气，他的“目不识丁罪”被朝廷认定成立。清朝历来重文轻武，张曜由布政使一下子降为总兵。
张曜由文官眨眼变武官，仍归僧格林沁节制。
张曜感到委屈。他的文才其实了得，写得一手好诗，曾经做出“酒阑乘兴独登台，万幕无声画角哀”这样的好诗句。但不幸被独裁专制皇帝认定为“文盲”，至少也是真的“假文盲”。
申诉无门，张曜只好自己假装成真文盲，镌刻一枚“目不识丁”印章，时时佩戴在身，可能是自励，也可能在自嘲。
张曜做事能干，为人廉洁，处世慷慨，完全符合左宗棠的“廉干”标准。左宗棠对出身不高、受过挫折的人十分欣赏，认为他们有真才干，靠得住，可以委托重任。张曜底层出身，没有酸腐的名士派头，也很对左宗棠的味道。
现在，张曜以提督的身份，随左宗棠西征新疆。
西征军除刘锦棠、张曜两员大将压阵，同征的两路分别由金顺、刘典和徐占彪、易开俊、董福祥等大将统领。
至此，西征军吸收了来自湖南、河南、四川、安徽、陕西、甘肃、新疆、黑龙江、吉林等9省人才；楚军作为左宗棠的嫡系部队，也并入到浩浩荡荡的西征大军中去。
西征军全部加在一起，共121营。打仗的、烧火的、做饭的、搞运输的，加在一起，具体数目大约在8.7万。
明确了“吊伐之师”的政治定位，确定了西征军的将领，组建了庞大的军队阵容，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训练军队。
左宗棠坚持“自古关塞用兵，在精不在多”的原则，依然按训练楚军的模式，搞起他的独特练兵法。练兵的主要课程，一练心，二练胆，第三才是练力气与打仗的技术。
军队训练到位，出兵边塞，严肃军纪，就成了大问题。
新疆地远人荒，交通不便，军需物资赶不及，常年闹粮荒。但左宗棠对军队要求十分严格，要求绝对做到对百姓秋毫不犯。面对军心乱动，他要以杀鸡儆猴的方式保证军纪。
史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一个小校在酒泉南门，实在饿不过，就抢了一个妇女卖的“甜米黄”吃。[4]
妇女大哭，正在出营巡视的左宗棠听到了，闻声赶来。问明原由，左宗棠马上命令军队集合起来，要妇女当面指认。妇女逐一验看，果然认出抢“甜米黄”的小校。
左宗棠提醒她：你不会认错吧？
妇女狠命地点头，不会错，就是他！
左宗棠叫来刀斧手，将小校绑了，剖开肚子看证据，果然发现“甜米黄”。左宗棠一声令下，刀斧手当即斩首示众。
从此，西征军里再没有抢夺老百姓的事情发生。
新疆大漠，军粮的问题，一直是头等大事。左宗棠年轻时在湘阴做“湘上农人”时发明的科学种田技术，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他在哈密实现屯田制度，规定士兵战斗时就做军人，战场下来就做农民。这种农民具体怎么做？那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工程，不是农业专家，根本没办法来指导。左宗棠对中国农业研究的时代水平，相当于今天中国的袁隆平。他不但可以内行领导内行，而且还可以内行指导外行，凭个人早年的学识，改变新疆的面貌。
《左宗棠全集》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左宗棠当年具体的做法：战事余闲，即释刀仗，事锄犁，树艺五谷，余种蔬菜；农功余闲，则广开沟洫、兴水利以为永利，筑堡寨以业遗民，给耕具、种籽以赒（zhōu，救济）贫苦，官道两旁种榆柳垂杨以荫行旅。自臣以下至营哨各官，于驻营之地，日巡行省视，以劳来而劝勉之。……所部楚军，向用农家，不收游手，其将领又多由佣耕作苦而来，故以其所习课其所能，不烦教督而自劝。
该准备的都准备了，马上可以开打了吧？
还不行。
天下大事，千头万绪，要万事俱备，不欠东风。组织人马、训练士兵、安排军事、粮食，这些繁杂的具体事务，才完成了茫茫大事中的一件。
老大难的事情，在后头等着。
内辩外攻
收复新疆，属国家大事；中俄国际战争，属于天下大事。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处理大事的方法，首先得在宏观上做划分。
左宗棠运用政治家的眼光、军事家的方法，对西征新疆这项庞大的工程，作了理性的分析与周密的规划。他明白自己要集中精力解决好两大问题：一是政治问题，二是军事问题。要处理好两种关系：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
无论问题还是关系，一切都是围绕人展开的，归结到一点，就是人的问题。而人的所有问题，无非是人心问题。怎么消化问题，处理好关系，幕后工作做得是否扎实、到位，就成了能不能收回的关键。
这需要先从解决人心入手。
左宗棠清楚地知道，组建西征军，对士兵练心、练胆、练战技，还只解决了微观问题上的内部问题。
作为成熟的政治家，左宗棠脑海里在反复斟酌朝廷内部关系。要处理好的至少还有：一、海防派与塞防派怎么在争斗中保持合作？
二、塞防派怎么将自己一方的观点，通过行动与奏折，跟朝廷沟通到位？
三、在塞防派的内部，通过什么来凝聚人心，形成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势？
在如此之多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与关系中，左宗棠需要理出一根主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原则，做到牵一发而动全身。他确定的原则，是“内辩外攻”。
为什么是“内辩”而不是“内斗”？因为内部问题，说到最后都是自家的问题，将对方斗得越惨，自己受到的拖累也会越大。塞防派虽然已经在行动上大胜海防派，但两派的利益，说白了都是国家利益。中国人内部的事情，除了合作，还是合作。如果内部不合作，左宗棠成了“光杆统帅”。没钱没粮，没法包打天下。
但跟政敌怎么合作？
最好还是用辩驳的手段，从观点上去赢得对手，堵住政敌的嘴，赢来做事机会。
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还在千方百计地考虑怎么拆台。
左宗棠既已出征，马上面对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粮草从哪里来？只能从海防派那里来。
左宗棠做过统计，收复新疆，一年需要的白银开支，在800万两左右。但朝廷的国库，早已空虚，每年名义上可拨下500万两，而实际到账只有200万两。
亏欠如此之多，左宗棠只有向朝廷求助。但中国商人哪里凑得齐这笔巨款？左宗棠想到，在保卫台湾时，沈葆桢曾有过向洋商借款的办法，他请求朝廷允许自己按照沈葆桢之前筹备海防时的方法，筹借洋款1000万两，每年付洋商8厘利息。
清廷既然充分相信、并且全权委托左宗棠收复新疆，当然不会再打折扣，答应下来。但国家内部钱财已经被贪污腐败掠夺一空，外部存款已经被列强强权压榨干净，政府的钱库里也没有余钱。朝廷只好要沈葆桢“代为筹借”。
不说还好，这下又捅到了旧伤口。
沈葆桢本来是反对塞防的。他再次气愤起来：是你左宗棠要去收复新疆，我一直就没同意过，现在好了，你做事，我借钱。你会帮助自己反对的人，援助自己反对的事情吗？不会。对不住，我也不会。
沈葆桢不但不愿意“代为筹借”，反而又抓住这难得的机会，算起了旧账。他找出新的理由，认为赶紧放弃新疆才是上策。趁现在没开打，放弃还来得及：新疆广袤万里，一二年也平定不了，即使收复，与强俄为邻，今后朝廷麻烦可多了。借洋款要海关担保，海关应接不暇。西陲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需饷也愈巨。将半途而废乎？势必不可；责各省接济吗？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乎？海关又无可担保了。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这哪能忍心！此臣等所以反复再四而不敢为孤注之一掷者也。（“新疆广袤数万里，戈壁参半，回部皆其土著，根深蒂固，既无尽剿之理，又无乞抚之情，似非一二年间所能就绪。即使事机至顺，逆回弭首，诸城尽复，与俄为邻，互市设防，正重烦朝廷擘画，而非放牛归马之时也。洋人肯以巨款借我者，恃有海关坐扣，如取如携也。洋人取之海关，海关仍待济于各省。向日各省仅筹协饷，已催解不前；今令兼筹协饷之息，能如期以应乎？协饷愆期，而海关病；海关无可弥补，不得不亏解部之款，而部库病。……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饷需亦愈巨。将半途而废乎，势必不可；将责各省于还债之外另筹接济乎，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乎，海关更无坐扣之资，呼亦不应，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事岂忍言者！”）
沈葆桢逆潮流反对，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与李鸿章私交很深，从同学到同事到同僚，都在一条船上，当然要继续帮李鸿章说话；二是沈葆桢在私利上考虑：只有朝廷同意加强海防，才会重点投入和关注，自己的政绩才可以瞩目，官才越做越大，油水才越来越多，官场网络才越结越广。
沈葆桢当然清楚自己现在怎么做。至于千百年后中国会怎样？天下、国家、民族大义，这些事情既大又遥远，他为什么要考虑？
沈葆桢这种清廷精英不自觉地混同于平民，国家与社会的希望又见灰暗。
沈葆桢一唱反调，李鸿章马上唱和。为了保证沈葆桢不会“代为筹借”，他马上写信支持，并表明观点：一说“左帅拟借洋款千万，以图西域，可谓豪举”。二说左宗棠老谋深算，向洋商借款数目巨大，为何自己不出面，却让别人“代为筹借，能不另有所谋？”
李鸿章知道，收复新疆现在已经符合“政治正确”，很难攻倒，他决定到左宗棠个人身上来找理由。“豪举”是典型的皮里阳秋，讽刺语气；“老谋深算”则是躲在左宗棠身后，闻他身上有没有曹操的奸雄气味。
左宗棠已经64岁了，垂垂老年，听到这些攻击，不生气了。他说：要做成一件大好事，怎么能没有人反对？好事多磨么！随别人猜。
根据“内辩”的定位，左宗棠不能将关系搞砸，怎么办？
他决定妥协，主动来缓和与李鸿章们的冲突。上奏折将借洋款的数量，从1000万两缩减为400万两。左宗棠明白，政治上的事情，不能空谈理想，得注重现实；现实筹钱困难，自己就得妥协。对内，左宗棠并不是不妥协的人。
左宗棠这样一心为国家着想，能省则省，委曲求全，没想到慈禧太后不干了。她说：左宗棠真为朝廷着想，也不能太难为他，那400万两也太少了吧？
慈禧一语定音， 1000万两就这样定了下来。关键时候，慈禧还是拿得出气魄。
李鸿章气急败坏，马上找到军机大臣文祥质问：国家财政空虚，海防需大量银子，如今银子被塞防用了，还准左宗棠借洋款，要知道西征是个无底洞，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文祥很简单地回答他：左宗棠不是一个奢侈的人，他每天都住在西北大漠的营帐里办公，一个花甲老人经常吃红薯、嚼杂粮，一顿饭最多不过一片猪肉，已经很不容易。而且，作为掌握国家命运、为民做主的重臣，应从整个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要以大局为重，从长计议，才能获得后人的赞许和尊敬，绝不能从门阀利益着眼，更不能形成宗派。
牢骚发了没人听，反被文祥指桑骂槐、狠狠教育了一顿，李鸿章回家独自生闷气去了。
但洋款不好借，它事实上也一直是左宗棠的一块心病。
尽管政府批了，左宗棠依然节俭，又推迟一年才借，以减少利息。[5]
这段筹借洋款来解决边防危机的历史，不但在当时，就在后世，也引起了诸多非议。但研究左宗棠的专家，都倾向于支持与赞同。杨东梁就认为借比不借好，理由是：一、这与那种附加了政治条件、损害国家主权的借外债，不可相提并论；二、重息借外款，从经济的观点看，当然不合算，但是如果没有这笔贷款，则西征军根本不能出关，而收复新疆的大业，必将成为泡影。
内部的问题千丝万缕，用耐心总算温和细致地解决了。外部的问题，却还有一堆等着要办。
在国际政治问题上，最好先从人心入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让扶持阿古柏傀儡政权的英国、俄国等这些外部力量，通过中国内部主动发出的力量，来改变力量对比格局，来改变人心，通过制服或谈判的方式解决。
谈判目前显然无望，那么，唯一的方法，就只有先通过军事暴力的强制性手段，将外部的力量打服、压服。
打服、压服的，不是无生命的土地，是活跃在这块土地上敌对力量中的人心。国际领土争端，只遵循赤裸裸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没有温情可言，要改变敌人的心，首先得让自己具备威慑力。
这就是左宗棠所以要发明“练心，练胆”，并在西征军中继续沿用的原因，他需要士兵有一股震慑敌人的气势。
左宗棠8万余大军压进西北，边陲如将地震。
首当其冲遭遇到冲击波的，是英国与俄国。
你要冲击我，我先恐吓你。
左宗棠厉兵秣马、调兵遣将时，云南突然发生了一起“马嘉理案”。
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开枪打死中国公民。当地民众奋起抵抗，打死马嘉理，将侵略军赶出云南。英国借此事件，后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
现在，英国公使借本国公民马嘉理被打死了，扬言要攻打云南，配合俄罗斯，借此牵制西征军。
恰好此时，俄罗斯军官索思诺夫斯基（简称索氏）装成商人，来左宗棠军中探听虚实。
左宗棠知道这是个“洋蒋干”。脑袋一转，当即定出策略：以礼相待，以军威逼。
索氏以精通新疆地图出名，他将自己带来的地图给左宗棠看，原来是康熙年间的地图。
左宗棠看了几眼，很不在意地说：还过得去！《康熙舆图》，今天已经稀有。但后来中国的疆域又扩大了，你这个版本太落伍了，我给你看一个新的。说完将自己的地图搬出来，索氏一看，乖乖，《乾隆内府舆图》，最新版，自己好多不知道。弄斧到班门，还不快躲？他赶紧收起自己那张，从此在左宗棠面前闭口不谈新疆地图。
他还直纳闷：这个中国人，听说只是个小举人，才来新疆多久，怎么可以知道这么多？
索氏明白了，对地理的了解，俄国人已经比不过中国人。就想再看西征军的武器装备。于是试探地说：左大帅，如果你需要军火，我们可以接济你。
左宗棠说：感谢，我们自己够用了。他让索氏进中国自办的兵工厂兰州军火局，看了西征军的武器装备，果然都是仿照英国与德国的枪炮自制的，有大洋枪，小车轮炮，三脚劈山炮。又让他看西征军操练。
西征军延续了楚军当年遗风，胆气冲，气势壮，训练起来虎啸龙跃，场面杀气腾腾，让人望而生畏。索氏一看，当即得出结论：这支8万多兵的西征军，从武器到士气，战斗实力与同样规模的欧洲军队相当。那还打什么仗呢？无论英国，还是俄国，都不可能调集8万军队，来新疆与西征军争雄。
索氏回去后，当起西征军的义务宣传员，告诉俄国政府，不要掺合，与中国这场仗，打不赢。索氏的宣传，对左宗棠稍后顺利收复伊犁，有一定帮助作用。
而左宗棠凭借他的细心，从与索氏的交谈中也听出来了。俄国与英国既勾结，也斗争；既联合，也防备。他们都生怕中国与任何一方结盟，彼此都盯得紧。双方都担心，一方如果突然袭击中国，必然先抢占到地盘优势。[6]
左宗棠当即得出判断：这样两个松散合作的国家，不可能联合起来，同时向新疆、云南开火。“马嘉理案”的威胁，是只打雷不下雨的恫吓。
他决定反过来利用英国与俄国的矛盾，让他们因利益陷入争夺，从内部分化瓦解联盟。方法之一是从利益着手，以利诱惑，从俄国人手中购买480万斤军粮。这一下搞蒙了英国人，不知道俄国人什么意思，不满情绪增加，防范心理更重。方法之二是凡是牵涉英国与俄国的利益，一律暂时不碰，英国与俄国一时找不到共同的敌人来抗击，联盟更加松懈。
没有英、俄的干扰，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顺利到达肃州，在城南设置大本营。 4个月后，西征军攻下乌鲁木齐，阿古柏傀儡政权的灭亡，已经是可以预期的事。
英国利益受到直接威胁，这下急了，赶紧终止了贷款，同时在上海《申报》上造谣，说西征军已经“败退关内”。
谣言当然阻挡不了西征军继续缓进的步伐，而且很快在事实面前破灭。
见谣言无效，英国终于想到内外夹攻，从内部分化与瓦解中国。内部的合适人选，英国首选李鸿章。
1876年9月13日，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与李鸿章谈判，商谈签订《中英烟台条约》。李鸿章很爽快地代表中国人签了名。威妥玛见李鸿章好说话，约好上门去拜访他。
到了李鸿章家，威妥玛以商量的口气说，我们打算在左宗棠与阿古柏之间“居间调停”，我们计划安排阿古柏来向清廷投降，新疆作为中国的属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我俩合作来促成这件好事，怎么样？
这比李鸿章坚持的全部放弃新疆，结局好像要好得多。李鸿章当场满口答应，提笔写了篇《述威使代喀酋乞降》，找到总理衙门奕訢汇报：“喀什噶尔回王现求印度大臣介绍，转嘱该使探询中国之意，能否准喀酋投诚作为属国，祗隶版图，不必朝贡，免致劳师糜饷，兵连祸结。……如可准行，当令喀酋派使来京妥议。……该酋不敢深信左帅，欲向朝廷乞命，嘱为密致钧处。”
奕訢拿到奏折，先不表态，问左宗棠意见。
左宗棠说：现在谈什么判？只要粮饷军火供应到位，收复南疆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事就不要英国人替我们瞎操心了吧？（“无须英人代为过虑也。”）
左宗棠用一句话坚定了朝廷的信心，彻底打断了李鸿章的调停，也打碎了英国人的企图：“西征军蹑踪追剿，尽复旧疆，岂容他人饶舌”？——我们正悄悄跟在敌人后面，计划全面剿灭，新疆要收复的都快收复完了，外人最好不要七嘴八舌干扰我们。
李鸿章再次碰了一鼻子灰。
毕竟，慈禧太后也看到了，朝廷官员也都看到了，左宗棠的西征军正在以席卷一切之势，全面收复新疆。比照开打前的争辩，李鸿章一开始说收不回，人家借钱收；你不但不帮忙，还处处抬杠；人家满怀信心，你又说收回来也没有用；还打出了“中国要保护心脏就应该被人砍掉手脚”的怪异比方，反正没有一句好话。当初亏得没有听你的，现在眼看着就要收回来了，你却帮英国人来传话，你到底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呢？
左宗棠用政治家的战略、军事家的谋略，将人与事，内政与外交，政治与军事这些棘手的问题，逐一耐心处理好了。
还有一件绝不能遗漏的事：怎么对待新疆人民？
军队到底是一把嗜血不长眼的屠刀，战争也不是游戏，而是大规模的屠杀活动，所过之处，容易伤及无辜。对待南疆各族人民的政策，关系到民心向背，以及边疆的长治久安。左宗棠发布了“三大纪律”：“只打真贼，不扰平民，不愁乏食”。
万事俱备， 8.7万西征大军打出“恪靖”旗号，气势浩荡，分三路开进新疆，收复故土。
缓进急战
1876年4月，64岁的左宗棠统帅西征军，驻扎在肃州东南大营。
一个花甲老人，行军在千里无人烟的西北大漠，前尘往事逐渐浮现心头。
他想起少年时代，在长沙橘子洲边碰到的张半仙，他免费给自己看相，说了许多今天已经实现的预言，不禁感慨嘘唏。从预言中他隐约感觉到，自己年老力衰，今生可能要命交新疆了，像诸葛亮当年北伐崩于五丈原一样。
最近，左宗棠脑海里经常盘旋杜甫那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那种悲怆情怀，让他胸口发紧，难以自抑。
自己少年时代以当代诸葛亮自居，果然走上了同样的路。现在已经做成了当代诸葛亮，比古亮还多活了10岁。新疆难道是五丈原，自己快活到头了？
想到这里，左宗棠抬头，看苍茫大漠，前生曲折，如风似沙，内心泛起一种苍凉，胸口激荡一股沉雄。在这旷无人烟的漠北，他吟咏王翰的《凉州词》来释怀：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吟完，拉着统领刘锦棠的手，说：这些年来，我坚持收复新疆这块宝地，朝廷内支持我的人不少，反对我的人也有很多，如今我年纪大了，万一在西征的路上死了，很难安心瞑目。还望老弟将西征大业进行到底，我如果在地下有知，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刘锦棠听了，含泪笑道：大人过于悲壮了！我们都能看得见凯旋归来的那天的。
左宗棠越来越发觉，年轻时以“今亮”自称，那是一种自豪，没想到如今功名比肩，而事功将要超过，这顶帽子却变成一种拖累。自己已经很难走出诸葛亮的阴影。诸葛亮的故事，如今像一道魔咒。每想起一次，心口就像被划了一刀。
从这往后，他再不敢以诸葛亮自比了。自己就是左宗棠，是一个独立天地间，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
新疆地广人稀，暑寒交替，这么大又这么难的一块土地，怎么打？军事会议上，左宗棠定下了八字战略与战术方针：“先北后南，缓进急战”。
作出“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颇费了左宗棠一番心思。
左宗棠在实地观察后，结合半个世纪来的研究，发现天山横亘东西，将新疆分为南北两部，南北各有八城，北八城土地平广，南八城土地狭促，地势总体特点，是北高南低。而龚自珍早已说过，“北可以制南，南不可以制北”。同时，北方的反叛军队容易打，而南方不但难打，而且伊犁邻近，一旦开打，容易将俄罗斯军迅速卷入，难度进一步加大。
“缓进急战”则是结合左宗棠的个性特点，在用兵战术上的创新。左宗棠处事“惕厉”，事前处处谨慎小心，反复认准了，才迅猛出手。这种手法，跟新疆的地广人稀、条件艰苦也有关。“缓进”，是大部队缓慢谨慎地推进，这样不会中敌人埋伏，不会掉进敌人的陷阱；而“急战”，则是以天兵空降的雷霆万钧之势，在胆势上将敌人瞬间压垮。楚军当年打垮太平军，凭的就是这个。两者一结合，则成了无坚不摧的铁军。
但实际战争的难度还是超出了预想。打浙江时，江南风光，山清水秀，即使饿肚子，有水喝，空气不错，阳光不错，心情也不错。新疆大不同了，沙漠地带，稍有大风，便飞沙走石。这里夏天烤得熟鸡蛋，冬天冻得死活鱼。加上老湘营这帮湖南人，从小适应了南方气候，可能受得了西北那种热，哪里受得了这种冷？踏入新疆就开始水土不服，上呕下泻。离家万里，他们都思念起南国，不愿打仗了。
左宗棠犯难了。怎么办？士兵全部泄气了，打不得，骂不得，要鼓励他们，有什么法子？
刘锦棠鬼点子多。他找到左宗棠，说：你曾经告诉我，宋朝将军狄青用占卜的方法激励士气，咱们今天是不是也来用一用？
他俩一合计，策划了一个事件。
左宗棠刚宣布出征命令，大军正准备开拔，突然，一个士兵从行伍中跑出来，高叫：左大人，左大人！我有要事相告！
亲兵拦住了他。不想他叫得更厉害：我是刘老将军派来的，有事要向您报告！士兵们都看到了，也都听见了，队伍顿时乱了。
左宗棠对亲兵挥挥手：别拦住他，让他过来说话。
士兵一把跪在左宗棠面前，喊道：我是刘老将军派来的，刘老将军要出关打先锋，到新疆去活捉叛贼白彦虎！
左宗棠大声问：你说的是哪个刘老统领？
士兵又喊：难道左大人您忘了？就是刘松山统领呀！他的队伍已经有三个月没有发饷了，怎么打仗？
左宗棠这才恍然大悟地说：放心吧，你快去向刘老统领报告，我现在就给他的老湘营发粮饷。
士兵听了，啊呀一声，仰面倒地。过了好久，他又爬起来，像什么都没发生，归队了。
西征军各营都蒙了，不知道士兵是人是鬼。
左宗棠立即命令全军在阵地前设起祭坛，买来大量的纸人、纸马、纸钱，对刘松山进行祭奠。
左宗棠带头，全体将士“咤”的一声，都跟着跪下，对着长空叩头。浓烟吞噬着烈焰，烧着翻滚的猎猎空气，在一张张血液贲张的脸膛上奔流。
刘锦棠主祭。他站在台上高呼：刘老将军！英灵在！
数万双眼睛齐刷刷射向高空，像要将同声的呐喊为英魂慰行。大漠苍茫，烟雾慢滚，幻象丛生，刘松山魂魄毅立，仿佛正在遥相助威。
左宗棠感应到了如沸如扬的士气。灵魂与军魂如长空飞龙壮舞。左宗棠回忆，刘锦棠攻破金积堡后，他亲自审讯回族降将，降将们陈述了一个骇人的事实：刘松山被回族叛乱首领马化龙杀害后，金积堡内每到夜深人静，经常能听到兵器铁甲在激烈厮杀的声音，好象怒吼的大浪汹涌扑来（“时闻戈甲之声，如怒潮涌至”），回军怀疑是西征军夜里攻城，不敢脱衣服睡觉。 11月16日夜里，左宗棠亲耳听到，平凉城外发出巨大的呜呜声，守城的将士怀疑野狼在城下嚎叫，从城墙上放绳子下去察看，却什么也没看到，更加惊疑不定。左宗棠在营帐中也坐立不安，靠来回走动消除不安，他感觉军营气氛几分怪异，却茫然不知在发生什么。第二天就得到军马报告：昨天是叛军首领马化龙被俘的日子。左宗棠一下子明白了，刘松山的魂魄还活在自己身边，时时相助相告，这次是他在显灵，“乃知前史所载忠魂毅魄，灵爽昭彰，实不得谓为虚诬伪托也。”
在血与火，生与死的战阵前指挥冲杀，左宗棠终于相信了灵魂。士气低沉的此刻，他祭出刘松山将军，就像在每一个西征军将士胸前贴上了一记饱满的精神图腾。
刘锦棠带领西征大军出关，沿路所见，全是一望无际的荒凉大漠，数万只乌鸦，盘旋在部队行经的上空，给枯燥的行军带来一阵凄凉的喧闹。
刘锦棠骑在马上，剑锋一指，说：刘老将军的英灵在护卫我们，他派了这么多乌鸦来帮我们助阵来了。
将士们正在想“乌鸦当头叫，灾祸马上到”，心中惶惑，经这么一说，似全都恍然大悟，精神马上振奋。事实上，乌鸦跟着军队，全因地广人荒，无处觅食，异常饥饿，跟着行军队伍，是为了在军队开灶吃饭后找吃一点残米剩饭，不至于饿死。
乌鸦越聚越多，绕着士兵，飞前舞后。在荒无人烟的大漠，与乌鸦嬉戏，成了士兵解除无聊长途行军的疲劳与困乏，消除寂寞与惶惑的唯一风景。乌鸦超前飞行，义务充当了大军的向导。
经过10多天艰苦卓绝的行军，到1876年7月1日，西征军抵达新疆古牧地。
等待这支超负荷行军部队的，不是休整，而是大战。
古牧地是乌鲁木齐外围的主要据点。刘锦棠判断，攻下古牧地，白彦虎就守不住了，“必窜吐鲁番以寻去路”。他决定当即发动猛攻。
为了麻痹敌人，刘锦棠派士兵白天列队训练，挖掘枯井，装作要走大路。
待到深夜时分，刘锦棠下令，紧急集合，秘密行军，兵分五路，由小路直取黄田。
这次突袭，依靠锐不可当的气势，将黄田守军冲得狼奔豕突。西征军乘胜紧追，直逼古牧城下。
刘锦棠下令全城包围，就地建筑炮台，只用3天，就完成了合围。炮火密集轰炸，古牧城正东与东北两处城垛轰然坍塌。
第二天，刘锦棠下令手下10余员大将，对古牧城发起总攻！
快响炮、七响炮、劈山炮连发，子弹像倾盆大雨，向古牧城内倾泻。在西征军的迅猛攻势下，守敌6千多人全被歼灭。
战争推进十分顺利，到1876年9月，西征军在连克乌鲁木齐满城、迪化州汉城、清真王所筑王城后，又顺利推进，收复了新疆北部全境。
新疆北部迅速收复，朝廷大喜过望，不断下谕旨催促左宗棠快点收复新疆南部。左宗棠倒一点也不急了，他将上谕收起藏好，说：“任他千变万相，老僧只有不睹不闻一法待之。”他像老和尚入定了那样，只按自己的设想来推进，外界一切声音都干扰不到他。
朝廷开始怀疑他“拥兵自重”、“养敌自重”。看来事情失败会带来悲观，胜利却也会带来猜忌。做大事无论是成是败，件件有利皆有弊，关键是怎么化弊为利。左宗棠的方法，就是只陈述想法、计划，并不辩驳，装聋作哑。
事实胜于雄辩，没必要将一颗心提前掏出来，乱了方寸，按自己的计划，他能够做得更好。朝廷连催了几次，见没有用，也明白了，既然是全权授权左宗棠，当然得按他的想法来。况且，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么。
一件收复新疆的大事，看上去摸不到边，推进也重重困难，经左宗棠运用智慧分解，将它化解成一件件具体的小事，集中主要精力各个解决，从易到难，在正确的战略与正确方法的指引下，新疆北部的问题，就这样顺利解决了。
收复新疆是左宗棠一生事业的巅峰，精彩迭起，异彩纷呈。
告别当代诸葛亮的左宗棠，怎么率领西征雄军，在国际战争中打出中国人的气魄，用他个性而独特的方法，顺利收复新疆全境？
[1] 刘锦棠（1844—1894），字毅斋，湖南湘乡人，外号叫“飞将”，积勋至州同、巡守道，获得过朝廷授予“法福灵阿巴图鲁”的荣誉。 1880年底，左宗棠调离新疆赴京任职，刘锦棠接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1884年11月， 40岁的刘锦棠被授予甘肃新疆巡抚，仍接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历时几代人追求的新疆建行省的愿望，终于在刘锦棠身上实现。 1894年，中日关系紧张，清廷电召他赴前线抗敌，因旧病复发去世，终年50岁。
[2] 1887年任山东巡抚， 1892年6月，驻河畔，抢护史家坞、王阳家等处险工。 7月疽发于背病故，追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并准于在立功省份，建立专祠。今济南大明湖游览区内张公祠仍存。
[3] 刘松山，获赠太子少保，加骑都尉兼一云骑尉，入祀京师昭忠祠，立功地建专祠，谥“忠壮”。平定捻军与回民叛乱后，追论前功，加一等轻车都尉，并世职为二等子爵，官至山西按察使。
[4] 甜米黄是甘肃的特产，用黄米（糜子）磨成粉，入曲发酵，等到略有酒香后，放在小碗里，按瓷成半圆形米面团，上笼蒸制而成。色淡黄，其味松软，微甜，有天然异香，有醪（láo）酒的清香味。
[5] 左宗棠一直崇尚自力更生，借洋款为万不得已。西征5年，共花掉白银5850万两，向洋商借款仅占23%。
[6] 左宗棠上奏朝廷指出：“俄、英倏婚媾，倏仇雠（chóu，义同“仇”），十余年前尚战争不已，彼此忌嫉，至今如故。其衅端则肇于争印度、争土耳其。”为了利用英、俄矛盾，集中力量消灭阿古柏政权，左宗棠主张暂不涉及伊犁问题，避免分散力量，两个拳头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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