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 中部 战龙出湖 第十二章 海塞激争
海塞激争
左李之交
1868年8月，西捻军首领梁王张宗禹被追击，转战至徒骇河边，下落不明，捻军至此覆灭。
继扳倒杨霈后，这成为派系实力变化的又一个转折：满官集团空留虚名，实际权力急剧旁落，整体正在被边缘化；会干事、能成事的汉官集团，正在通过事功，逐渐接管清廷实权，主宰国家命运。
汉官集团的领头人是曾国藩。汉官集团有两大势力集团：一是湘官集团，二是淮系势力。
1868年，曾国藩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自此退居二线，成了朝廷的装饰品，汉官集团的黏合剂。
以左宗棠为标志的湘官，以李鸿章为标志的淮系，在引领中国的未来。他们在各自的职权范围，通过个人的能力，在尽力解决中国面对的实际难题。
但左宗棠与李鸿章很快就因政见不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引发争论的由头，在中国国防。
晚清懦弱，国防成了全国头等大问题。
1868年，清朝属邦布哈拉汗国，被俄罗斯侵占后并入版图。以俄罗斯、英国为主的国家，正在抓紧侵占中国大西北，新疆全线告急。
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其后30多年，日本、法国、英国，同时打起台湾、东南沿海一带的主意，中国东南沿海防线，危机丛生。
前者简称为“塞防”，即边塞地区的国防；后者简称为“海防”，即东南沿海一线的国防。
塞防、海防全线告急，到底怎么办？方法有五种：一是集中精力先搞好海防，再去搞塞防；二是聚精会神先专心坐实塞防，再去搞海防；三是将海防与塞防同时抓起来搞好；四是放弃塞防，只专心搞海防；五是放弃海防，只专心搞塞防。
这五种选择，朝廷只能取一种。如果两个人来选择，选项不同，解决思路、方法也会迥异，就会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负责国防的人，一个是左宗棠，一个是李鸿章。
他们选项果然不相同，第一个回合的奏折，就激烈地撞了头。像一头飞奔着的倔强蛮牛与一头飞跑着的飘逸骏马一样迎面撞上。
左宗棠说：“海塞并重”，将海防与塞防同时搞好，他专门去安定稳固边塞，选了第三项。李鸿章说：“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应放弃塞防，专心搞海防，选了第四项。
“一个边防，各自表述”， 共识没有达成，朝廷陷入纷乱。
朝廷其他大员也都来发表看法，五种选项都有人选，各持所见，众说纷纭，清廷被诸多政见弄得一时迷茫。
皇权制度下，不可能在所有参与进来的官员中来一次“全体官员公开投票”，做一次表决。意见如何选择，最终怎么定夺？
左李依然在激辩，听上去都有道理。
左宗棠与李鸿章，争论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李鸿章， 1823年生于安徽合肥，比左宗棠小11岁，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
1845到1846年，李鸿章第一次参加会试，落榜后以“年家子”[1]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致用”学问。
李鸿章后来成为淮军创始人和首任统帅。
淮军创办的原因，跟湘勇有关。湘勇从一开始就遭到朝廷猜忌。曾国藩为了分散朝廷注意力，借1861年太平军进攻上海为由头，按创办湘勇的模式，带学生李鸿章在淮河流域复制一批团练。到1862年，一支13营的军队在安庆组建成功。
李鸿章跟曾国藩气味相投，在围剿太平军上默契，所以曾国藩也费了很多心血，悉心来栽培。李鸿章不负曾望，从性格到气质到办事方法，越来越像曾国藩。
而左宗棠跟曾国藩做事的原则、方法完全不同。现在李鸿章能不能跟他合得来，真是悬乎。
李鸿章少年得志， 24岁中了进士，列二甲第13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读经世致用学问比左宗棠晚了15年。
两人在经世致用上大方向一致，但个体区别很大，一是进入仕途的方式不同，二是地域性格有差别。
李鸿章科考入仕，与曾国藩、胡林翼相似，看重关系，关系就是生产力。左宗棠民间入仕，特立独行，无依无傍，看重办事，技术就是生产力。
安徽地处中国南北交界，地域性格有北方的厚重、质朴，兼具南方的细腻、轻柔，合在一起，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形象（蒋介石评胡适语），矛盾地和谐。
湖南地处中国南方第一门户，在南北兼具的性格上，加了一点独具的辣。辣有着“鲜明的草根性，强烈的刺激性”。这是一种大缺大全的性格，倔强、激进，文武交融，理性中有感性，感性中有理性。
李鸿章集中了安徽地域性格的优势，左宗棠集中了湖南地域性格的优势。
和谐与辣，地域性格造成的差异，是他们发生摩擦的原因之一。表现出来，左宗棠面对欺压时，不愿退缩，选择进攻，“平生最恨是和戎”；李鸿章面对困难时，不敢前进，选择退忍，“既忠于传统，又颇具改革精神”，爱好“和戎”，以“裱糊匠”自居。
李鸿章跟左宗棠最早打交道，可追溯到湘勇刚创办那阵。
1852年，左宗棠在张亮基幕府，每天军务虽然繁忙，但他办事效率高，多出的时间，常去曾国藩幕府串门。
从湖南巡抚衙门到曾国藩的幕府，骑马也就十几里路。
曾国藩为人好客，家里饭甜菜香。左宗棠刚好饭量大，又是个美食家，特别爱吃鸡（今天的宫保鸡丁，又叫“左宗棠鸡”），有事没事去打牙祭。他吃起来很快，席间有说有笑，与朋友辩论。
时间久了，李鸿章与左宗棠、彭玉麟在饭桌上辩论时常谈不来。李鸿章北方高个子，一米八几，在矮个子湖南人堆里十分打眼，不免经常被拿来开玩笑。玩笑开得多了，他感到恼火，就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发牢骚说，从左宗棠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出“湘人胸有鳞甲”；从彭玉麟身上呢，可以看出“老彭有许多把戏”。
即是说，左宗棠的倔强骂人，彭玉麟的灵活骗人，让他受不了。
这话后来传进彭玉麟耳朵，他很生气。下一次吃饭聊天时，想到借拿湖南人与安徽人来做个比较，贬一贬李鸿章。
左宗棠放下筷子说，我最近读了宋朝沈辽一首《答谢杨圣咨》的诗，发现一个怪事，里面有两句话，“当时皖皖同朝露，不计星星向暮龄”。两个皖字连用就是“明亮”的意思，为什么一个皖字就不是呢？
彭玉麟说，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呢？因为安徽人心地不光明的太多了。
李鸿章想起背后书信，顿时满脸通红。他反驳说，一个安徽人就叫“皖人”，很多安徽人，就叫“皖皖人”，可见安徽人本来都是心地光明的。现在为什么不光明了呢？因为有鳞甲的湖南人将安徽人带坏了。
“鳞甲”本来是攻击左宗棠的，但彭玉麟的父亲（尊人）在合肥青阳做过很长时间的司巡检。说湖南人带坏了安徽人，不是摆明来攻击他？
彭玉麟火起来了，质问：你怎么可以辱骂我的先人？挥起拳头冲上去。李鸿章也正在气头上，挥拳迎接。一高一矮，两人认真起来，打得热火朝天，扭成一团，难分难解。旁观的来劝架，强行拉开，但两人用力过猛，都拉不开。（“二公互殴，相扭扑地，座客两解之，乃已。”）
官员口角扯皮打架，诗文换拳头，顶多有失风度，算不得什么大事。因为不好说，曾国藩只旁观，从不掺和。他忍不住时，也偶来发表意见，左宗棠就据理力争。左宗棠思路快，口才又好，曾国藩反应跟不上，不知不觉被问得理屈词穷，哑口无言。
生活小事大约可以看出他们的性格、行事风格。
生活上谈不到一块，在大是大非上，左宗棠与李鸿章也谈不来。
左宗棠后来训练楚军时，规定将帅要以诚对待部下，曾拿李鸿章来做反面教材，说：“淮军以诈力相高，合肥又以牢笼驾驭为事，其意在取济一时，正虑流毒无底。”[2]左宗棠批评李鸿章以欺骗和设圈套来作为做事的手段，虽然取得了一时成功，但后患无穷。
其实欺骗和设圈套不是李鸿章个人，而是清朝官场流行惯用的潜规则，左宗棠最好的朋友胡林翼也是“骗子专家”、“圈套高手”。左宗棠也批评胡林翼，但跟他交好，因为胡林翼有血性，重情谊。左宗棠接受不了李鸿章温和性格里的心机。
左宗棠自嘲为“狭”，就是气量小，其实是爱较真，不怕得罪人，将别人见不得人的一面曝光。他以“诈力、牢笼驾驭、流毒”这些字眼来评价李鸿章，当事人听上去十分刺耳，旁人听就比较客观了。
左宗棠与李鸿章第一次合作，是剿灭捻军。
左宗棠南方人，不习惯北方捻军的游击战，非但没有赶跑，反而将西捻军快赶进了北京城，李鸿章受了连带责任，气得直骂左宗棠是“当代曹操”。而清朝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曹操都被描成白脸大奸贼，而不是后来鲁迅说的“至少是个英雄”。左宗棠听了十分生气，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当代诸葛亮，怎么成了曹操？
两人最糟糕，关系最僵的一次，是西捻军剿灭后。
李鸿章以为大功告成，大办酒席。没想到，左宗棠又向皇帝上奏折，说西捻军首领张宗禹并没有投河自杀，而是逃走了。
他要李鸿章拿出张宗禹的尸体来证明自己举报错了。
李鸿章自然找不出来。
皇帝果然怀疑起来，问李鸿章：怎么回事？
李鸿章说：已经消灭了，只是找不到，不信朝廷可以派左宗棠去找。
左宗棠当真派出士兵，到处悬重赏去找张宗禹尸体。当然，最后也没有找到。
淮系将领刘铭传听说了，气得半死，破口大骂：左宗棠这个王八蛋，也不想想，现在盛夏，张宗禹尸体早腐烂了，到哪里可以去找来做证？我如果碰到左宗棠，非一刀砍了他不可！
李鸿章则无所谓，笑着说：麻子，你气什么气呀？让人家去搜嘛。
这次左宗棠举报张宗禹没死，就像湘勇打下南京后，他举报幼天王没死一样。当年曾国藩与此时李鸿章的反应一样，很生气。但幼天王确实没死；至于张宗禹，是死是活，永远是个谜案了。
民间至今还在流传，张宗禹确实没有战死。后来或者出家为僧，也有可能落难到了孔家庄。[3]
左宗棠的举报，看准事实，认死理，死较真。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他都在那里。
这种性格好还是坏，福还是祸？左宗棠自己不会去考虑。
与认死理、死较真风格对应的，是他的刚正、直率、敢担当的性格。易中天曾提出“性格互补结构”概念，认为湖南人“霸蛮”，必然有“灵泛”补充。性格矛盾对立、相互转化，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依存。
左宗棠因为这种性格，得罪了李鸿章，也得罪了曾国藩，还得罪过许多朋友。可也有人喜欢：陶澍临死前与他“结亲托孤”，看中的是他这点；林则徐对他“事业托孤”，还是看重他这一点。
现在，慈禧太后也发现了他这个性格。
清廷国防正危机四伏，“少争论”、“不争论”需求强烈，朝廷不允许重臣左宗棠与李鸿章把大量时间花在空口辩论上。大敌临头，大事在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但在封建集权社会，“不争论”首先得靠一个实权人物来平息。
已经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的眼光与判断，变得重要起来。
海防，还是塞防？到底起用左宗棠，还是听信李鸿章？
她要二选一。
西北危急
中国海防与塞防同时出现了大危机。
左宗棠知道，要破解这个危机，首先得弄清楚：这些危机，在历史上是怎么形成的？
中国东南沿海的危机，最早起源于日本的处心积虑。
1609年，萨摩藩发动了侵略琉球的战争，以武力征服了琉球王国，背着中国，将琉球北部的几个岛屿全部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
1874年4月4日，日本正式成立侵略台湾的机构：台湾都督府。授命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率军舰5艘，从厦门进犯台湾。
此时已经经过两百多年，日本企图篡改历史，禁止琉球群岛向清廷进贡。
总理衙门派何如璋去日本交涉。
交涉首先需要确定中方原则。李鸿章下指示说：“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百唯不暇，亦且无谓。”按照这个意见，琉球舍弃给日本，对中国有大好处。原因是琉球跟中国远而跟日本近，为琉球每年对清廷的那点小小的贡品而跑大老远跟日本打一仗，是贪图虚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
如此现实功利，难免目光短浅。用长远眼光来说，李鸿章错得彻底。因为本来独立自治的琉球，一旦沦落为日本附庸，则完全可以成为日本侵占台湾，进而侵略中国的一块跳板。以军事家百年的战略眼光，以政治家千年的长远布局来看，李鸿章等于在为中国挖坑。（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已经证实）。
晚清朝廷伤病缠身，病痛不止。相比于远隔东海的琉球，另一个发生在陆地上的更大危机，正如一把尖刀，锋利地插入中国的脊背。那就是新疆刚成立的阿古柏政权。
阿古柏政权是怎么产生的？
1864年，新疆民间发生动乱，库车、和阗、喀什、吐鲁番等地，动乱的首领，先后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与清兵互相攻伐，局势陷入一片混乱。
占据喀什旧城的柯尔克孜伯克司迪尔自立为“帕夏”，为了树立威信，决定派手下金相印去浩罕城迎回号称“圣裔”的布素鲁克。其父张格尔多次入侵南疆，被立为傀儡。
1865年春，浩罕阿力木库尔汗派阿古柏率领50名骑兵护送布素鲁克去喀什。
一到喀什，布素鲁克和阿古柏便组织兵变，将司迪尔逐出喀什。 3月，司迪尔率7000余柯尔克孜兵回袭喀什。阿古柏仅带100名骑兵夜袭敌军，击溃了司迪尔，接收了司迪尔势力的阿古柏迅速组建了数千名士兵的军队。 4月11日又攻克了英吉沙，并将司迪尔残部彻底逐出新疆。
在阿古柏的扶持下，布素鲁克于1865年4月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意即“七城汗国”，表明了一统南疆七大城（一般认为是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乌什）的野心。
1868年，英国派遣特使会晤阿古柏。
1868年，阿古柏分两路，一路派侄子沙迪·米尔扎去阿拉木图，到了塔什干和圣彼得堡，一路派亲信穆罕默德·那扎尔赴印度旁遮普会见英国总督，争取英国支持。英国给他赠送了一大批军火，还允许他在印度招募工匠回喀什设立军工厂。
同年，俄国派赖因塔尔上尉来喀什沟通， 1872年6月，俄国派人前往喀什会晤阿古柏，双方签订通商条约，俄国正式承认阿古柏政权。
有了大批先进的杀伤性武器，阿古柏1870年5月攻占了吐鲁番，切断了北疆和河西走廊的联系，又收降了以白彦虎为首的陕甘回民起义军残部，实力进一步增强。
到1871年底，迪化、玛纳斯、鄯善先后被阿古柏攻克。同时，俄国为阻止阿古柏进一步扩张，出兵占领伊犁。这样，清军除塔城、乌苏等还有少数据点外，已经全部从新疆撤出。
俄国与英国都在极力扶持这个外来政权，阴谋让新疆“去中国化”。
1872年，俄国与阿古柏签订条约：俄国承认“洪福汗国”，“洪福汗国”给予俄国控制区内贸易权。
阿古柏随即派遣阿吉托拉回访圣彼得堡，并访问奥斯曼帝国，身兼伊斯兰教领袖哈里发的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封阿古柏为“埃米尔”（意为“受命的人”，伊斯兰教国家对上层统治者、王公、军事长官的称号），并派遣军事教官去喀什噶尔，这样阿古柏在伊斯兰教法上就获得了合法地位。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亲笔致信阿古柏，拉拢关系。
1874年2月2日，“英阿条约”签订，除了“俄阿条约”内容，还规定双方互派大使。
新疆1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因为阿古柏这个外来入侵政权迈出脱离中国的第一步，变得岌岌可危；如果再朝前迈出一步，就要被俄国与英国联合起来瓜分。
东南沿海与西北边陲同时遇此大难，清廷该怎么做？
在慈禧太后表态之前，要看左宗棠与李鸿章想怎么做。
李鸿章抢先发表了他对新疆问题的全面看法。
1874年12月10日，李鸿章写了一本长达九千字的《筹议海防折》。在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中，李鸿章系统提出并论证了“放弃新疆、专务海防”的主张。
新疆本来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要抓紧时间送给别国呢？李鸿章说出自己的理由。
第一，新疆土地贫瘠，难以开发，如果不送给别国，这块百无一用的土地，不但不能帮中国赚钱，反而消耗掉国家大把的钱。李鸿章提笔这样表达：“而且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卮漏，已为不值。”
第二，新疆邻居都是虎狼之国，强而且多，就算我们现在守得住，不代表我们将来也守得住。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根本没有力量去守得住了，早放弃早得利，为什么不早放弃？曾国藩早年也主张放弃新疆。“且其地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国，南近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昔异势，即勉力恢复，将来定不能守。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
在这两点论证基础上，最后他作了指导性的结论：现在中国应抓紧丢弃新疆领土，将派去新疆的兵，“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将这些撤、停省出来的钱，用到海防上去。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打比方来劝导朝廷：新疆呢，就像中国的手和脚，东南沿海呢，就像中国的心脏。手和脚被人砍掉了，有什么关系呢？照样可以活；心脏被刺中了，就有大麻烦了。李鸿章继续提笔给朝廷写道，“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复，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李鸿章颠倒黑白，将卖国卖得这么有理，卖得这么名正言顺、苦口婆心、冠冕堂皇，实在叫人担心。
李鸿章论述没有摆事实，而只是论观点，继续在清王朝闭目塞听的路上越走越远。他没有去了解世界，不知道当时中国已经被动地卷入了世界争端中。翻开美国的历史，有一则故事，值得借鉴。
那是发生在李鸿章出生前一个世纪的事。
故事是关于美国当年买下了位于北美洲西北角的阿拉斯加（Alaska）的事。
阿拉斯加是西半球最大的半岛。北接北冰洋，西临白令海峡和白令海，南靠太平洋和阿拉斯加湾，东与加拿大育空地区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壤，面积150万平方公里，略小于新疆。
阿拉斯加本来属于俄国领土。 1784年，俄国人在该地三圣湾建立居民点，宣布主权；1799年，俄国正式将阿拉斯加纳入版图。但俄国后来发现有点麻烦，阿拉斯加跟中国新疆一样，地势偏远，土地荒凉，难得管理。 1867年，美国当时一位政治家，愿意花720万美元买走。俄国那位跟李鸿章想法差不多的外交官，头脑发热，拍板成交。俄国人拿到那笔巨款，以为狠赚了一把，暗自高兴。其实算下来，一亩地才卖几分钱。
俄国的外交官回去后受到朝廷表扬，一块垃圾土地被卖出宝贝价钱；美国的政治家买回后全民指责， 720万怎么买了块有六个英国大的荒地？
就在李鸿章现在提出专注海防放弃塞防的时候，他不知道俄国已经品尝到了苦头。不说阿拉斯加成了美国挑战、侵略俄国的跳板，弄得俄国人每年额外支付军费来对付，早超出区区720万美元的数万倍，未来千年军费支出还看不到头，关键是，阿拉斯加被探明是美国资源最丰富的州，潜力抵得上六个英国。也就是说，六个英国加在一起，被俄国外交官卖了720万美元。如果英国可以拍卖，俄国外交官就有本事卖出120万美元的价钱。
那么，左宗棠又是怎么看的呢？
朝廷将李鸿章的上述意见，下发给左宗棠参考。
左宗棠还没看完，拿起来就丢了。
他自己早有主见。
左宗棠想不通李鸿章的逻辑：琉球地小，他建议扔掉；新疆地大，他力主放弃。
看到李鸿章的比方，左宗棠冷笑了一下：到底是自己砍断手和脚好，还是被一刀刺中自己的心脏好？你以为自砍手脚为最佳方案。怎么就不去想，还有既不自砍手脚，也不自刺心脏的选项呢？你还可以选择将刀锋对准侵略你的人的手脚与心脏嘛。
左宗棠冷静下来，并不急着反驳。
支持左宗棠塞防的恭亲王，对李鸿章就没有这么客气。他看完奏折，抓过桌上的大盖碗，狠狠地往地上一甩，哐当！从牙缝里蹦出三个字：李鸿章！
西北军情紧急，软弱不是办法，投降不是方法，自割自残是违法。唯一的出路，是面对周边大小国家的挑战，为捍卫主权，用拳头打出中国气魄。
帝国的外交与主权问题，“唯铁血可以购公理，唯武装可以企和平”。
朝廷内意见分歧如此之大，一场在道理上说服对手，在政见上扳倒对手的大较量，无法避免。
左宗棠有什么办法，争取朝廷来支持塞防？
海塞并防
站队伍，分派别，组团队，压服人，是中国官场政见斗争的传统，这次也不例外。
“海防派”以李鸿章为首，很快就凝聚了一班人。浙江巡抚杨昌浚、两江总督李宗羲、湖广总督李瀚章、福建巡抚王凯泰、江西巡抚刘坤一、督办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桢，成了这一派的支持者。
“塞防派”除了左宗棠，鼎力支持的有湖南巡抚王文韶、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漕运总督文彬。
“海防还是塞防”争论正不可开交，半路又杀出个“江防派”。他们更加保守，认为重点既不在海，也不在塞，而在长江、黄河。这派主张的人，有长江水师统领彭玉麟、两广总督英翰、安徽巡抚裕禄。
“江防派”的意见，像在建议头痛医头发，完全不靠谱，没有几个人相信。
但“海防派”既然有当时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牵头，一旦面对左宗棠出面挑战，他们就展开了自己的拿手好戏，四处搞人际关系网络圈，组团来打击“塞防派”。
集权体制中，每一个政见成败背后，都事关官员的切身利益。利益面前，他们会奋起力争。
1875年1月，刚参加完同治皇帝的丧礼，李鸿章回到天津，马上规划“倒塞行动”。他的策略是党同伐异。“党同”的做法，是给河南巡抚钱鼎铭写信，发动他来打先锋。钱鼎铭根据李鸿章的安排，上奏折请将豫军撤回河南，让想西征的左宗棠削弱军队。“伐异”的方法，是将支持左宗棠的江西巡抚刘秉璋一手拉、一手打。打的方法是骂，说他“坐在屋内说瞎话”。通过骂将他拉成“海防派”。刘秉璋是李鸿章的老部下，碍于情面，不好再支持左宗棠。
通过李鸿章不遗余力的鼓动，中国的官方与民间，几乎同时形成一种舆论氛围：放弃新疆是爱国行为，收复新疆是卖国举动。
在站队的政治压力与官僚的利益诱惑支配下，不少大员成了李鸿章的信徒。在“海防派”的成员里，沈葆桢的名字列入，让左宗棠格外受刺激。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得意女婿。在左宗棠办理洋务运动时，曾重点培养过他，举荐他做了福州船政大臣。
如今大权已经在握的左宗棠，始终不忘柳庄时与林则徐的湘江夜谈。林则徐对塞防认识最深，左宗棠想，这些沈葆桢应该知道。毕竟，林则徐临终前事业托孤，就是将收复新疆的历史担子，一把压到左宗棠肩上了。这些都是“心忧天下”的大事，是国家与民族利益，而不是左宗棠个人私家事情，沈葆桢也应该想得到。
左宗棠心里气啊。收复新疆这副担子，没有交给你沈葆桢，已经愧对祖宗了。
左宗棠猜测沈葆桢是出于官僚利益、人情考虑，违心地背叛了林则徐，也背叛了自己。
左宗棠一生从不背后议论人，但他会当面骂人。以他刚直的性格，自然骂得一点不留情面。他拿着沈葆桢的折子，当着幕僚与部下的面，骂沈葆桢是卖国贼，是林文忠公家的败类，连丧权辱国的李鸿章都看不清。又说林则徐当年被沈葆桢这个大骗子欺骗了，错将女儿嫁给了他。又说曾国藩当年瞎了眼，还保举推荐沈葆桢。
骂着骂着，他放声大哭起来，说自己也是天下第一无用的人，眼看着林文忠公守住的伊犁，被俄国人占领了，自己竟不能收回来。
在场的人听着，有人愤慨，有人惭愧，有人跟着他一起哭了起来，场面悲切，促人泪下。
这恐怕是左宗棠一生中唯一一次因朋友背叛而大哭。
当年在湘阴旱涝灾害相继袭来，全家几乎遭遇灭顶之灾，他也没有哭过。
左宗棠势力单薄，有心保疆，无力争权。他此时最大的痛苦，是不能自己做主。
还能怎么办呢？哭不是办法。他只能通过事实论述，用耐心说服的方法，抛出自己一颗心，争取朝廷的支持，实现收复新疆的大愿。
左宗棠冷静下来，深思熟虑，给朝廷写了一个“为什么要、又为什么能”收复新疆的奏折。
他抓住重点，从反面论证，如果不加强塞防，会带来什么后果。“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按这个速度，北京被俄国侵占，掐指可算。
左宗棠含泪写着，逐渐感觉到，这次西征，有点像当年诸葛亮北伐了。他以诸葛亮作《出师表》的心情，继续写道：我本来只是贫困乡间的一个小小的读书人，多亏了咸丰、同治两位皇帝的信任，才得到现在显赫的头衔。如今，官位已经到顶了，爵位也已经到头了，这些是我年轻时想都想不到的。现在国家边防有难，我只想纯粹去救难，哪里还会想到奔赴新疆再去建功立业，谋个官职头衔？（“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久为生平所梦想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而且，我今年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眼看着黄土就要掩埋到脖子上，既没有功名想法，也不为贪图私利，只想一心担当起国家的边疆危难，为朝廷分担解难。如果不是为了这些，我自己早就放弃了。即使最愚蠢的人，面对这种情况，也应该知道自己怎么选择呀。（“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及不自忖思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亦不出此！”）
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坠泪，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坠泪，其人必不孝；读韩愈《祭十二郎文》而不坠泪，其人必不友。读左宗棠“西征表”而不坠泪，其人必无血性。
左宗棠这篇“西征表”，情感与文采，完全可以与《出师表》相媲美。
为什么要抛出心来呢？左宗棠生性如此。
再愚蠢的皇帝，也分得清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在装假。上奏人的感情、动机到底怎么样，他感觉得出来。当年骆秉章不动声色地用官场计谋去扳倒杨霈，不就被智商并不算高的咸丰皇帝一眼识破，骂他“无耻已极”吗？
李鸿章就不敢像左宗棠这样写，他的内心禁不起坦白。利益面前，官官相护，大家都在装，内心里个个比别人都透亮。装的人多了，就是力量。他希望借助这股力量，来培养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只要朝廷的皇权存在，既得利益集团就不会垮，李鸿章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就可以稳如泰山。
这些话，他能掏心掏肺抛出来吗？
但李鸿章没有预料得到，一个风雨飘摇、随时可能垮塌的王朝，为了江山稳固，需要一个可以向它交心的人，需要一个可以给到自己安全与保护的人，而不是总是粉饰太平，向他报喜不报忧，将皇帝忽悠到棺材边了还大喊“吾皇万寿无疆”的机灵奴才。
左宗棠用他的刚直、真情，直通朝廷内外，简洁、明快、高效。 “西征表”奏折递交上去后， 1875年5月3日，慈禧太后在养心殿召开廷议。军机处、户部、总理衙门各尚书、大臣，当着同治皇帝与慈禧太后展开专题讨论。
可以想见，无论站队，还是利益，他们几乎都朝着李鸿章方向一边倒，只有军机大臣文祥力挺左宗棠，力排众议。
但出乎现场多数人意料，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坚定地采纳了文祥的保荐，当场宣布：任命左宗棠为统帅，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新疆军务”。一切兵、粮、饷、运，都全权交付左宗棠一人负责。
西北告急的节骨眼上，塞防形势急转直下，超过左宗棠预期。朝廷对他依赖般的信任，与诸葛亮当年完全一样。
慈禧太后之所以力排众议，原因在于王朝是她个人的，责任全由她独当。大臣们可以从既得利益出发，关注个人可以从朝廷中瓜分什么好处；她不能。整个朝廷的安危，才是她关注的利益点。臣子想个人好处，皇帝需要的是能担当分忧的能人。
慈禧26岁就能凭本事夺过国家权力，当然有能力驾驭这帮臣僚。她已经全部听明白了：李鸿章说的是朝廷自残的两种方式，接近实情，但傻瓜都不会主动自残。左宗棠的“西征表”，让她看到了信心，也感受到了力量。
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主动请缨，收复国土，无利可图。根据朝廷“谁坚持，谁办事”的规矩，左宗棠从闽浙总督将调任陕甘总督。陕甘比起闽浙，不知穷了多少倍！古往今来，哪有主动要求去贫穷地区的封疆大吏？李鸿章在直隶享尽荣华，正是怕自己去陕甘吃苦，所以才极力主张放弃。想到这里，慈禧一阵心寒：“外托君臣名义，内结防范之心”，口里唱着高调，其实包藏祸心。
慈禧眼下刚40岁，从能力到精力，都还处于上升期，没有老年政治那种暮气，也没有后来显山露水的独断专横。
李鸿章一听，确实傻眼了。他一直在组团竞争，以为胜券在握，没想过惨败。
李鸿章反对收复新疆，除了怕自己支持会派自己去陕甘穷困地区吃苦，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只是他说不出口：如果左宗棠去收复新疆，打仗的银子还不得李鸿章来支持？假使一直收复不回来，自己就得一年一年送银子上前线，事情做了，看不到政绩，做这种冤大头，亏大了。如果左宗棠万一收回来了，则他的功劳已在自己之上，自己搬起银子砸别人的口袋，岂不成“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周瑜了？
李鸿章独自在家生闷气。但这种反方向吹的微风，已经挡不住楚军猎猎战旗飘扬的雄风。
左宗棠马上要调兵遣将，浩浩荡荡杀进新疆。
去新疆前夜，左宗棠脑子掠过几个画面：18岁那年，他在长沙棚户区买到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21岁那年，他在湘潭桂在堂与夫人周诒端学习舆地，自绘地图；27岁那年起，他在陶家读中国地理百科全书； 38岁那年，他在湘江与林则徐对谈新疆边防。这些当年看来完全无用的经世致用学问， 45年后，竟然马上可以全部派上用场！左宗棠心中涌起一股激动。
但国防大事，谈何容易？！更何况，众人都反对的事，一定是最难做的事。
人要取得成功，要主动去做难事。要取得巨大成功，就必须去做一桩世上最难做成的事。
左宗棠逢难必挺。他怎么在戈壁荒漠的不毛之地上建立起自己的不世功业？
[1] 是指“科举时代称有年谊者的晩辈”，是同年登科者两家之间的互称。安徽合肥人李文安与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是1838年的同科进士，属于“同年”。李文安是李鸿章的父亲，李鸿章现在拜曾国藩为师，在师承关系上又属于晩辈。
[2] “合肥”即是李鸿章，他是安徽合肥人，所以他又叫李合肥。东汉以后，人名取字才越来越讲究，情况也越来越复杂，还常常以被取号人的地望、官爵、谥号等命名，如北宋王安石称王临川。
[3] 民国版的《沧县志》曾披露过张宗禹投河后的去向，曰：“张酋败后，逃至邑治东北之孔家庄，变姓名为童子师，后二十余年病死，即葬于其庄，至今抔土尚存焉。其临殁时告人曰：‘吾张宗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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