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 中部 战龙出湖 第十一章 密谋问鼎
密谋问鼎
似可问鼎
1868年底，平定捻军，军务稍息。这时，左宗棠从官场上已风闻儿皇帝同治曾对自己下达过斩杀令，脚底陡然升出一股凉气。
左宗棠有点痛惜地回忆：1861年下半年，湖南籍的官员们，曾对清廷政权去从，有过一次倒戈密谋。
扳倒杨霈，湘官集团与满官集团力量对比开始失衡；樊燮事件中，斗赢官文，湘官集团迎来蓬勃发展的夏天。湘官集团事实主宰了中国的命运，这已经是朝廷上下公开的秘密。
湘官们难道不想再造一个新王朝吗？
而清王朝此时恰好处在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颠荡中。对手握王朝军事实力的湘官，问鼎近在咫尺，机会千载难逢。
1856年至1860年，英国与法国联手，以“亚罗号事件”及“西林教案事件”为借口，联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联军杀进北京，咸丰皇帝北逃热河。
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撒手人寰[1]。
根据遗诏，皇后钮祜（hù，福）禄氏和懿（yì，美好）贵妃叶赫那拉氏同时被尊为皇太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叶赫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
钮祜禄氏就是后来的慈安太后，习惯称东太后；叶赫那拉氏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习惯称西太后。
咸丰皇帝临死前，交代了三件后事：
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
二、命御前大臣载垣、瑞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为顾命大臣；三、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
“御赏”印章名义上由两宫皇太后共同把管，实际掌握在叶赫那拉氏手里。八位顾命大臣如果想要拟发圣旨，得同时加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才能生效，就是说，他们必须征得叶赫那拉氏的同意，才能下发文件。
一权两印，会出问题。从遗诏宣布时起，叶赫那拉氏与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之间，围绕“权力到底归谁所有”，酝酿一场潜流暗涌、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
8月11日，两宫皇太后慈安、慈禧主动召见八大臣。
这次召见的目的，是个见面沟通会，讨论两宫皇太后如何来“垂帘听政”。
慈禧想出个“垂帘听政”的构想，能不能做成，自己没底。她想先探一探顾命大臣的反应，再定对策。
肃顺是八位顾命大臣的头，一听她要“垂帘听政”，激烈反对。理由：一是，咸丰皇帝遗诏没有安排这个事情；二是，根据清朝祖制，也从来没听说有过皇太后可以“垂帘听政”的先例。
两宫皇太后一听都很生气：祖宗没有做过的事，我们难道不可以改革创新？王安石不是说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吗？死守祖训有什么出息！慈安皇太后才24岁，慈禧皇太后也不过才26岁，她俩以青年女性的泼辣劲头，与八大臣当场展开激烈的辩论。
肃顺性格刚直，是个火暴脾气，已经55岁高龄，论年龄算长辈，搞了一辈子国家政权，知道国之大事，死生之器，不可不慎。如今大权被两个20来岁的年轻女子笔直道理弯弯绕，绕得八大臣居然理屈词穷，肃顺当时就火冒三丈，“哓哓置辩，已无人臣礼”，在朝廷上当众骂起娘来。
史籍《越缦堂国事日记》里说，肃顺当时气愤至极，声音震动四方，骂得这座临时皇宫的台阶都在隆隆作响，才满5岁的儿皇帝同治被他的怒吼早吓得放声大哭，尿湿了裤子（“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涕泣，遗溺后衣”）。
两宫皇太后却没被吓倒，仍然坚持要“垂帘听政”。“一个权力，各自表述”，辩论共识达不成。八大臣再次商量：先答应两宫太后也可以；吵架惊了大行皇帝，在地下也不安，不妥；回到北京再解决这两个妇人不迟。就不信8个饱读诗书的老头子辩不赢2个没读什么书的年轻女子。
不想，问题就出在“回到北京”上。
农历九月二十三日，咸丰皇帝的棺材由热河避暑山庄运回北京。八大臣跟着同治皇帝和两宫皇太后，从承德启程。
两宫皇太后上月已经探出了肃顺的态度，心里有底。慈禧心想，对付这帮老家伙，必须拿出蝎子心肠来。于是暗地密谋布置，只等回京，马上和八大臣搞一次胜券在握的生死决斗。
两人带着同治皇帝，只陪了一天灵驾，谎称皇帝年龄太小、自己是年轻妇道人家，沿路多有不便，抄小道飞速赶回北京。
八大臣哪里想得到两个20出头的小寡妇会设阴谋？依然梗直了双脚，跟着咸丰皇帝的棺材，心情沉重，边哭边走。碰巧这几天从河北到北京一路在下雨，道路泥泞不堪，行进十分缓慢。
两宫皇太后比八大臣足足提前4天到京。她俩充分利用这4天安排，对八大臣设计完满圈套，决定采取霹雳手段。
26岁的慈禧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对搞宫廷斗争，却像先天就懂，无师自通。她当即在大内召见29岁的恭亲王奕訢，通过他，将政权、军权、人事权，全部掌控起来。
事实上，奕訢早在热河时就与两宫皇太后全部密谋安排好，已经做好了关键的两步：第一步，迅速提拔醇郡王奕缮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握实际军事权力。这样，慈禧握稳了枪杆子。
第二步，御史董元醇提前造舆论，上奏折请求太后权理朝政、选一二名亲王辅佐。这样，慈禧又握稳了笔杆子。
奕訢提前回到北京，早早笼络了驻扎在京、津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作好了发动政变所需要的全部准备。
农历九月三十日，八大臣终于到京。他们沿路商量，吸取上次辩论失败的教训，苦思出不少怎么当面对付两宫皇太后弯弯绕的话，务必将她俩说服弃权。
八大臣正准备早朝当面发表意见，没承想两宫皇太后抢先用军事做后盾发动了政变。同治皇帝与两宫皇太后，在皇宫里当着满朝文武，宣读在承德就预先由醇郡王奕譞（xuān，聪明）写好的谕旨，不由分说，宣判了八大臣的罪状。
一切来得太突然，八个大男人目瞪口呆！都还没反应过来，已被两个青年寡妇现场“双规”。
1861年农历十月初六， 26岁的叶赫那拉氏慈禧，以同治皇帝并两宫皇太后的名义，果断地对八位顾命大臣做了以下处决：肃顺判处斩立决；
载垣、端华赐令自尽；
其余五位，革职查办，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肃顺是八大臣的头儿，反抗最烈，遭遇最惨。他不知道，自己在热河临时皇宫里“声震殿陛”的痛骂，让慈禧痛恨入骨，忍到现在，快速将他斩于菜市口，总算出了这口怨气。
通过辛酉政变，慈禧太后扫清了障碍，攫夺取了中国最高的皇权，如愿以偿，实现“垂帘听政”。[2]
天上有乌云翻滚，地上必暗流乱涌。
那段时间，正好是湘勇破太平军最艰难的关口。安庆的咽喉，被曾国藩用“围点打援”战略成功掐断，形势急转直下，太平军已成强弩之末，湘勇实力如日中天。
全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政治的权力握在慈禧太后手里，军事的实力握在曾国藩手里。
政治想利用权力的运作，将军事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军事未必就不想通过武力的手段，再来发起一次军事政变，直接夺取政治的权力？
这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辛酉政变那段时间，朝廷内部的秘密，对湘官集团几乎全部封锁。他们在充满了焦虑、不安的各种传言中，只知道一点，咸丰皇帝死在热河。
其他细节，基本靠猜。
但正在膨胀的军事实力，让湘官集团内部在酝酿该发生一点什么了。
那段时间，湘官集团各大员通信频繁。通过樊燮事件，湘官几乎全员出动，通力营救。通过这次行动，团结性更强了，凝聚力也更大了。
现在，他们固然需要讨论作战计划，但战斗之外，他们还商谈了些什么？
商谈的秘密内容，不见于任何正史。当然，这种绝密级的事情，正史也不可能取到材料，但野史说得有鼻子有眼。左宗棠后人左景伊通过研究，揭开了鲜为人知的秘密。他们在激烈地讨论两个事情：一是湘勇打败太平军后的前途问题；二是天下与国家未来的归属问题。
两个问题归结为一个，就是湘勇到底是将来解散，还是现在起来倒戈夺权？
根据野史记载，综合各种版本，梳理后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第一个提出倒戈夺权的，是左宗棠。他军务缠身，托胡林翼给曾国藩送了一副对联：神所依凭，将在得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翻译成白话，神州现在要靠国藩兄带领湘勇，老曾你最大的功劳是取得神州；所以，中国最高权力这口锅子，到底有几斤几两，你去拿来掂一掂，掂得起来，就提过去算了。
这里用到了一个典故：“问鼎”。 “问鼎”就是图谋夺取国家政权的代名词。[3]
左宗棠意思直接，劝曾国藩带头号令，将湘勇组织起来，挥戈倒逼，夺取清朝政权。
曾国藩将对联拿在手里，表情生冷，神态严峻，不说一句话。
胡林翼见他没有表态，担心建议被及时否定，便又快速从怀里掏出一封信，说：我也有一联，不妨一起来向仁兄请教。
曾国藩伸手接过，打开一看，上面写着：“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胡林翼“喜任术”，说话转弯抹角，本来看不出什么意思。但有了左宗棠的铺垫，用意就显现出来了：用霹雳手段推翻清朝政府，用菩萨心肠来安定天下苍生。
曾国藩看懂了，欲言又止，摇了摇头。
曾国藩没表态，湘官集团一班要员，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机遇关口，他们都急切盼望，能从曾国藩那里得到一个他们想要的确切答复。
曾国藩一手培养起来的爱将彭玉麟[4]，这时也按捺不住了。彭玉麟现在已是安徽巡抚，他从池州专门赶到安庆，给曾国藩送来一封密信。曾国藩小心翼翼地拆开，几个大字，让他的三角眼发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彭玉麟为人用情专一，持身严谨，这种性格与曾国藩同类，因此他们很谈得来，曾国藩常常引为知己。但没有想到，这个与自己一样，平时胆小谨慎的学生，居然也来鼓动他夺权。
面对众人的鼓动，曾国藩的心被架空了。
在众星捧月的时刻，他战战兢兢，隐约有那么一丝激动。但他害怕这种激动，很想让心落下来，哪怕能踏实一刻，也好。
彭玉麟见曾国藩没作声，自己先表态了。他说，我看今天，已经进入混乱之秋，咸丰皇帝早死，现在皇位落到一个六岁（虚岁）的娃娃手里，这是国家之大不幸。这个时候，凡是有爱国心、爱民心的人，都应该挺身而出，当仁不让，将国家与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但举目四顾，除了我们，没有其他人能够了。现在湘勇既然将灭掉长毛贼，担当起擎江山的大任，湘勇的统帅，理所当然就是一国之君。
彭玉麟这一番直接而激烈的话，让曾国藩张口结舌。他一直以为，彭玉麟与自己最合得来，会十分谨慎地，甚至是避而不谈地面对目前的局势。让他没想到的是，左宗棠用对联虽然生猛，但还算含蓄；胡林翼狡猾闪烁，听风打拳，多端多义；而彭玉麟居然会如此直接，如此通脱地将问题一下子全部挑出来。
三个湖南人同时来劝，曾国藩已经没有退路。他必须在“顺从儿皇帝”的朝廷与“夺取政权”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不能骑墙，不能似是而非，更不能举起左手打右边的人、举起右手打左边的人。他必须直接、干脆、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否则湘官集团内部意见分歧，会发生分裂。
曾国藩决定，现在暂时都不表态，以他这么多年对事情的洞悉，对事务繁杂、争执剧烈的官场关系的处理，凭经验可以判断出，现在还没到表态的时候。他不能直接拒绝同壕的同乡战友，弄到最后三对一，让自己陷入孤立。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噩耗传来，湘勇的顶梁柱式人物胡林翼病死于任上。
这对率先倡议倒戈夺权谋划的左宗棠，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左宗棠一直跟胡林翼交情最好，也跟他最谈得来。
左宗棠与曾国藩谈不来。他俩性格，几乎全相反，直接沟通难以谈成事。而胡林翼天才的智慧，公子哥儿的做派，“喜任术，善牢笼”的风格，让他在衔接这两人关系上能发挥巨大作用。
野史流传一种说法，胡林翼事先基本设计好了：夺权成功，左宗棠来做皇帝，曾国藩与他自己来掌握军机、内阁大权，分别做宰相。
为什么是左宗棠当皇帝呢？胡林翼从21岁跟左宗棠认识，当时就下了结论，“品学以湘中士类第一，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同时，左宗棠性格豪迈，敢作敢当，精力充沛，体健胜牛，如此全面的大才，完全可以承载起掌管中国的重任。
当然了，这只是胡林翼的看法。作为左宗棠一生交情最好、相互也最了解的朋友，胡林翼认定左宗棠可以做。
对于这些流传甚广的野史，左宗棠研究专家杨东梁认为完全不靠谱。因为没有任何正史记载。即使用严谨的学术逻辑推论，也全都是荒诞不经的天方夜谭。但小说家对这些野史格外感兴趣，唐浩明在长篇小说《曾国藩》中，还专门写到过曾国藩晚年对自己没有倒戈的反思，隐约流露出过某种后悔之意。
根据民间野史与小说家言，胡林翼一死，最支持左宗棠、也最了解左宗棠的人从世界上消失了。
夺权大计，就此暂时搁置下来。
想法既然已经挑明，而且大家普遍都有，事情就还没完。
胡林翼追悼会期间，左宗棠悲痛欲绝，他回忆道：“交公幼年，哭公暮齿。自公云亡，无与为善。孰拯我穷，孰救我褊（biǎn，狭小，狭隘）？我忧何诉，我喜何告？我苦何怜，我死何吊？追维畴昔，历三十年。一言一笑，愈思愈妍。”
左宗棠哭声哽咽，满脸被泪水浸湿。回想21岁那年，两人在北京会试，芳华还在，青春不死。如今一转眼，已经天地两隔。交往28年，如果没有胡林翼一再推荐，没有他在关键时候多次相救，左宗棠哪里还有今天呢？胡林翼以自己灵活、机巧的性格，弥补了左宗棠多少性格上的缺失！这样一个肝胆相照的朋友，如今先自己离开人世，就像被生生打断了胳膊，怎不叫人痛彻心扉？！
左宗棠真性情之人，暂时无暇顾及夺权。
这时，一个乱晃荡的名士来了。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闿运。
王闿运是肃顺幕府的红人，上次救左宗棠，做过传话筒。
王闿运， 1833年生于湖南湘潭，现年28岁。其人年少轻狂，狂傲之风，在左宗棠之上。
王闿运是文学家，但首先是个经学家。他跟左宗棠一样，不满足于著书立说，醉心于做天下大事。
王闿运读破万卷，能言善辩。他不愿像左宗棠一样，用行动去实践经世致用，而是选择做一个社会活动家、独立名士，飘忽行世，从经史子集中窥测夺取天下的玄机。
王闿运头脑极其聪敏，年纪轻轻，已将古今学问研究透彻。读破历史，他得出结论：五千年来，中国读书人事实只可做三件事：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
功名之学是曾国藩们走的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王闿运看不起，觉得层次太低。诗文之学呢，就是关起门来，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做一个纯粹的学问家、文学家，王闿运也看不起，觉得对天下的影响力有限。王闿运对史书深度体会观察，独立思考后，发现了“帝王学”最适合自己。
“帝王学”是一门什么学问呢？“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的玄之又玄、深不可测的天人之学。王闿运既然发现了它，当然要拿自己做试验，身体力行去实践它。
说得神乎其神，看上去万分玄奥，让人高不可攀，用白话概括，“帝王学”也简单：总结洞悉历代帝王权力交接瞬间的全部背后机密，了解他们的人事把控上不为人知的谋略，造出时势，来为自己夺取最高权力服务。
在千篇一律的仕宦面孔前，王闿运鹤立鸡群，特立独行，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纵横家。
书生夺权，没有实力，最简捷的途径，靠忽悠。王闿运从小以战国苏秦、张仪为榜样，以游说四海为职业，以合众连横为己任。
自此，王闿运专门出入帝王将相、总督巡抚之间。但因口气过狂，位低人卑，常遭人鄙视，郁闷了一阵。他又从孟子书中找到了启发。
孟子有句名言，叫“说大王，则藐之”，看到君王，首先就在心理上看不起，在气势上压倒他。孟子见梁惠王时，隔老远就指着他的脑袋说：“望之不似人君。”你这个什么梁惠王，长得不但像小偷，还像个被抓到的小偷，好意思说自己是个什么君王？
王闿运活学化用，发明一句话，叫“见大官，则藐之”。巡抚、总督或更高级别官员，每次只要碰面，不分缘由，首先看不起他，劈头盖脸，引经据典，将人家臭骂一顿。湖广总督端方讨好地送给他一个砚台，他拿起砚台，旁若无人，大笑道：“端方端方，不端不方”。借砚骂人，端方听得脸都绿了，却只好赔笑。此类狂放故事，多不胜举。[5]
中国出了个王闿运，从此“官不聊生”。高官们后来见他背影怕得不行，隔老远就毕恭毕敬对着他烧香。
王闿运虽志大才疏，但有读书人的风骨，不媚雅，不媚俗，不媚权。曾国藩后来送他一栋豪华别墅“湘绮楼”，专门请他写《湘军志》。他毫不隐讳，好事坏事全进书，因写得过于真实，将曾国荃攻克南京后的烧杀抢，全部真实地记录下来，害得曾国荃紧急追查，密令销毁原版，气得要请黑社会暗杀他。
王闿运凭两片薄唇，纵横天下。他实在过于渊博，一般水平的学问家、官员，听他一席谈，最后都像进了云山雾海，茫然不分天地四方，只好被他牵了鼻子走。但看出他门道的人，则有点讨厌他。郭嵩焘就很不喜欢他。有次他听王闿运吹，听完后评价说，闿运先生的话，“将使东西易位，玄黄变色，而实祸中于国家矣，尚得为衣冠视息之伦乎？”郭嵩焘认定他是“祸国大家”，比纵横家始祖鬼谷子还可恶。
眼下中国变乱，谋取帝王高位、检验帝王学的成色，对王闿运都是绝无仅有的千载难逢机会，他当然要紧紧抓住。
他抓住追悼会的空隙，来游说曾国藩。
他说，曾国藩啊，你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你带兵冲进北京，当面宣布西太后垂帘听政非法，支持八位顾命大臣，将小皇帝扶上来；一条是你在东南举起大旗，打出为天下万民做主的口号，将天下反对慈禧太后的人，全部凝聚起来，我再跟肃顺提议，让他出面，邀你来做皇帝。
王闿运正在肃顺手下做幕僚，曾国藩当然会揣测他提肃顺的用意，莫不是肃家门下说客？但曾国藩自己是关系谋略家，听出了王闿运的单纯与幼稚，他居然还没有预判出肃顺作为顾命大臣潜在的危险。这个28岁青年，好像他来发个邀请函就可以让曾国藩做成皇帝，这话口气很大。
王闿运知识渊博，才思敏捷，弄得江湖名气大，曾国藩口才不行，既欣赏他，也有点怕他。两人躲在军中密室，王闿运口若悬河，曾国藩心细如蚁。听着听着，曾国藩心里开始暗笑：夺取天下哪里比得你写文章、喊口号，土地要一寸一寸来夺得，皇位要一枪一枪来打下，我曾国藩虽然反应没你快，难道小王你只需凭智巧将我忽悠得晕头转向，天下就可以唾手得到了吗？没这回事。
王闿运继续口水四溅，曾国藩神情冷漠。等他说完了，曾国藩用食指沾着茶水，在桌上漫不经心地写着、画着。王闿运低头一看，是一连串的两个字：狂妄！狂妄！狂妄！……
满腔热情被迎头浇上冷水，王闿运戛然而止，不辞而去。
王闿运踌躇满志醉心的帝王学，第一次被曾国藩用几滴茶水就浇灭了，怎么会死心？游荡江湖后，又回衡阳船山书院教学生去了。
他这次是真选对路了。王闿运学问根底深，口才一流，天生做老师的料，果然教得桃李满天下：除了教出画家齐白石，做了康有为的太老师，还教出了个著名的学生杨度。
帝王学在学生手中梅开二度：杨度帮袁世凯搞君主复辟，自己差点做成宰相。只是“筹安会”臭不可闻，王闿运也嫌弃它，预感到大祸临头，辞职报告都来不及打，主动辞去中华国史馆馆长，快马加鞭躲回湖南。
帝王学的发明人王闿运用自己和杨度做了两次实验，被实践证明破产。
王闿运是举人身份。像左宗棠在陶澍家做家庭教师一样，他也在肃顺家做过家庭教师。左宗棠的理想是做当代诸葛亮，志在相国；王闿运的理想是做当代“六国宰相苏秦”，志也在相国。论天分，比才华，看狂放，与左宗棠难分高下。但他一生不干实业，不办实事，弄得智慧空对空，所谓“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一生惨败，败在没有实体支撑起大梦这点常识上。
王闿运信奉“经世致用”，但却不接地气，不通过办事来践行理想，却梦想依靠“顶层设计”，单靠谋略与算计来实现拜相封侯。他因此也成了左宗棠最生动的反面教材。学生杨度挽王闿运联“旷代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委婉而含蓄地指出来，王闿运要想做天下大事，只能走左宗棠式的实干路，否则，即使是“旷代圣人才”，也只能做个逍遥世外的飘逸仙客，大出息是没有的。
王闿运虽对左宗棠有过救命之恩，但左宗棠自称“家本寒儒，世守耕读”，对名士极其反感。
他教育儿子左孝威说：名士是“不祥之物”，做人“尤不可有名士气”。因为“名士之怀既在，自以为才，目空一切，大言不惭，只见其虚骄狂诞，而将所谓纯谨笃厚之风悍然丧尽”。这段话间接地将王闿运否定得一干二净。
问鼎大计，因胡林翼去世，左宗棠无望，曾国藩冷淡，无疾而终。
谁都清楚，三人缺了任何一个，都干不成。楚军规模太小，没有湘勇加盟，最好不问。
但问鼎的小打小闹，还没有完。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湘官集团大员曾国荃、彭玉麟、鲍超[6]等人密谋，决定拥戴曾国藩自立。
这天夜里，高级将领30多人齐集大厅，打算重演“赵匡胤黄袍加身”。曾国藩早有预料，他赶紧挂出一副对联，以表心迹，劝手下别干傻事。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一班湘官大员愣住了，不知道曾大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对联含蓄得不能再含蓄，但看着看着，他们明白了。“倚天照海”，背靠着天，照看着海，还得靠老天。谁是天？皇帝。当然没想法自立称帝了。
他们哪里知道，曾国藩一生最怕的事，是别人劝他当皇帝。
早年已经有过两次机会。一次是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石达开说他势力雄大，已经举足轻重，为什么不独立出来，与自己联手干？曾国藩马上派兵打他，再不跟他见面。一次是忠王李秀成被俘，他公开表示：愿以长江两岸数10万余部，拥戴曾国藩称皇帝。曾国藩听得心惊肉跳，第二天就给在安庆的儿子曾纪泽写信说：“伪忠王曾亲讯一次，拟即在此正法。”不但没听进去，反而抓紧将劝自己当皇帝的李秀成杀了，好像要灭口似的。
外人看来，曾国藩既不近人情，更不可理喻。
理学大师将自己的情感、欲望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终于让人越看越模糊。
曾国藩为什么生怕别人来劝他当皇帝？
未可问焉
曾国藩与左宗棠同是湘官集团里举足轻重的人物，一言一行可以兴邦，一言一行可以丧邦。
所以，当胡林翼将左宗棠的对联给到他后，没有当场答复。
过几天后，胡林翼要给左宗棠回音，曾国藩琢磨着改了一个字：“似可问焉”改成了“未可问焉”。
曾国藩改好后迅速给胡林翼瞄了一眼，马上点火烧掉。
他怕留下证据。
这一改，意思就完全反了。他劝左宗棠不要猛狼打起病虎的主意，放弃倒戈夺权。
曾国藩为什么劝阻，还要烧掉？
与朝廷对他早有防备有关。前面述及，曾国藩第一次督湘勇打下武汉，咸丰帝喜出望外，在奏折上批示说：“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当即发布新的任命，叫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他还对军机大臣们说，军兴以来，出征将帅连战皆败，而曾国藩以一书生，竟能建此奇功。军机大臣出来提醒，咸丰皇帝马上收回任命，而改授“兵部侍郎”空衔。
朝廷对湘勇的态度，一直矛盾加犹豫。一方面，恨不得湘勇强大，可以一夜间剿灭太平军；另一方面，又非常担心它强大起来，某天拥兵自重，挥师北上，将刀架上自己的脖子。
湘勇不是“经制兵”，非国家正式军队，他们跟太平军一样，起于陇亩，经费自理，唯一的不同，是枪口对谁的问题；太平军专心来消灭朝廷，湘勇在帮朝廷作战。
只要湘勇调转枪口，就成了“湘勇天国”。而朝廷在军费、粮饷、编制上，对它根本无法管制，这正是担心的根源。
曾国藩不能说对倒戈夺权之计全无想法。他考虑后，发现不行。根本的原因，首先在自己的旗子上。
1853年，曾国藩一介书生领兵，起兵之时，就在出征檄文道出了他兴师的理由，是太平天国引进“拜上帝教”，根本是个邪教，将中国传统的道统全部破坏了，弄得“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道统既坏，曾国藩要以捍卫文化的名义，来驱邪立正。
为了说明起兵的合法性，他将正义性进一步扩大化，说：“将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天下凡是读书识字的人，都不能再袖手旁观，而应该站出来捍卫道统、文化。而我曾国藩不过是这千百个读书识字人中的一个。
中国古代有名教，名教崇拜文字，认为字有灵性。出师的名义，落纸成文字，既是号令部队的旗帜，也是对外宣传的文告，还是百年后的墓志铭。既不好改，也不能改。
比较三国，蜀国的政治纲领是“兴复汉室”，刘备早期一直打中山靖王刘胜的牌子。但刘备骨子里的目的，并不是要“兴复汉室”，而是要先“三分汉室”，再“自创汉室”。
但口号既然弄得天下皆知，道德正义就成了他的立国之本。为了这个口号，诸葛亮明明知道“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迫于道德前后要保持一致的压力，不得不六出祁山，穷兵黩武，霸蛮去“兴复汉室”，最后将自己弄成个军事实力跟不上个人能力的好战分子似的。
蜀国是被立国之前这个政治纲领拖累亡国的。
曾国藩熟读“三国”，看清了这点。他是文人，通历史，重伦常，内心顾忌感很大，不可能像五代后周武夫赵匡胤上演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自立为帝。
左宗棠极力主荐湘勇倒戈夺权，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左宗棠来说，则没有任何道德的压力。
他既非进士出身，也非体制内成长起来的高官。他的民间独立身份一直明显：跟张亮基合作，他是打酱油的；跟骆秉章合作，他是帮忙的。相见则同欢，不欢各分散。他没有发布任何檄文，也没有以任何口号，来号令属下卫道。他所以出山打天平军，目的是“保卫桑梓”，热爱家乡跟保卫政府，没有多少关系。
曾国藩的道，是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曾国藩将人所有自然的、本能的、真实的一面，全部按照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刻意地扭曲、改变、掩盖，真实的曾国藩，云遮雾罩，云深不知处。
左宗棠的道，是孔孟儒学，“求真理，立功业”。
信奉“经世致用”，是“求真理”的理论基础，一心梦想做当代诸葛亮，是“立功业”的行动基础。这些都不可能被集权的意识形态所桎梏住。
但曾国藩即使夺权成功，只会被后人归为王莽一类。已经位极人臣，权力的诱惑，无法激发他再生出巨大的贪婪心。而夺权的目的，无非想名垂青史。现在湘勇已经功勋卓著，顺其自然做下去就可以名垂青史，倒戈夺权反倒可能遗臭万年，不如不动。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就是曾国藩反复权衡倒戈利弊后，得出来的坚定结论。
即使这些顾虑用“打落牙齿和血吞”的莽撞与冒险可以全部消除，就曾国藩本人受到的教育，也决定他做不出来。
曾国藩受教育路径与左宗棠完全不一样。曾国藩一直是体制内熏陶出来的，儒家文化的孝臣忠君思想，在日夜的跪拜与磕头中，几乎已经沉淀为他的基因螺旋。“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封建官僚的规矩、保守、固化程序，让他瞻前顾后，丧失了“豪雄盖代”的气概。
以曾国藩谨慎的性格，对夺权成功后，能不能稳住阵脚，维系长久，也没有多少把握。湘勇内部有分裂的可能性，淮军势力脱离出去也会对自己造成威胁，八旗骑兵主力在北方依然存在，捻军起义、回民叛乱，西方列强的眈眈虎视，曾国藩都会将它考虑成政治与军事风险。
而且事前他没有这个打算。事非预不立，曾国藩办团练时理想就是卫道，而没有想过倒戈，中途也就没有夹带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比方暗地囤积军队，专留作推翻朝廷用。临时变动计划，会多么粗糙难成啊。
作为湘勇统帅，周全考虑下来，还有一个深层的问题，就是真正的政治纲领，他们没有。
太平天国往小处说有“天朝田亩制度”，往中处说有“资政新篇”，往大处说有人人平等的“天国理想”。
湘勇如果夺权成功，也不过是改朝换代，甚至只是朝代的中期过渡，也就是打倒老皇帝，自立新皇帝，弄出个“后清”政权。这在当时可以过把皇帝瘾。除了叠床架屋瞎折腾，历史进步作用，几乎没有。
不错，曾国藩与左宗棠发起的洋务运动，是经世致用的科学与技术思想的实践，属于新鲜血液，正能量，能引领未来。但纯粹的科学与技术，不能当作引领政权的意识形态。
何况，曾国藩创办洋务运动，目的只在维护政权稳定。 1861年，他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是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工业企业，只生产子弹、火药、枪炮。这与左宗棠创办甘肃呢织总局，专注民生大异其趣。而不着眼民生，先军政治，这样的政权没有未来。
事实上，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后，之所以垂帘听政成功，正在于对政权制度有创新，她的权力结构，有内阁责任制的特点：皇帝保留问责权，办事实权在宰相手中，五个军机大臣，行使宰相职权，已经打破了皇权独裁。
历史的潮流，天下的大势，逼得皇权现在必须下放分权。 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洋务运动带来新的市场经济初步形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民主共和开始萌芽。谁能在意识形态上引领未来，谁就能掌握主动权。
显然，精通传统儒学的曾国藩不懂得这些。他所以办洋务，因为在技术上他信奉经世致用，但作为整个满清王朝第一号的理学大师，在意识形态上，他是集权政治的忠实拥护者。这一点《讨粤匪檄》已经说得很明白。太平天国即使被他定义的邪教，但多少有资本主义的内容。而曾国藩刚好对这些资本主义的新东西最排斥，他用三千年前周朝的“华夷之辨”，来处理中西文化的冲突。用“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拱立一个睥睨天下的天朝上国，这种极度保守的观念，与国门已经洞开，时代需要平等、民主、自由的改革开放意识，完全在反其道而行！
所以，湘勇无论是否夺权，无论夺权是否成功，意义都不大。
湘官们密谋问鼎，只能心中想想，变不成行动。
这也注定了，左宗棠还要与朝廷合作。通过政府这个平台，继续去实现自己的抱负。
在国家与社会完全混同的19世纪的中国，官职与爵位，让左宗棠与普通官僚无异。诸葛亮是一个国家理想主义者，现在的官员左宗棠，最醒目的价值，在于他朴素的国家理想主义追求。
左宗棠心忧天下，忧的是天下苍生的幸福，这种政治理想，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发展。
清朝这座大房子，在迎风摇晃。忧心的左宗棠要马上赶过去，打下地基，建造梁柱，支撑这座将倾的大屋。
一个擅长打地基、造梁柱的“建筑工”，声称必须多造顶梁柱才能救朝廷，这时碰到一个专门搞粉刷的“裱糊匠”，此人声称给腐朽木刷红漆、粉饰太平才能救朝廷。
“建筑工”碰到“裱糊匠”，狭路相逢，都要对这座房屋来做修理，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激烈争斗？
中国边防保卫战，即将打响。
[1] 清朝皇帝在承德时的寝宫。建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皇帝曾说这里“四围秀岭，十里澄湖，致有爽气”，题名“烟波致爽”，将它列为三十六景的第一景。 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咸丰皇帝携东、西等后妃出北京至热河避难，居于此殿。
[2]这次政变，因同治热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故史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表现了手腕，也迎合了历史潮流。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的顾命大臣，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皇权由此出现二元：议政王奕訢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最大的特点是皇太后与奕訢联合主政，但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随之产生一个新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有满族两人、汉族两人，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的军机结构局面，左宗棠后来就在这种体制里做军机大臣。
[3] 鼎是古人用来做饭的锅。周朝及以前，中国权力最大的人是厨师，他掌握给每个人分饭。毛泽东说，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大？吃饭的力量最大。所指不同，意思相近。世界上什么东西权力最大？掌握别人做饭的工具。周王后来就铸造一口大锅，立九足，象征九州。周鼎一立，象征国家政权。
周王朝势力衰弱，诸侯雄起，实力对比改变，猛狼开始打起病虎的主意。春秋时，楚庄王陈兵于洛水，向周王朝示威。周王派出使者去慰劳，“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楚庄王就问使者：周鼎有多长、多宽、多高、多重？周使怀疑起来，你问这些长宽高干什么？以前可从来没人敢来问，关心天子也不是这么关心的。回去后，楚庄王野心暴露，果然按同等规格、尺寸，自己也造了口一模一样的鼎，然后发起战争，刀锋直对周天子：你傀儡，我称霸。
[4] 彭玉麟祖籍今衡阳市衡阳县渣江镇， 1816年12月14日生于安徽省安庆府。清末水师统帅，湘勇首领，人称雪帅。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曾左彭胡”，是大清“中兴四大名臣”。是湘勇水师创建者，也属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之一。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
[5] 类似的故事还有。袁世凯曾请王闿运出山当中华民国国史馆的馆长，王闿运上任第一天就宣布：全馆人员都放假回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月五号来领薪水就可以了。后来每月五号，一帮老翰林都到他的保姆周妈那里领工资，一月要发掉工资1万两白银。老翰林拿了钱过意不去，问为什么不要他们坐班，王闿运说：“这中华民国有什么史可写，不就是梁山泊与瓦岗寨罢了”。他当了几个月，又宣布解散中华民国国史馆，不辞而别，自己回到老家湘潭，耍足了名士派头。
[6] 鲍超（1828－1886），晚清湘勇著名将领，最早跟从广西提督向荣，后加入湘勇水师，提升至参将。咸丰六年后，改领陆军，带领的部队称“霆军”，为湘勇主干之一。曾与太平军转战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官至提督，封子爵，后来参与过淮军镇压捻军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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