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 中部 战龙出湖 第十章 一起一落
一起一落
总督闽浙
左宗棠带领楚军，以血肉之躯打拼，换来浙江巡抚官帽。
1862年1月23日，清廷正式授予左宗棠浙江巡抚官衔。
准确地说，这是画在纸上的官帽。浙江事实已经完全被太平军占领，浙江各级地方政府已被太平军武力推翻。
朝廷以太平天国的土地做封辖地，是何心意呢？往好里想是鼓励士气，信任忠臣；往坏处想是惠而不费，批发官帽来换取前线士兵的鲜血。
戴上这顶纸糊的官帽，左宗棠已经没有退路。他必须拿下浙江全境，坐实成为真正拥有浙江土地与民众的巡抚。这当然还要付出成倍的血汗代价。
前线将士正在流血浴火，朝廷内部陡生事端：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病死于热河避暑山庄行宫（今河北承德市）。
咸丰皇帝一病死，慈禧太后紧急发动政变，将重用汉官集团的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都处理掉了。
这对湘官集团一班人，无疑带来巨大的冲击。肃顺是将左宗棠从刀口下救出来的第一恩人，也是曾经提拔曾国藩、胡林翼的上级。
湘官集团的命运变得悬拟起来。如果朝廷顺藤摸瓜，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可能会被一锅端。
慈禧太后工于心计，喜怒不形于色。表面上看，她像不知道肃顺跟湘官集团有什么瓜葛，照着咸丰的老样，对湘官一如既往地重用。
表面上的平和，掩盖不了骨子里的凶狠。慈禧太后铁腕肃敌，开始垂帘听政。
对左宗棠来说，远在千里之外，除了奏折的审批对象变了，还不能感觉到什么明显不同。他与湘官集团就此事专门秘议，曾国藩态度不冷不热，他也就不再过问了。
安心下来，静观一会，他对朝廷玩弄权术、关系，到底再没有什么兴趣，又埋头办自己的事。
官帽一戴，他感到肩头责任陡然变重：自己既然已经奉命治理浙江，浙江土地上的民众都需要自己负责；既然又奉命督办，东南地区的大局也需要自己来负责。
但大战对社会已经造成毁灭性的灾难。浙江被打成了一副千疮百孔的图画，烂纸一张，要治理好，百废待举。
左宗棠行走浙江，看到的全是“昔时温饱之家，大半均成饿莩，忧愁至极，并其乐生哀死之念而亦无之”的乱世衰象。“所过之地，分粮煮粥，俵散钱米，然涓滴之泉终难有济”。
他的眼眶湿润了。
民众物资极度匮乏，作为责任压肩的父母官，他能够做的，是带头在浙江搞节俭，以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他给自己立下两条清规戒律：一、凡是不到宴请宾客的时候，绝对不用海产品做菜；二、寒冬腊月的天气，只穿乱麻和旧棉絮做成的衣服。
他身先垂范，将自己的工资管起来，每月除了向柳庄家人寄200两白银做基本生活费，其余全部捐掉救灾。单是宁波海关一地的收入，左宗棠每月可得8000两白银。他全部捐掉，直接转账划拨给赈灾机构。
左宗棠这样做，不为装样子、做形象工程。他既没有在全省发起大规模的官场节俭运动，也不以自己节俭就标榜道德，而是充分考虑全省官员的个体差异性，承认“未必人皆似我之省约”。自己只做个示范，官员是选择学习还是反对，都由他们自己决定。既不开会表彰，也不私下惩罚。
处身乱世，战火仍在烧，战争大于建设。为早一天将巡抚帽子戴稳，将浙江土地、百姓夺回来， 1862年2月13日，左宗棠率军开进浙江开化县。
这时，他遇到了打仗以来一个大难题，军粮严重短缺，士兵几乎要酝酿哗变。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在左宗棠伤透脑筋也拿不出办法时，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主动求见，来人叫胡雪岩。
胡雪岩一进门，就拜倒在左宗棠脚下，仰问左大人有什么需要帮助？自己愿意效犬马之劳。
左宗棠愁眉紧锁，随口问：你能不能10天内帮我筹集10万石粮食？
胡雪岩很着急地说：10天？士兵肚子不是早饿空了吗？
左宗棠惊讶起来：难道你还可以更早给到我？
胡雪岩说：如果巡抚大人需要，我3天内可以运来。
左宗棠岂止需要，是太需要了。于是很信任地说：我等你运来。
三天后，胡雪岩果然如数送来10万石军粮。左宗棠长嘘一口气。过了几天，胡雪岩又送来意外惊喜，加赠楚军20万石。
天上掉下个胡雪岩，帮忙解决了军粮难题。打仗的事，有谱了。左宗棠高兴得不行，当着胡雪岩的面，朗诵起苏东坡的词来：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左宗棠形容当时的情形，心怀感激，说胡雪岩“前次浙亡时，曾出死力相救”。
真是奇怪，左宗棠每到危机关头，总有“贵人”相助，让他化险为夷。
难道真有某种神秘力量，在悄无声息中安排一切？
其实，胡雪岩捐助左宗棠的真相，说出来就一点都不神秘了。
这些粮食事实早运到杭州了。胡雪岩为保险起见，将它偷偷藏在海湾某个港口附近。
胡雪岩原来是准备将这30万石军粮全部赠送给王有龄的。
胡雪岩与王有龄，在早年结交下了一种在当时看来非常独特的官商关系。
胡雪岩童年时家里很穷，靠帮人放牛养活自己。等到年龄稍大，他就去了一家钱庄（相当于今天的银行）当学徒。穷苦人家的孩子能吃苦，胡雪岩埋头做事，从扫地、倒尿壶之类的杂活干起。三年师满，庄主见他工作勤劳、办事踏实、做人机灵，就提升他做了“跑街”。
“跑街”就是帮老板讨债以维持生计的人，每天的工作，相当于在证券投资者与证券交易所经纪人之间来回传递信息。
讨债与传递信息做久了，胡雪岩摸出门道，草根要混出个人样来，得巴结官员。
但自己位卑人微，与其巴结，不如培养。
他看中王有龄，赌他的前途，就冒险挪用公款500两白银，借给王有龄买“代理县长”。
财务出了这么大个漏洞，经不起查账，庄主当即开除了他。
古人说，腰缠万贯，不如薄技在身。有了在钱庄工作的经验，胡雪岩不怕失业，他已经知道怎么自己开银行。他先在湖州贩卖粮食，赚点小钱养活自己。期间四处活动，筹划自己在杭州设银号。
设银号需要官方批准。刚好王有龄仕途顺畅，从县令到知府一路往上升。对自己落魄时帮助过的大恩人，王有龄懂得怎么回报，就帮助他开办了“阜康钱庄”。
从此以后，王有龄出面支持，政府的公款，就全部存到“阜康钱庄”里，由胡雪岩全权处理汇兑事宜。这种企业，相当于在今天办了家国办民有的垄断银行。
垄断银行生意奇好，原因是浙江地处东部沿海，商业贸易自古发达，工商业文明有几千年的底子，到清朝已经形成全民皆商。商人多，交易大，汇兑工作像人吃饭一样频繁，利润也就像钱塘江潮水一样平地狂涌奔来，胡雪岩几年内暴富。
尝到了利用权力的滋味，品味着商业利润的甜头，胡雪岩在“商人与官员勾肩搭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钱越滚越多。
1860年，太平军攻打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召集绅商，问计如何守城。胡雪岩站出来回答：守城最重要的是粮饷。他自告奋勇，愿意筹钱办粮。王有龄同意了。绅商们现场捐钱填票，胡雪岩拿了银票，冒险穿过交战的前线，去后方大船买粮。
由于王有龄文人不懂军事，带领的绿营实在太不禁打，而太平军又掠杀成性，被湘勇追杀得紧，因此破釜沉舟，不计代价地猛攻杭州城。
太平军大兵压城，曾国藩按兵不助，王有龄坐城待死。等胡雪岩九死一生买粮运来，才发现杭州城已被攻破。自己苦心资助、全身依赖的王有龄一死，竹篮打水一场空！
胡雪岩一阵天旋地转，感到手脚冰凉。自己辛苦投资的官场代言人，居然死了！冷静后，他想：得赶紧找一个隐秘的地方，将粮山米海的船舶藏起来。一方面得防备被太平军劫持，另一方面得再度耐心等待浙江省新东家的到来。
度日如年地等待了两个多月，左宗棠果然盛气凌敌地出现了。
胡雪岩迫不及待，主动求见，孤注一掷，将宝全转压到左宗棠身上。
左宗棠回忆胡雪岩告诉他的情景，“咸丰十一年（1861年）冬，杭城垂陷，胡光墉（胡雪岩字）航海运粮，兼备子药，力图援应，载至钱塘江，为重围所阻，心力俱瘁。”
左宗棠被胡雪岩的真心实意打动了。有了后勤资助，楚军如虎添翼，左宗棠率士兵乘胜追击，在浙江再度赶上李世贤。
强强遭遇，你迫我击，互有胜败。
但楚军的转机很快就出现了。
朝廷从楚军的生猛战绩中看到了希望，也不遗余力来支持。 1862年秋冬交替的时节，新任命的浙江布政使蒋益澧带了8000兵赶来助战。
左宗棠实力陡增。太平军势力却在锐减。这时，曾国藩的弟弟曾老九——曾国荃已经率领湘勇将南京团团围住了。太平天国首都告急，李世贤奉命回南京增援。主帅一走，留下的部队，失去了灵魂，像一群无头苍蝇。
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士气消长也在改变。楚军粮食管够，肚子有饭，打仗有力。到1863年2月，左宗棠发起猛攻，三战三捷，太平军防线彻底崩溃。浙江全境，已经可以预期重新回归清廷。
掌权才3年的慈禧太后，看到沦陷区卖一顶官帽子，就可以换回全部失地，更加乐意做这样的买卖。
这段时间，慈禧打心眼里高兴。看着左宗棠浙江连捷，她嗅到了清廷中兴的希望，也庆幸自己没有借清理肃顺将湘勇统帅顺手给清算掉。
对比自杀的前任巡抚王有龄，慈禧已经明显看出一个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同一个浙江，王有龄来抵抗，总汇报说“全浙糜烂”，看得叫人灰心；左宗棠一来，军粮不问国家要，军饷也不要国家发，却打得太平军落荒而逃。
真是没有不好的地，只有不会耕的人。
慈禧太后冷静盘算：左宗棠这样的人才，既然可以振兴一省，是不是将来也可以用来振兴一国？
想到这里，慈禧太后不再犹豫，定下决心，全力支持左宗棠。 1863年5月，清廷又下谕旨：闽浙总督着左宗棠补授，仍兼浙江巡抚。
闽浙总督与两江总督平级。这距离两江总督陶澍预言左宗棠将坐上自己的位置，已经过去25年；距离左宗棠第一次出山，刚好11年。
太平天国已经日薄西山，灭亡指日可待。虽然再没有大战，小追击战仍然不断。左宗棠得寸进寸，步步为营，逐步推进，到1864年4月，如期攻破杭州城。
在一群亲兵的拥护下，左宗棠第一次走进浙江巡抚衙门，坐上巡抚交椅。
一个40岁才出山、 48岁才做官的草野读书人，面对这种身份陡变，一时难以平静下来。早年的率真与狂放，遭遇的屈辱与嘲笑，如今全都成了历历往事，如烟如梦。
捧着光荣与梦想，左宗棠百感交集。
慈禧在北京接到战事节节胜利的奏折，笑开了花。她说：左宗棠虽是一员儒将，带兵打仗还是挺有本事的。 10天后，论功行赏，左宗棠加太子少保衔，赏穿黄马褂。
到1864年10月底，左宗棠又被朝廷加封为伯爵。
左宗棠被不断飞来的荣誉跟勋章压得做梦都要笑醒了。
今天的左宗棠，不再是当年湘阴农村那个心高气傲的小青年了。那些年，不断遭遇挫折，导致失意，产生彷徨。带着一种激愤，他自称当代诸葛亮，希望“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
现在，他功成身高，要践行“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嫉”了。
朝廷将荣誉主动送上门来，他头一次变得谦让，说：“封赏伯爵，自顾何能？允收成命。”但朝廷封下的赏，哪里有收回的道理？便又下一道谕旨，对他先表扬夸奖一番，最后说：“着无庸议”。告诉他不用再装清高。但左宗棠还在推辞。朝廷最后答复，就七个字：“知道了，毋须固辞。”慈禧有点不耐烦了，左老三不是一直高调吗？今天怎么谦虚起来？皇上给你的赏，你领了就是，再辞我就发脾气了。
三辞过后，左宗棠于是名正言顺地接受了伯爵的封号。
左宗棠如此谦虚，一是贵族伯爵的封号，对昔日 “湘上农人”像块一吨重的勋章，接住它不无惶恐。二是左宗棠第一次面对巨大荣誉，激动失措，学曾国藩又不像，谦虚过了头。
荣誉面前，左宗棠首先想到感谢左家祖先。他说：这些都是我的先辈们积下了恩德，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开始兴盛了，而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而已。我很担心因为自己得到太多，用得过度了，反而招灾，让祖上的恩德在我身上“陨坠”，所以“夙夜兢兢，实不敢有一毫喜色”。
被荣誉肯定、激励，左宗棠信心更大。浙江全境既定，他继续挥戈南向，剑锋直指福建。
这时南京已被焚城。[1]太平军余部约30万人，在李世贤率领下，在福建漳州建立了一个占领区。
太平军余威仍在，清廷不无担忧。为了激励左宗棠，彻底消灭太平天国，1864年11月9日，他的伯爵封号晋级为一等，赐名“恪靖”。叫“一等恪靖伯”。[2]
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52岁的左宗棠，跟臣相诸葛亮，只有一步之遥了。[3]
左宗棠决定尽早扫清太平军，以腾出时间来治理和建设。早年会试路上抄下的经验，柳庄科学种田的实验，今天在福建与浙江都可以派上大用场。
太平天国这时已成散兵游勇，彻底消灭只是时间问题。到1866年2月，在广东黄沙嶂，太平军最后一支部队被楚军追上，追到一个叫金盘堡的地方，杀死了部分，俘虏一部分。至此，太平天国彻底覆灭。
从1860年8月10日成立楚军，在长沙金盆岭召开誓师大会，正式走出湖南开战，到今天彻底消灭太平军， 5年半。
左宗棠回忆， 5年多来，在战争陷入胶着状态的时候，自己也曾有过彷徨。彷徨中，请算命先生打过一卦。算命先生说，“嘉湖做战场，末劫在钱塘”，如今，嘉应州有钱塘的废墟，正好和末劫的说法相对应。而“金盆岭”和“金盘堡”居然也前后相应。他怀疑是不是真有命运一说？慨叹道：这真是一个神奇的事情（“亦一奇也”）！
从1852年入幕指挥打仗，长达14年的残酷战争生活，终于告一段落。
左宗棠再度想起隐居、柳庄生活的幸福梦，在战后闲静时思念起来，竟然如此绚烂多彩。
那是个出彩的美梦，也是自己27岁那年所憧憬的生活：“愿从此为樵为渔，访鹿友山中，订鸥盟水上，消磨锦绣心肠，逍遥半世”，如今功成名就，是要好好体验一下生活了。想到这里，他不禁心驰神往，当天写信回柳庄，告诉大儿子左孝威说：我盼望已久的“从此可解甲归田”马上可以实现了，这“岂非幸事？”
左宗棠对和平生活如此渴望，缘于他对战争的负面作用看得很清楚。他说，《易经》里有句话，“圣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很明确地将战争定义成“毒天下”，打仗是迫不得已。他希望通过治理好国家，永远不让战争发生。天下的叛乱都是从小地方发起的，如果平时有好的地方官保护好老百姓，清查保甲，分清好坏，切实地办理好这些实事，将叛乱消灭在萌芽状态，哪里还需要什么戡乱？！太平天国之乱是前车之鉴啊！他教育儿子们，希望他们将来做个能耕作也能断文识字的人，不要再学自己。[4]
14年来，左宗棠身份最大的变化，是从乡绅、教书先生，民间乐善好施的慈善运动发起人，摇身变成闽浙总督、一等恪靖伯。
无论是平乱，还是治理建设，他都被慈禧认定是一等一的人才，朝廷已经离不开他。他与林则徐一样了，“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
他的官开始越做越大，官帽上那颗红宝石，变得越来越大。那就是传说中的红顶子，象征权力与荣誉，是数以十万计的血肉之躯结晶出来的光。
生在乱世，除了戡定叛乱，他别无选择。
眼下，他还要去打仗。等待他的，是又一场艰苦卓绝的拼杀。
只是，这一仗打下去，他的前途遭遇意外：自己的官帽打落在地，脑袋差点也跟着掉地。
帽落平捻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彻底覆灭，几乎同时在陕甘地区，朝廷又逼出捻军起义与回民变乱。
捻军起义声势之浩大，可以跟太平天国相提并论。
捻军产生原因，就含在名字里。
捻军名字的含义，意即揉捏而成的军队。捻军源于捻子（也称捻党），产生于清康熙年间。
“捻子”最初是安徽、河南一带游民，他们有捏纸，将油脂点燃，烧油捻纸作法，节日聚众表演，为人驱病消灾收点钱。早期捻子只向乡民募捐香油钱，兼卖油捻纸。
但“捻子”成员相互熟悉后，阶层迅速聚合，组成一个秘密民间组织，成员由游民也转移成农民、手工业者为主，活动在皖北淝水和涡河流域（涡河位于淮北平原，是淮河第二大支流）。
到嘉庆末年，捻子集团增多，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经常在安徽亳州﹑阜阳，河南、江苏﹑山东等地护送私盐。
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国家自然灾害，战乱频繁，物质严重短缺，“捻子”趁乱做大，通过向老百姓敲诈勒索、恐吓取财，获得组织经费，进而组成捻军。
捻军每个人头上都披着搓捻得像酒鬼一样的头发，作为军队标志。表示起义的队伍由原来许多小股武装、后来逐渐搓捻成大股武装。人多的一股叫大捻，人少的一股叫小捻。
捻军到了后期，首领主要是两个：西捻军梁王张宗禹，东捻军遵王赖文光。
捻军规模日大，因利益冲突，与清政府逐渐发生武装冲突，朝廷派兵镇压。但当局上层腐败，地方治理不力，加上太平天国支持，导致越冲突越镇压，越镇压越强大，强大到捻军终于起义攻城。
清廷感觉到了捻军的威胁，派出蒙古族将军僧格林沁将军带兵镇压。
1865年4月，数万捻军从山东汶上进入郓城的水套地带，僧格林沁亲自率军追剿，双方在曹州发生遭遇战。
僧格林沁用“军分三路合击”战术围剿捻军，结果惨遭失败。他的三路部队全部败退到已被捻军抢光、烧光、杀光的荒凉村庄。捻军在村庄间开始全力反击，僧格林沁的部队被死死围住，粮草、水源断绝，僧格林沁下令：不惜一切代价突围。
捻军再次打破常规作战，发挥神出鬼没的游击战优势，僧格林沁军队被打得晕头转向，分不清东西。一路跌跌撞撞，僧将军逃到一个叫吴家店的地方。清点一下亲兵马队，已经消耗了近半。要命的是，这时，投诚归入僧部的捻军叛变，帮反击的捻军里应外合夹攻。
僧格林沁内外交困，慌了手脚，抽出佩刀，乱砍一气。捻军强悍，战斗一久，僧格林沁的战马活活累死，人扑通倒地。
捻军蜂拥上来，乱扎乱砍，僧格林沁转眼尸首异处。
僧格林沁可是蒙古贵族出身的清军大将。他是道光皇帝姐姐的过继儿子，1825年继承科尔沁郡王爵，先后做过御前大臣﹑都统等职，在八旗全面衰落的晚清，像祖先成吉思汗一样英勇善战。
这样一位一流王族大将阵亡，让整个清廷彻底震撼。明白捻军是一个强大的军事武装集团，是个拥有大规模杀伤实力的暴力组织。
朝廷紧急升级战争规模，以消灭太平天国的规格，来对付捻军。
国难思良将，朝廷首先惦记起曾国藩。
1865年，功成名就的一等勇毅侯曾国藩，正坐在两江总督的官位上，享受权力与生活。
54岁了。从1853年创办湘勇起，经年用脑过度，带兵在前线遭遇恐吓过多，先后自杀三次，一旦平静下来，才发现身体垮得厉害，精力明显下降。
朝廷一纸令下，命曾国藩领兵去扫平捻军。
曾国藩一看，心里窝了一肚子气。去年湘勇攻下南京，朝廷暗地里威逼他自行解散湘军，他感到十分憋闷。表面装得十分顺从，暗中移花接木，将湘勇转移成淮军，培养学生李鸿章做接班人。[5]
现在他手无寸兵，朝廷对他不用防范。曾国藩却十分谨慎起来。已经功成名就，拜相封侯，位极人臣，可以摆资格，没必要节外生枝，弄得晚节不保。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曾国藩爱惜羽毛到了敝帚自珍的地步。他生怕在暮年走错一步。尽管朝廷一再催促，他只管发牢骚，上奏折尽力推脱。
朝廷一看不对。你翅膀硬了，我动不了，但我可以诱惑你。于是照湘勇当年先授实权再办事的方法，任命他做“剿捻钦差大臣”，授他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八旗、绿营文武的权力。
这种封官许愿，超越了侯的待遇。
曾国藩对“曾侯”变“曾公”有兴趣。遗憾现在湘勇裁得只剩数千人，他管辖的淮军，统帅却是学生李鸿章，而缔造淮军的李鸿章，却无权统兵，“帅”与“军”分离制衡，师生相互牵制住了。
曾国藩知道，眼下凭实力干不出实绩。但也愿意被动去做个样子，以取得主动权。毕竟朝廷这样来敬酒，再推脱就是大不敬。
但曾国藩此时已成理学大师，完全没有了办团练之初的草莽，甚至连草莽冒险的进取心、血性、锐气一同丧失干净。圆熟与世故，让他的军事思想由攻转防。
总结了僧格林沁猛攻导致失败的教训，他提出自己的战略部署：在安徽、河南、江苏、山东四省十三府重点设防，改变“尾追之局”，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他在战区坚壁清野，设立了“良民册”与“莠民册”。有良民证的不问，没有良民证抓到立即法办，试图从细胞里瓦解捻军。
曾国藩又在运河、沙河与贾鲁河上推行“河防”：强行在土质松软的河岸上建立堤墙工事，试图借这道“新的长城”，将捻军困死。
但这边堤墙工事还没修好，捻军大部队已经快马加鞭，从开封以南轻松突破河防，挺进到清兵薄弱的山东。
山东是北京的天然屏障。朝廷内部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文官们质问：刚刚剿灭18省太平军的湘勇优秀统帅曾国藩，剿捻已经两年，只能剿出这点水平吗？不敢相信。
有官员直接弹劾他，说曾国藩“自污”，就是故意装无能。
曾国藩自知理亏，怕污点伤及名誉，出来回答质疑：“权位不可久处，益有忧谗畏讥之心矣。”趁机提出隐退。向朝廷请半年病假，没批准；又请求开缺，以散员留军效力，仍没批；最后他请朝廷削掉自己的封爵，还是没批。
清廷开始拿曾国藩头疼起来。用不得，骂不得，罚不得。他早说了不来的嘛，他打不赢，你不信，现在理反倒站到他一边了。军功如此显赫的侯相，主动申请削掉封爵，是摆老资格，谁敢真动他？谁动谁威信扫地，等于自残。批准请假吧，又没人顶他；以散员留军，更是烟雾弹。
清廷哑巴吃黄连，反复权衡，只好临时换帅：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李鸿章继任“剿捻钦差大臣”。
李鸿章行吗？朝廷没底。但有一个人让朝廷有底。
左宗棠。
太平天国被剿灭后，朝廷防湘勇统帅防得厉害，担心曾国藩与左宗棠结盟。现在战争已让曾国藩走开，朝廷第一个想到要将左宗棠请进来。
但这只是朝廷的想法。
左宗棠对战争开始敬而远之。战争以屠杀敌人为职业：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是“毒天下”，不得已而为之。
左宗棠的兴趣，在办事、搞建设。
早年湘水校经堂传授的“经世致用”教育，已经深入他的骨髓：青年时期在湘阴农村，他实践农业科技，研究的是科学种田；现在做闽浙总督，治理福建、浙江，他对工业科学再次投入了极大的兴趣。
工业科学如何去践行？左宗棠想到，得在马尾办一个船厂。
1866年7月14日，左宗棠规划了福州船政局（马尾船厂），作为中国第一家军舰生产基地。
配合福州船政局，左宗棠创办“求是堂艺局”，即福州船政学堂。
学堂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学堂为制造学堂，又称“法语学堂”，主设造船专业，意在培育船舶制造和设计人才，开设有法语、基础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机械学、船体制造、蒸汽机制造等课程，优等生可被派往法国学习深造。后学堂为驾驶学堂，也称“英语学堂”，意在培养海上航行驾驶人员和海军船长，专业为驾驶，后又增设轮机，下设英语、地理、 航海天文、 航海理论学等课程，优等生可选送英国留学。
开办福州船政学堂，用左宗棠自己的话说，“一面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字子弟入局肄习”。
福州船政学堂1866年12月23日开局招生，严复以第一名被录取。
作为主体的福州船政局制造新式兵船、炮舰，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造船企业，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左宗棠筹来47万两白银做创办经费，马上动工。他规划：以后常年经费从1866年11月起，由福建海关月拨五万两，养船经费则由福建省厘金局（相当于今天的税务局）提供。
这是洋务运动大潮中的第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左宗棠因此成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人。
就在左宗棠满脑子规划中国未来船厂时，捻军大乱。他的洋务计划跟着被打乱。朝廷一纸命令，左宗棠被召唤，从闽浙总督的位置上走下来，直奔平捻前线。
左宗棠有点依依不舍。毕竟，自己刚刚打下的福建、浙江，经战乱后百废待举，船厂才起了个头，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怎么搞，洋务怎么弄，他才理清思路。
不能抓全局，就抓重点建设。左宗棠想：船政大业是百年大计，决不能就这么半途而废。
接替自己的新任闽浙总督叫吴棠。吴棠为人怎样、办事如何？会支持船政局，还是会反对？左宗棠没底。自己与吴棠平级，无权管理，万一吴棠兴趣不大，或者反对，一纸文件下令将福州船政局关了，就可惜了，自己人走政息，白搞了。
左宗棠得马上找个船政大业的接班人。这个人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能完全听命于自己；二、熟悉情况，是福建本地人；三、言必信，行必果，有非凡的执行力。
环顾中国官场，符合这三个条件的，找谁呢？左宗棠将人物在脑海里逐一自问，一个名字突然跳了出来：沈葆桢。
沈葆桢，福建省侯官县（今福州市）人，生于1820年，比左宗棠小8岁。左宗棠想到他，中间还有层特殊关系：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
16年前，林则徐约见左宗棠，湘江夜话，以新疆事业托孤。现在，左宗棠就要去完成林则徐未竟的大业，对他的外甥兼女婿，以船政事业托付，这一切不是太好了吗？
沈葆桢自己的想法怎样呢？左宗棠没底。他决定当面谈，因为沈葆桢就在眼前。
沈葆桢与李鸿章是“同年”，因在江西抵抗太平军有功， 1861年被曾国藩向朝廷举荐，做上江西巡抚。
但就在巡抚任上，母亲突然去世，沈葆桢回福州老家丁忧。
怎样才能让沈葆桢出山？左宗棠根据自己青年时代被张亮基、骆秉章请出的方法：亲顾家门，现场邀请。
第一次光顾“沈庐”，左宗棠热情高昂，亲自到福州宫巷请沈葆桢出山。不想热嘴吃了冷豆腐，沈葆桢只一个劲地推脱说“重孝在身”，不能赴职。
左宗棠拿不准沈葆桢是不是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诚意，那就充分表达诚意试试看。不久又马上第二次光顾“沈庐”。不想又白去一趟。
回去后，左宗棠看明白了，沈葆桢要的不是自己的诚意与姿态。
那他要什么呢？
经过一番换位思考，左宗棠想明白了：沈葆桢有许多难处，最主要担心受吴棠制约，办不好事。
对症下药，自己先帮他扫除掉这些障碍，再请出山不就水到渠成了吗？
左宗棠立即着手办两件事：
一，向朝廷上奏折，申请将福州船政局升级为朝廷直管部门，不归闽浙总督管辖，“凡船政奏折无需经过巡抚衙门，仍由沈葆桢会臣领衔”。
二，命令胡雪岩准备好办船政局需要的银子，而且以后船政局凡是需要用钱的地方，全部由胡雪岩负责解决。
第一件事很快又来回应，朝廷很快批准了左宗棠的申请，当即下发了圣旨。胡雪岩经商事业正如火如荼，当即向左宗棠保证资金到位。
左宗棠带着圣旨“三顾沈庐”，对沈葆桢宣读：“朝廷已特命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其经费一切会商将军、督抚，随时调遣，责成署蕃司周开锡不得稍有延误。”
沈葆桢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左宗棠送的这个“大礼包”太突然，诱惑力很大：政府优惠政策有了，钱也不要自己发愁了。于是答应下来。 1867年二月初一，朝廷根据左宗棠的汇报，下旨令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就这样，沈葆桢服期还没有满，就正式出任了“福州船政大臣”。
船政局掌舵的人选落定，左宗棠松了口气。通过诚意感化与政治智慧运作两手，他如期达到了目的，也相信请沈葆桢是找对了人：“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唯沈公而已。”
找好了船政大臣接班，左宗棠接令再去剿捻。
他想起与林则徐的湘江夜谈，事业托孤，西北对中国更重要。
1867年3月，左宗棠统帅楚军，挥师出发平捻。
捻军这时又有了新变化。原来是一个整体军队，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在1866年10月已分为东、西两部。西捻军由张宗禹率领，东捻军由赖文光率领。
左宗棠负责剿灭西捻军，东捻军由李鸿章负责。
到潼关后，左宗棠酝酿了一个平捻的计划，取名“兜剿”。
当时，捻军主要集中在西安以北的富平一带，南有渭河，北有北山，东有洛水、黄河，西有泾水，自然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长方形的天然封闭圈子。
但捻军的作战风格与太平军完全不同，战争的发展不断超出左宗棠的预算。因北山一带的防兵过弱，被西捻军突破，“兜剿”计划失败。
捻军也不像太平军跟楚军搞阵地战，他们的战术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左宗棠始终无法抓住它的主力。
问题的严重性不止这些。楚军在陕晋边界与黄河沿岸打捻军，却意外冲出一支回民武装，完全转移了楚军的注意力。捻军大股，趁机顺利逃到黄河西岸。
要防止捻军过河，楚军被逼由进攻变成了防守。左宗棠想，军队过河需要渡河工具，没工具他不担心。但南方人不知北方气候，左宗棠失策了。
12月22日晚，突然刮起南风，黄河水冻结成坚冰，捻军踏冰顺利过河，杀进山西。
山西全省震动了，北京感觉到了威胁。朝廷惊恐，当即给左宗棠下达严重警告，“着交部严加议处”。左宗棠自己又急又气。
楚军自出来打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哪里遭遇过这种耻辱性的大失败！
“南方牛”碰到了“北方马”。捻军行踪飘忽不定，难以捉摸，楚军气势跟胆魄完全失灵。追赶灵活诡异的“滑捻”，他有点沮丧，心急火燎跟着捻军沿黄河后面追。
好不容易追到山西，捻军不知何时已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河北了。
河北距离北京城，也就一步之遥了。朝廷上上下下吓得跳起来，对左宗棠作了他带兵以来最严厉的批评，又下死命令：只要北京出了问题，“唯左宗棠是问”！
左宗棠自尊又自负，哪里受得了这种气？逢难必挺的他，第一次被逼得想到自杀。
与此同时，李鸿章负责剿灭东捻军。自取代曾国藩，他用离间计，打了许多胜仗。李鸿章安徽人，对捻军习性了如指掌，战场节节顺利，杀了对手几万人，到1868年1月，活捉了东捻军头领赖文光。
东捻军已灭，不想西捻军却进入河北。
慈禧太后紧急召集军机大臣开会。指出：西捻军5万，已经打进定州了。左宗棠的楚军干什么去了？是拿左宗棠开刀的时候了，要革职，夺了他的花翎，脱去他的黄马褂，留在任上，戴罪立功。
紧接着又安排：令李鸿章火速回师北上，保卫北京。
军机会议才开完，直隶总督官文（1867年11月29日新上任）发来紧急奏折，称捻军已经进犯了保定，先头的侦察兵，已经有一股出现在北京卢沟桥一带。
养心殿会议室里，刹那间一片死寂。
儿皇帝同治坐在慈禧前面，第一次发话。他一张口，叫人心惊：如果左宗棠将捻匪放进北京了，就咔嚓一下砍了他的脑袋，让那些不卖力打仗的人看看！
慈禧太后一惊，目示他不能乱说。皇帝开金口，命令不能改。她马上补充一句，看来对左宗棠还不能马上就重罚，楚军是他的，杀了他容易，指挥楚军，就难了。
左宗棠的脑袋，此时成了朝廷手中的西瓜。捧起还是切掉？全看朝廷胃口。
朝廷决策者们商定：左宗棠杀不得，得换思路，恩威并施，既罚也赏，对左宗棠与李鸿章挑明，谁灭了西捻，就重赏谁。
这时，朝廷的精兵、重兵，集中赶来，保卫北京，周围达10万之多。但西捻军首领张宗禹5万人马还在河北、北京一带穿梭，如入无人之境。朝廷大小官员，每天又惊又怕，捧着脑袋睡觉，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提走。
朝廷见重赏不行，又来硬的了，再次处罚左、李，并下令：限期一月，将西捻军全数歼灭。
歼灭自然是一句空话，左宗棠这样的军事天才，一直在卖力的统帅，能歼灭早就歼灭了，不用你催。但不能歼灭，不是左宗棠无能，而是朝廷自己军事安排制度出了问题。左宗棠看出来了，他抱怨说：“数百里内，大臣三，总督一，巡抚三，侍郎二，将军一，如何统御？”大佬扎堆，谁也不会听信谁，谁也无权指挥谁，朝廷不将关系理顺，大佬们无法发挥，只能带着一身本事等死。
跟西捻军作战，成了一场无期徒刑。
到底责任在谁呢？慈禧太后当然不会将责任归罪到自己。
根据这次会议的指示，左宗棠的官爵稍后全被削了。
在官场奋斗十多年，这真像一场别墅换别针的游戏。折腾几下，终点回到起点。
左宗棠与李鸿章虽然严重不和，但只能联手，也只能孤注一掷了。只有打赢，他们才能拣回原职原爵。
西捻军最后居然奇迹般地被歼灭了。
原来，西捻军高层内乱了。左宗棠攻势凌厉，李鸿章率淮军助阵，西捻大军被团团包围。军事高层内部压力巨大，意见开始发生分歧，逐渐产生争吵。张宗禹脾气上来，怒火攻心，将带头内乱的10多个将领一口气全部杀了。这一下军心大乱，将领人人自危，不再争夺北京，而纷纷寻求避战自保。
李鸿章乘隙配合猛攻，西捻军大败而逃。
左宗棠乘胜迅猛追击。 1868年8月，楚军、淮军联手将西捻围困在鲁西北。天助左宗棠，连日下起瓢泼大雨，捻骑不能奔驰，优势丧尽。楚军以练胆起家，擅长肉搏战，这下优势全发挥出来了，个个势如蛟龙，胆壮如虎，西捻军哪里扛得住，瞬时全线溃败。
张宗禹在逃离中失踪，西捻全军顷刻间覆没。
西捻军一灭，左宗棠的官帽，又被慈禧太后拣起来了。拍拍灰，戴到他头上，说几句左老三真不错的话。
出生入死，一起一落。
面对光荣与耻辱，左宗棠充分体验到了带兵打仗与为官从政的起伏，也充分感受到了朝廷与官员间的人情冷暖。
如果在前线卖命时从传言中听到儿皇帝同治说要砍掉他的脑袋，他会作何感想？左宗棠是不是想过：我为什么要揣着脑袋，来忠于这样窝囊、黑暗、无情的朝廷？
专制独裁的皇帝制度，无论官大官小，生活在里面的人，都会不寒而栗。
慈禧发动政变那段时间，朝廷上下昏乱，社会完全混乱；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末世王朝迹象尽显。
左宗棠难道不想改旗易帜，对清廷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倒戈夺权？
[1] 1864年，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率领湘勇攻破天京。历史记载，曾国荃虽能征善战，但屡屡屠杀平民，军纪极差，杀人如麻，南京屠城，为人诟病；南京城破后，曾国藩上奏入南京后，“……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其实十余万人大多是老百姓，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详细记载曾国荃城破南京后，“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彭玉麟见状不满，致函曾国藩，要求他大义灭亲。烧毁南京后，曾国荃立功，被朝廷任命做湖北巡抚。
[2] 封爵是中国古代帝王对有血缘关系的亲族或功臣授予的一种称号，是社会地位高低和享受物质利益多少的标志。一般依据血缘关系的亲疏或功劳的大小授予不同的爵位。封爵制度开始于唐虞夏时代，爵位分为五等：公、侯、伯、子、男。
清朝完善旧制，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成熟，定世袭七品官为恩骑尉从，确立了二十七等世爵制，依次为：公，分一至三等，超品。侯，分一等侯兼一云骑尉，及一至二等侯，超品。伯，分一等伯兼一云骑尉，及一至三等伯，超品。子，分一等子兼一云骑尉，及—至三等子，正一品。男，分一等男兼一云骑尉，及一至三等男，正二品。
[3] 诸葛亮25岁那年，刘备前往南阳三顾茅庐（南阳卧龙岗或襄阳古隆中，有争议），答应出山辅助刘备。 28岁时诸葛亮出任军师中郎将。 40岁那年，诸葛亮任蜀汉丞相，领益州牧。 42岁那年，永安托孤，刘禅即位，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
[4] 《左宗棠家书》“谕知兵事不宜滥用”原文：吾少时好谈兵，于古今兵事，颇有独见灼知之处，遂以此为当道所推许。驰驱戎马，忽已十馀年矣。祸难方殷，未知何时始能底定，长摄归田。然每念及尔等，则惟愿努力作耕田识字之好秀才，佳子弟，不愿学老夫也。盖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易》曰：圣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明指为毒，可知用之者必不得已也。盖天下之乱起于一县，平时保民治匪，果有好地方官，清查保甲，分别良莠，结实办理，自然无事，不宜随便用兵。无论宵小踪迹，出没无常，发兵捕剿，百不得一。即兵实可用，带兵之人实在能干，亦只可用壮声威，以振良民之气，而寒宵小之心。至于清查村堡之人，仍以用本地绅民为主。若以昏懦之官，带无纪律之兵，下乡查访，所到之地鸡犬一空，首要各犯早已闻风远遁。甚或妄拿良民，要功冒赏，而良民亦激为匪祸，且至数年不息。三省教匪，即由地方官派兵查拿而起，其前鉴也。比园平阳会匪一案，感而书此。
[5] 淮军是在曾国藩指示下由李鸿章招募淮勇编练的一支军队。因为兵员及将领主要来自安徽江淮一带，故称“淮军”。成立的原因是， 1861年，太平军向上海进军，上海守备清军不能抵抗，外援英军未到，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总督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军务，湘军驻安庆，上海地方官绅派代表向他求援。曾国藩早有用湘军制度练两淮勇丁的计划，当即命他的得力幕僚李鸿章招募淮勇，于1862年3月在安庆编成一军，称“淮勇”，又称“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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