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 中部 战龙出湖 第九章 三品京堂
三品京堂
独立楚军
樊燮事件，有惊无险，成了“卧龙”变“战龙”的蜕皮石。
时间已到1860年，是左宗棠本命年，距离他48岁生日，还差5个月。
左宗棠刀口下拣回一命，清朝却再次面临灭亡危机：1860年5月6日，太平天国再振旗鼓，新任将领李秀成带兵，以推枯拉朽的速度，一举摧毁了由八旗、绿营统辖的江南大营。
清廷大厦将倾，急需能人来扶。
1860年6月9日，朝廷以谕旨的方式，正式发布紧急任命：命兵部郎中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署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
左宗棠奉诏以“四品京堂”衔候补[1]，随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襄办”就是协助办理，做曾国藩副手。
当时，摆在左宗棠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去江西吴地做“襄办”，二是去四川蜀地做“督办”。“襄办”要去前线带兵打仗，“督办”是去后方治民做官。
左宗棠说，什么“襄办”、“督办”，能不能行事不在一个字面意义的差别上。我立志要去平定吴地，而不是去蜀地当什么官！（“我志在平吴，不在入蜀矣。”）
就像当年拒绝入林则徐幕府，他再次放弃去四川做官，来挑湘勇的重担，选择去枪林弹雨中建功立业。
湘官集团一时人才荟萃，谁来统领湘勇呢？
这就要对国内团练来一次全面检阅。
清朝第一个办团练的大臣是陈孚恩。陈孚恩江西新城钟贤（今黎川县中田乡）人， 1851年奉命在家乡帮办团练。 1853年6月，太平军声势浩荡地围攻南昌，陈孚恩协助江西巡抚张芾、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固守。整个守城工作，由江忠源担任城内外各营兵勇的统一总指挥。
陈孚恩守城有功，当年便获赐花翎奖励。但他无意建功立业，办团练成了他在官场升级的一块跳板。到1858年，他已经成了代理兵部侍郎，又升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
兵部尚书是六部尚书之一，别称为大司马，统管全国军事的行政长官。这个职务在清代为从一品官衔，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位高人显，自然不会答应再来带兵冲锋陷阵。
最有资格的要数江忠源。他是真正将湖南团练做大做强的第一人，可惜因为战场轻敌，在1854年1月的一次败逃中投江，死了。
论资历，统领湘勇，全国之内，也只有胡林翼、曾国藩了。
1854年8月，湘勇攻下了武昌。这是继湘潭大捷之后，湘勇取得的又一个大捷。咸丰皇帝大喜过望，真性情流露，高兴地下谕问，这是不是真的？然后表扬，“览奏深感欣慰”，对胡林翼十分看好。
朝廷推敲来去，发布决定：安排胡林翼来统领湘勇，曾国藩出任湖北巡抚。
但曾国藩接到湖北巡抚新任命，辞谢不去。理由是母丧还在身，不好在服丧期间接受任命。他将辞谢奏折刚发出，同时又接到圣旨，咸丰皇帝改变主意了，宣布湖北巡抚任命作废。两人居然想到了一块。
等曾国藩的辞谢奏折到京，咸丰皇帝又下了一道上谕，解释说：我本打算让你做湖北巡抚，后来又让你“毋庸署理”，为什么？这不是皇帝我出尔反尔。我想了想，就猜你不会接受这个任命，所以赶紧下了后面那道旨。还有一个原因呢，你现在带兵常年在外，不能长期驻守在湖北，戴一个空头巡抚的名号也没什么用。
咸丰皇帝为什么才任命又急忙收回？原来是大学士祁寯（jùn，俊杰）藻知道这个任命后，不冷不热地提醒了一句，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号召乡兵，长驱东下，非国家之福也”。
咸丰皇帝一听，脑子里打了个激灵：不说不知道，曾国藩现在看起来怎么跟洪秀全有点像了？兵部侍郎虽然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但没有什么地方实权。一旦曾国藩巡抚湖北，有了地方行政权，筹措军费将变得容易，湘勇的发展势必会星火燎原。湘勇实力坐大，将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呢？咸丰皇帝的心抽了一下，不敢再往下深想，于是赶紧将曾、胡位置换过来。
屈指数下来，曾国藩办团练已经7年。这些年来，他一直带兵战斗在前线，但流血冲杀并没有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好处，因为每到关键提拔时刻，朝廷最后又总反过来对他防范。理由说得动听，曾国藩内心明白怎么回事。
曾国藩与朝廷磕磕绊绊，关系纠结，前程受阻。结果是，左宗棠1856年已获得一个赏五品顶戴的兵部郎中；曾国藩办团练7年，由从二品的礼部侍郎平级变身从二品的兵部侍郎，至今一直没变。
但左宗棠因樊燮事件因祸得福，整个局面马上要发生改观。这预示湘官集团蛰伏已久，再次赢来飞跃机遇。
现在朝廷既然准备重用左宗棠，那就要火线提拔曾国藩。中国官场多少年来，一直流行这么做。
左宗棠被新任命的前一天，曾国藩也被连加两个头衔：兵部尚书衔加署理两江总督。两个月后，朝廷看只给代理职，不给他实权不动作，不得不动起了真格，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大权，同时还授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这一下，曾国藩结结实实地接住了权力大棒。
大权在握，需要用人。曾国藩当然懂得陶澍当年打造湘官集团的用意。现在，他成了这个集团的灵魂人物，当然要赶快建成一个湘官网络。
左宗棠从“朝廷罪人”变成“朝廷红人”，当代诸葛亮大梦还在。他像当年自写挽联预言那样，预见到了大成功的希望。
但一介书生来办兵，首先遭遇新问题：团练怎么练？没经验。那就边做边看。孔子说，“必也先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左宗棠想好了，军队取名“楚军”。
1860年5月，楚军开始筹备。
楚军名字一出，曾国藩首先吓一跳。他当即投反对票，不好，不行。
曾国藩是古文大家，他对文字的斟酌，谨慎心细到如发。
因为多年身处高位，虚名在外，他时刻处于担惊受怕中。曾国藩怪左宗棠不能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也不想想，湘勇的名字怎么取出来的？从1853年成立起，他为此左支右绌，绞尽脑汁，费尽心机。
咸丰皇帝同意他办团练后，他知道自己带的是民兵队。自古以来，地方武装最容易犯朝廷忌，便极力避开“兵、军”两字。
1854年，要向皇帝全面汇报办团练的工作了，怎么称呼呢？犯难了。曾国藩决定先低调，尽量往小里叫，探一探朝廷的反应，于是叫“练勇”。叫了几次，连他自己都觉得这名字太草根，太随意，不甘心，又换了些五花八门的名字，有时叫“船勇”，有时又叫“兵勇”。
“船勇”和“练勇”一样卑微。“兵勇”开始转弯，触及到名字背后的实质：团练也是兵。
兵勇还是勇。勇兵则是兵。但“勇兵”不合语法，曾国藩不能这么叫。“勇”字叫多了后，朝廷没有引发什么异议，他胆子稍微大一点了，决定再来试探，某次干脆就叫“曾国藩一军”。
这一下够生猛，直接叫成自己的军队了。朝廷似乎也没什么意见。皇帝当时想得很简单，无论你是什么兵，反正都是朝廷的兵。
但曾国藩换来换去的后果，是部队番号像迷彩服，隐隐约约，闪闪烁烁，东一个，西一个，换到最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叫什么了。咸丰皇帝终于被他层出不穷冒出来的新名词搞得头昏脑涨，发起火来：你带的兵到底叫什么？曾国藩见躲不开了，麻起胆子写奏折，说叫“楚军”。皇帝说好，我知道了，从此就叫“楚军”。
曾国藩这个叫法很讨巧，终于点到“地域军队、私人属性”这个实质性的敏感词，而且有文化，“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嘛。
春秋之前，湖南一直叫“荆”，也就是蛮荒野地；楚王争霸时期，中原才正式叫它“楚”，追认是文明开化地。清朝雍正时两湖分闱，湖北叫楚，湖南叫湘；湘楚分家，延续至今。湖南兵取个湖北名，皇帝想防他，也会觉得多此一举。
名字才定下，曾国藩又怕了。他日夜琢磨：我为什么要叫“军”？不行，太刺眼，长远来看，一旦做大了，皇帝看了会防范，对自己不利。
他又要改口了，给皇帝写奏折，说我们叫“湘勇”。
清朝的兵，背上都背一个“勇”。不管他们是真怂，还是要靠个“勇”字来打气、壮胆。这个名字不用解释了，一看就懂。皇帝说好，以后按这个报，不要再改了。
从那以后，湘勇一直沿用于正式的奏折、材料。直到1864年湘勇攻克南京，后来又大部分解散，曾国藩还一直自称湘勇，从来不敢叫“湘军”。
“湘军”最早出现在清朝的正式文件中，是1864年11月21日。曾国藩为纪念南京阵亡的将士，奏请皇帝批准他在江宁省城建立“湘军昭忠祠”。湘勇裁撤以后，才改口叫湘军。[2]曾国藩处心积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见一斑。
左宗棠一出山，湖南团练的气势，就换样了。
无需绕开，就叫楚军。
左宗棠当然懂得，楚军是个旧号，皇帝早知道，很安全，为什么不“借壳上市”？
左宗棠心里在笑话曾国藩，湘勇是什么？一看是民兵。这不是自己灭自己志气？楚军是什么？听名字就像国家正规军队，干吗自己将头上标签往小里贴？没道理。左宗棠也以这个名字，对曾国藩表示不满：你怕我不怕，你办湘勇，我办楚军，楚包括湘，你看着办。
左宗棠有理由看不起曾国藩。论真本事，曾国藩差得太远，除了能鼓吹道德文章，会斡旋人际关系，其他方面哪里比得上左宗棠？但曾国藩运气好，考中进士早，办团练先行，都跑到左宗棠前头。[3]
为楚军之名，两人争论，是他俩第一次见面就争的不和谐的延续。左宗棠认定的名字，他会怕吗？不怕。会改吗？不改。曾国藩反对无效，只好眼睁睁看着“楚军”大旗在眼前摇来摆去。
左宗棠不叫湘勇，独树一帜，独辟蹊径，是故意要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吗？
左宗棠心中其实另有周密的想法。因为从家庭出身到个性到经历，他与曾国藩几乎完全相反，所以办事的风格也截然不同。他不认同曾国藩的建军方法，只有一开始就独门独户，不被曾国藩旗号拘束，他才可以完全按自己的规划来，办出自己的特色。
独立风格，他在陶家教书时已经养成。跟骆秉章合作，以独立身份入幕，是这一风格的继续。眼下，他依然独立行事，不愿附和、随流。
左宗棠创办楚军，很注重独创性。
他首先改变湘勇360人一营的做法，而采用被曾国藩开除了的将领王錱（音、义同“珍”）每营500人的建议。他任用王錱的弟弟王开化做总理营务，刘典、杨昌浚做副手。
左宗棠第一个打破曾国藩招收兵勇主要来自湘乡籍的传统。他在湖南长沙、湘乡、郴州、沅州、湘阴等府县招募兵源。这样一来，就彻底规避了“尽用湘乡勇丁，无论一县难供数省之用，且一处有挫，士气均衰”的风险。
筹建楚军，前后花了两个多月。到1860年8月10日，打仗的、烧火的、做饭的、挑担子的，加在一起，共5804人。真正专职打仗的， 5000兵。
楚军的管理人员构成也很特别。湘勇传统，重用读书人。曾国藩营官基本只用儒生，他的用人原则是“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左宗棠营官则基本用武人，他的用人原则是“止取其能拌命打硬仗耳”。曾国藩用将都跟自己一样，高学历；左宗棠用将的第一标准，就是考不上进士的，最好是举人，考不上没功名的也没关系。[4]这种观念差异，造成曾国藩用的人会做官，左宗棠用的人会办事。
前面10年里，左宗棠已经做了两届幕府，在湖南大权独断，大胆提拔人才。通过实践，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用人有法，没有定法。统帅只需要根据自己的个性、特长来选人。将领是统帅性格、才能的延伸。
现在兵马已齐，左宗棠开始第一步——治军、练兵。
他计划用一个月时间来做这件事，练好后就马上拉出去开打。
左宗棠没读过一本军事教科书，刚好可以天马行空来设想。
他发明了一套很特别的练兵法，分三步来做：首先是练心，其次练胆，最后练习操刀弄枪，并总结出一个新理论：“治军先养气，治病先养心，乃不易之理也。”[5]
治军靠养气，这就需要统帅有气魄。左宗棠的气魄，一方面来自于天生，“燕颔虎颈”，气壮如牛。另一方面也来自他的经历，早年科考的失意，在湘潭桂在堂寄眷，“居妇家，耻不能自食”，让他心中积蓄了一股气。这本来是一股怨气，属负能量，但左宗棠受儒家经典、诗书熏陶，找到了用武之地，将这股气转化成了正能量。他在柳庄书下“天地正气”挂在大门上，“怨气”变“浩然之气”，标志心理成熟转化过程完成。
而早年舆地学研究的科学实践精神，农学实践的漫长等待与精耕细作特点，已经锻炼出了左宗棠的耐心与细致性格。这种风格带进军事中来，造就左宗棠另一个特点：跟诸葛亮一样，小心谨慎，事必躬亲，场场亲自指挥。
尤其是穷苦的幼年生活，以及楚狂接舆的地域性格影响，造成左宗棠个性刚直、率真，让他不喜欢虚假，用人只看做事能力，凭亲戚、关系，都没用。
因为刚直，不喜欢绕，他对待部下、士兵，都非常坦诚。刚直的人一不喜欢骗人，二最恨别人骗他，所以楚军士兵很少有谎报军情邀功的。当兵的与当官的不会相互猜忌，大家放心，所以同心。
左宗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廉洁。穷苦的生活经历，让他知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对贪污、浪费，会产生一种排斥本能。因此他的军队，也被带得很廉洁。
公生明，廉生威。左宗棠“以勇敢、朴实为宗”，在楚军中的威望、号召力，迅速树立起来。
短短两个月，楚军已经练好。这是左宗棠出山以来，完全按照个人风格，独创出来的一支军队。是好是坏，交给战场检验。这5000兵，作为左宗棠起步的家底，将要跟随左宗棠征战一生。
楚军规模为什么如此之小？一方面因为朝廷限制，另一方面左宗棠自己也认为足够了，兵在精，不在多。
现在，太平军士气正盛，如狼似虎；满清朝廷眼看着摇摇欲坠，鼎破鹿亡。
左宗棠怎样率领楚军，来挽救这个垂死的王朝？
中流砥柱
操练完毕，楚军以独特的面貌，诞生在中国大地上。
左宗棠很快接到曾国藩下达的第一个战斗任务，援助曾国藩驻扎在安徽安庆的湘勇，取道江西，去打太平天国的征西军。
这是曾国藩安排的战略。军事上的说法，叫“围点打援”。
曾国藩的战略分析是：南京是太平天国的首都，安庆是南京的喉咙，只要锁死安庆，然后切断，太平天国就会指日灭亡。但这样做有很大风险，太平军为了给自己松喉，大部队会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赶来增援，而江西正是主要援道。左宗棠只要守住江西，来一个打一个，将援兵打尽了，胜负就已分出，余下的事情，是直捣金陵南京，捉拿天王，清扫残余势力。
曾国藩这一着布局确实够狠。正因为下手狠，所以太平军会不顾一切地来突围，这样一来，压力就全靠左宗棠顶着。成败直接决定安庆归于谁手。
1860年9月，左宗棠率部队从长沙金盆岭出发，经过醴陵，向江西开进。作为独立的军事统帅， 48岁的左宗棠，终于第一次出省作战。
1860年12月15日，左宗棠在江西景德镇与广东会党军迎头打上。楚军士气冲天，会党军应声而败。这是左宗棠“出湖”以来的首场胜利，他非常高兴，写信回家报告说，我10天内连打三场胜仗，连攻下两座城市，自己一个兵都没死，看来我训练他们胆量有效果，后面还有很多胜仗等我去打。
但部队真正开进“围点打援”区，双方都加大火力，集中优势兵力，战争迅速陷入胶着状态。
第一次走出湖南，急于立战功，左宗棠一改谨慎风格，决定冒险。
战斗发生在石门。左宗棠本来派重兵守在景德镇，但石门清军派人来向他求援。进攻石门的太平军由李秀成指挥，他的作战方法跟左宗棠差不多：军队靠气势，派人到处摇战旗，边打边喊，场面宏大，杀声震天，胆小的对手见了心惊肉跳，不敢迎战，主动败退。
李秀成率领一万五千人马，从天京出发，沿着长江南岸，经过当涂、芜湖、繁昌、青阳，刀锋所向，清军败逃，这样一路顺利，军队驻扎到江西石门。
左宗棠知道，李秀成是主帅，正要找他去挑战。现在机会来了，他当然不会放过，马上派王开琳、王开化带景德镇五千精兵，飞速赶往石门救援。
但景德镇就空虚了。杨昌浚（jùn，深）提醒左宗棠：假如李秀成反过来打景德镇，怎么办？
左宗棠已经冒险先做了，心里并没有绝对把握，只好说：不会，他正在打石门，分不出兵来打我。况且，他怎么知道我景德镇的兵全部派完了呢？
杨昌浚到底有些不放心，劝左宗棠稳妥点。左宗棠说，好！按规矩，三百守城的老弱病残，烧火的、做饭的，只要能走得动的，全部跑到城头上去摇旗子，以壮声势。
越是担心什么，越会发生什么。王开琳、王开化走后第二天，太平军插在城内的探子，马上将消息报告李秀成。李秀成一听，机会来了。马上派养子李容发带去三千兵，直取景德镇。
李秀成也是个谨慎的将领，已经听说了楚军的厉害，临出发前，他告诫儿子：左宗棠老奸巨滑，诡计多端。你先弄清楚守城的是左宗棠的楚军，还是江西的绿营，再到景德镇去摸清左宗棠的实力。到景德镇后，要仔细察看，不可鲁莽。
李容发一路想着父亲的告诫，将军队开到了距楚军50公里的地方。楚军探马火速警报，杨昌浚急得不行，连问如何是好，调兵已来不及。
左宗棠沉了一下脸，说，我们内部出奸细了，不然，怎么我们一派兵去，他们就来打？搬救兵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学诸葛亮来一次“空城计”了。
“空城计”好学不好做。太平军将领看过《三国演义》，你再摆架古琴坐到城头去弹，等于告诉敌人：此地无兵，快来捉我。
得有自己的创意，不能照搬古人。
左宗棠决定以诸葛亮的智慧来做当代人的事情。他先派人加急传令王开琳、王开化星夜回来救援。在城内则大肆张灯结彩，大放鞭炮，摆酒庆贺，四下传言前方石门已经捉到了李秀成。左宗棠自己穿上四品朝服，站在门口春风满面，迎接宾客，庆祝大捷。
太平军的奸细听到了，马上出城，向李容发报告。李容发一听，大事不好，救父亲要紧，马上搬兵回石门。
然而，到了晚上，李容发又朝左宗棠杀来。另一路探子已经飞来告诉他，李秀成正在前线指挥打仗，根本没有被抓到。
还没开打，就已经上了左宗棠一个大当，他气得吐血，恨不得马上攻城。但来回一折腾，天已经黑了下来，只好命令部下，赶快绑好云梯，准备天亮再攻。
天蒙蒙亮，李容发准备吹号攻城，去活捉左宗棠。突然听到楚军前后同时擂响了战鼓，呐喊声地动山摇。原来王开琳、王开化接到密报，已经星夜赶了回来接援。太平军腹背受敌，阵脚全乱，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
李容发发现自己连上两当，既怒又怨还窝囊，带着一肚子气，逃回石门，拣回一条小命。
这个“空城计”比诸葛亮导演的要精彩得多。诸葛亮的“空城计”到底有没有，历史上还有争议。
左宗棠将这一仗作为自己毕生经典之笔。《左宗棠逸事汇编》中记载，左宗棠拿诸葛亮跟自己比较，认为这次成功的关键，是利用了敌方的间谍，帮自己暗通消息。这是诸葛亮“空城计”里没有的，所以自己已经称得上当代诸葛亮了。他说：“诸葛公料司马懿必不敢入空城，我却料李秀成必回师返救，料人料事，虽起诸葛公于地下，亦不过如此也。”
出湖作战，战绩醒目，左宗棠倍感振奋。他晚年从新疆回到湘阴，还常拿它跟湘阴老家人闲聊时吹牛逗趣。
眼下他当然没闲工夫吹牛，战事正紧。李容发败走，黄文金再来。
1860年12月20日，黄文金统领数万人马，来切断祁门湘勇的生命线。
黄文金带兵有个特点，看不起打不赢他的人。他称曾国藩是手下败将，很是鄙夷。但他见识了左宗棠的厉害，不是一般的怕，他带着大军压过来，一路上心里不停地发毛。
这次左宗棠再不敢来空城计了。诸葛亮的特点是“一生惟谨慎”，左宗棠也是外松内紧，空城计不得已而用之。
楚军跟黄文金短兵相接，硬碰硬，以会打仗著称的黄文金如自己所担心的，果然输了，他自己也在战斗中负伤。曾国藩很高兴，马上向朝廷报功，左宗棠被提升为“三品京堂候补”。
太平天国开始急了。黄文金都不行，那最后只有派他们最厉害的侍王李世贤来跟左宗棠征战。
李世贤以善战著名，战功显赫，爵位叫“天朝九门御林军忠正京卫军侍王”，一个靠真本事打出来的将领。他曾在天京两度告急之际，配合忠王李秀成彻底摧毁清军江南大营，立下过“救驾之功”。这样一位枭将，可不会怕左宗棠。
这次双方一交手，左宗棠被打败。
左宗棠一败，后果就严重了。景德镇失守，祁门生命线被切断。湘勇3万，30天内等不到军粮；军心大乱，曾国藩再一次想到自杀。他又给幕僚欧阳兆熊写好遗嘱。
曾国藩到底选择自杀还是奏功？全看左宗棠最后是输是赢。
1861年4月，左宗棠迎难而上，主动出击，以5000兵引诱李世贤10万大军，在乐平城展开生死决战。
军事力量相差过大，为了抵消太平军在数量上压倒性优势，左宗棠战前先安排楚军士兵在城外挖筑掩护的战壕，再引水进战壕，将两头堵住，水顺着壕沟溢漫。这样，就可以大大地限制住太平军骑兵。
战阵铺开。强强狭路相逢，接上火力，战斗打得天昏地暗。双方各有胜负，成败陷入胶着。
人算不如天算。楚军人少，已经陷身大军包围，眼看沉没于敌军汪洋大海。陡然间，天空电闪雷鸣，狂风暴雨骤然袭来。暴雨妨碍双方士兵的战斗力，也极大地消耗他们的精气神。左宗棠抓住机会，指挥将领再次发起猛烈的反击，兵分三路，越战壕而出，在泥泞中肉搏。
楚军独特的“练胆”训练，关键时刻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在同样恶劣的环境里，楚军士兵心理素质过硬，在士气上开始压倒太平军。
李世贤部下士兵渐处下风，体力出现不支，精神近乎崩溃，开始败逃。楚军乘胜追击，越战越勇，胆气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李世贤大军全线败逃，一万多太平军战死阵地。李世贤差点被活捉，他换上士兵服，蒙混逃脱。
10万太平军第一次尝到了5000楚军的厉害，李世贤知道再留在江西与左宗棠决斗，是自寻死路。 1861年夏天，他临时改变全军战略部署，从江西转入浙江。
沿路碰上清军绿营抵挡，太平军如入无人之境，见兵杀兵，见将杀将，兵不停步，马不停蹄，长驱直入，顺利攻克常山、江山。
战略转移洞开了浙江西部大门，李世贤兵分三路，再向金华杀去。
祁门危机被左宗棠率楚军一战化解，曾国藩在后方听到捷报，高兴得直流眼泪。
曾国藩抓紧写奏折向朝廷表功，替左宗棠邀功，朝廷很快又发布两道谕旨：3月，命候补三品京堂左宗棠帮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
5月，又授左宗棠太常寺卿。[6]
“襄办”改成“帮办”，表示曾国藩已经将左宗棠当作自己最得力的副手。从入张亮基幕府起，左宗棠出山已经10年，这是他第一次被授予真正有实权的官职。
到这时，太平军主要将领，基本都与楚军交过手。结果几乎都以太平军败逃告终，他们开始害怕与楚军作战。但湘勇与楚军还在合力，对他们进行围剿。
左宗棠在乐平集结楚军，再向婺源挺进。沿路见“人物凋残，为之悲悯”。他知道，这里是程朱理学的发源地，他们的陵墓还在那里，但经过战火的洗劫，程颢、程颐、朱熹的故居已经荡然无存，制度礼仪在民间也丧失得一干二净。程朱与湖南，与长沙城南书院有一段很深的教学渊源，算自己的师祖了。左宗棠恭敬地下马入城，“吊死扶伤，至深感喟”。
李世贤一入浙江，浙江的八旗、绿营全线崩溃。从1861年9月到11月，短短三个月内，地州城市该占领的全被占领，太平军剑锋直指督抚府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大惊失色，连忙向朝廷写信，称浙江关系重大，请求安排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
这是最难得一见、主动求退的官员。平时官员们忙跑官，战时庸官们忙禅让。朝廷一看，明白事态严重性，数天内就下了谕旨，“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
两个月后，根据曾国藩的保荐，“浙江巡抚着左宗棠补授”。
曾国藩这时已经学会了把准时机。从早年岳州、宁乡、靖港失败，曾国藩发现了，凡是自己指挥的战斗，基本上都会失败，他改作躲在后方指挥，多以胜仗告终。曾国藩是帅才，战略布局与政治运筹，是他的长处。
历经8年军事与政治双重的血火考验，在官场江湖的刀山火海中出入，他已经蓄养得深不可测。不但摸透了朝廷上下的脾气，对官场套路，玩起来也炉火纯青。
攻打浙江前，他迅速定下“救浙策略”：表面上积极上奏请示朝廷，推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暗地里又不下令楚军入浙作战。像动物世界里雄师捕杀角马，瞬间的算计与爆发可以做到分秒不差，曾国藩耐心等到李秀成攻破杭州城，才当机立断，下令左宗棠火速开进浙江。同时密奏皇帝，保荐左宗棠做浙江巡抚。
经过这一年多的合作，曾国藩已经离不开左宗棠。他很清楚，楚军以一当百，但就5000兵的家当，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清军在太平军屠戮下死得越惨，则越证明湘勇有存在价值。只有让浙江被打烂得不成样子，他再安排左宗棠去收拾烂摊子，才可以造成“天下不可一日无湘勇”的局面，湘官集团的主动权才可牢牢把在手中。
这在政治谋略里叫“倚敌自重”，曾国藩将它演绎得淋漓尽致。
可怜官员王有龄，成了曾国藩与朝廷钩心斗角的牺牲品。
王有龄，福建省候官（今福州）人，生于1810年，比左宗棠大两岁。他年轻时“为人倜傥，有奇气”，不屑读八股之学，跟左宗棠一样，科考取仕因此断路。
但王有龄祖辈多高官，到自己这一代，沦落为平民，感到愧对列祖列宗，内心惶恐不安。 24岁那年，赶紧去“报捐盐大使”。
“报捐盐大使”，就是花钱买官。清朝卖官爵捞钱是乾隆爷的发明，为了充盈国库，他开了“捐官”先例。“盐大使”是八品官，买下来也不算很贵，办执照、上下打点，要1000两银子左右。费用是左宗棠买秀才文凭的10倍。
1841年，王有龄去浙江报到，经系列“差遣”后，署理新昌县。用今天话说，做了代理县长。
代理县长虽然是花钱买的，但王有龄办事能力强，比考上的官员水平还要好，史书评价他“干练廉明”。
一则小故事，能看出他治县有方。刚到任时，新昌县内多盗贼，王有龄说：“此为饥寒所迫耳。”没有去抓，只出榜公示：“归田者不问，再犯者弗赦”，盗贼们自行解散，纷纷回家种田。
到1851年，王有龄凭出色的政绩，做上湖州府知府。随后因为能干，不断获得升迁，先后做上江苏按察使、布政使。也就在那时，太平军杀进福建，占领浦城，并以浦城为根据地，围攻延平、建宁等府。王有龄马上报告巡抚，亲自安排部署攻防，解了延平、建宁之围，收复了浦城。
1860年，王有龄收复杭州有功，升做浙江巡抚。他这个巡抚当得太不是时候。太平军被曾国藩“围点打援”逼迫，纷纷往江浙一带逃。要命的是，最厉害的李世贤被左宗棠打得带大部队转移过来了。
1861年10月，余杭、绍兴等地相继沦陷，饷源断绝，援师阻隔，杭州“成孤注无可解救”。王有龄有士人气节，坚决不降，与众将官仍坚壁清野，死守两个多月。奈何太平军攻势凶猛，熬到12月29日凌晨，杭州城还是被攻破，王有龄只好以身殉节。
王有龄是在书房中自杀的。陪同他一起自杀的，有浙江省各大小官员，以及王有龄的家属、女眷。数百人集体自杀，场面血肉模糊，与尸体横陈的战场一样，残酷凄凉，叫人不忍目睹。
论办事能力，王有龄是个好官。他擅长治理，清正廉洁，爱民如子，与三国时的刘表相似。如果生在和平年代，他可以做个好父母官；但生在乱世，他只能替朝廷殉葬。
王有龄菩萨心肠，死前仍不忘百姓。为了防止太平军破城后屠城，他留下遗书：“饥不食腐鼠，渴不饮盗泉”。李秀成看到，被他感动了，破城后，不但没有屠城，反而对他进行厚葬。[7]
王有龄一死，浙江彻底沦陷。左宗棠任浙江代理省长，追击太平军余部。
在这里，左宗棠再次追到了强敌李世贤。
楚军凭气势发起凌厉的攻势。这次与上一战一样，双方打得难分难解。李世贤士气不振，开始一路败逃，逃到江山、花园岗。
在花园岗，两军再次碰上了乐平城同样的情形。
这次左宗棠改用火攻。处于攻势的左宗棠，借大火烧得太平军快要无路可逃。节骨眼上，倾盆暴雨骤然袭来。灼烧太平军的熊熊烈火，瞬间全被暴雨浇灭。太平军备受振奋，击鼓出战，楚军将寡兵少，失去火助优势，措手不及，顿时大败。
一次歼灭李世贤部的机会，又这样溜走了。真是成也暴雨，败也暴雨，天助自己，也助对手。
几场大战下来，左宗棠清醒地发现，楚军靠气势是万能的，但不是无所不能的。要彻底消灭太平军，凭楚军5000人马，有点单薄。于是马上打报告请求朝廷调拨人马。经过重新整编，楚军增加到27000兵，规模初具。
在左宗棠整装待发的时候，李世贤也抓住空隙，又重新召集7万人马，去保卫天京。洪秀全这边拒绝李部进京，却严令李秀成回援天京，李世贤只好又改向安徽南部撤退，借以回避楚军锋芒。
让太平军闻风丧胆、望风而逃的楚军，眼下成了湘勇事实的脊梁、朝廷倚靠的中流砥柱。
依靠楚军这支特色军队，左宗棠的战功，越打越大；他的官位，越封越高。
已经大权在握的左宗棠，怎样抓住时机，收拾乱局，将事功迅速做大？
[1] “四品京堂候补”是个什么职务呢？京堂是明清时各衙门长官，意为“堂上之官”。清代对都察院、通政司、詹事府、大理、太常、大仆、光禄、鸿胪等寺及国子监的堂官，一律叫作京堂；职责是负责文书，草拟者叫京卿。中期之后，对官职小但任务重的人，另加三品京卿、四品京卿者，也叫京堂。其实就是不好封官，又要给左宗棠地位，就弄了这么顶帽子，供他暂时戴用。
[2] 湘军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的有15人，位至巡抚的有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不胜数。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投入到曾国藩麾下，还包括一批卓越的工程师、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容闳等，成为晚清历史最显赫的一页，后来的洋务运动也主要由湘军人物一手发起。
[3] 事实上，此时曾国藩如果与左宗棠换个位置，两人的合作或许会更好一点。曾国藩一生谨慎，左宗棠一生豪迈。谨慎属阴性，尚柔，善谋；豪迈属阳性，性刚，善断。做老大要什么本事？一要敢拍板，二要会用人。这需要阳刚气足的人来做。阴柔善谋的人，可以做个好参谋，用人可以，拍板不行。但两人既然已经串位，也只好将就着这么干了，以后的磕碰，肯定会有的。当然了，如果左宗棠率领曾国藩，不见得一定就好，也可能出大错。如果左宗棠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好大喜功，他自己会犯大错，曾国藩也可能会被他活活拖死、整死。
[4] 左宗棠这方面跟毛泽东最接近。毛泽东说“老粗出人物”，对武人将领格外看好。这样安排，在战争年代无疑是优势，所谓处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但和平年代，需要懂科学的知识分子。
[5] 打仗的人最后才学怎么打仗，左宗棠这个想法很新很大胆。这跟他的精气神有关。左宗棠是个精力旺盛得超过蛮牛的人，自己胆气足，部队胆气跟着足，士气这么旺，一般的军队，碰到他气势上就先垮了。两军相逢勇者胜，打仗的技术，学与不学，总之差不了太远。冷兵器时代，胜败关键，看谁不怕死，谁打得猛。
[6] “太常寺卿”是掌管朝廷宗庙祭祀之事的长官，虽属正三品，但也是个虚职。
[7] 残酷的战争年代，让王有龄生不逢时。王有龄买官入仕，以他的才干与廉洁，反受到体制内外一致好评，这构成了对清朝官场最辛辣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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