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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刀下留人

  刀下留人

  祸起刚直

  左宗棠一手策划,扳倒了满官杨霈:1855年6月,咸丰皇帝临时换人,官文接任湖广总督。

  官文是谁?满洲正白旗人。出身军人世家,最初是殿前蓝翎侍卫,后做到荆州将军。

  官文来到湖广,取代杨霈,领导八旗、绿营,与曾国藩领导的湘勇共同平定太平天国。

  官文其人,不谙政事。比起崇纶、杨霈,一茬不如一茬。他处理事情,不论大小,决于家奴,时人戏称官文的总督府有“三大”:妾大、门丁大、庖人(厨子)大。

  咸丰皇帝提拔湖广总督,理想的人选,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血统上属满人,在能力上可以监督、分化汉官;二要会周旋关系,与汉官、主要是湘官,总体上能保持良好关系,不会崩盘。

  两条标准一套,官文脱颖而出。

  官文本事如此一般,为什么可以快速升迁?全得益于湘勇统帅曾国藩胆小谨慎、八面玲珑。

  官文打仗不行,但铁心跟着曾国藩走。

  每次报功,曾国藩都主动讨好,将他写到第一名。咸丰皇帝知道,就官文那点水平,打仗他是打不出功劳。但朝廷要的就是曾国藩这个姿态,表示满汉一家,团结精忠,皆大欢喜。

  曾国藩变相拍马,目的在尊重朝廷。皇帝虽然知道曾国藩有用心,但要的就是他的姿态。官文因此成了骑在前线流血奋战湘勇头上的不倒翁,是中国绝无仅有的福将。[1]

  但左宗棠性格刚直、率真狂放,自称“胸中有天地正气,要做古今第一完人”,对满官就没这么客气了。到他眼皮底下想胡作非为?没门儿。

  这段时间,左宗棠代表骆秉章,正在对湖南官场进行整肃。“内清(湖南)四境,外援五省”,不仅要清太平军,也要清湖南官场。

  这一清,查出问题来了。

  湖南永州镇有个总兵,叫樊燮(xiè,调和),湖北恩施人,虽为汉人,其实是总督官文在湖南布下的一个棋子儿。近墨者黑,此人入了满官集团,染上八旗毛病,无能又懒惰,贪婪又多欲。

  左宗棠清查湖南官场,发现樊燮有三大罪状:一是,永州防兵号称两千,实际常驻城内只有300人,在总兵官署当差的,则只有160人。樊家的厨夫、水夫、花匠、点心匠、剃头匠,都由防兵来做,给樊燮家人煮饭、挑水、养花、做点心、剃头,等等,薪水则全部从军费中支取。更过分的是,防兵的工作,居然还包括给他的姨太太洗衣服。

  二是,贪污挪用军饷高达1000多两白银,铜钱3000多串,官米难以计数。

  三是,违背“武职骑马”的规定,偏要坐上八人抬的大轿子。[2]

  第一、第二条加在一起,叫“以公谋私,贪污受贿”,放到今天同样是渎职罪、腐败分子。

  第三条罪状在今天看来没什么,在当时却最严重。叫“非礼”。《论语》有规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对“非礼”的认定有标准,叫“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即“僭越”(僭jiàn,超越本分)[3]。

  武官坐轿,是“非礼”、“僭越”。“僭越罪”在封建集权社会,可以定性为死罪,要满门抄斩。

  左宗棠最痛恨的,当然是前面两项。他以办事能力立身,以廉洁能干行世,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长处的反面:业务不通,为官贪婪。

  最让左宗棠恼火的,是樊燮仗着官文的后台,将永州百姓与部下的愤怒与怨恨当作儿戏,肆意欺横:管理厨房的人烧煤过多,被他罚数十军棍;管理轿务的兵丁,轿房灯具失修,也被罚军棍;他自己下基层视察,负责沿途招待的一个把总因故迟到,被他指令拖到船边,扒了裤子打屁股。

  左宗棠长年生活在社会底层,看不得下层人受欺负,“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这是普通人的人格底线。樊燮连踩数根红线,是可忍?孰不可忍!

  左宗棠大刀出鞘,迎面直指樊燮。

  左宗棠将这些举报与罪状收集起来,与骆秉章专门做了沟通。骆秉章趁进京见咸丰皇帝的机会,上了一本弹劾樊燮的奏折。换来的处理是:“着交部从严议处,即行开缺”。

  但上有官文罩着,樊燮这次安然无恙。

  1859年4月,骆秉章再参一折。咸丰皇帝这次认真了,批示:“樊燮着即行拿问,交骆秉章提办。”

  樊燮这下变乖了,老老实实赶到长沙,面见骆秉章,接受“双规”。

  总兵见巡抚,相当于地方军分区司令员见省长,自然卑躬屈膝。骆秉章听完申辩,爱看不看地白了他一眼,说:你去找左宗棠吧,由他来发落你。

  樊燮原本想过主动去找左宗棠。他通过关系打听到,左宗棠是个小举人,人卑微,但权力大,“左都御史”名声在外。权大位卑的人好贿赂,塞点钱,帮自己说几句话,麻烦也就过去了。

  但巡抚大人骆秉章要他听候左宗棠发落,他反倒不想见了。

  心想,自己好歹是一个总兵,朝廷二品武官,虽然永州是小地方,但在那儿是土霸王,作威作福,要下雨天都不敢刮风,要云彩太阳都得躲起来。如今要听候一个据说没有任何级别的小举人来发落,心里迈不过这道坎。官场讲究关系对等,左宗棠地位对不上樊燮,这叫掉面子。不错,求他办事可以,听他处置?不行。

  樊燮一路走,一路想。

  想法不对,行动就乱。樊燮心情杂乱,左右彷徨,不知不觉,走到了巡抚衙门左宗棠的办公室外。

  左宗棠当然知道樊燮来了。在衙门内,他考虑的却是另一回事:樊燮本来就是自己揪出来的,现在送上门来,当然得威严有加地教训他一顿;清理湖南官场陋习,杀鸡骇猴,以儆效尤,先拿他开刀。

  樊燮这边却还在为左宗棠品级对等的事纠结,还想着来个什么样的见面礼:跪呢,还是不跪?这是一个问题。他琢磨后坚定认为,堂堂二品武官,不能向小举人下跪。

  樊燮进门,双手作揖,算是行礼。

  左宗棠本来心气很高,今天居然碰到比他还傲慢的人,而且还是他瞧不起的、正要拿来开刀的人,内心的愤怒,可以想见。

  左宗棠大喝一声:武官见我,不论大小,一律要下跪请安,你为什么要搞特殊?快给我请安!

  樊燮到底土霸王做久了,不把左宗棠当回事,愤怒地回敬道:我朝哪有二品武官给小举人请安的先例?!我虽然地位不高,但我是朝廷二品大员。

  左宗棠一听,脸都气黑了。樊燮已将他的自尊心打得粉碎。他最忌讳的事情,一是没考上进士,二是有权力无品级。樊燮一句话全挑出来,这是存心挑战自己的底线。

  左宗棠性情刚直,疾恶如仇,头一次被一个自己将审判的贪官反骂,还真是反了,哪里受得了这种气?

  这头倔强的蛮牛,终于发出狮子般的咆哮:

  “王八蛋,滚出去!”

  故事发生到这里,一场无可挽回的、牵动中国官场命运走向的历史性大较量,重重地打出了第一拳。

  左宗棠赶走樊燮,一些版本还有细节:骂完后,打了他几耳光,还想抬脚踢他,有记载说踢中了,有记载说没踢到。

  结局可以想见,樊燮一出门,骆秉章下令,将他就地革职。

  樊燮一介武夫,从此对左宗棠怀恨在心。

  仇恨是世上最大的力量。樊燮开始动用一切手段,寻找机会,对左宗棠进行报复。

  樊燮本人摇不动左宗棠,但打狗看主人,他背后有官文。

  官文一看形势不对,感受到了威胁,决定出面整左宗棠。

  樊燮负责为官文搜集左宗棠的黑材料。搜来搜去搜不到,他换了个办法,就地取材,给左宗棠列出两大罪名:一是“劣幕”,因为左宗棠名气大,叫“著名的劣幕”;二是左宗棠大权独断,越权干政,导致湖南巡抚衙门“一官两印”。

  对于第二点,前面详细说了,是晚清官场一种体制内制度创新。但当时不这么看,如果有确定的证据,可以举报。

  而“劣幕”就是莫须有罪名了。不用法律的绳墨去度量,举报“坏人”,不讲证据,很容易陷入人身攻击,让所谓的正义,沦落为官场斗争需要的幌子。

  这下惊动到咸丰皇帝。

  皇帝亲自过问,案件升级为大案。左宗棠当即被隔离出湖南幕府。

  谁来处理左宗棠案子?咸丰皇帝指派官文。

  让人心惊肉跳的是,咸丰皇帝看过官文的奏折,当即批示:左某如果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

  官文这时只要掌握一点证据,或者能够捕风捉影,编造出一点说得过去的事实,就可以砍掉左宗棠的脑袋,最后向皇帝报告一声即可。

  心气很高的左宗棠,在湖南建功立业,大刀阔斧,挽救垂死的朝廷,努力实干,却给自己换来死刑。

  左宗棠本人还被蒙在鼓里。他只知道自己出了点问题,以为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开除出幕府,大不了发配边疆。

  左宗棠想简单了。

  但知道事情不简单的湖南官员越来越多,湘官集团动起来了。大家知道,扳倒杨霈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官文与左宗棠正面冲突,是满官集团与湘官集团势均力敌时的一次关键较量。

  为了集团利益、抱团取暖,也为了每个人自己的前途,湘官集团的人越来越多地参与进来。一场牵动面广的隐权力与潜规则的较量,正式拉开了序幕。

  中国历史,在这一刻开始摇晃。

  皇帝已将生杀大权的尚方宝剑交给官文。此刻,官文又将宝剑高高举起来了。

  对着左宗棠的脑袋,官文会顺势砍下,还是刀下留人?

  满湘角力

  左宗棠与樊燮,无论是意气之争,还是利益之争,或者正义之争,酝酿成生死冲突,实质是满官集团与湘官集团的历史大角力。

  满官集团与汉官集团的矛盾日积月累,已经到了不正面冲突一次,就没法打开死结的程度。

  左宗棠作为民间寒士,通过个人奋斗,向上层社会挺进,冲击到既得利益的满官集团,他是起是落,决定湘官集团未来发展空间变大还是缩小。

  清朝官场内部的利益格局,面临一次打乱再来,重新分配的变局。

  左宗棠明查樊燮,打的是官文。樊燮一倒,官文势单力薄,独木难支。湘官集团趁势崛起,则官文的官会越做越小,利益蛋糕也会越切越薄。

  左宗棠吃奶油,官文吃蛋糕渣,他会答应吗?

  一个乘胜追击,一个绝地反击,一场利益争夺大角斗,打得硝烟滚动,直接冲击朝廷,波及咸丰皇帝。

  咸丰皇帝也很纠结。作为皇帝,他不但要代表满官集团的利益,同时也要代表汉官集团,尤其是湘官集团利益。

  这些身份代表,让他做得很辛苦,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满官汉官湘官,都是朝廷的官,嫡长子与庶儿子的区别。皇帝在行动上,顶多只能偏向满官集团一点点。

  授权官文只要掌握证据,就可以将左宗棠就地正法,是咸丰皇帝偏向的证明。咸丰皇帝这时高高在上,坐在高墙深院里天天读奏折开朝会,外面世界两眼一抹黑,当然意识不到左宗棠的重要性。

  但决定皇帝倒向哪边,关键不在皇帝,靠官僚集团内部争夺。哪边集团势力大,是不可阻挡的未来,皇帝就会被拉向谁。

  湘官集团论权力、实力,肯定斗不过满官集团,但它代表着未来。

  当前形势对湘官集团开始有利。原因是,湘勇近年来生猛崛起,让满官集团内部出现意见分歧,那些有社会责任感、有正义与良知、能高瞻远瞩的满官,开始倒向湘官集团。

  户部尚书、军机大臣肃顺就是其中一员。[4]

  肃顺,满族镶蓝旗人。他一直力主重用湘官胡林翼、曾国藩,提拔过他们。眼下,他主政朝廷,当然知道要将左宗棠“就地正法”的事。左宗棠考进士作对联,名气在外,加上胡林翼、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等人写奏折向皇帝多次保举,肃顺对他在湖南的业绩,早有所闻。

  肃顺认可左宗棠的才能。他很明白:如果湘官集团崛起,可以挽救朝廷,满官集团失去的,只是利益蛋糕被分去一块。但如果打压下去,则无能的满官集团会将这个脆弱的朝廷折腾到灭亡。自己一旦成了俘虏,也会被太平军捉去,千刀万剐,株灭九族。

  作为有长远眼光、谋清廷集团大利的肃顺,这时对湘官集团的态度,是扶持,不是打压。作为湘官集团崛起的先锋左宗棠,杀还是留?直接决定朝廷今后对湘官们的态度。肃顺前面有了总体定位,想都不用想,他知道怎么做——当然是大力营救。

  但怎么救,得有方法。他自己官居户部尚书、军机大臣,高处不胜寒,不方便出面。一出面,皇帝反倒会猜疑他与左宗棠有什么勾当。

  历经宦海大风浪,保住一个幕僚,对肃顺这个级别的官员,处理起来几乎不用动脑筋。他找到手下最信得过的幕僚高心夔(kuí,敬谨恐惧的样子),要他将左宗棠被皇帝下达的“就地正法”指令,赶紧透露给湘官集团里的人。

  高心夔谋士出身,精通算计。他不敢直接转,太近了,一旦事漏,容易被查出来。先试着转告给狂士王闿运。

  王闿运是湖南湘潭人,比左宗棠小21岁,是个纵横家,正醉心于“帝王学”。他每天以战国苏秦、张仪为榜样,出入官场各大门派、系统,以打探消息,煽风点火为志业。

  王闿运是只无脚鸟,来无影,去无踪,走到哪里都像个打酱油的,信息源五花八门。这样的江湖名士,用来做传话筒再合适不过,泄密了,别人也查不出高心夔来。

  王闿运其时正在肃顺手下做幕僚,对官场江湖人际网了如指掌。他接到消息,第一个告诉左宗棠的湘阴老乡郭嵩焘。

  郭嵩焘就是多年前在玉池山的梓木洞里跟着左宗棠一起买山隐居的朋友。这时郭嵩焘早已经中了进士,担任翰林院编修、南书房行走。

  翰林院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南书房是清代皇帝文学侍从值班的地方,作用是陪皇帝研讨学问,吟诗作画。“编修”与“行走”,都是一类官职。

  郭嵩焘作为皇帝身边的机要秘书,位显而权大。老乡旧友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一听,吓出冷汗。

  怎么办?郭嵩焘急了。他有湖南人的特点,重情谊。他跟左宗棠是朋友、同乡,乡亲不能互保。

  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他一下子想到,最好是向王闿运求助。他要通过王闿运,找到信息源头。道理很简单,能知道这么绝密消息的人,一定是大权在握,可以挽救左宗棠的人。

  王闿运只好反求高心夔,高心夔又反馈给肃顺。肃顺知道,这下时机成熟了,便发出暗示,也定下了整个救左活动的战略原则: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

  意思明白了,必须有官员写奏折向皇帝来保荐,皇帝向肃顺来求问意见时,肃顺才方便替左宗棠说好话,将他从刀口下救出来。

  肃顺对整个事件的处理,熟练、老到、沉稳。

  郭嵩焘听肃顺这么一说,马上明白怎么做了。他自己不方便出面,不代表他请不到方便的人出面。

  他决定找一个最合适的人选。

  恰好在这时,胡林翼也知道内幕了。他正在四处活动,也找到了郭嵩焘。两个湘官一合计,找潘祖荫。

  潘祖荫是谁?江苏吴县人,咸丰二年的探花,也就是进士考试的第三名。他当时担任南书房侍读学士,与郭嵩焘一样,是皇帝身边的红人。

  才子多有怪癖,名人都有爱好。做了高官的才子,还是才子;做了高官的名人,也还是名人。所以他们总会保留怪癖,没忘记爱好。

  潘祖荫有个爱好,结交天下名士;也有个怪癖,爱好收藏古玩,尤其爱好鼻烟壶。

  鼻烟壶,其实就是盛鼻烟的容器。明末清初,鼻烟传入中国,鼻烟盒渐渐东方化,有人发明了鼻烟壶。后来,人们嗜用鼻烟的习惯几近绝迹,但鼻烟壶作为一种精美艺术品,却流传了下来。在晚清,用鼻烟壶是一种时髦,显得很有名士派头。

  郭嵩焘跟潘祖荫算老同事了,太熟悉他这些爱好,也知道他玩的把戏。官员么,不怕他没爱好,就怕他没怪癖。郭嵩焘琢磨着,先从潘祖荫的怪癖来入手。

  他先写好保举左宗棠的奏折,揣在怀里,然后用胡林翼赞助出来的3000两银子(有记载说300两,也有说7000两,这里取3000两一说),在北京王府井古董店买下一只明万历年间由传教士利玛窦从意大利带来进贡的镶银玛瑙鼻烟壶。

  做好这些准备工作,他直接上门去找潘祖荫。

  一敲开门,郭嵩焘就说,哎呀,老朋友,你好久没请我的客了啊!你怎么不想到请我到朱莲芬家吃饭呢?

  朱莲芬是谁呢?当时的著名优伶,美人胚子,情人范儿。[5]

  潘祖荫一听,皱起眉头笑道:我最近正穷得发愁,老朋友你怎么送上门来请我客了?太好了。郭嵩焘一听,正中下怀,于是赶紧拖他去到朱莲芬家。干什么?不是去泡妞,喝酒。

  红袖添酒容易醉,一激动又多喝了一杯。待酒喝得差不多了,郭嵩焘突然拿出鼻烟壶来看。潘祖荫一看,好家伙,最爱啊,赶紧抓过去,反复赏玩,啧啧赞叹。

  郭嵩焘见他果然不想还了,就说:伯寅兄啊,你是专家,我看你这么喜欢,我就送给你了。伯寅是潘祖荫的字。他一听,这么好!高兴得不行,口里却说:那怎么好意思?你这个礼物太重了,要我怎么感谢你!

  郭嵩焘说,这点小意思,不要感谢,我只求你帮我上个奏折,在皇帝面前保举一个人。

  潘祖荫还以为什么难事,一听这么简单,马上将鼻烟壶顺手放进怀里,接口说,这个容易。一想不对,答快了。又问:你要我保举哪个人?

  郭嵩焘说,先莫问,折子都已经写好了,你帮我保举,我还得另外感谢你,说着又掏出一张300两的银票。

  潘祖荫一看,眼睛都直了。在皇帝身边工作,说起来好听,其实有苦难言,就是个“净坛使者”。没有油水,没有外快,潘才子正穷得发愁,口袋都已经饿得冒汗了。今天居然有钱有壶,像天上掉下馅饼来。他赶紧又抓过银票,藏进怀里,像慢了怕它飞掉。

  潘祖荫收获满满,十分高兴地回家了。但人怕琢磨,他回家一想,越想越不对劲:虽然跟郭嵩焘是老朋友,但玩笑也不能这么开,收了人家钱和礼,还不知道保举谁。

  第二天他主动找到郭嵩焘,说:老兄老兄,你的钱、礼,我都收了,没有反悔的道理了,但你得告诉我,要我保举哪个人?万一皇帝召见,问起我来,我都不知道谁,那还不哑巴了?会出事的。

  郭嵩焘这才从怀里掏出已经写好的奏折递给他。潘祖荫一看,这奏折写得虎虎有生气: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宗棠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不肖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湖广总督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

  这篇奏折,出自郭嵩焘手笔。郭嵩焘是真正的湖南书生,眼光既有超越性,也有穿透力。以他在皇帝身边工作的经验,怎么将奏折写到位,写到咸丰皇帝心坎里去,让他动摇对左宗棠的固有陈见,举手之劳。

  潘祖荫临时抓紧了解左宗棠和左宗棠事迹,以备在皇帝面前对答。不想他了解后居然还真被打动了,前后三次上奏折,替左宗棠辩护。

  他自己写的两篇,今人都很陌生,只有郭嵩焘代笔的这篇,流传很广,弄得天下皆知。今天,“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一句,依然成了人们知道左宗棠的第一句话。左宗棠一生的名气,事实也被这一句话概括。[6]

  潘祖荫的保举,撬开了压在左宗棠头顶的巨石一角,让左宗棠可以缓一口气。

  而骆秉章以当事人的身份,也在不断地通过奏折向皇帝耳边吹风,替左宗棠申冤。

  其实,骆秉章心里十分明白,若按“大权独断”来举报,左宗棠被定为“著名的劣幕”一点不冤。

  只是今天我们看清了,大权独断方向是对的,左宗棠应定为“优幕”。

  骆秉章凭业绩知道左宗棠“大权独断”干得好,但他不敢这样说,只要稍微透露一点儿那方面的意思,就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所以他只能编故事,瞒细节,用撒谎来挽回正义。

  肃顺出面,老乡、朋友集体出动,左宗棠应该可以得救了吧?

  福祸之变

  但形势发展的比想象的要险恶。

  事情一旦升级成了事件,就都遵循一个规律,来得像山崩,去得像抽丝。樊燮举报,已将左宗棠拖进烂泥潭。

  郭嵩焘辛苦营救,只算开了个头;后面暗刀密剑,风声鹤唳,没完没了。

  官场有显规则,有潜规则;有显权力,有隐权力。有明线,有暗线。事情少有单线发生,往往多线并进。

  救左行动,多头并进,多线同行,俨然成了湘官集团的一个工程项目。

  肃顺总策划,郭嵩焘做指挥,潘祖荫打先锋,让案件的发展,由潜规则升级为显规则,由隐权力而变作显权力。这是明线。

  暗线呢?较量与角力,同样在悄悄进行。

  胡林翼大胆来主持一场“救左阴谋”。

  胡林翼的直接对手,是官文。

  官文正在抓紧霍霍磨刀,准备瞅准时机,一刀砍掉左宗棠的头颅。

  说起胡林翼与官文的关系,还真像一个玩笑。

  当初,杨霈被湘官集团一班大员,拖脚的拖脚,打拳的打拳,抬尸的抬尸,活活给扳倒运走了。官文接替杨霈做总督,成了巡抚胡林翼身边的上级。

  想都不用想,胡林翼态度能好到哪里去?

  但胡林翼这个人,一生有个绝招,正史的说法,叫“喜任术,善牢笼”。翻译成今天白话,他擅长用一些计谋,设计一些圈套,将别人悄悄套进,猛地拉紧封口线,套死在里面。

  这样性格的人,对待朋友像绵羊一样温暖,对待敌人像灰狼一样残酷。

  这种特性,与胡林翼出身有关。他出身地主知识分子家庭,少年天才,智慧别人跟不上。但因为没有像左宗棠那样经历湘阴农村生活的锤炼,也没有经历过苦难的历程,所以没法具有厚道、固执、淳朴性格。少年得志的天分,在文字来文字去中就显得轻飘,在“道”的层次上难以持久,在“术”的层次上津津乐道,很容易从大聪明里另枝生出无数小聪明,在捉弄人上尽显功夫。

  胡林翼本来是有大智慧的人。他的智慧与实践一结合,创出《胡氏兵法》,时代无人能及。但他的实践能力很快被逼放弃。在贵州安顺做知府那几年,还平调到镇远、黎平做知府,不幸遭遇“抢桃功”事件。在官场勾斗中磨久了,他逼得学关系、用关系,再次激活了凌空蹈虚的才华。

  胡林翼不再研究兵法,转身爱上搞恶作剧,专心研究关系学,像高射炮不打老鹰,调转头来打麻雀。

  大聪明的本领,小聪明的潜质,胡林翼全部被开发出来,别人哪里还是他的对手?

  胡林翼这种独门绝技,当然都上不得台面。但在晚清那样昏聩的朝廷里,逼得胡林翼经常使这些小聪明。左宗棠只知一味刚直正义、正大光明,胡林翼从反面弥补左宗棠的缺失。

  胡林翼出手了。

  在显规则上,他一本正经,通过奏折的方式,向咸丰皇帝申辩。因为是同乡,不能申辩事情,他就换了个手法。一面夸奖左宗棠的才能,叫“精熟方舆,晓畅兵略”,暗示不要杀大能人。另一方面,他又煞有介事地帮皇帝分析原因,说左宗棠由原告变成被告,为什么呢?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等于说,左宗棠为什么弄得被别人举报?因为他名气太大了。

  这自然是瞎掰。名气大的人当时多了去,为什么只有左宗棠惹祸上身了?胡林翼当然知道,满汉矛盾比梅雨季节的疮疤还敏感,真相不能真说穿,底细更不能说破,得含蓄、绕圈子,皇帝听得开心就行。中国古代传统,凡事先拿道德做保护伞,充分考虑听者的情绪,不能讲事实与道理,哪怕真理全在你手里。

  胡林翼不敢和盘托出,旁敲侧击,蜻蜓点水,以图歪打正着。

  堂堂巡抚,只要表态,就有作用。其实也就起个表态的作用。你以为皇帝会看完折子,其实他只看一句,知道你站的队。

  如果就会这点台面上的本事,他就不叫胡林翼了。他当然还要设计圈套,有这方面的天分,不用白不用,用了不白用。

  胡林翼的圈套,在官文一到任,就已经拿他当小白鼠,做过一次实验了。

  官文刚做上湖广总督任那阵,胡林翼很看不惯他,竟然想去弹劾。

  但胡林翼不像左宗棠,顶撞人一顶就顶到底。他出身书香门第,天赋聪明过人,碰到困难脑子就闪,灵活性大于原则性。

  正当他想去冲撞官文,手下幕僚及时进言:即便把官文赶走,朝廷也不会任用一个汉官来坐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武昌,再换个新满人总督来,说不定会更差,这官文不就比杨霈差吗?还不如将就一下算了,和他处理好关系,可以利用。胡林翼一听,有道理,马上改变方向,不想扳倒官文之事,反而马上备轿去拜见,还带上3000两白银做见面礼,见面亲密得不得了,当天竟然结拜为异姓兄弟。

  胡林翼这种瞬息间改变原则与立场的事,历史上大约也只有刘邦做得出来。[7]

  拜把之后,胡林翼要做第一件事,是怎么设局,将官文套进手心。

  机会很快来了。

  官文有一个小妾要过生日,官文为讨她的欢心,便四下给同僚发请贴,撒谎说是“夫人寿辰”。

  生日这天,百官来贺。大家一看,什么夫人,原来是个没名分的小老婆,上当受骗了。一位高官当场发作:“我是朝廷二品大员,岂能屈膝于贱妾裙带之下?”其他大员跟着骂骂咧咧,都准备打道回府。

  这个时候,胡林翼到了。

  胡林翼一到,装作很惊讶,拉住高官的手问:来了怎么就走?多坐会儿。不等对方回答,自己若无其事地送上寿礼,笑容满面地走进总督府道喜。巡抚大人已经带头屈尊,为没名分的人“祝寿”了,其他人还能怎么样?只好都坐下来捧场。

  胡林翼这次救场,让官文小妾大大地长了一回面子,心里无比感激。胡林翼知道官文好色,对小妾言听计从,就嘱咐妻子经常邀请小妾游宴。这小妾也有点才气,能吟诗作对,胡林翼的母亲善诗能对,打心眼喜欢,就认她作“义女”。

  这样苦心孤诣绕下来,巡抚与总督结上“干亲”。胡林翼通过母亲,控制住官文小妾。小妾爱吹耳边风,官文耳根软,禁不起香柔风,言听计从。

  这样一环套一环,处处不着痕迹,胡林翼从幕后牢牢控制住了官文。

  湖北官场,事无巨细,从此决于巡抚。

  左宗棠现在已落入官文手中,胡林翼担心意外,这次抓紧先稳住他:总督绝不能先杀了左宗棠。

  官文禁不起小妾吹香风,手里那把刀就定住了。

  身边的危机才解决,北京又陡传坏消息:朝廷刚派出钦差大臣富阿吉,专门来调查左宗棠的案子。

  胡林翼消息比别人都灵通,闻风后脑袋一转,马上想出对策。

  富阿吉代表咸丰皇帝,从北京出发,才走到山东,胡林翼派出家人胡汉,已经截到。

  胡汉根据计谋安排,出大价钱,在山东德州雇了艘超豪华游轮,趁着富阿吉上码头,就发出邀请:富大人,我这船又大又舒服,免费护送你去湖南,好不好啊?富阿吉一看,船上有美食、有美酒,还有美女。唱歌的美女排成队,个个身材苗条,让他眼睛都直了,总觉得该与自己发生点什么才好,满口答应。

  上船后,胡汉将船开得像海盗船,颠三倒四,神出鬼没,今天进五十里,明天又退二十里。这种磨洋功的船,一年半载也到不了,富阿吉天天跟美女泡在一起,打情骂俏,忘情忘时间,一点不急。

  美女的诱惑最难挡,时间一久,他控制不住了,充分享受起水上恩爱的美妙滋味,日子过得比皇帝还逍遥。

  外有湖光山色,里有歌舞声色,富阿吉躺在船上,活在云里,心在雾里。这样晃荡着,不知过了多久,船总算荡到湖北。富阿吉想起正事,清醒过来,问:这船是谁安排我坐的?

  仆人说:是湖北巡抚胡林翼大人专门为您精心安排的。

  富阿吉一听奇怪。我去办湖南的案子,他在湖北做官,扯不上啊。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们又不认识。

  船一到武昌,湖北总督官文、巡抚胡林翼带队,率团出来设宴,为他接风洗尘。

  酒后,胡林翼单独找到富阿吉,做交易。

  他先说了左宗棠一番好话,表明“著名的劣幕”是诽谤,然后塞了份自己代写好的调查报告,说:你现在赶紧回北京去,跟皇帝说,状告左宗棠的事,告错了,没那回事儿。(“中止湘复奏稿为之辩诬,公若谓然,可拜发而回京也。”)

  虽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但富阿吉这个钦差大臣还没走到湖南,就被叫回去复命,再大胆的谎也不是这么撒的。欺骗皇帝可是要掉脑袋的。于是,他很严肃地说:我是代表皇帝来查案子的,还没到湖南,哪里能够被你一说就打发回去?你这不是要害我做个不忠的人吗?

  富阿吉居然义正词严,一本正经教训起自己来,胡林翼勃然大怒,说:好你个忠钦差!当场从靴筒里取出一份奏折,啪地一下,摔到富阿吉跟前:你不跟皇帝汇报我给你写好的奏折,我就给皇帝汇报这份奏折了。

  富阿吉拣起来一看,灵魂差点吓出窍。胡林翼将他坐船来的路上,如何骚扰民间、强占民女,绯闻一天不漏全记下来了。

  钦差大臣代表皇帝,做出这种丑事,十颗脑袋也不够砍。

  富阿吉这才如梦初醒,痛感上当。原来以为山东会掉下一船美女,自己善于让美人中计,没想到反中美人计。现在钻进两头堵的铁笼子,进不得,退不得,翻身不得,有苦还不敢说出来。他只好拱着双手苦笑着讨好说:润芝翁啊,我刚才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这样认真了?都说官官相护是道义,我们都有这个道义。你千万不要发奏折给皇帝啊,你对左宗棠那么了解,我相信你调查对了,我就按你写的报告皇帝。

  富阿吉因有“强占民女”的罪证在胡林翼手中揣着,加上没到湖南就回北京,钦差欺君又增一死罪,所以回去后,哪里还敢说左宗棠半个坏字?只好苦思冥想,凭空再虚构一大堆左宗棠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好话。

  咸丰皇帝一听,更不对了。既有举报,那就有坏事。一查怎么又都说是好人?左宗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分歧怎么这么大?

  他彻底糊涂了,决定问问肃顺。肃顺这下就可以回答了:左宗棠“赞画军谋,迭著成效,人才难得,自当爱惜”。

  肃顺一手策划,准备很长,用心很深:先说职功,再说事功,然后夸人,最后表态,滴水不漏。

  肃顺代表中央满官表态了,官文这个地方满官,只好跟着见风使舵。

  这时,无论是满官,还是汉官,除了官文,还有刻意报复陷害的文格[8],嘴里全是一片“保左声”。

  湘官集团通过显规则与潜规则、合法与非法手段的交替使用,终于将满官集团较量下去。用今天流行的“咆哮体”说,湘官集团的全面崛起,是人类也无法阻住的了。

  因祸得福的是,左宗棠因为“劣幕”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一夜之间成了全国大名人。

  经这么一次大折腾,咸丰皇帝上心了。他一直在纳闷:为什么这样多人同时来保区区举人左宗棠?

  他决定专门来问左宗棠的湘阴同乡郭嵩焘。

  郭嵩焘在日记中记下了咸丰皇帝当天与自己的问话:问曰:“汝可识左宗棠?”

  曰:“自小相识。”

  上曰:“自然有书信来往。”

  曰:“有信来往。”

  上曰:“左宗棠才干是怎样?”

  曰:“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

  上曰:“左宗棠多少岁?”

  曰:“四十七岁。”

  上曰:“再过两年,五十岁[9],精力衰矣。趁此年力尚强,可以一出任事也。莫自己糟蹋,须得一劝劝他。”

  有了郭嵩焘的褒奖与推荐,咸丰皇帝放心了。

  祸兮福所依。朝廷决定重用左宗棠,给他安排第一个正式工作,帮助曾国藩办理军务。

  这些救左的经过,步步惊心动魄,但一切都在背后进行,所以左宗棠自己始终蒙在鼓里。从头到尾,他将事情一直看得很简单,认为发生的原因是“性刚才拙,与世多忤”,而自己在幕府暴得大名,“名过其实”,这才导致“近为官相所中伤”,而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其遭此谤焰,固早在意中”。他以为不会遭什么惩罚,因为自己一直清清白白,“幸所坐之事容易明白”,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当咸丰皇帝下达“杀左”指令时,他赋闲在家,悠然自在。

  闲定下来,想起樊燮以“举人”讽刺他,左宗棠仍刺激很深,他又想去考进士。[10]

  他真的上路了。 1860年3月3日到达襄阳。像22年前参加会试一样,他不停地留意农村,看到因为连年大旱与蝗虫灾害,妇女和儿童一路上在采摘野菜吃,而青青的荞麦,叶子全被晒干枯了,左宗棠沮丧地想:看来今年的麦收,老百姓又要失望了。

  26岁那年已经宣布放弃参加科考, 48岁老夫聊发少年狂,左宗棠也许感到不好意思,他跟朋友说,我没真想去考,就为散散心,借考试机会到北京看一看变化(“特欲借会试一游京师”)。

  但刚走到湖北,就被胡林翼派人迅速秘密劝阻回去了。左宗棠不急胡林翼急,他知道樊燮事件的内情,也预判出事态严重,不敢跟左宗棠直接见面,怕惹嫌疑,弄巧成拙,反生变故。

  樊燮受的刺激,也很深。樊燮被左宗棠呵斥“王八蛋,滚出去”后,再被朝廷“革职回乡,永不叙用”。他咽不下这口气,但自己这辈子肯定不行了,他发誓培养下一代来超过左宗棠。

  他给两个儿子安排专门的书房,里面放一个“王八蛋,滚出去”的木牌,花重金请来名师,将儿子们关起来,对着耻辱牌天天发奋读书。他规定:两个儿子从小都穿女性衣服,等考上秀才了,才能脱掉女性外衣;考上举人了,才能脱掉女性内衣;考上进士了,才准穿男子服装,才可以将“王八蛋,滚出去”的木牌烧掉。

  两个儿子后来真读出来了。二儿子樊增祥中了进士。高中报捷那天,樊家扬眉吐气,在恩施、宜昌两地摆了3天喜酒庆贺。樊增祥恭恭敬敬地来到父亲坟头报喜,当众烧掉了“王八蛋,滚出去”的木牌。他后来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青睐,点入翰林,做了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他一生成功后始终对左宗棠心存芥蒂,某次左宗棠路过他的地盘,他主动避开不见。

  两家奇特故事,为后世留下一段趣谈。

  相对于国家利益之争,相对于满官集团与湘官集团的角力,左宗棠与樊燮个人恩怨,不过是历史大潮中的一个旋涡。

  通过救左行动,湘官集团从历史旋涡中旋了出来,满官集团却被自己制造的旋涡旋了进去。

  代表未来的新生力量战胜没落腐朽的旧力量,已成大势所趋。这次保左行动,曾国藩也参与了进来。

  刀下脱险,让左宗棠欠下了几大笔人情债。[11]

  会试路上在湖北被阻回去后,胡林翼密信告知左宗棠内情。左宗棠看后跳了起来。他痛感“网罗四布,可为寒心”,说,男子汉大丈夫,身处天地之间,环顾四周,空旷辽远,不只是蜀道难走,原来最难的是人心这条险路。既然我不能像牵牛星一样达到天宫,故乡也不敢再回去,那就只好顺长江而下,暂时加入曾涤生的军营,避一避那些人的毁谤吧。

  幕府生涯,从此真的就要永远告别了。

  回头看看,这次在骆秉章幕府一干已有6年。

  经历生死,人情的体验更加丰富,性格的刚度,也加强了。

  龙的宿命是飞。卧龙潜伏,战龙凌空,不惧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生在乱世的左宗棠没有退路:不能在白水洞里求得安谧,只有在电闪雷鸣的战场大风暴中寻找安详。

  帮助曾国藩“襄办军务”,道路再来一次质的飞跃:从一个以绅士身份参戎幕府的宾客,转变成朝廷的命官。

  现在起,民间乡绅左宗棠不见了,官员左宗棠新生了。

  进入体制,他终于可以去建功立业,做“当代诸葛亮”。

  因祸得福的左宗棠,还记得年轻时的梦想吗?

  [1] 1864年湘勇攻破南京,曾国藩在报功劳的奏折上,还赶紧将官文排在第一名。官文事实手无寸功,因被曾国藩写得功高盖世,也就被正大光明地封为一等伯爵,升入满洲正白旗。

  [2] 这一规定与满族在关外时,主要以渔猎为生,擅长骑射有关。入主中原以后,旗人纷纷进驻北京,曾一度丢弃骑马的习惯,改乘车轿,游手好闲。朝廷为了满人子弟不丢弃骑射本领,专门规定:文武官员,特别是武职官员,无论在何处,只许骑马,不准乘轿,并明降谕旨:“惟亲王、郡王、大学士、尚书准其坐轿;贝勒、贝子、公、都统及二品文职大臣,俱不准坐轿,违者交部治罪,断不宽宥。”

  [3] “八佾”有几种说法,比较一致的说法是64个人分8行排列来跳舞,这是最高规格的舞蹈,只有天子可以享受观看。其他任何人私下组织跳,就叫僭越。僭越是一种可怕的罪名,意思是犯上、大不敬,要杀头的,严重还要株灭九族。

  [4] 肃顺(1816—1861),清末满洲镶蓝旗人,宗室贵族,爱新觉罗氏,郑献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郑慎亲王乌尔恭阿子。历任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深受咸丰帝的信任和重用,与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相互倚重,煊赫一时,是同治帝顾命八大臣之一。

  [5] 过去,北京城就那么大点地方,官员跟演员,才子与佳人,相互倾慕,相互依靠,相互取暖,是件雅事,比找歌伎好听。介于朋友与三陪之间,双方都既保留面子,又都各有斩获。

  [6] 人物传世,故纸数百万,有用的话,一般只有一句。而这句一要概括精准,二要通俗易懂。黄兴也被传诵一句名言,孙中山写的: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但传播不开。太文雅,太不通俗了。毛泽东用文盲听得懂的话,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人们记住了这句话,就记住了刘胡兰。通俗到了底,深刻到了头,所以他的文章,流传最广。

  [7] 韩信当年逼刘邦封他做“假齐王”,刘邦一口回绝:那怎么行!谋士张良赶紧在桌下踢了刘邦一脚,刘邦会意,马上加一句:他妈的封什么假齐王啊?要封就封真齐王!这种反应速度,读者知道得清清楚楚,但当事人很糊涂,一切天衣无缝。

  [8] 文格是满洲旗人, 1844年的进士,做过山东巡抚、库伦办事大臣。樊燮此次反攻左宗棠,是在时任湖南布政使文格的支持之下进行的。过程是,文格直接向湖广总督官文控告左宗棠,然后官文与文格、樊燮合伙,再转奏清廷,联合对左宗棠发起猛攻。

  [9] 古代规矩,逢大寿,男做进,女做满,即男子49岁便做50大寿。比方黄兴29岁那年,便是以做30大寿为由,邀集革命党朋友在家聚会,共商以什么方式在长沙五一广场暗杀掉慈禧太后。

  [10] 左宗棠没考上进士,成了一辈子的痛。后来身为陕甘总督,正在新疆平乱,他还不忘请求回朝会试,争一口气。但朝廷不同意,要他继续平乱;为了安抚他,搞了个“赐同进士出身”。即赏给一个相当于进士出身的身份。在近代,“同进士”与“如夫人”一样,都是伤自尊的身份。“如夫人”即“同于夫人”,事实是妾。两个身份,都似是而非,不尴不尬。

  [11] 老朋友郭嵩焘无疑出了大力。没有郭嵩焘,左宗棠的脑袋,基本不保。而郭嵩焘是一个视人情大于生命的人。左宗棠刚直,在人情面前,他显得理性、无情,他们围绕人情世故,不可避免会有一场大冲突,老乡情谊是否会鸡飞蛋打?后面会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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