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 中部 战龙出湖 第七章 牛刀大试
牛刀大试
再顾左庐
1853年10月25日，左宗棠回到湘阴，暂时告别幕僚生涯。
从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战场，再次来到鸟鸣山更幽的白水洞，左宗棠的心态，经历了一次大转换。
总结前段经历，他发现，幕僚的事情，再做不得。
左宗棠给夫人周诒端的弟弟周诒晟写信，说出了内心的想法：这一年我耗尽了心血，不想再出山了，不再参加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戎幕工作，从此我要藏到深山里，销声匿迹，隐姓埋名。
初出茅庐旗开得胜，仗场场打得顺利，关系也处处融洽，怎么反生撤退念头？难道他已经改变了人生观，放弃了“当代诸葛亮”大梦？
外人无法理解，左宗棠有苦难言。这一年拼命干下来，离开后总结：对满清坚固如磐石的官场，自己这个小举人，始终是个打酱油的。人家需要你，擂鼓你冲锋；杀得遍体是伤，人家鸣金收兵；回去论功行赏，人家排排坐，分果果，自己成了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任劳任怨的老黄牛。
铁打的官场，流水的官员；一朝诸侯，一任幕僚；巡抚不狠，幕僚不稳。
朝廷的任命与罢免工作，照旧在流水作业线上进行。
1853 年秋天，长沙城头萧瑟，凄冷的天空，弥漫着悲凉的肃杀之气。云贵总督吴文镕坐着一顶轿子，在同样萧瑟凄冷的武昌城，匆忙坐上湖广总督的猩红交椅，接过了张亮基经手的事务。[1]
吴文镕是江苏仪征人， 1819年中的进士，随后做上翰林院侍读学士。这个职位，相当于皇帝顾问兼秘书官。[2]
跟皇帝呆在一起，关系亲，提拔机会多。 1839年，吴文镕顺利升上福建巡抚。第二年通过干部交流，又到湖北做巡抚，这次不巧，赶上第一次鸦片战争，没去成。随后10年，仕途依然通畅。 1852年，朝廷提拔他做闽浙总督，他没去；又改做云贵总督，这次去了。
吴文镕是汉人，学问做得尤其好，用今天话说，是“学究型官员”。他跟湘官集团关系其实不错，是曾国藩的老师，跟胡林翼也有私交。这次到湖广地区来，不知是出于学院派的高傲，还是对自己能力自信，或者别的什么原因，他没有想起左宗棠，连个邀请函都没发。
左宗棠选择再次回湘阴隐居。这固然有张亮基人走茶凉的伤感，内心其实对吴文镕抱有期待。
他在等待一个“请”的仪式。
左宗棠号称隐居，功名心没死。他更加看清了，要做成当代诸葛亮，得站到时代的风口浪尖，做影响天下的大事。湖广地区是太平军西征的必经之路，是太平天国的主战场，北门锁钥，举足轻重，是中国的风口浪尖。
如果离开湖南，做得再好，也只能当一辈子幕僚。他拒绝入林则徐幕府，也放弃跟张亮基去山东，就是基于这个考虑。
左宗棠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天下第一幕僚。“誊录、县令、同知衔”，他都根本没放在眼里，何况职业幕僚。再次隐居白水洞的时候，他想，新到的吴文镕会不会找上门来？
吴文镕老学究一个，当然猜不到深山老林里左宗棠的心思。
科考出身，多年京都体制内生活，奉旨填词，让吴总督擅长诗文，但缺乏底层生活经验，接不上地气。他既看不到这个朝廷体制的弊端，也不明白“人才失而求诸野”，当然更不会想到主动去寻野访贤。
但吴文镕的学究式自信，第一下撞到了一个武举人。
崇纶，武举人出身，一身江湖气。他是满洲正黄旗人，根正苗红有背景，1852年12月被提升做了湖北巡抚，其后清廷改命崇纶“留湖北协防”。
总督吴文镕才进武昌落座，巡抚崇纶明白了，此人从此是直接上级。
学究碰上武举人，真秀才遇到兵，气味严重不投。吴文镕一上任，就与崇纶发生摩擦。等太平军杀进湖北后，矛盾激化了，两人开始扯皮。
崇纶算老二，有吴文镕在前面顶着，胆气壮，装英雄，跟咸丰皇帝打报告说：“武汉民迁市绝，饷乏兵单，请移内就外，以剿为先。”臣子主动请缨，咸丰皇帝当即批准。崇纶拿着圣旨当令箭，逼吴文镕说：你的本职工作是负责湖北全省防守，但你得带兵出去进攻，天天待在武昌城里守，这像什么话？
吴文镕看似自信，内心其实惶恐。老学究不通权术，也不知小人，被崇纶一逼，竟然慌乱。他想，自己毫无作战经验，带兵上前线，岂不等于直接去送死？内心十分紧张，只好装聋作哑，死守城内。但心里不无憋屈，心想真是反了，这年头巡抚可以命令总督了。
没想到崇纶自己更怕死，一心想让吴文镕帮他去挡死。小人从来不缺小聪明，他拿起笔又向皇帝告状，说：吴总督一天到晚躲在城里，贪生怕死，不敢出战。（“以闭城株守劾之。”）
咸丰皇帝一听，明白总督跟巡抚合不来。不说崇纶是满人，有背景，就是没有，巡抚都在催促总督应战，吴文镕也该以身作则吧。
于是严厉批评吴文镕。
吴文镕终归学究气，心地直。想反驳，但苦于被崇纶抢占了道德制高点。崇纶戴着为国分忧的高帽子，虽属空谈，但政治正确，谁反驳自己就陷于不义。
吴文镕躲避不得，出战不能，这下真慌了。外有皇帝上压，内有崇纶下逼，自己成了只被人提头拽尾的绵羊。实在扛不住了，只好勉强带兵，出武昌城。
1854年2月7日，进退失据、内心杂乱如麻的吴文镕，冒险亲自带兵，孤注一掷地进攻黄州。学究兵碰上太平军，如羊入狼群，太平军略施小计，在后营放火，吴文镕则方寸大乱。主帅一乱，清兵顿时全线溃败。兵败如山倒，吴文镕魂飞魄散。唉，他早料到自己不禁打，果然不禁打。崇纶你也逼人太甚，我还有什么脸面见圣上？
学究总督只好“扑通”一下，跳进水塘自杀了。
吴文镕一死，轮到崇纶慌了手脚。没有了挡死鬼，推卸给谁呢？只好自请出剿。咸丰皇帝知道，崇纶论水平比吴文镕还不禁打，请战是计，谋求逃跑脱身是实。臣子心中那点小九九，怎么瞒得过皇帝？
不答应。
战不得，逃不掉，崇纶只好心惊胆战地继续死守。熬了半年，武昌还是被太平军攻破。崇纶提前得到探子情报，丢下全城士兵百姓，在沦陷前一天抓紧逃往陕西。曾国藩马上向皇帝打报告，皇帝下令赶快抓回来。崇纶见内有皇帝抓，中间有曾国藩逼，外有太平军攻，条条路通向死胡同，吓得服毒自尽。
总督、巡抚相继自杀，湖广地区一时岌岌可危。
危机关头，骆秉章顶了出来。
骆秉章在1850年3月就已升为湖南巡抚。他长于治理，而短于治乱，小过失不断，经常受到朝廷处分。 1852年长沙解围后，骆秉章被调离湖南。但1853年初，清廷又再次任命他做湖南巡抚。
骆秉章受命来湖南镇压太平军，是一件颇有戏剧性的事。
骆秉章，祖籍广东花县，与洪秀全是同县老乡。而且，据说他们还是小学校友。[3]
《清代名人轶事辑览》里有个故事：骆秉章与洪秀全早年在同一个私塾，两人课余时间聊天，洪秀全说：等我将来长大了，一定去造反。骆秉章马上反驳：你如果造反，我一定要来扫平你。洪秀全很轻蔑地说，就你那点水平，扫不平我。骆秉章同样轻蔑地回击，就算我不能，我一定可以找到一个能力超强的人来扫平你。
野史博人一笑，洪秀全是梦见上帝后才想到要造反。骆秉章生于1793年，比洪秀全大21岁， 40岁那年已经中了进士，与洪秀全不大可能同校对话。但这个民间小故事，编得倒也凑巧：眼下，骆秉章正在找那个能力超强的人来扫平洪秀全。
在强敌压境中巡抚湖南，骆秉章有何妙方？野史流传这样一则故事。
1854年早春，鸟鸣山静的湘阴白水洞前，一个骑毛驴的老者，带着一个书童，肩背一只袋，正在左顾右看。
老者头戴方巾，衣衫老旧，胡子拉喳，面容清癯，背脊微驼。
老者下了毛驴，念诗道：“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左家仆人左乔闻声而看，进去通报，说：有个老者来化缘了。
左宗棠正在后山喂鸡呢。见有人进山来，猜也是穷苦人，就擦干手，进洞里取钱。按照柳庄规矩，一般打发三五文钱，但见是个老者，左宗棠就数了十二文，放进他手里，随口说：一年十二个月，一天十二个时辰，给你十二文。
没想到老者不接、不谢、不走，狮子大开口，要加钱。他说：孔子弟子三千，孟子门徒三千，请先生再赏三千。
碰到强讨的乞丐，左宗棠纳闷了。此人出口成章，不是一般的人，跑到这深山里来讨钱，必定有缘由。但不知道他有什么事？于是客气地请进洞边茅屋里坐。
老者进屋观望，看到茅屋墙壁挂的林则徐手书的那副“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联，仔细端详了一会，叹息一声，嘲笑说：能让林宫保自称“愚弟”的人，是什么样的大人才啊！可惜啊，林公看错了人，重托也要辜负了。
左宗棠一听，不得了，来了个高人。追问他：看错了什么人？
老者摇头说，一个叫作“五画生”的人。此人被誉为今亮，可实际上呢，与古亮差太远了。刘皇叔当年一句“先生不出，如苍生何？”，古亮就出山救天下了；今天强敌压境，湖湘告急，哀鸿遍地，生灵涂炭，可“今亮”呢？只会吹牛，说什么“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就敢纸上写写，门上挂挂而已。这不叫看错人了吗？
左宗棠被羞得满脸通红。他突然想起，哈哈一笑，说，老兄你就别兜圈子了，露出真相吧，中午我们来喝两杯！
原来，老者就是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
这个故事让人意外，也给左宗棠挣足了面子。诸葛亮当年被三顾茅庐，主子只有刘备。左宗棠这里，张亮基后脚跨出去，骆秉章前脚就跨了进来。
这则故事听起来充满传奇，市井街坊津津乐道。但因为是野史，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严肃的史家不予采信，认为完全是天方夜谭。
可以确证的信史是，左宗棠辞幕才回到湘阴，骆秉章马上派人前去礼聘。左宗棠见信和礼品后十分感动，他说，“骆中丞及方伯、廉访诸公以书币见招，并委郑司马入山敦促，礼意优渥，实为可感”。但左宗棠还是婉言拒绝了。原因是与张亮基合作一年，他对官场已经有点灰心：“年来心血耗竭，不欲复参戎幕，已托词谢之，自此匿迹销声，转徙荒谷，不敢复以姓字通于尘界矣。”骆秉章见礼聘无效，又想到用职位来诱惑左宗棠出山，就借上一年左宗棠在浏阳战斗中的功劳显著，向朝廷“保奏其以直隶州升用”，没想到左宗棠得知后又辞谢了（“上书辞之无及”）。
骆秉章第一次礼聘失败，诱惑也无功而返，并不气馁。他的策略是，不断派人前去礼聘。他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何况他看清楚了，左宗棠的心不是金石，而是热血心肠。
骆秉章放下身段，不厌其烦地礼聘，能将左宗棠请出山吗？
左宗棠其时正纠结。他心里已经非常清楚：骆秉章是骆秉章，清廷的湖南政府是清廷的湖南政府，他对骆秉章会心生感激，不代表他会对朝廷感动。官场是中国最大的流动江湖，谁也不知道，骆秉章会不会像张亮基那样，随时抽身而走，另有高就。自己呢，随时就会像头孤独的小牛，找不到回家的路。
那左宗棠这次为什么又答应出山了呢？骆秉章单靠礼聘是聘不出来。关键有三点原因。
一是形势所逼，二是退路全封，三是人情难却。
先看形势，湖南新的大战在即。进入1854年后，太平军的枪，像经上帝之手摸过，战无不克，攻无不胜：1月，攻击庐州，江忠源民兵队全军覆没，江忠源自己投水自杀，太平军西征部队全线攻入湖南；2月，湖北黄州被轻取，湖广总督吴文镕战死，太平军攻入汉口、汉阳，再占湖南岳州；3月初，湘阴县城被太平军占领。
3年前，左宗棠考察白水洞，最坏的打算，是太平军占领湘阴，今天果然成了事实。
这逼得左宗棠考虑直面太平军后各种可能的后果。
胡林翼第一次劝说左宗棠出山与张亮基合作，说了句当时他感受并不深，至今想来却直击心脏的话：如果湖南湖北全部被太平军占领，你左宗棠无论是躲在柳庄，还是缩在白水洞，真能保证自己免祸吗？（“设楚地尽沦于贼，柳庄白水其独免乎？”）
一年前，这句话对左宗棠有一种驱使的动力；现在，他才体味到潜台词中的杀伤力。他蓦然记起赤壁大战前，鲁肃劝孙权的典故来。[4]
左宗棠原本还可以继续中立、观望。但因入过张亮基幕府一年，弄得面临与孙权当年完全一样的选择了。
太平天国本来是官逼民反，具备战争的正义性，但因洪秀全后来昏庸腐朽，没有政治策略，拒绝统一战线，一路只知蛮打蛮杀。
左宗棠隐居，中立立场，没有观点。
但关键时候，太平天国帮了自己大倒忙。太平军杀进湘阴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游说左宗棠加盟，分化瓦解朝廷的潜在助手，居然发布通缉告示，要以“清妖坐探”的罪名，捉拿左宗棠杀头。左宗棠只好以“保卫桑梓”的名义，加盟清廷奋起反击。
为躲避太平军的搜查，左宗棠被迫带着女婿陶桄逃到长沙。骆秉章早就派专人在关注左宗棠最近的一举一动，得知后大喜过望，马上派人去请他。这次正史上没有唐浩明在《曾国藩》中提及的“计赚左宗棠”故事记载，与张亮基上次“计赚左宗棠”是否同一件事的演义版？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骆秉章这次出面极力挽留，左宗棠果断答应“入署襄办”。
打草惊蛇，将左宗棠逼成仇人，太平天国为自己找到了最优秀的掘墓人。
明白了何去何从，左宗棠不再犹豫。 1854年4月，左宗棠第二次正式进入湖南幕府。
骆秉章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左宗棠答应出山，等于救自己一命。
兔死狐悲，骆秉章面对两个既死的前任，充分体验到了乱世做高官的滋味：像被阎王搂着睡觉，随时会被永远带走。
吴文镕用自己的学究做派，做了自己的反面教材；贪生怕死的崇纶，也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
骆秉章分析：吴文镕提笼遛鸟、做诗逗皇帝开心可以，为什么非得带兵上前线，主动去送死？崇纶学南郭先生吹竽可以，为什么要逼垮吴文镕，弄得自己光秃秃地站到前线，畏阵潜逃，服毒自杀？
想到这里，骆秉章在心里笑话他们：放着张亮基的榜样不学，将自己逼进死胡同，蠢宝啊。
论带兵打仗，骆秉章比吴文镕水平高不到哪里去；论胆识魄力，骆秉章比崇纶大不到哪里去。但比较张亮基挖左宗棠，三人命运完全不同，骆秉章从中看出了问题的关键：总督、巡抚该做的事是识才、容才、用才。用好了人才，既不要顶着送死，也不要潜逃找死。
他选择让左宗棠代表自己，将他推到前台。
骆秉章懂得，自古到今，要留住人才，关键是留住他的心。骆秉章表现出一个高超的政治家娴熟的用人才能，他对左宗棠“推诚相与，军事一切专以相付”，左宗棠虽然未被多次礼聘打动，而且来长沙时心思仍放在躲避太平军搜查，入幕后还一门心思在琢磨“保卫桑梓”，无意为保卫湖南政府而战，最后还是被骆秉章大气的人格打动了，觉得自己“不得不留此共相支撑”。
骆秉章以大胆放权，如期达到笼络人才的目的。左宗棠现在来为自己分忧，骆秉章规划借左宗棠来将湖广地区的死局盘活，化解危局。
左宗棠能如骆秉章所愿吗？
出师首捷
左宗棠正式做骆秉章幕僚，面临的第一场大战，是代表湖南政府军，与朝廷团练大臣曾国藩讨论：打长沙，还是打湘潭？
曾国藩手下的团练兵，跟江忠源一个模式。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出身地主家庭， 1811年11月26日生，比左宗棠大一岁。
曾国藩本来是礼部侍郎，大致相当于今天教育部副部长，从二品高官，呆在北京，位高权重。 1852年，曾母过世，按古人的规矩，曾国藩得回家守孝三年。不想一回湘乡，官僚、朋友、亲人、熟人，都来找他，怂恿他办团练，打太平天国。
“教育部副部长”做文化、管教育是内行，军旅的事情，完全门外汉。打仗要内行，还得有胆，曾国藩文弱体虚，怎么敢答应？
最早向朝廷推荐曾国藩办团练的人是左宗棠，那时他正在张亮基幕府。郭嵩焘第一个找上门，他这边不停地劝，那边不断地向朝廷推荐。
左宗棠的劝说，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曾国藩明白，自己跟左宗棠不是同一类人。唐浩明的结论是，真正促动曾国藩出山的人，是郭嵩焘。倒不是郭嵩焘多么能说会道，左右曾国藩判断的，基于一个人人都有的最本能的心理：郭嵩焘比曾国藩还要文气。曾国藩曾说：“郭筠仙芬芳悱恻”，他眼中郭嵩焘翩翩书生，是个浪漫悲苦的闷骚男。连他都觉得可以，看来真可以，曾国藩动心了。
1853年1月25日，曾国藩带郭嵩焘去长沙征求意见，张亮基要求他马上征调1000名练勇来长沙。曾国藩再次返回湘乡，扎实组建了1000个民兵，打好了湘勇班底。
毕竟是“教育部副部长”，凡事会先考虑政治正确。自己建地方武装，没皇帝点头，心里总不踏实。第二天，曾国藩马上向朝廷发去加急电报，请求皇帝同意自己剿灭“洪杨发匪”。咸丰皇帝当即特事特批：“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有了这句话，曾国藩放心了，便大办起来。
湖南古来民风彪悍，会党、土匪林立，民众对打仗的事，有兴趣。曾国藩登高一呼，民众积极响应，发展速度超乎预料。到1854年初，团练兵力超过一万。曾国藩将它分为陆军13个营，由塔齐布和罗泽南率领；水军10个营，由彭玉麟和杨载福率领。两营人数，对半开。
兵力组织起来了，找个什么由头去打？曾国藩饱读理学，看重正名。
1854年2月，湘军准备全部出动。开打之前，曾国藩精心做了篇《讨粤匪檄》。
以卫道自居的曾国藩，洋洋洒洒地阐述他攻打太平军的理由：中国古来是一个以本土正统文化立世的大国，“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而太平天国竟敢吃里扒外，冒天下之大不韪，信仰外国人的落后文化，是所谓“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
华夏古来是天下中心，清廷是天朝上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是外人，是不入流、不文明、不开化的小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见，“外夷、天主”全都需要征服、消灭，而不是被供奉起来。
为正本清源，捍卫华夏正统，他郑重宣布：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找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
曾国藩发布檄文时，湖南情况已经糟糕。因为吴文镕、崇纶的无能，长沙的靖港、宁乡，全部被太平军占领，到这年4月28日，湘潭也被占领。
曾国藩领命于败军之际，坐镇长沙城内，腹背受敌，形势非常紧迫。
到底是先打威胁腹部的敌人呢，还是先打背后的敌人？或者两处同时开打？
举棋不定，于是开会。
湘勇新组建，将士们很新鲜，积极性都很高。一路讨论下来，一致认为，应该先打长沙靖港。只有左宗棠一人坚持应该先打湘潭，史书记录为“独主援湘”。
意见出现分歧，听谁的？听打过胜仗有经验的人的。曾国藩说：打仗我是没经验，但你们比我更没经验。左宗棠有经验，我们听他的。
军事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放弃靖港，专打湘潭。
曾国藩部署：塔齐布和罗泽南，带去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步兵，在陆地集中进攻湘潭；彭玉麟和杨载福带去一半的水兵，在水上推进，开往湘潭。这样，他还留了些兵在身边，免得后方空虚。
军事布置全部安排好了，战斗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想不到，节骨眼上，曾国藩自己先开了小差。
他听到一个机密。几个生意人从靖港过来，告诉一个叫孙观臣的人，那里只有五百太平军。孙观臣一听，这不是天赐良机吗？马上跑去报告曾国藩。
孙观臣是长沙利生绸缎铺的老板，侍读学士孙鼎臣的弟弟。孙鼎臣是1845年的进士，跟曾国藩同在北京做官，关系打得火热。曾国藩放心安排孙观臣做地下党，要他探得消息就向自己报告。没想到一出手，就探得这么大个好消息。
曾国藩听了孙观臣的密报，内心激动得不行。他掐指头算：自己留底的湘勇，还有五千多，是对方的十倍！如果去搞个偷袭，搂草打兔子，顺带将这帮太平军灭了，不是既拣了便宜，又可以减轻湘潭的压力，鼓舞湘潭那边的士气吗？
前面打了两仗，已有岳州之败和宁乡失利，曾国藩脸上无光。他急需尽快创造一个胜利，用来鼓舞军心，为自己挣回面子。
想着飞来横福，越想越激动，曾国藩决定马上行动。他临时安排战斗任务：水师开到靖港上岸，陆勇开到靖港会师，水陆并进，两相夹击，攻杀五百长毛贼。
谁来指挥呢？能用的将领，都派去打湘潭了。自己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亲自指挥一回，增加点实战经验。曾国藩亲自来导演消灭毛贼的好戏。中午时分，水陆并进，预期在靖港会师。
曾国藩将指挥船停在靖港上游的白沙洲，大队湘军水师顺着他的令旗，开着战船直冲靖港。
战船还没开到，太平军从铜官山上杀出，芦苇荡里冲出来数百条船。
太平军整齐有序，抢先用抬枪鸟铳向湘军水师战船集中射击。来不及散开的湘勇像落叶一样，纷纷扬扬，掉水毙命。
遭遇强大劲敌，湘勇不专业，阵脚大乱，开始后撤。
对方突然一声冲天炮，又杀出两万兵马。两万太平军从铜官山上冲下来，同声高呼“活捉清妖曾国藩！”呐喊声惊得水花四溅。
上当了！
曾国藩站在白沙洲指挥船上，远看着漫山遍野的太平军红巾、黄巾猎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小规模偷袭不幸成了大规模的正面遭遇战。
第一次看见这么庞大的战斗场面，曾国藩灵魂都差点吓死了。
手下五千人马，气势此时完全被太平军淹没，开始集体溃逃。
逃跑要过一座桥，曾国藩命令拆桥。逃兵纷纷从曾国藩身边跑，曾国藩仗剑于旗下，大喊：“有过此旗者，立斩不赦！”才说完，一个小个子兵就从他边上溜过去。曾国藩奋起一剑，逃兵呜呼。但文弱的曾国藩，震慑力明显不够，即使自斩逃兵，还是没法阻止作鸟兽散的乌合之众全线溃退。
兵败如山倒，场面惊天动地。旧门板和床板临时铺架起的浮桥，数百逃兵蜂拥着挤上去，桥身不堪其重，轰然垮塌，逃兵全部被湍急的水流吞灭。
曾国藩见阻止不住溃逃，急得半死。突然，敌营中有人认出他来，大喊：快射将军旗下那个大胡子！话音刚落，箭贴着曾国藩的左耳飞过一支。
这下轮到曾国藩自己逃命了。部下强行将他拖上船，哪里安全往哪里逃。曾国藩逃到船上，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兵还在跳的跳，死的死，逃的逃，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岸上太平军乘胜追击，一边大喊：“活捉清妖曾国藩！”
曾国藩哪里想到，指挥太平军靖港之战的是大将石祥祯。石祥祯是广西贵县人，石达开的从兄。这次他充当“征西军”指挥，与林绍璋各领一军，一个打湘潭，一个守靖港。
石祥祯将湘勇锁定水陆洲（今橘子洲），难以攻打，随便派个间谍诱敌，没想到曾国藩这么轻易就被骗得血本无归。
亲自统帅，大败，哪里还有脸见三湘父老？墨汁未干的《讨粤匪檄》正在流传。败兵之将，何以言讨？败绩一旦流传开了，将是千古笑谈。
曾国藩决心寻死。他望准江心一个旋涡，学着江忠源那样，扑通一下，跳进水里。部下康福突然听到水响，回船一看，没人了，知道曾国藩已跳水。赶紧下水救起。
上船，曾国藩放声痛哭，坚决还要去死。又跳，再被救起。
部下怕他再跳，派人将他抬进船内，严加防护。
被救回长沙城，看到驻扎在长沙水陆洲中的湘勇大营只剩两百来人，曾国藩万念俱灰。看自己带兵如此不堪一击，想迟早会被太平军消灭，开始后悔听信怂恿，办了团练。
无比懊恼中，曾国藩决定还是不活了。他提笔给咸丰皇帝写了封遗折。一想，还有些后事要安排，再找张纸，给弟弟写了封绝笔书，交代自己死后丧事怎么办理。
正准备一死百了，左宗棠来了。
左宗棠当然不是来安慰曾国藩的。
他见面劈头就骂：曾帅，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愚人，你如果就这样死了，我要鞭尸扬灰，劝说伯父大人，不准你入曾家的祖坟！
曾国藩本来已经惭愧得无地自容，陡然再受这巨大刺激，像心脏里被撒了盐。剧痛之后，他反问：你凭什么这样骂我？
左宗棠说：大帅你想想，你27岁就进了翰林院，三十出头就入了礼部侍郎，官居从二品，诰封三代，皇恩对你不薄吧？你呢，朝廷有难，皇上给你重任来平乱，也是期望你为国立功，光宗耀祖。你如今倒好，受这么点小挫折，就想着寻死，这难道不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懦弱无刚的愚人吗？
左宗棠后来回忆当时痛骂曾国藩的情景，仍然清晰如画：“惟涤公进攻靖港失利，回泊南湖港”，他用绳索拴住自己，出城外专门去看望（仆缒城出视之），发现曾国藩“则气息奄然，盖愤而投水两次，皆得救以免，而其志仍在必死”。
左宗棠干脆利落的人，看不得军事统帅娘娘腔寻死觅活，毫不犹豫地对曾国藩采取崩溃疗法，将他往死里骂。
那段时间，左宗棠不止痛骂过这一次（“仆以大义责之”），而且还跑到曾国藩军船上，时时骂，天天骂，重复着骂（“又日日至其舟中絮聒之”）。以毒攻毒，直到骂得曾国藩回心转意了。最后他才替曾国藩开脱：为什么有这次靖港之败呢？老天为了让他成大事，所以偶尔拿这点小挫折来锤炼锤炼他。（“此公忠诚笃实，正灭贼之入，偶遭挫折，殆天之所以玉成耳。”）
左宗棠不留情面，曾国藩脸由红变紫，由紫变乌。但奇怪的是，骂声过后，他突然不想自杀了。
是啊，左宗棠说得对：胜败乃兵家常事。
他当即安排部下，将营里存底的火炮弹药军械，一手托付给左宗棠，由他来指挥。
过了一会儿，曾国藩从床上咕噜爬起来，握着左宗棠的手，很感激地说：听了你这一席话，就像听到世界上最圣明的人讲的道理，我忽然出了一身大汗，现在汗停了，病全部好了。（“若听圣人辩士之言，忽然汗出，霍然病已。”）
故事就效果来看，有点像陈琳骂曹操。[5]人从愤怒转平和很难，需要大胸怀、大气度，曾国藩做到了。
左宗棠心直口快地痛骂，让曾国藩受益不浅。根据左宗棠的责骂，曾国藩将自己的号由“居武”改成“涤生”，意思是感谢左宗棠让他浴水重生，向死新生。
就在这时，快报传来：湘勇在湘潭大捷。据左宗棠后来描述，“水师夹击，烧贼船几尽，遂复县城，杀贼逾万，自军兴以来未有如此大捷者。”
湘潭主战场在左宗棠“独主援湘”的战略指导下，消灭了一万多太平军，取得了湘勇有史以来最大的胜利，曾国藩失败的情绪一扫而光。他马上爬起来给皇帝写奏折报捷，湘潭胜利大书特书，靖港旧败轻轻带过。
咸丰皇帝看后很高兴，对曾国藩从此刮目相看，认为他已经可以独当一面，正式发布一道新命令：湖南除了巡抚，所有文武官员，都可以由曾国藩根据军务需要来调遣。
曾国藩从民间团练首领，升级为国家正规军指挥官了。
湘潭大捷有着历史决定性意义，它奠定了湘军事业第一块基石。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挽救了曾国藩，挽救了湘勇，也挽救了清廷，成了清军与太平军力量对比的转折点。
左宗棠再次出山，决策开场得胜，心中大喜过望。
但他入官场还不深，要想通过朝廷来做事，与官府来合作，需要一个合作模式，不再是以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因为独立而不依傍的个性，左宗棠无意间开创了一个民间士人与官方政府合作的全新模式。
不妨管它叫“虚官实民”。
大权独断
湘潭大捷，让左宗棠威信大增，自信心倍增。
但问题来了，左宗棠如此能干，与骆秉章怎么合作？
两个能人合作会打架。左宗棠与张亮基是松散合作，各自独立，干得来就干，干不来走人。
对骆秉章来说，最大的担忧，是刚刚进入幕府的左宗棠时常仍萌生去意。原因是骆秉章此时对左宗棠仍未能充分信任（“骆文忠公初犹未能尽信”）。站在骆秉章的角度，能做的都做了，能信任的地方都已经超过了，完全、充分、彻底信任需要时间，毕竟自己托付的一省安危，包括自己全家性命。但左宗棠不会这样想，也不可能站到他这边来考虑。骆秉章怎么想办法尽快留住左宗棠的心？
骆秉章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现在是继续按张亮基模式探索创新，还是要左宗棠全心加盟幕府，做自己的部属？
开新路还是走老路？这是合作的首要问题。
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两人心知肚明，相互磨合着，边做边看，逐渐达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左宗棠加盟幕府，但可以随时走人；骆秉章全面授权，左宗棠全权代理。
左宗棠自己说，这样磨合了一年，骆秉章就全面放权了，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所有刑名、钱粮、战斗、决策等等，大小事情，他一概不闻不问，“主画诺，行文书，不复检校”。
一则小故事说明了这种合作模式的特色：一天，骆秉章听到巡抚衙门外发炮，他不知缘由，忙问手下人：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是左宗棠在发军报折子。清朝有规定，凡是向朝廷发报折子，都要放炮。
骆秉章说，将折子拿过来，给我看看吧。匆匆溜了一眼，信手一丢，任由左宗棠去做。
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清朝，向朝廷发报折子，是大事，一般由巡抚亲自主持。但骆秉章交给左宗棠去办，左宗棠也不报告一声，自己就办了。这说明，左宗棠已经完全地行使了湖南巡抚的权力，大权独断；同时，也透露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骆秉章对左宗棠，完全彻底信任了。
左宗棠因此获得了一个绰号：“左都御史”。[6]
这个绰号，明显流露出湖南中下层官员对左宗棠大权独断的严重不满。“飞黄腾达之时，不被人嫉”，左宗棠据切身体验，总结出这句话，但现在他还做不到。
被官场舆论吵得心烦意乱，他开始学会选择信息：对自己不利的话，不听不想，当作不存在，依然故我，想怎么做，还怎么做。
骆秉章也顶住舆论压力，装聋作哑，不将官员的非议当回事。下属来问公事，如果避开了左宗棠，他干脆就说，不要问我！你去问季高先生吧，他说可以就可以；他说不行，那就是不行了。（“公可亦可，公否亦否。”）
这下更不得了，中国官场的显规则，被他俩无情打破了。封建等级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一个小师爷，眼里还有没有巡抚大人？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连左宗棠本人也觉得骆秉章这样太软弱，偶尔也拿他开起玩笑，说：骆公啊，我看你就像个傀儡，没有我牵着线告诉你怎么动，你就不晓得怎么动了，你看是不是这样？（“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耶？”）
照一般人脾气，被这样激将，肯定不干了，弄不好大发雷霆，当场下令左宗棠卷铺盖走人。但意外的是，骆秉章一点也不生气，对左宗棠的揶揄，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打着哈哈，干笑几声，事情过去了。
左宗棠当然不是故意来挑战骆秉章的脾气。外界风言风语，让他警觉起来。他不知骆秉章是不是介意？只好冒险用激将法试探，没有试出意外的过激反应，就彻底放心了。
骆秉章自己都能容忍“左都御史”，旁人操什么闲心呢？
骆左的关系越来越好。一次，左宗棠写好奏章，自己觉得很满意，就放肆敲骆秉章的门，叫他起来看。骆秉章赶紧穿好衣服，就灯下细读。看完他一拍大腿，大叫一声：绝了！拉起左宗棠的手，邀他出去喝酒吃夜宵。
这样率性随意，像江湖兄弟。[7]
虽然“幕友当权，捐班用命”的怪论，还在官场舆论中掀起波澜，但骆秉章与左宗棠像心有灵犀，都一笑置之。
这一切不但超出了时人预想，也让今人感到惊异：这样的合作，到底是好是坏？
结果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
在左宗棠入幕大权独断的6年，湖南全面进入了抵抗太平军的黄金时期。有八个字将这样一个局面做了最生动的描绘，叫“内清四境，外援五省”。不但湖南本土四方的起义军都被扑灭，湖南还搞起军事输出，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北、贵州五省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的局面，开始出现。
骆秉章与左宗棠这种合作模式，当时是最先进的一种机制。它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虚官实民。
以骆秉章为代表的官方，拥有实权，但他将权力下放，让独立民间士人左宗棠来全权代理行使，自己只保留最后的“问责权”。
这种模式，带来系列连锁的巨大变化。三国时期的蜀国，实行的是这种模式，叫“虚君实相”：阿斗刘禅拥有最高的权力，但真正行使权力的，是臣相诸葛亮，刘禅只保留对诸葛亮的最终问责权。
这个制度的先进性不是跨世纪，而是跨千年。孙中山成立中华民国，后来设计“总统共和制”，还在参照这个模式：考虑怎么将“能力”与“权力”分开，让行政权与监督权剥离，做中国民主共和的实践。[8]
这样的制度，好处是行使权力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才能，任意发挥，不受牵绊，实现效率最大化。上级掌握最高问责权，执行权力办事的人，内心顾忌感很大：你做好了，没人来问罪；一旦做坏了，要承担起全部责任，上级可以随时问责。
“办事充分灵活化，监管完全严格化”，是这个模式的生动特点。
这个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清军不力问题。
清军打太平军所以屡败，主因不在兵太差，不是装备不行，而在内部官员结构、关系复杂，责权利含混不清。
掌握兵权的人，政出多门，相互妒忌、牵制，人人自保，彼此拆台。每个指头各干各的，多个指头握不拢，力量全分散了，该出手时不出手，不该出手乱出手。对刚草创出来、内部关系相对简单的太平军，清兵像一头笨重而乱转的大象，打它只要牵着它的鼻子，顺势绕它几下，它自己就倒了。
左宗棠的到来，扭转了这个颓势。不是左宗棠有先见之明，实在是因为他的个性、他的成长环境，决定他只能这样与骆秉章合作。
左宗棠的独立性到底有多大？有则小故事，同样很能说明问题。
某天，骆秉章的小老婆有个弟弟，想向骆秉章求个差事。骆秉章说，没问题，等季高高兴的时候，我找机会专门跟他提一下。
没想到骆秉章找左宗棠当面一提议，左宗棠一句话都没说。过了好一会，才笑着回答他：今天天气不错，我们一起喝酒去？
左宗棠端起酒杯连喝三杯，起身对骆秉章作了个长揖，说：骆公，左某就此告别了。说完就催促仆人，回湘阴老家去。
骆秉章吃惊不小，他一把抓住左宗棠的胳膊问：为什么？
左宗棠说得既委婉也直接：“意见偶然不合，便当割席。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何必多言？”骆秉章明白了，马上收回安插小老婆弟弟的话，危机才算化解。
左宗棠在小题大做吗？没有。不是左宗棠小气，容不下骆秉章小老婆的弟弟。关键是分工与原则问题，不能让步。骆秉章的分工，平时养花、种草，陪小老婆玩，开会聊天，对左宗棠主政办事，他只看结果，保留最后问责，而不能干预左宗棠的人事安排。
而一旦如果左宗棠碍于情面答应，口子一开，全乱套了：下次骆秉章小老婆的弟弟的朋友来求差，左宗棠能不能拒绝？再下次，骆秉章小老婆的弟弟的朋友的朋友来求差，左宗棠又能不能拒绝？有了初一，会有十五。社会各色五花八门的人，闻风而动，一旦都来求情，左宗棠还挡得住吗？队伍就乱了。
人情与关系组建起来的乌合之众，跟八旗子弟还有什么区别呢？左宗棠跟清兵将领还能有什么两样？既然彼此一样，左宗棠这个独立民间人士，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原则问题，口子不能乱开。开错一个蚂蚁大的小口子，会造成千里黄河全线崩堤。原则问题上，必须以斩钉截铁的态度拒绝，这样得罪人只有一次，人家只说左宗棠绝情；口子一开，再拒绝就要在同一个事情上得罪人无数次，人家会举出左宗棠一百个不对。反正要被人骂，左宗棠是愿意被人骂一句呢，还是愿意被人家骂你一百句？谁都免不了要得罪人，如果什么人都不想得罪，就只有容忍别人无数次来得罪你。
左宗棠因为这种刚直、率真、不受束缚的独立个性，居然无意间成就了这样一种在当时最先进的制度。
骆秉章为这样一种创新，承受的压力超乎想象。当对左宗棠大权独断的批评难搅动他，就会对他个人的非议就铺天盖地袭来。评价他“才不胜其德”，“年老平庸”，“廉静寡欲，而乏刚果有为之志”。甚至连肃顺、郭嵩焘这样的明眼人，也看花了眼，干脆说：“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也。”
左宗棠知道，不能再听任这些意见疯长了。他得对骆秉章作出一个中肯评价，以终止谣言伤害。他说：骆秉章的道德品质与政治才干多到写不完，带兵打仗的本领也绝对不弱。（“德政既不胜书，武节亦非所短。”）这下大家才明白过来：原来骆秉章无为而治，表面上不动声色，肚子里尽是才干。
其实骆秉章一点没闲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开门打仗第一件事，是筹钱。湖南作为中部闭塞省份，政府口袋也没有余钱。骆秉章从“短于治乱”中脱身出来，发挥他“长于治理”的长处，与左宗棠共同策划，在后勤一块，办了两件大事：一，减漕；二，抽厘。用今天话说，就是开创在全省收商业税和流通交易税。
骆秉章这两件事办得怎么样？向来对官员挑刺的王闿运，这样评价：“骆秉章用左宗棠议，首减湘潭浮折漕粮，定军需公费，先私取十五者，率改为公取一，藩司以下大讙（通假字，同“欢”）。时湖南阻乱，事专于巡抚，秉章决行之，遂通改漕章，岁增银二十余万，民乃得减赋数百万。武昌既复，林翼复效行之。及曾国藩在江西，亦效行之”。
骆秉章开创了政府靠税收支撑军费开支的先河，胡林翼和曾国藩后来都仿效他这个办法，解决了湘勇军饷难题，骆巡抚的才干，可见一斑。
为了保持自己完整的独立性，左宗棠这边也不容易。首先一条，他不能受骆秉章“关聘”，自然也没有工资。怎么养活家里12口人？关键时候，胡林翼又来帮忙了。
胡林翼和骆秉章商量，两人各从私人腰包里掏出500两银子，由骆秉章负责寻买宅院。骆秉章相中了城北司马桥的一处宅院。
司马桥宅院买下来后，左宗棠给它取名叫左公馆。
左公馆是个两进院子，有二十多间房子，房前屋后还有一片菜地，几亩池塘，虽近城市，却似山村，远离闹市，又在城里，到巡抚衙门又不算太远，有些柳庄味道，左宗棠住得称心如意。
胡林翼又通过渠道去筹钱，让左宗棠每月可拿到30多两银子，解决家庭后顾之忧。
解决了这些实际问题，骆秉章与左宗棠就可以放开手脚合作了。
这是一种完全双赢的合作，结果是，骆秉章成就了左宗棠，让他找到了做事的平台，实现“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抱负，向榜样诸葛亮看齐，名扬天下；左宗棠也成就了骆秉章，让他既避用自短，免在战场丧命，又取得了政绩，还名垂青史。
有了骆秉章的全面信任与放权，加上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等一班湘籍官员的铁心支持，左宗棠胆子越来越大，步子越迈越快，他决定对清朝官场来一场改革。
猛牛欲斗虎，猛龙必过江。左宗棠凭着一腔热血，以诸葛亮当年冒险过江东的勇气，对满官集团进行清肃整顿。
“倒杨”阳谋
左宗棠发起对满官集团的挑战，全由清朝的军队制度惹起。
清朝军队，实行的是八旗加绿营制度。[9]
八旗成立之初，都有些骁勇善战的角儿。但到了晚清，他们已彻底失去祖先的锋芒。八旗子弟凭借祖宗福荫，领着月钱，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沾染恶习。每天打茶围、蓄画眉、玩票、赌博，斗蟋蟀，放风筝，坐茶馆，从早到晚，吃喝嫖赌，成了纨绔子弟的代名词。
绿营呢，在清代中期以前，一直都是精锐部队。但国家久不打仗，营务逐渐废弛，军队逐渐腐败。到嘉庆初年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本以为他们是马，拿出来一遛，才发现已变成羊。到镇压太平天国，逢战必败，由羊缩成了鼠，弄得皇帝天天揪心。
八旗、绿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在生息、繁衍。军一代、军二代，军N代，其实都是“坑爹坑祖宗一代”。他们由掌握军事而掌控政治，垄断国家权力资源。
正是能力与权力严重错位，太平天国才有机会起来打翻他们。湘勇崛起，正是八旗、绿营完全无能情况下的产物。如果八旗、绿营都还势大力沉，哪有养兵百万的朝廷，荒唐到要靠“教育部副部长”组织一帮农民用干农活的锄头耙头来挽救的呢？
从湘勇诞生，八旗、绿营就与它对立，像衰弱老年敌视能干少年一样。弱小但充满生机的湘勇，自然不愿意受这种压制，所以胡林翼批评八旗、绿营兵遇敌即溃，说“近年兵将伎俩，久为贼所窃笑”。曾国藩则忧心忡忡地说：“经制兵”（国家正规军）即使岳飞再活过来教他们打仗，孔子再活过来教他们文化，也救不过来。（“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不可以教成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
痛恨别人无能，不如做大自己。以曾国藩为核心，湘勇迅速凝聚了国内大批精英人物。
陶澍当年独木支撑湘官集团，饱受了满官集团的排挤，他想到以亲帮亲，以邻带邻的方式，来培养湖南人才，发展速度惊人。短短十余年，湘官集团成了规模。
代表社会中下层士人利益的湘官集团，迅速上升，代表社会上层士人利益的满官集团，日落千丈。错位发展到一个接近高度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上升的湘官集团被跌落的满官集团的天花板罩住了。
要想作为，必然破板。
左宗棠做起总策划师，发起“倒满”运动。第一个拿来开刀的对象，叫杨霈（pèi，大雨，比喻帝王的恩泽）。
杨霈是湖广总督，汉军镶黄旗人，八旗子弟，为人“庸懦畏葸”，就是胆小怕死，跟崇纶一个德性。
杨霈特长，在善于因人成事，就是擅长踩着他人的肩膀往上爬。他带领的湖北清兵，尽是一些败兵散勇，一击就垮。
湘军攻陷武昌后，杨霈借口“武汉空虚，度不可居”，不如乘湘勇锋锐正盛，东下夺取蕲（qí）黄、九江、湖口。于是上奏朝廷，表示愿意率部与曾国藩联兵东下，自任长江北岸战事。
杨霈表面上积极抗战，其实消极避战，想借湘勇做挡箭牌。
曾国藩看破杨霈的用心，迟迟拖延不动。但朝廷来催促了，只好与杨霈联兵东下，临时调来湖北按察使胡林翼的兵，前往参战。
湘勇一鼓作气，顺利攻占武昌。杨霈抢先奏报邀功，拿到奖赏便过河拆桥，而湘勇筹集犒金、粮饷的事，他不闻不问。
湘勇的开销可都是自费的啊！打了胜仗不但没有奖赏，反倒换来饿肚子加疲劳，另加欠一屁股军饷。曾国藩十分懊恼，胡林翼更是气得骂娘。
杨霈如果只让曾国藩讨嫌，还可能只是走进险路；但得罪湘官集团，很快就会被大家齐心协力送上绝路。
湘官集团要继续上升，正好杨霈就成了急需打穿的一块天花板。
曾国藩动起脑筋，对杨霈设局。
首先是全局战略的设置上，曾国藩搞成网络联盟体：胡林翼巡抚湖北后，曾国藩将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湘官，联成一片，形成一片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集团。
杨霈进来揩油，正好钻进局中。
1855年春，杨霈驻守黄州，太平军攻势猛烈，打得他像无头苍蝇，先逃到郸水，再逃到汉口，又逃到德安，最后逃到枣阳。
胡林翼刚补署湖北巡抚，也就是代理省长。他带兵在武昌外围转战。杨霈借口“防贼北窜”，走避德安，续退随州、橐阳，再向皇帝提要求，要调在武昌作战的胡林翼移驻汉川。用意很明显：用胡林翼做挡箭牌。
这下再次惹恼了湖南湘官集团一班人。曾国藩打赢了，你代表人家抢先报功；胡林翼很厉害，你要求人家帮你挡箭。不扳倒杨霈，这仗还怎么打得下去？
左宗棠政治判断力最好，他最先看清楚、想明白，决定发起一次系统周密的“倒杨”行动。对“倒杨”流程，做了严谨的部署。
他设计由骆秉章来开头炮。
首先得等待时机。机会说来就来。
咸丰皇帝接到杨霈“防贼北窜”的奏折，就来问骆秉章意见。骆秉章根据左宗棠的意思，一口气质疑了“五个不解”，结论是直接弹劾杨霈。
骆秉章向来温和，这次锋芒毕露，咸丰皇帝看后，很不高兴，懒洋洋地回了句：“知道了。”然后就明责实护，说杨霈固然是缩头乌龟，辜负了皇帝我老人家一片心意（“固为退缩，有负朕恩”），话锋陡转，反责怪起骆秉章来：你还好意思举报杨霈，你也不看看自己，在南方做了两任巡抚，皇帝老子我原来还盼望你能有点作为，没想到你却告诉我，你已经老了，倚老卖老，年纪轻轻，居然就为自己退休提前做起准备，缩头乌龟都练到了你这个地步，真是再也没有比你更无耻的人了啊！（“汝两任南抚，朕尚冀汝有为，乃自陈衰老，预为归息地步，无耻已极。”）
骆秉章被骂得面红耳赤，“倒杨”首战告败。
左宗棠不急，他做好了第一步失败的准备。又开始第二步，通知胡林翼去开炮。
咸丰皇帝虽然以骂代堵，封了骆秉章的口，但还是不放心，想听听直接当事人胡林翼的意见。
根据左宗棠的安排，骆秉章可以说观点，胡林翼就只能说事实了。骆秉章是外人，表态不会惹猜疑；胡林翼是当事人，事实胜于雄辩。
1855年5月12日，胡林翼这样向咸丰皇帝陈述：当今国家的形势，最大的事情是赶紧进攻武昌，“乃可内固荆襄”，“时局乃有转机”。这等于完全否定了杨霈“要调武昌作战的胡林翼移驻汉川”观点，也呼应了骆秉章的“五个不解” 奏折。
咸丰皇帝有点慌了。怎么这两人不谋而合，想到了一块？他开始重新思考，是不是该听听骆秉章？
还没来得及问， 5月16日，曾国藩在江西上奏了一个《湖北兵勇不可复用折》，全篇指责杨霈胡乱治军，还揭发了他在广济大营溃败后，狼狈败逃的事实。
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都是封疆大员，他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相继指责杨霈问题累累，咸丰皇帝就感到事情严重了。
皇帝号称至高无上，其实不是万能。当官僚集团多数站出来与你对抗，皇帝就真正成了孤家寡人。所以皇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高官来结盟。
咸丰皇帝心里比谁都清楚，杨霈无能，是个南郭先生。但他不担心杨霈无能，他担心的是杨霈与南方汉官搞不来。当初自己让他做湖广总督，其实是为了玩满官与汉官的平衡。因为南方的汉官掌握了实权，以杨霈这个满官插进来，是为了分化汉官，避免他们结盟，尾大不掉，生出意外。皇帝需要的不是杨霈的能力，而是这个满人身份，以及分化汉官的周旋能力。皇帝思考这类问题，不会凭屁股决定脑袋，全凭血液成分决定脑袋。
三人相继弹劾，表示杨霈得罪了三人。对咸丰皇帝来说，情况严重了。他必须做出抉择：到底是保杨霈让自己来得罪三人，还是讨好三人来开掉杨霈？这次他没有犹豫。
咸丰皇帝算得出来：清朝的江山，假定同时去掉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灭亡是可以看得见的事了。杀掉一百个杨霈，会危及清朝江山吗？不会。在关键时候，咸丰皇帝用现实功利取代了血亲情感。正是“血亲诚可贵，满人价更高；若为江山故，杨霈可以倒”。
左宗棠用锦囊妙计，三下就打穿了天花板，湘官集团头顶现出一片蓝天，破板再升空间辽阔，精英汉人的井喷期，即将到来。
以独立身份入幕，没有聘书、没有官衔、没有职位的左宗棠，自己就处在井喷口。
左宗棠当然想不到，改革已经触动利益，这比触及失势者灵魂还痛，必然会引发利益集团争斗。
左宗棠这条踌躇满志的战龙，马上要被卷进官场旋涡。置身滔天骇浪，生命危在旦夕。
左宗棠怎么闯过生死大关？
[1] 张亮基没有做过正式任命的湖广总督。 1853年2月至1853年9月，张亮基“署湖广总督”，署即代理，也就是在考察期。相当于今天做代理省委书记。
[2] 唐玄宗开始以文学侍从官选充，职责是专草拟内命诏诰，包括起草任免宰相，宣布征伐命令等。唐德宗以后，翰林学士进一步成为皇帝亲近的顾问兼秘书官。经常值宿内廷，参预机务，被称为“内相”。清代废翰林学士，翰林院的职责，包括掌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稿等。长官称掌院学士，以大臣充任，所属职官如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等，统称翰林。
[3] 据骆秉章研究会专家研究，洪秀全是新华镇官禄布村人，骆秉章是炭步镇骆村人，两地相距不过二三十里。这一对老乡，一个立志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国领袖；另一个则为捍卫清王朝的“中兴名臣”。为了各自的利益，两人在政治舞台上互相厮杀争斗了十多年。
[4] 三国时期，赤壁大战前战云翻滚，曹操大兵南下，说只带了83万兵，跟孙权来吴国打猎玩一玩。孙权一听，内心惊惧，汗不敢出。抵抗还是投降？诸葛亮、周瑜力主抗战，张昭等人力议投降。孙权无动于衷。战又怎么样，不战又如何？举棋不定。鲁肃拉孙权到一边，问了一句悄悄话，孙权决心瞬间锁定下来。鲁肃说：“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投降曹操，仍可谋得一官半职，你若投降，可就没有安身之地了。”孙权醒悟，决心抗曹。
[5] 曹操本来有头风病，陈琳做檄文，从曹操祖宗十八代骂起，全面否定。曹操看后，气得不行，头痛居然好了。从此他说，陈琳的文章可以治疗头痛病。弄得在后面排队等着来骂曹操的人目瞪口呆，抓紧自捂嘴巴，以免义务为曹操治病。
[6] 什么叫“左都御史”？帝国集权社会，朝廷设有专门行使监督职权的机构，叫都察院，左都御史即是都察院的长官。清代以“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其品级几经变化，定为正二品。左都御史起什么作用？概括地说，就是“钦差大臣加特务”。除“专职纠劾百司”外，还行使两项重要职能：一为天子耳目，即所谓的言官，道听途说即可打小报告上奏；二是重案会审，即重大案件组织由三法司会审。
[7] 这样的场面，古往今来，实在少见。在刘邦草创队伍时有过，在三国刘备刚起家时有过，在清末民初那些起事的英雄好汉们身上发生过。但在任何一个有规章有制度，等级一层压着一层的正规朝代，用放大镜都难得找到。
[8]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阐述中分析，要将“能力”与“权力”分开，就要做到“真正的平等”。
关于平等概念，在现实中有“不平等”、“假平等”、“真平等”三种。
一是不平等：分为“天生的不平等”和“人为的不平等”。
“天生的不平等”是自然界本身没有平等，人类也没见过“天赋的平等”，如人生而有圣、贤、才、智、平、庸、愚、劣之分。
“人为的不平等”是专制帝王造成的，即帝、王、公、侯、伯、子、男阶级制度。
二是假平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产生于打破人为的不平等，而又忽略天生的不平等；二是不分圣、贤、才、智、平、庸、愚、劣，一律求其平等，亦即平头的平等。
三是真平等，是起点的平等，让各人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根据各自天赋的聪明、才力，充分地去发展造就，每个人发展造就的机会完全相同，结果却大不相同，这就是真平等。
[9] 八旗由清太祖努尔哈赤在1601年创立，初建时设四旗：黄旗、白旗、红旗、蓝旗。 1614年，因归服地盘越来越广，军队花色越来越杂，于是将四旗改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并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称八旗，统率满、蒙、汉三族军队。
绿营则是顺治初年，朝廷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将收编的明军及其他汉兵，参照明军旧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进行组建的。以绿旗为标志，称为绿营，又称绿旗兵。咸丰皇帝以前，数量是八旗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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