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 上部 卧龙惊梦 第五章 天人突现
天人突现
天下危亡
就在左宗棠卧龙蓄势，准备轰轰烈烈出湖时， 19世纪40年代湘阴接连几年的大旱灾与大水灾相继频发，让他个人与家庭如遇灭顶之灾，前途几乎全部断送。
左宗棠看到，个人的、群体的灾难，比起国家、社会、天下的灾难，小得已不起眼。但天下再大的灾难，都是由一个一个家庭的不幸小灾难聚积成。不能救自己、家人、族人、乡人，则国家、社会、天下也就无从挽救。
因天灾的意外裹袭，他个人的思想与行动轨迹开始过渡：由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逐渐融进时代的洪流。
第一次从陶家休假回来，左宗棠知道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一下子不得了，他拍桌子骂娘。国破山河在，百姓不安生。“问天下头颅几许？看老夫手段如何！”据刚过世的南怀瑾先生考证，正是左宗棠的名言。
左宗棠怎么这么冲动？湘水校经堂早年“通经史、识时务”的教育，让直率的左宗棠遇事常常直言不讳地评施政得失，口无遮掩地“谤讪朝政”。 22岁时，他已有话在先，并且单方面发布了宣言：“身无半亩，心忧天下！”[1]
面对中华五千年来未遭遇过的西夷入侵，他心急如烧。全面了解后，他评价当下说：去年林则徐在广东发起禁烟，是一件大快民心的好事，英国人借口前来“启衅”，昏庸的朝廷不去反击，居然反将林则徐革职查办，充军新疆，“是非颠倒如此，可为太息！”
国家已被撕开一道伤口，他很难做到冷静，越说越愤怒：朝廷等到听说英国人已经霸占了香港，反对林则徐而主和的琦善也被拿下问罪，才慌了手脚，不知道战好还是和好，“而夷船且逼广州矣”，这些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一气之下，左宗棠一口气写下四首“感事诗”，以抒愤懑，思考国事为什么变坏，左宗棠认为，根源在于朝廷“上下相蒙，贤奸不辨”。
他用一个辛辣的比喻，讽刺朝廷说：就好比有户人家，家里的仆人与侍从相互勾结，合伙来欺骗主人。汪洋大盗都进门了，主人才慌张问，什么情况？仆人与侍从联合起来撒谎说，是邻居家的夜狗在叫，哪里有什么盗贼？主人信了，又放心继续睡大觉，听凭汪洋大盗洗劫。这个主人真是蠢到家了啊！他借比喻骂当政者。（“譬之人家仆婢相通，蒙蔽主人，大盗及门，犹诿为邻犬夜吠，彼主翁主妇固惛然罔知也。”）
这段时间，危机从小到大，已经发生转移。由“左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转变成“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左宗棠格外留意中国时事与发展动向。但一介书生，手无寸权，知道得越多，痛苦越深，却苦于无力，“世局已极颓靡，惟闭户私忧，仰天长叹已耳！”
夜深时分，星光寒微。忧坐在柳庄门前，对着前面那口水塘，见鳞光忽闪，有如波涛。左宗棠内心为之奔腾，看着看着，眼前仿佛变成一片海，对海隔岸的山上，高低黑树，像英国兵。有那么一阵，左宗棠真想冲过去，但一起身，发现椅子不能当船。
他只有按捺住冲动，继续陷入深思：
为什么天下的兴亡，老百姓也有责任？因为朝廷、政府，可能是个混账朝廷，混账政府，国家也可能使坏，帝王相信“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2]面对这样无能、无赖、无良的朝廷、政府，社会可能崩溃，国家可能灭亡，黄色人种可能灭种，天下老百姓可能会跟着朝廷，无辜被葬送。
这时怎么办？
正确的做法，将朝廷、政府、国家、社会，划清界线，该谁谁的。哪些是我们的义务，哪些是我们的权利？是你的，你不能推脱；不是你的，你不能抢。
因为不愿陪着无能、无赖、无良的“三无朝廷”一起快快变老，更不能跟着它一起陪葬送死，所以，天下需要民间能人站出来，鼓动起来，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寻找自救。
左宗棠就是按照这个逻辑，做这种寻找。
1841年，他设想用明朝抵御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方法，来对抗英国人。也就从这时起，他对待西方入侵，定下一生稳如泰山的调子：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和议。他用一首诗来表达：一怒永维天下祜，三年终靖鬼方人。
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
诗的大意是：我一旦愤怒了，那就要坚决抵抗。成功了，就可以维持天下老百姓永远的福利，得靠这争来的和平，再努力培育社会，才可以将鬼重新变回人。战争一旦来了，不要怕，不要有丁点跟敌人谈和的打算，你想都不要想，有谁看到过豺狼被驯化成好狗了？我们要打到底，侵略者从哪里来，我们将他打回到哪里去。
但这时的左宗棠，势单力薄，也就“书生牢骚”。 1842年《南京条约》又签，中华利益不断沦丧，左宗棠气得吐血。
左宗棠对时事了解如接电报一样快捷。他说，“英入犯浙，又掠吴淞，直抵江宁，而五口通商之和议成矣。”他预判后果严重，中国将亡的阴影，幽灵一样在他头顶盘旋。这种史无前例的威胁，真是“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生活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自己只有眼睁睁地看着痛苦的份，真正生不如死！置身无助之中，他甚至想过跳海自杀，说“吾既不能蹈海而亡，则惟有买山而隐耳。”
痛定下来后，他终于想到找朝廷问罪。“时局如斯，彼谋国者之肉，宁足食乎？”国家被你们那些当官主政的人弄成了这样子，我恨不得将他们活活生吃掉，只怕这些人的肉太少了，饱不了我愤怒的肚子！怒极之下，他已经动了心思，打算与满清这个混账朝廷，彻底决裂。具体怎么去决裂？他一时又想不好。
这就是左宗棠当下的矛盾：想去救天下吧，又赤手空拳，无兵无权；不去救吧，看着“三无朝廷”，想死的心情都有。躲开不看吧，做不到；不管吧，自己本来就是局外人，牢骚管管而已；去管吧，有如拔自己头发上天那样的无助。
中国有句俗话，时势造英雄。道光皇帝的时运与清廷的国运已经跌成这样，国家眼看着要灭亡了，天下眼看着要崩溃于一旦了，中国的土地，必然在强烈呼唤产生一个双手能撑起民族主权的英雄人物。
这不是个人英雄主义。
在侵略战争吞噬一切的时代，在国家、民族命运生存遭遇挑战的时候，必须有个人，可以引领民意，凭个人之智，运筹天下力量，以挽天下危局。只是天下一旦太平，社会就应该立即松绑，个人英雄主义得马上退出，个体的自由权利得发展。用今天的话说，叫社会转型。
危机时分，谁也不知道，那个英雄在哪里？左宗棠当然也想不到，那个人就是后来他自己。
要想不被“三无朝廷”活活气死，自己怄气死，左宗棠唯一的途径，是怎么去让自己变得有力量，或者先获取权力。一朝权在手，我把令来行。心忧天下、救天下，就有本钱了。
无巧不成书，机会说来就来。
林则徐在关键时刻，将左宗棠朝历史的权力舞台上再奋力推了一把。
1849年冬天，林则徐因病开缺回乡，从昆明回福建，沿途经过贵州、湖南。他计划好了，经过湖南时，点名要专门会见左宗棠。
浓雾愁云中，一叶扁舟，经湖南辰州，泛沅江，溯湘水，向长沙划来。1850年1月3日早晨，在岳麓山下、橘子洲头东岸的湘江边，船晃荡了几下，停泊下来。
选择暂停长沙，完全是为了晤见左宗棠。
林则徐是带着累累心伤来约见左宗棠的。
近十年来，林则徐的官宦沉浮，比好莱坞大片还惊心动魄。 1840年，他在广东虎门销毁鸦片，鸦片战争爆发。双方一开战，中国惨败。道光皇帝将气全撒到林则徐身上，将他“遣戍新疆”。 遣戍指“放逐罪人至边地、军台戍守”，也就是充军。 1845年10月29日，皇帝头脑发热，不知哪根神经接对了，下令释放遣戍在伊犁的林则徐，给五品京堂候补待遇，两个月后，又任命他做陕甘总督。
在宦海的波峰与谷底间来回剧烈颠荡，官场对林则徐来说，像天堂与地狱中间那层真空带。天使与魔鬼同时向他露脸，一个峥嵘，一个狰狞，而皇帝定了他的手脚，封了他的嘴。
英雄无泪，个中滋味，百感交集。
长期劳苦奔波，长年心情压抑，林则徐旧病复发。加上夫人郑淑琴去世，他苦闷至极，只好奏准请假，回乡调治。
趁这次机会，他铁下心来，一定得会见左宗棠。如果不能见到，死有遗憾。
一纸请贴很快写好，林则徐派仆人林忠快马加鞭，加急往柳庄送。
林忠一路上很纳闷，一个快40岁的人了，什么功名都没有，听说还在家赋闲，怎么林老爷子对他这么器重？
正在为天下担忧，为民族发愁的左宗棠接信一看，心脏像战鼓，激动得差点跳出来：林则徐的亲笔！他位高权重，万民景仰，居然想到见自己。
左宗棠对林则徐的仰慕，始于广州虎门销烟。虎门销烟，销出了中国人的骨气，也销出了自己胸中憋的那口闷气，左宗棠对林则徐佩服得五体投地。
像今天的追星族有偶像崇拜心理一样，心高气傲又手无寸权的乡下书生左宗棠，从此很自然将林则徐当成自己政见主张的代表人、行动者。他将自己内心对国家的期待，全部投射到他身上，对他的一举一动，格外关注。
见面之前，左宗棠开始与林则徐进行漫长的神交。左宗棠被林则徐的爱国心感染，觉得他仿佛就在自己身边，产生过“心神依倚，惘惘欲随”的错觉。等到林则徐遭贬，奉调治黄河决口，出关赴新疆，左宗棠比林则徐还悲痛，形容自己“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喜，尝自笑耳”。
尤其是林则徐说出那句有名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左宗棠像在孤独与黑夜中看到一盏星，从此将它常挂在心头，用来激励自己，度过心理上的困顿、失落与绝望期。
多年来，林则徐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可望而不可及。今天，林则徐主动约见，惊喜来得太突然。
因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左宗棠亢奋异常。他接过信，抖着双手，拆开一看，一张纸，八行字。因过于激动，他看了三遍，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
好在林忠在边上小声提醒他：林老爷子在长沙段湘江边已经约好了船，等你去面谈。
左宗棠佩服林则徐，所以知道林则徐，这没问题。但倒过来一想，有问题了：林则徐怎么知道左宗棠的呢？一个封疆大吏，对一个进士考试三次落榜的小举人，总不可能因为老是落榜而知道的吧？那真成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了。
其实好名也可以传千里。
又是老朋友胡林翼在事前做广告。林则徐做云贵总督时，胡林翼做贵州安顺知府。作为部下，胡林翼开始向林则徐推荐左宗棠，称左宗棠“近日楚才第一”。林则徐听了，心中一震，随之一动。
胡林翼本意想推荐左宗棠去林则徐的帐下做幕僚。但左宗棠自己很明白，他的起步只能在湖南，这是关键。而且家务事确实也多，一是二哥的儿子今年17岁了，嫂子要帮他娶媳妇，左宗棠要主办；二是陶桄还在他手下读书。几个原因加在一起，他只好遥望林公，心中郁结，怅然若失。
官场老友、两江总督陶澍与左宗棠结为“忘年亲家”，林则徐听到后，相信胡林翼没有夸大其辞。再后，越来越多的朋友推崇左宗棠，让林则徐从侧面对左宗棠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一个人在江湖上有了名气，名气也会转化成生产力。
关键还是，林则徐与左宗棠信奉的道相同，都是经世致用派。这样的两个人，就有了谈话的基础。而此时的林则徐，与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见左宗棠一样，都有“临终托孤”的想法。只不过，陶澍托的是真孤，是自己的独子，而林则徐托的是事业之孤。
林则徐是个踏实办事的人。当年，从销烟英雄贬为流放罪犯，从广州流放伊犁，他依然带一颗踏实办事的心，为巩固中俄边防而绞尽脑汁，走破脚板。
流放伊犁是林则徐一生政治生涯最低谷。但他为了开发建设新疆，不顾政坛失意，年老体衰，抓紧时间，认真翻阅了大量的新疆屯田档案资料，亲自摘抄《喀什噶尔、巴尔楚克等地屯田原案》、《巴尔楚克等城垦田案略》、《哈密厅卷宗》，以及伊犁喀什河史地等。 1844年，林则徐主动接过伊犁将军布彦泰的委托工程，垦复阿齐乌苏地亩。这项工程历时4月，用工10万人以上。工程完成，渠道全通， 10多万亩土地得到灌溉。布彦泰对老英雄既感动，又敬重，向朝廷奏报林则徐的立功表现。没想到道光皇帝怒气还在，以请君入瓮的心态下旨：“著即传谕林则徐，前赴阿克苏、乌什、和阗，周历履勘。”“戴罪立功”后的林则徐，凭借这道圣旨，只好从富裕的北疆伊犁去到了贫困的南疆地区。他不但没有怨言，反而感恩朝廷给了他继续在中国边疆办实事的机会。
林公忙活一生，整个身心都献给了国家。晚年在伊犁守边，又总结了许多大想法，全是一手材料的“治边真言”。边疆问题多，隐患大，他还想拼命干上一把，为后人造福，但年岁不饶人，他感到体力不支了。人步进老年，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后事。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满脑子的想法，一肚子的计划，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跟自己陪葬？
一定得找个事业的后继者。
以林则徐的智慧，物色人不难。虽然远隔千里，但他从部下、朋友的口中，从左宗棠的江湖诗传中，反复斟酌，嗅出了他的兴趣，又发现了他的潜能。他断定：新疆边防与建设，除了左宗棠，中国内找不到第二个更合适的人。
左宗棠就这样被他认定是他事业托孤的对象，在心里打了钩。
左宗棠呢，当然不会知道这点。他只是感觉到，转眼就到不惑的年纪，自己还是个无钱无权无地位的“三无草民”，有大梦想，却找不到平台去发挥与实现。到哪里去找得机会，谋求一个事业发展平台呢？
林则徐无疑是他最盼望见到的人。人家眼下主动派人求见，他怎么会不想到尽快跑去一见？
这次见面，林则徐将给左宗棠带来怎样的转机？
林左夜谋
打发林则徐的信使林忠先回去禀报，左宗棠在家仔细整理衣冠。
在乡下呆久了，他已经草野惯了，现在要去见大人物，他得认真打理一下衣冠。古人讲究着装，是对对方的尊重。
下午骑着马，嘀嘀咚咚，嘀咚嘀咚，从湘阴柳庄往长沙段湘江赶。赶到时，江水瑟瑟，晚霞漫天，一面“林”字大旗，在晚风中自由舒展。湘江的河中小岛，就是水陆洲，也就是毛泽东后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橘子洲。
下江岸，踏滩涂，左宗棠看见，上湘江停船的木桥两旁，站满了等着接见的官员，以及负责安全的卫兵。
左宗棠的心再次激动起来。卫兵和官员，他全像没看见，急冲冲准备上船。将袍带一撩，跃上跳板。他眼睛只看着船，没注意到木板，才迈一步，一脚踏空，踩到湘江里，水深及小腿。一位长者见状，从船头跑过来，拉他。他一用劲，挺了上来。
冬风凛冽，不吹自寒。但心中像烧着一把火，似有早春暖意，他来不及将裤水拧一下，大步流星地往前冲，从怀里抽出“湖南举人左宗棠”的拜见帖，恭敬地说道：湘阴左宗棠特来拜见林宫保大人！
刚才来拉左宗棠的长者，对等待两旁的官员说：林大人今天有要务，请各位大人回。然后转身，邀请左宗棠进去。
几步跨过去，左宗棠终于见到神交已久的英雄偶像林则徐了。
这就是你带给我的见面礼？林则徐看出了他的激动，以这句话做见面开场白，将左宗棠落水一事，用半开玩笑方式，来化解他的紧张。
左宗棠实在太仰慕林则徐了，心中还是有点紧张，说话变得文绉绉的。
林则徐继续笑道：这可不像跟陶公当年见面的那个左宗棠啊！
左宗棠脸一下子赤红，一半因为激动。
“你去换一下衣服，当心冻着了。”林则徐见他还没有平静，安排长者带他进船内更衣室，缓和一下他亢奋的情绪。
等左宗棠换了衣服出来，林则徐已经坐好在露天船头上。林则徐站起来，做了一个“请坐”的手势，左宗棠在对面落坐下来。
林则徐呵退左右，两人对着拂面吹浪的江风，一边喝酒，一边谈天。
简单问过家世，林则徐开门见山说：左君，我们今天来谈天下大事，谈社稷江山的安危，怎么样？
左宗棠到底在乡下呆得过久，草野惯了，陡然见到林则徐，还是放不松，有点紧张地笑了笑，说：我一介寒儒，哪里懂天下大事呢？不敢谈。
林则徐笑了起来：你就不必谦虚了，左君名动江湖，读破万卷，心忧天下，这哪里难得倒你？况且，润芝（胡林翼）、陶宫保（陶澍）、贺公兄弟（贺长龄、贺熙龄），都跟我说，你才华横溢，有远见卓识，我们今天放开来谈，这里就我们两个在，可以无拘无束。怎么样？
左宗棠一听，有这样多朋友之前保荐过，林公又如此器重，消除顾忌，就放松了。本性中那种舍我其谁的气势，很快就恢复了。
他问：从哪里开始谈？
林则徐说：先谈新疆，再论兵战，如何？
轮到左宗棠意外了。他一路设想谈话的内容，怎么也没想过还要谈兵。在一个实践了一生的军事统帅面前，一个从来没听过军事课的书生，居然要嘴上谈兵，不是班门弄斧吗？
但左宗棠不怕。他让自己先发表观点，那就畅所欲言。他是不懂军事，但他有自己的强项：懂地理呀！从城南书院，到周家，到陶家，亲手画过，仔细研究过。 20年了，中国的地图，边疆的地理，他无师自学，烂熟于心，肚子里有货。
他以自己娴熟于心的新疆话题开口：
“新疆地处中亚东部，与中亚和印度接壤，英、俄两国都将新疆视为战略要地。新疆古代称作西域，西汉政府在新疆轮台境内设置西域都护，郑吉担任过首届都护。《汉书·郑吉传》上说：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从此以后，中国有效地行使对西域地方的管辖权。”
左宗棠开口以全球眼光，从历史切入话题，林则徐一下感觉到气势与深度。他侧耳细听，慢慢听得入了神，心里开始暗暗吃惊。他在新疆生活多年，专门应对过军事、复杂民族问题，对地理的见识，对全局的洞察，在某些地方，居然还赶不上这个足不出户的湘阴举人。
林则徐以严苛的标准，一路听着。左宗棠从地理逐渐自然地过渡到了军事。他先抛出一个观点：当前天下言兵事者，其要在将而不在兵。
他举例论证：林公您10年前虎门炮战，朝廷军队80万，英国军队不过数千人，我们败了。为什么？您虽然想作为，但处处有人阻碍，施展不开拳脚。所以陆续造成“广州琦善之辱，南京城下之盟”。[3]
这一下，说到林则徐心坎里去了。他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当然最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左宗棠又继续拓展开谈，从带兵引到对西方人的抗争。
林则徐征询式地问：你认为当今天下当务之急，在哪里呢？
左宗棠答：防务。道理是，第一，跟洋人谈判，只是形式，战端必然还会起，防务一定需要。第二，今天国防，防务松弛很久了，内乱导致外松。正确的做法，是先修内务，将内部整顿好了，就可以集中力量来对外。
谈完兵、时务，再深入谈怎么解决当下新疆问题。
这得脱离书本与地理分析，在中国内忧外患的基础上，具体谈新疆的保卫和发展。
这个，左宗棠确实是嘴上谈兵了。林则徐亲自率兵保卫伊犁多年，谁能比他更清楚其中的一切？但左宗棠有自画新疆地图的底子，他会结合时局，对新疆与中国，做形势的分析。
林则徐等他谈完了，说：季高，我在西北几年，局势跟你刚才谈的差不多，西北并不是不富裕，吐鲁番、南八城，如果经营得当，将农业普及推广，它将来就是中国第二个东南。但西北地方太偏远了，难得管理，官员也很难都认真努力做好，所以根基一直浮动不稳。我呢，本想一直为新疆效力，但一纸任命，又入关到了西南。新疆事业没做好，我感到终生遗憾啊！
说完，林则徐要大儿子林汝舟将他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全部拿来。打开一看，西北的形势图、山川、道路、城镇、桥梁、水井，都是林则徐亲自考察后画上去的。他明确说：将来中国最大的祸患，是俄罗斯。说完，他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全部地图等亲手重重地放到左宗棠的手上：“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
几颗老泪掉到地图上，迅速漫开，在地图上荒漠戈壁标记处染下沟渠一样的滋润水色，经夜光照射，像苦汗，像热血。
通过今天的对谈，林则徐对左宗棠已经有了深入了解。他已经可以确定，中国东南方的外敌，将来能够抵挡的人才有的是，但要安定大西北和新疆，除了左君，已经找不出第二个人了。（“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林则徐将一生中最大、最沉重的担子，全托付给了左宗棠。担子压到肩上来，左宗棠也不感到有多沉。这头强壮倔强的牛，已处青年的尾巴，再不是当年那毛躁的小伙子。论年龄与智慧，他都具备担当天下的实力。
这次见面，彼此印象十分深刻。以后，左宗棠与朋友书信，每次必称林则徐是“天人”。这晚的“湘江夜谋”，也就成了徐公事业托孤于左君的历史性佳话。
当年做家教时那些在安化小地方很私人的想法，今天终于与林则徐面对面做了一次畅快的沟通，人生最快意的事情，莫过于此。
有意思的是，林则徐今天也被这个年轻人震撼了。见面后他了解了左宗棠是不错，但他还是没有搞明白，一个乡下人，看上去像头蛮牛，伏在柳庄小屋里，自命当代诸葛亮，却怎么真懂那么多？他这些与真理最为接近的学问，到底从哪里来的？
他很含蓄，将这些疑惑，以褒奖的形式，写到一副送给左宗棠的对联里。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这副对联是清代大文学家袁枚晚年居住在南京随园时贴在书房里的一副对联。《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传说中的上古四部书籍，早已失传。[4]林则徐以这副对联，来褒奖左宗棠的学问，夸左宗棠读的都是“天书”，既表达了他的惊叹，也是将左宗棠也当作“天人”来看待。
这样看来，这次湘江晤面，成了两个相互奉为“天人”的陌生朋友在对话。
林则徐约见前既然定调为事业托孤，他当然要留话激励。他当场摊纸，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书法联，赠与左宗棠做纪念。落款很低调：愚弟则徐与季高仁兄大人共勉之。林则徐生于1785年，比左宗棠大27岁。“愚弟”是谦称，在近代并不是不可以。“大人”则是君子之意，不是说年纪大，或官位高，也没有什么不对。只是林则徐自谦成这样，是借机来抬高左宗棠。这也是古人抬举朋友的常用手法，自己本已威名四海，却主动降低到尘埃里。
左宗棠则已经完全恢复了他年轻气盛、舍我其谁的气魄。不假思索，提笔写了一副回赠联：是能养天地正气，实乃法古今完人。
左宗棠这时还是自负。这种自负，随着能力的增强，慢慢地转化成了自信。自负与自信的区别，在于能力与口号的距离：满嘴跑车，叫自负；大致相当，叫自信。
对联写完，左宗棠抬头，船舱外已经露出曙光，湘江在晨霭中渐渐发亮。一个通宵，就在这样推心置腹中度过。
这是一次决定中国历史未来的对话，确切地说，是决定中国160万平方公里边疆去留的历史性见面。
早年自己在地摊上买的“舆地学”，是启蒙，在陶家读的，就是理论，今天从林公这里学到的，全是实践。他经过这三大步，完成了一个质的飞跃。今天的左宗棠，已不是昨天的左宗棠。
但这次见面后发生的变故，与当年陶澍见面后完全一样：时隔一年，即1850年11月22日，林则徐骤然死亡。
一代民族英雄，走完了65年生命历程，神秘去世。
今天流传两大死因：一种说法，林则徐忙于实际事务，操心太重，“力疾在任”，劳累而死；但另一种说法流传更广，林则徐是被人用一种类似巴豆的泻药故意慢慢毒死的。
当时的经过是：1850年11月1日，咸丰皇帝命令林则徐从福州出发，去广西镇压“天地会”的反清活动（“天地会”即太平天国运动的前身），这时林则徐病体已衰危。 11月5日，他带病携带三儿子林聪彝和幕僚刘存仁，奔赴广西。不料走到广东普宁县，病体难支，于11月22日辰时在洪阳镇洪新书院病逝。
去世当天，林则徐给咸丰皇帝的《遗折》中描述自己，“吐泄交作，积欠虚劳，心脉已散，百药罔效。”这些症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他没说。
今天对真相深入考证，林则徐完全有可能是被广东普宁新豆栏或别的什么商行毒死，而临死前他已有察觉，三呼“星斗南”去世。福州方言里，“星斗南”与“新豆栏”谐音。“新斗栏”即普宁商行的新豆栏街，这里是洋人走私、贩毒的聚居地。
林则徐从虎门销烟时起，多年来在广东得罪有权有势的中外小人、腐官、奸商，实在太多。
左宗棠得到林则徐逝世的噩耗，仿佛被人闷头敲了一棍。他沉痛地写下一副挽联：“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两百余年遗直在；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中大星沉。”
这次与林则徐见面后，给左宗棠带来改变，他从书斋理论研究中逐渐走出来，对新疆有了更多感性与实践的认知。而林则徐利用自己的声望与影响，用赠送字画题词的方式，为左宗棠在中国官场里再拓开一条渠道，埋下伏笔。
左宗棠这时还未走进官场，但已经历了又一次心理体验。从林则徐的死亡谜语中，左宗棠已经觉察出，官场险恶，做一个为国为民争利的好人，风险性很大。做坏事固然很难，社会人人喊打；做好人比做坏人其实更难，坏人会随时算计陷害你。
真正的好人，不会面难而退，会迎难而上。正义是靠人努力争取出来的，不是靠躲闪怕事、自扫门前雪得来的。左宗棠要争取不负“天人”重望。在随后20多年，他要用行动与事实证明，林则徐选他做“事业托孤”的传人，不会错。
眼下，林则徐与左宗棠此次夜谋的故事，很快在官场江湖上传开。左宗棠的名气已经大到一发不可收拾。想请他出山，委以重任的人，陆续找上门来。
经过这些年连续的曲折碰撞与偶遇，左宗棠得到了一次接一次机会。
他现在能够马上出山，尽平生之志，轰轰烈烈，大干一场了吗？
万事俱备，只欠机会。
当代卧龙怎么寻找到一个最合适机会，出山入湖，一展身手？
[1] 天下首先是个社会概念，是独立于政权的社会。比方说，满清的朝廷，这叫政府，他们治下的范围，叫国家。中华则是文化概念，是超越了朝廷、政府、国家，在它们之上。中华民族的老百姓，他们属于天下。朝廷、政府、国家在不断地灭亡、更替、新生，天下还从来没有听说亡过。左宗棠忧的天下，不只是朝廷、国家，准确说是中华民族、社会老百姓、天下苍生。顾炎武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真理。
[2]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名言”。路易十五执政后期奢华暴虐，我们从这句话中可以体味到他的极其冷漠、暴戾、刻毒、残酷与无情。如果说话者是一介草民，可以理解是在心灰意冷、绝望无助的境遇下发出的悲鸣，至多自暴自弃，放浪形骸，了此残生，对国家、民族乃至其他人并无大碍；但此话出自掌握国家命运、权倾一时的一国之君路易十五之口，则永远难逃颟顸无能、专横跋扈、祸国殃民的罪名，遭到世人的唾弃。
[3] 1840年9月28日—12月4日，琦善奉旨接替林则徐担任两广总督。原先主剿的他在白河口见英军“船坚炮利”，下令撤退炮台守军，并派广东人鲍鹏去广州虎门口向英军求和。 1月25日与义律私下约订《穿鼻草约》，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元。道光皇帝以琦善擅自割让香港为奇耻大辱，令锁拿解京问罪，“革职锁拿，查抄家产”，发军台，后获赦免。
1842年6月，英军集中兵力进犯长江。 8月初，英军到达南京下关江面，扬言即刻进攻。 29日，清政府派耆英、伊里布和牛鉴为代表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南京条约》，接受了侵略者开列的议和条款。此条约订立，中国开始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奴役，独立主权遭到严重破坏，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南京条约》及其附约，被后来史学家看作开启中国近代屈辱命运的“城下之盟”。
[4] 三坟五典，指中国最古老的书籍。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尚书序》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喾）、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八索》与《九丘》有两说：一说指“八卦”与“九州之志”；一说是《河图》、《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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