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 上部 卧龙惊梦 第四章 泪洒空林
泪洒空林
设馆陶家
1838年，第三次会试结果出来，左宗棠再次落榜，落寞回家。分别不到一年，陶澍又病故在任上。
陶澍去世，他的家眷，根据规定，全部迁回湖南安化。
陶澍上次已对左宗棠当面托孤。他一死， 7岁儿子陶桄的培养责任，便落到左宗棠肩上。
现在起，左宗棠得担当起来，做“亚父”。反正自己已经负气不考进士，专心在做山长。现在转身来做家教，也不错。
教育总督的儿子，程序还得要走。
首先，左宗棠在城南书院求学时的老师，陶澍的亲家贺熙龄给左宗棠写了封邀请信；其次，当时在江南乡试做副考官的胡林翼，专门赶到安化，正式给“季丈”左宗棠颁发了一纸家庭教师聘书。
就这样，左宗棠从醴陵渌江书院的山长，名正言顺地变身为安化陶家的“师长”。
流程走完，时间转眼已到1839年，这一年，左宗棠27岁。
闲定下来细想，左宗棠沮丧地发现， 27岁的诸葛亮已经出山，指挥若定； 27岁的自己还藏身名山，执鞭教子。
诸葛亮走进激情燃烧的岁月，左宗棠依然在潜伏。
但左宗棠正在成长变化，从“窝龙”已升级成“潜龙”。《易经》有句话，叫“潜龙勿用”。事业在发展之初，虽然势头比较好，但比较弱小，应该小心谨慎，不可轻动。
做山长的左宗棠实践了这一信条，两耳闻天下事，只清议不行动，一边教书，一边读书充电。
陶澍生前不是交代了吗，我家里有的是藏书，都托付给你了。左宗棠在陶家名义上是家庭教师，事实上是“代理家长”。陶家后代全归他调教，书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自此，除了帮助陶家照顾家庭、处理乡间琐事、钻研仕途学业之外，左宗棠把时间主要放在了研习经世致用的学问上。
他这下不再是“饿牛进菜园”，而像牵牛星直接闯进了蟠桃园。
陶澍家都有些什么书呢？两江总督看的书，当然都是些事情大得不得了，思考深度远得不得了的书。
左宗棠不无兴奋地写信告诉妻子，“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本朝志乘记载，官私各书，凡有关系海国故事者”，这里一应俱有，是真正的百科全书馆。
陶澍当年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开创性地规划两江怎么搞，原稿今天全都可以读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经营天下的大智慧，里面的每一个思考，让乡下读书人左宗棠大开眼界，有如醍醐灌顶，窥破天机。
教书之余，左宗棠每天翻开的，是清朝的各种“宪章文件”，陶澍收藏的“臣工奏稿”，这些之前可都是国家级的绝密材料。身体潜居安化的困龙，精神一下子游进了比江湖要广阔许多的大海。他通过书，与古人神交；可以通过文字，与清朝的皇帝神交，与故去的陶澍神交。[1]
给皇帝的奏稿怎么写？皇帝到底在想些什么？这些全都是一手材料。
独立学习，自由思考，左宗棠这段时间的学习经历，用今天话说，叫接受了真正的素质教育。每天没有人管着他，可以睡觉，可以接着看，可以任意联想、发挥，也可以找不入流的杂书来比较、思考。想出来新意就记下，想不出新意没人惩罚。没有人来攀比，也没有功利的诱惑，他像古代的庄子一样，“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与左宗棠同时期但考上进士的胡林翼，却没有他这么幸运了。胡林翼这时最大的苦恼，是被官场关系绊住了手脚。
1839年，考取进士后一年， 27岁的胡林翼春风得意，做上江南乡试副主考。主考官是满人文庆，考试期间不巧病倒了，根本无法阅卷。胡林翼得一个人在一个月内阅完14000份卷子。一天要批阅完近500份考卷，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怎么办？犯难了。
胡林翼做事向来灵活，会想办法。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难不倒他。正大光明肯定不行，他只好动起歪脑筋，冒险将一个叫熊少牧的湖南举人违规带进考场来帮忙。
事情很快暴露，处罚很严重：文庆被革职查办，胡林翼降一级调用。
弄巧成拙，这一跤摔得很惨，他几年都爬不起来。直到1847年，已经35岁的胡林翼费尽心机，左支右绌，才总算爬到贵州安顺知府的位置。好容易熬成了个相当于今天正厅级的领导，他还想继续往上爬。动歪脑筋不行，就踏实卖命干，打算用业绩来说话。
他这一埋头，辛苦了五年多。在任期间，他芒鞋短衣，深入群众摸民情，探匪情，强化团练、保甲，带领官兵与盗匪作战数百次，镇压黄平、台拱、清江、天柱等地苗民起义和湖南李沅发起义，《胡氏兵法》也在这时编成。五年下来，政绩突出，声望日隆。连曾国藩都仰望说：“林翼坚持之力，调和诸将之功，综核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进德之猛。”
但胡林翼哪里想得到，在帝国做官僚，干不如偷，偷不如抢。邻省的督抚大员们平时都一块偷懒，正愁没政绩，日夜犯头疼，不知道怎么跟皇帝交差。眼看胡林翼干得风生水起，都一窝蜂来抢“摘桃功”，将胡林翼的政绩弄成“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自己辛苦经营遭此大劫，胡林翼焦头烂额，慨叹防不胜防。
胡林翼本来与左宗棠一样，在长沙城南书院读过书，受过经世致用的影响，不缺实际办事能力。但陷身官场之后，他才发现，这里比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做老实官，干实在事，反倒会吃亏。
10年宦海沉浮，让胡林翼醒悟，帝国体制原来是个大磨石，自己棱角得赶快磨平。朝廷早已规定，他们只能背诵四书五经，不能解释，更不能发挥。这种教育制度里出来的官员，熬与磨才是正道，阴谋加算计，“稳准忍等狠”一招鲜，可以吃遍官场。
摔过跟头，吃够苦头，他改变策略，不急着忙事，而是忙跑官，忙人事：要懂钩心斗角；为了应付，得作假；为了政绩，要造假。早请示，晚汇报，中间只跑跑龙套。
胡林翼从小公子哥儿习气，谋人与算计人，是他的长项，从此乐得也玩弄别人，日子过得跟拍演电影一样。
让胡林翼纠结的是，自己毕竟还年轻，是体制内正能量，跟玩弄别人的腐朽八旗、绿营又混不到一块。
经历不同带来性格与价值观分歧。胡林翼这次来给左宗棠发聘书时，两人又像第一次去北京参加会试那样，“连床夜话，纵论古今大政，以及古来圣贤豪杰大儒名臣之用心行事”。两人又像回到了21岁，“无所不谈，无所不合”。
越谈越近，话题由大到小，逐渐转到了个人。胡林翼给左宗棠提了个醒，先肯定他为人很好，“能以诚心相与”，再批评他“虑事太密，论事太尽”，“出言着边际”。翻译成白话，就是事情想得总是过于细致，而评价事情偏激，总过于绝对，说话口气大，思维太发散，让人摸不着头脑。左宗棠全部接受了，认为“切中弊病”。
但左宗棠与胡林翼都没料想到，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哥俩，这次交流，发生了一个根本分歧。胡林翼以自己这些年来的官场实践体验，私下告诫左宗棠：做人要注意收敛，得学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左宗棠直通通地看着胡林翼，很不以为然。他说：我民间书生一个，如果也讲究趋利避害，观点模棱两可，那跟官场上投机取巧的那些人，还有什么区别呢？这好像不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子汉应该做的事啊！（“则未免如官场巧滑者流，趋避为工，模棱两可，似非血性男子所应出也。”）
他们都还没有预料得到，未来发展，正在这时开始玩大翻转：左宗棠貌似在骑驴，其实在骑马；真正在骑驴的，是跟胡林翼一样已“科考取官”的进士。
左宗棠现在这种流落于草野民间、自学自问的提升素质方式，进步到底有多大？我们从后来的自学成材的毛泽东身上可以得到辅证。[2]
毛泽东年轻时的学习经历，与左宗棠几乎完全一样。他们共同关心“舆地学”。毛泽东没有像左宗棠专门研究农学，但他有多年种田经历，专门在广东与湖南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这种没有官场看得见的名利诱惑，为读书而读书的方式，内容的枯燥程度、需要坚守的毅力，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
左宗棠做到了。
在自学环境里锻炼出来的人，有他固定的特点：实践中去成就大业时，只能做一把手，不能做二号首长。不只是因为这种学习、思想都十分深刻，甚至有点怪异，爱好剑走偏锋，跟他人总合不上。关键是，这种自由散漫环境里熏陶出来的人，已经无法适应条框管制的生活。他会是一个好的开创者，同时又是一个差劲的执行者。思维方式，与科班渠道学出来的人，已经搭不上调。
这是一种高风险与高回报的读书方式，适合做独当一面的职业经理，不适合立志做员工的人。左宗棠与毛泽东做事表现出来的个性，都鲜明地体现出这些特征。
左宗棠自己也很清楚。 1856年，他给胡林翼写信说：“弟才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必不能为人用。”老弟我的才能可以担当天下大事，但却不能被派去做知县；可以用好天下的人才，但一定无法被别人指挥。
现在，左宗棠还在继续研究他那看上去暂时还毫无用处的舆地学。
进了陶家，他才笑话自己，小巫见大巫了。以前在地摊上买的那些书，怎么可以与两江总督的藏书并论？这里真正是知识太平洋，有大型的《图书集成》，有《康熙舆图》，有《乾隆内府舆图》。这些书，内容庞大，细节繁多，一头扎进去，没有个七八年时间，根本读不懂，搞不透。
也是老天成全，左宗棠在陶家，刚好需要8年。必须要这么久，七岁的小女婿陶桄才能长成人。成全人生得靠偶然，应了俗话“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五努力”。
通过这8年的辛苦阅读，左宗棠发现，自己以前“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口气，太狂傲了。真正懂得多了，左宗棠沉默下来，不作声了。
几十年后，他回忆起这段日子，自嘲说：“三十以后，读书渐多，阅世渐深，知区区之存于心中，自以为是者，仅足以傲今无足指数之人，而于古之狂狷，实未逮也，则愿力耕读书以自勉其所未至。”
左宗棠晚年还是坚信，年轻人就应该想法大一点，思想超前一点，姿态狂傲一点。为什么呢？他说：“小时志趣要远大，高谈阔论固自不妨。但须时时返躬自问：我口边是如此说话，我胸中究有这般道理否？我说人家作的不是，我自己作事时又何如？即如看人家好文章，亦要仔细去寻他思路，摩他笔路，仿他腔调。……若读书不耐苦，则无所用心之人；境遇不耐苦，则无所成就之人。”年轻人志向不怕大，只有牛吹大了，才会感到压力，才会逼迫自己反过来思考自己，检点自己，学习别人，这样的进步速度最快。这样向别人学习，是“骄傲使人进步，谦虚使人落后”。
更有意思的是，晚年位高权重时，有人问起左宗棠，你为什么年轻时总是吹牛，现在反倒好像变得谦虚了呢？他笑笑说，没有啊，我一直是这样，情况不同了而已。你想啊，当年我一个小小的举人，却说要做天下大事，气势不吓人，姿态不站高，怎么做得成？现在呢，国家大事真的全压在我一个人肩上，我正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要解决，哪里还有时间、精力、本钱去自高自大呢？
这段话很真实，也很坦率，对后来的年轻人，不无启发。青年毛泽东就专心模仿左宗棠，说“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左宗棠自称“湘上农人”，是“身无半亩”，毛泽东则自称“江海客”，是“身无分文”。[3]
回到眼下，左宗棠一边以家长的身份当家庭教师，一边以小举人的身份自学进士学问。这种奇特的生活，一晃过去三年。
根据胡林翼给“季丈”发聘书时的规定，他每年可得工资300两白银。三年下来，他积足了900两。这绝对是笔大钱。
有了做家教赚来的第一桶金，他决定要利用这笔巨款，改变自己倒插门的形象，结束一段有屈辱感的生活。
1843年， 31岁的左宗棠，当机立断，在湘阴柳家冲买下70亩田，建成了一处庄园，取名“柳庄”。
从此，这个“柳”字，继“牵牛星”、“今亮”之后，成为左宗棠的第三个身份标记。
为什么爱柳？“柳”在古代，不是什么好词。寻花问柳，柳陌花巷，眠花卧柳，宠柳娇花。但左宗棠倔强脾气，独立见解，他要以自己的开创，赋予它新的象征意义。
我们看柳树，很特别。不挑剔土地，随便播种下去就可以成活。主干很粗壮，枝干很遒劲，枝条树叶很柔软，迎风一吹，浪漫飘摇，有点像道士衣带。这种特点，跟左宗棠的性格，还有几分近似。
左宗棠书法非常有特色，越看越像“柳树体”。后世与他的书法、性格相近的湖南人，是前总理朱镕基。朱镕基的“百口棺材”论，“一口留给自己，九十九口给贪官”，与左宗棠口气，如出一辙。左宗棠晚年就是安排士兵给自己抬着棺材去收复新疆的。
这时的左宗棠大约也相信风水。从环境学角度看，风水确实存在。人的情绪、思想、性格，会受到环境影响，有时还非常大。
建柳庄前，他请来风水师。风水师早听闻左宗棠“牵牛星降世”的传说，投其所好，说这块叫“仙牛地”。边说边指点：左老师，您看，牛头朝东，东面的山脊低洼处，那就是牛角扼。
左宗棠开心地笑了。从小以“牵牛星降世”而自豪，现在以“当代诸葛亮”而自称，他决定以诸葛亮的标准，来仿造自家的建筑布局。
他安排在后院子里筑了个大花园，当中开凿出一个大池子，养了一群鲤鱼，取名“武侯池”；把开凿池子的土，他用来堆成一座假山，在上面栽些青篁松柏树，取名“卧龙岗”；又在岗下面盖一间茅屋，屋里摆一张古琴，墙壁上挂起“隆中对”的古画，取名“隐贤庐”。
更有意思的是，他安排在“武侯池”边放了一头雕刻出来的花岗岩石牛，锐利的牛角直指苍天。这种决绝的性格，象征了他无与伦比的心力。
比诸葛亮虽然晚了5年，但今天左宗棠终于可以以卧龙自居了。他再在内门上挂出一副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
经过左宗棠这样一番精心的设计，湘阴柳庄倒有了几分南阳隆中气派，就差没摇鹅毛扇子了。凭想象我们几乎可以看见，告别所谓“胶囊族”、“蜗居族”式生活，扬眉吐气的左宗棠，这时多么意气风发。
事业上还没有将自己做成“当代诸葛亮”，生活上他提前过了一把做诸葛亮的瘾。这既是一种自我激励，也是一种心理安慰。左宗棠心气那么高，如果不自我安慰一下，不自己给自己肯定，社会压力那么大，他不是先要怄气死了？
先有自爱，才能爱人。
奇怪的是，自从柳庄建成后，左宗棠的生活就顺了。儿子接连出生四个，事业也畅通了，机会多起来。有人说是风水，其实是环境。一是摆脱了倒插门的心理阴影，他的自我意识、独立意识，有了房子来认可，得到了强化；二是经过前面这么多年的积累，从人脉到知识，已经初步具备做大事的能力。
住进新房，左宗棠感慨万千：从14岁参加科考，回望17年来的坎坷经历，自己31年来的发展轨迹，暗合了《易经》。
《易经》爻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中秀才、举人，是“初九”；见陶澍，是“九二”；设馆教书，潜心苦读，正是“九三”。
“终日乾乾”就是每天忙忙碌碌，勤力读书做事，这样才有望卧龙出山。
想清楚了这些，他开始气定神闲，不再急于功名。做的第一件事，是将老婆孩子们从湘潭接到湘阴来。他还将岳母娘也接到自己新屋里来住了一段时间，以尽一个名正言顺明媒正娶女婿的孝心，更是通过实际行动，洗刷当年民间流言“桂在堂，讨个郎，呷掉一仓谷，睡烂一张床”的恶意攻击所带来的耻辱。
建好了柳庄，左宗棠又马不停蹄赶往陶家教书。坐在陶家悠哉读书，他并不知道，天下这时开始大变。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打响。
与外界信息完全隔绝，不无好处。他可以集中精气神，不被时事分散。“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佛教的要义，是人要管住自己心。所谓不要执着，“破我执、破法执、破空执”。破除了这“三执”，内心就入定了，世界干扰不到你，你可以直通真理。毛泽东小时候跟母亲拜佛，悟出了这个道理；左宗棠出山前清净地生活，在实践这个道理。[4]
每天不是在教书，就是在种田，耕读自得其乐，日子走得像小偷一样快。天下大事暂时还不会来“烦劳”左宗棠，他过着悠哉悠哉、安乐逍遥的日子。每天坐椅面对柳庄门前的郁郁葱葱，一路饱受穷苦与挫折的左宗棠也许在想，为什么不好好享受一下、体验一把这阶段性的人生成功呢？
左宗棠当然会享受过程。
这些年，左宗棠“行走山水间”，经常骑着马，爬过峰头，或坐着船，见朗月，闻清风，在安化与湘阴来回奔走。教书、读书、家事交错，一阵子做这个，一阵子做那个，忙得有滋有味。
在陶家设馆，一呆8年。
8年里，左宗棠都收获了什么？
湘上农人
用8年时间，左宗棠不仅读完了当下湖南经世致用学风集大成者陶澍的实践心得，连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之类的书也全读了一遍，他终于实现了自己22岁时立下的志向，“读破万卷”了。
这些正书与杂书加在一起，左宗棠免费自学成了一个“自由派进士”。
但自读不是空想，而是实干。教书空闲时，他抓紧回到湘阴，继续研究地理，忙农学实践。他规划好时间，教书与农庄，互不耽误。左宗棠自述这段经历，“自移家来柳家冲，署其曰柳庄，每由安化归，即督工耕作，以平日所讲求者试行之。日游陇亩，自号湘上农人”。
在陶家读完《康熙舆图》，又读了《乾隆内府舆图》，学问大有长进。他在自绘地图的基础上，对舆地的研究深刻、全面了许多。
在农学的实践上，左宗棠比起入赘湘潭周家时也有了更深入的科学实验。除了前面说到的《广区田图说》被左宗棠用进了实践，他还雇佣了一批农民帮自己干活，自己也亲自参加劳动。每年他从安化往返湘阴，中间有150里路，他就走访农家，观察农田，将别处的好种子、好方法，带回柳庄。亲手耕作，给人家示范。他将这些种稻、种柳、种竹的方法，及时总结下来。
甚至，为了证实“深水插秧，浅水耙田”这句农谚，他挨个问了几十个种田高手，然后自己下到田里去，扶犁掌耙，插田抛秧。
左宗棠潜心研究农学，科学种田，他尝试采用古时候流传下来的耕种方法，非常有效。又种上桑树和茶树、竹子等，来充分挖掘田地的优势，几年之后，单是茶园的收入，差不多就缴清了国家的赋税，其他产出全是纯收入。（“比以古农法耕柳庄之田，甚有效验。又种桑茶，植竹树，以尽地利。而茶园所入，今年差可了清国课。”）
左宗棠自己当然也想不到，这些眼下看来属“无用之学”的知识，为他日后平定陕西、甘肃，收复新疆打下了实践基础。他更加没有事先料到，当他以“湘上农人”自号，说出“长为农夫没世”，一心一意回到柳庄来建设晚清新农村时，他这时学到的农学知识，将为他收复新疆立下汗马功劳。
正是这段时间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种田、种树实践经验， 20多年后，左宗棠对中国大西北的生态环境的建设，远大于六个英国国土面积的植树造林，给后人带来史无前例的贡献。
眼下，他只是凭一个读书人，一个农民的本能，在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
他将这8年里种稻、种茶、种柳、种桑、种竹的实践研究，总结写成一本书—— 《朴存阁农书》。
他为什么这么替农民操心？生活经历决定的。左宗棠天天跟农民打交道，既懂他们，也对他们有感情，而作为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理性也在告诉他，“农为人生第一要务”。
上次与胡林翼观点发生分歧后，左宗棠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接地气与尚空谈，水火难容，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左思右想，他终于想明白了：官员崇尚搞关系，通过一些手段，往往反倒博得虚名，获得利益，所以他们乐意玩关系与手腕。但农人不能这样，做实事必得扎实，一分投入，一分收获，农民不能欺骗土地。你去骗土地，三脚猫，花架子，土地依葫芦画瓢回报你，弄得你歉收。左宗棠跟朋友张玉夫比较后得出结论：“而古今颇少传书，颇思有所著述，且素患近人著书惟择易就而名美者为之，绝无实学可饷后人。弟近阅新书万卷，赏心者数种已耳。学问之荒，人才之敝，可见一斑”。
这段生活经历，对左宗棠的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强化了左宗棠踏实的办事风格，同时也培养了左宗棠对底层民众的朴素情感。
左宗棠实践后悟出读书与作农之间，有一个共通的道理：“足知地利之不可不尽，而人事之不可不修矣。”他说，我最大的体会是，追究问题就要洞察根本，追求学问尤其要穷根究底。（“问之既洞其事，学之尤穷其理”）。
对这种边耕边读、既享受自然真味又求得了学问真知的农家生活，左宗棠十分满意，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那种开心的劲头，可与他后来被拜相封侯相提并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充分流露出那种道家自然的乐趣。他说：“兄东作甚忙，日与佣人缘陇亩，秧苗初茁，田水琮琤（cóng chēng，形容像玉石一样的流水声），时鸟变声，草新土润，别有一番乐意。”这种生活，在先秦的《诗经》里才可以找到，在庄子的散文里才可以看到。
看着柳庄里家人越聚越多，左宗棠心花怒放。他甚至操心上了厨艺。岳母来的那天，他亲自迎接，并且动手蒸米酒，为老人家接风。
家里没有酿米酒的工具，他就去邻居那里借来一套。他从仓库里取出自己去年收割的糯米、坚米，找来木香、青藤、地绵、乌药、黄荆配成的曲料，忙得不亦乐乎，一手酿起酒来。
一个星期后，米酒蒸了出来。他舀出第一杯米酒，恭恭敬敬地端到岳母面前。岳母连抿了几口，笑眯眯地说：味道很好，也很正，不错不错，你们自己也快喝。左宗棠哈哈大笑，说：“赊八百里洞庭当春酒，韵味无穷啊！”他这一高兴，口气又大了起来。
随后几年，事事顺心。
1846年，周诒端在连生三女后，给左宗棠生下第一个儿子左孝威。随后几年，张茹又接连给左宗棠生下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四子四女，一家十一口，其乐融融。
此外，还有两桩大喜事：
1846年，老师贺熙龄将自己的三女儿许配给了左孝威，两家定下一门娃娃亲。
1847年，大女儿左孝瑜满14岁，左宗棠去安化给陶桄和她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左宗棠跟陶澍正式结成亲家，这种史无前例的姻亲关系，消息传出，在湖南官场产生了巨大震撼。时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在千里之外，也听到了。
陶桄结婚，表示成年。左宗棠的家教生涯，就此结束。从此他不用在安化、湘阴两头奔走，可以安心在柳庄扎下根来。
1848年，陶家搬进长沙城。左宗棠为谋生计，继续在长沙徽国朱文公祠设馆授徒[5]，这次他带了5个学生，陶桄仍跟他学习。
然而，就在左宗棠咂摸品味这种“农夫、山泉，有点田”的小日子，过得还有滋有味，全然忘记了多年来的失落与不快时，一个巨大的劫难，这时悄悄地笼罩到了湘阴上空。
在连续两年大旱之后， 1848年，湖南突然遭遇汹涌而来的洪灾。
三湘四水，全部满溢。被两年旱灾已经折磨得骨瘦如柴的老百姓，瞬间被洪水团团围住，遭受折磨。没有吃，没有穿，一边逃命，一边还得乞讨，怎么受得了？
柳庄是逃灾的必经之路。
左家历来有慈善的家风，左宗棠看不得穷人苦。他自己虽然才摆脱穷苦，但当即想到拿积蓄来接济。
他含着泪，吩咐两位夫人，将家里的谷全部舂成了米，用来熬粥，每天接济逃难的苦民。碰上有病痛的，他还学会了中医，给他们做药丸治疗。
但这次洪灾大得出奇。个人家底再厚，面对人头攒动、黑压压涌来的难民，无疑杯水车薪，眨眼见底。左宗棠自己才脱贫，家里转眼又空了。半饿着肚子，他学父亲当年，跑到县城里，发动族人来捐谷。他发起建立了一个“仁风团”义仓，选举出经理，订立规章制度，到官方备案，作为一个组织，向外县扩张。很快，长沙、善化、湘阴、湘潭、宁乡等地的地主、乡绅，都跟着左宗棠来救灾，捐出了价值5000两白银的谷和米。
左宗棠作为乡绅，利用个人强势的能力，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威信，就这样组织了中国早期的民间社会自治组织。
然而，在晚清封建专制里，湘上农人左宗棠这种过好自己日子，帮助湘阴人、湖南人过好日子的社会自治，只能在自然灾害肆虐时发挥一点作用。灾害一过，马上被当作潜在的暴力组织，被朝廷以各种名义摧毁。
难道做一个安分的老百姓一旦遇上天灾就没活路了吗？是的。但这个事情你不能问朝廷，强权政治既然不会给你活路，当然也不会给你发问的机会。
左宗棠自己当时肯定想不到这些。在19世纪末，在闭塞的湖南湘阴，他也不可能凭空生出民主、自由、自治的观念，想着做一个好公民。
那真是一场要命的灾难。“淫雨不止，大水为灾，柳庄之田，各尽发芽，收成已绝望矣。”左宗棠自己住的房子，房顶一直在不断地渗水，墙壁不久就轰然坍塌了，田里的青蛙，湘江里的小鱼，都爬到他的卧室里来，畅游嬉戏，周围所有的平地，全部都成了江河，家里能典当的东西，全部都当光了，锅里灶里找不出一颗粮食，全部空空如也。左家12口人（包括岳母与侄子左世延），每个人都患了病。（“而所居屋漏壁坍，蛙游鱼戏，平陆成江，直无一片干净土。典质既尽，悬釜无炊，加以一家十二口无不病者。”）
左家，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次天灾对左宗棠的刺激，比进士落榜还要大。他后来回忆，这比他在收复新疆的战斗还要痛苦、难忘。两位夫人在救助难民时，首饰都卖光了，要救的人还在源源不断涌来，而自己一家都要等人来救了。
痛苦万般时，左宗棠就只能以玩笑来转移注意力自救。他说：杜甫有首《同谷歌》，有句“男呻女吟四壁静”。现在对我来说，是名副其实的“男呻女吟四壁空”了！
这句诗，貌似乐呵呵，其实苦哈哈，心里气哼哼。以痛苦自嘲，是强者的举重若轻。但灾难还在继续，泪眼问天天不语，泪河流过空山去，欲哭无泪。
山雨欲来风满楼。
自然的灾害，追根溯源，可以归结到人祸。
左宗棠当然不会想到，是帝国的高度集权，导致社会自治脆弱，一遭天灾，抵御能力低下，弄得自己连“湘上农人”也做不成。
左宗棠短暂的幸福生活梦，就这样，被洪水几个波浪就轻易打碎了。
卧龙栖居山林，生死关头，进退失据，前路迷茫。
第二步他应朝哪里迈去？
[1] 《左宗棠家书·与妻书》中自述原话：“吾在此所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自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本朝志乘记载，官私各书，凡有关系海国故事者，无不涉猎及之，颇能知其梗概，道其原委，此亦有益之大者。”
[2] 斯诺著的《毛泽东传》中，毛泽东有段回忆，今天读来很有启发：在我读过《御批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我十分地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可宝贵的。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中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我读了亚当·斯密士[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物种起源》］和约翰·斯陶德·密尔[约翰·穆勒］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
《御批通鉴辑览》是乾隆皇帝亲自参与、清朝官方纂修的一部纲目体编年通史。一百二十卷，记事上起伏羲氏，下迄明亡，是中国古代史籍中记事时间最长的一部史书，由正文和乾隆皇帝的批语两部分构成。“御批”一千九百多条，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朝代更迭的正统与偏安问题、储君的预立、君臣伦理纲常，都有精彩独到的见解。毛泽东不知天高地厚，小青年选择自学皇帝大书，天马行空，没有任何思想束缚。这对没有读过大学，只拿到过中专文凭的毛泽东（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要在思想资源上、行动的深度上超越当时北大的教授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3] 1923年毛泽东作《贺新郎·别友》：“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女儿语。山欲堕，云横翥。”这四句后来自改为：“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毛泽东比左宗棠从性格到做法更彻底：左宗棠晚年位极人臣，被朝廷封为二等恪靖侯。毛泽东却不想要，他32岁那年就声称“粪土当年万户侯”。结果自己42岁就已位极主席。此后，他也不再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或“万户主”，因为自己就是“主”，人不能自己打倒自己。人的思想是一段一段的，主张会随着身份、地位发生改变。
[4] 总结历史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成大事的人，在积累蓄势期间，必定有一个安宁心境的处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才能培养出“每临大事有静气”的修养，这也是为什么大人物初入职场叫“出山”。意思是说，入职前潜伏在深山老林，像和尚一样在清心寡欲地习读、悟世。
[5] 徽国朱文公祠是两个名称的合称：徽国，指安徽会馆，在上东长街（今长沙蔡锷路北段），今天已无。朱文公祠在原贡院东街（今长沙教育街），今天已无。朱文公指宋代著名学者朱熹，徽州府婺源县人，曾讲授于岳麓书院。朱熹住在安徽会馆，教书在贡院东街，后人纪念的祠堂就设在安徽会馆内，左宗棠教书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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