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上部 卧龙惊梦 第三章 天降机遇
天降机遇
闻联识人
1836年， 24岁的举人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吴荣光的邀请，来到今天的湖南醴陵，担任渌江书院山长。[1]
不能做官，便去教书。
现在，他一介书生，手无寸权，无法直接去改变国家，那么就先来改变学生。
左宗棠经历后已经懂得，科考取官对芸芸学子大部分都很遥远，而湘水校经堂的经验又让他明白，传统的经史子集不是培养人才的唯一出路。当下中国的乡村社会，最缺的不是会背诵、善空谈的书生，而是能实干、懂科学的建设性人才。
渌江书院有住读生60多个，算是英才荟萃，他们之前朗朗的背诵声，让左宗棠闻出了“寻章摘句”的酸腐味。左宗棠现在来做山长，首先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大量删减四书五经中大而无当的说教，新增自己原创的舆地、兵法和农经等课程。为了避免所学与所用脱节，他还带领学生走出书斋，在田间山林亲身体验。
他将自己22岁作出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写成对联，挂在书院内，作为校训。
古陋的渌江学风，被左宗棠几下点化，学风为之一新，初露“经世致用”、“内圣外王”的锋芒。[2]
学生们对生动可感的实践教学都很感兴趣，左宗棠自己也十分满意。夜深时分，他在学校写信给远在湘潭的妻子分享：近来学生个个在好好学习、努力向上，并不怨我管得太苛刻。古代读书人有句“制外所以养中，养中始能制外”，我就是用这句话来要求学生的，自己也“时时省察，不敢怠肆”，很有一番教学相长的乐趣。
但左宗棠的梦想，不是当个好山长，而是做“今亮”。
诸葛亮26岁前避战祸而隐，卧居南阳茅庐，自吟自唱：“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说得委婉含蓄、内里自信满满。
左宗棠没有诸葛亮那样贵族气熏染出来的优裕与自如。
主要是他没有诸葛亮那样过硬的社会关系。中国传统社会，培育出来的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文化”。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一个人的命运。诸葛亮早年通过岳父黄承彦，在刘表的荆州士族圈里，构造了一个显赫的社会关系网。左宗棠的岳父周衡顶多是个有钱的地主，也就是土财主，无社会关系可仰仗。
依然功名心切的左宗棠，草根一个，朝中无人，如何靠自己单打独斗，依靠真本事出人头地？在宗法的姻亲关系社会，在关系远远重要于本事的社会，实现梦想比在当时坐上飞机还难。尤其当他没有得到科举考试认证，却又痴迷于建功立业，比坐天宫一号梦想登月计划更难实现了。
这段时期，左宗棠内心有着强烈的焦虑。一方面，他还在痴迷梦想一夜之间金榜题名，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接受屡考屡败的现实。
但左宗棠一生巧就巧在，事情坏到头，好事也就快来了。
机遇像启明星一样，开始来召唤他。
1837年的秋天，左山长一边教书，一边准备明年第三次会试。
这天，醴陵县令张世法突然登门来拜访他，说一个大官马上要到醴陵来了，令他作几副对联，表祝贺。
左宗棠问：那你告诉我是谁。张世法说，两江总督陶澍（shù，及时雨）。
左宗棠心气高，不会见人就贺，本想了解一下来者何人。他听说是陶澍，眼睛都发直了，开阔的脸膛瞬间激动得通红，满口答应下来！
陶澍到底何方神圣，能让左宗棠如此紧张、兴奋？陶澍是湖南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科举考试做上总督的高官。他少年天才，文章名于世，权力盛于时。对当时的湖南人，尤其对了解他身世与文章的读书人来说，陶澍就是学习的榜样，是偶像级的带头大哥。
一个管理着今天江西、江苏、安徽三省地盘的湖南籍封疆大吏[3]，突然衣锦还乡，来到一个小举人的地盘，而这个小举人对这个封疆大吏仰慕已久，钦佩有加，那会带来怎样一种激动与心荡？
仿佛在寻找一个隔年的知音，一个能与自己对话，给自己指点的神人，左宗棠马上面对，不免紧张。古代读书人做美梦，不就渴望能遇见高人么？
张世法作为官僚，正按照官场逻辑，紧锣密鼓准备山珍野味：武昌鱼、君山龟、资江虾、安化笋、醴陵藕、衡州莲、九嶷菇，等等，四处搜来了。为了让陶澍吃到正宗的家乡菜，他特地派人从安化找来烟熏麂肉、云雾芽茶；为了让陶澍喝到正宗的家乡水，他派人专去安化，在陶澍出生地安化小淹石磅溪，打来了清冽的山泉水。
古代森严的官场等级，溜须拍马的讨好伎俩，在此显露无遗。当然，这种接待与以往不同，除了按官僚套路办事，确实还带有乡情。张世法相当于干了今天“两江省驻湖南株洲接待办主任”的事。面子功夫做得越足，陶澍衣锦还乡感越强。
左宗棠这边，激动过后，诗兴、灵感，也如涌泉。他挥笔而就，写下两副对联，交给了张世法。
耐心等到陶澍到来，左宗棠才头一次见识到，什么叫大官，什么叫权力。进县城门的路上，鸣锣的鸣锣，吆喝的吆喝，不是“肃静”，就是“回避”。下轿后去下榻处，县令张世法侧身陪同，负责介绍，陶澍一路走，一路谈，一路看。沿路对联像今天楼盘封顶挂的彩球，琳琅满目，热闹地俗气着，像“热烈祝贺”、“热烈欢迎”之类内容空洞、姿态媚俗的广告词。作为读书人，不管好不好，他都会细看，有时略微点了点头，又不经意间摇了摇头。
但走进大厅后，右壁前，一副字体刚劲、雄健，气势豪迈、从容的对联，瞬间锁定了他的眼睛。他先看了一遍，再读，不禁念出声来：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谁写的？陶澍有点疑惑，忍不住叫了一声：好！有点激动起来。他没有想到，在醴陵偏僻小地方，居然有这等人才，能写出这么绝妙的对联！侧头问张世法：作者是谁？答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陶澍眼前一亮，哦了一声，马上通知张世法：快请左先生来见面。
故事到这里，有两个说法：一说左宗棠刚直、高傲，拒绝来见，是陶澍主动屈尊，去渌江书院见左宗棠；一说左宗棠当即前来。真实的情况是，左宗棠接到邀请，立即赶来了。左宗棠自己后来回忆，“乃蒙激赏，询访姓名，敦迫延见”。“敦迫”就是催逼、催促，“延见”有两个含义，一是召见，二是引见，合起来就是县令催促左宗棠快快跑过去拜见。陶澍其时文名动中国，左宗棠见他，至少像见文化名人。
总之是见面了。两人一见面，陶澍一眼就认定，左宗棠是天下少有的奇才。《左宗棠年谱》的记载是，“目为奇才，纵论古今，至于达旦，竟订忘年之交。”陶澍还留左宗棠跟自己住谈了一晚。
两人相见恨晚，陶澍回乡计划打乱了。他特地推迟一天回安化，第二天专门约左宗棠一起游醴陵。
这是一段过于奇特的遭遇。 1779年出生的陶澍，这时已经58岁高龄；而左宗棠呢，不过25岁的毛头小伙子。两个人不但年纪相差33岁，社会地位上，也很悬殊：一个是大总督，一个是小举人。
左宗棠确实激动得不行。他跟周诒端后来说起，称陶澍是中国第一大官，谦虚礼让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我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这事想起来就感到十分惭愧啊。（“督部勋望为近日疆臣第一，而虚心下士至于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风度，惟吾诚不知何以得此，殊自愧耳！”）
我们难免会纳闷，陶澍这是怎么了？凭一副对联，靠一次见面，就对小青年左宗棠如此推崇、肯定？还打破世俗传统，结为朋友。背后难道有什么别的原委？
说来就话长了。
首先是对联背后的故事。左宗棠这副对联，虽是灵感之作，但实在是神来之笔。他将陶澍一生精华，概括得差不多了。
1835年，陶澍做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开始了为官生涯中大刀阔斧的第一次改革，在两淮取消“纲盐法”，推行“票盐法”。用今天话说，就是打破国家对食盐的垄断，将价格推向市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陶澍改革大获成功，道光皇帝格外赏识，在养心殿西暖阁高调召见了他。
道光皇帝这次可能过于高兴，就国家大事对话完毕，意外跟陶澍聊起家常。他问到陶澍老家安化有什么特色？陶澍说起一个奇观：在资江流经家乡石门潭的地方，水中凸起一块巨大的方正石头，因形状像一方官印，取名“印心石”，他小时候跟父亲在江边读书，建了一间书屋，就叫“印心石屋”。
湖南人说话方言都很重，道光皇帝听不太懂，于是再次一字一字地问，陶澍一字一字地比画，道光皇帝终于听明白了：哦，印心石屋，这么写。他又继续饶有兴趣地听陶澍谈那些乡村趣事，沉浸其中，心荡神驰。
让陶澍梦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一早，军机大臣潘世恩等四人，捧着六寸长宽的专书“印心石屋”的匾额给他，后面写了“御书赐之”，有道光皇帝的签名，还有两方皇帝专用的印文。
满朝臣子知道后，都羡慕得不行。这可是最高褒奖啊！
好事还没完。
过了一段时间，道光皇帝又召见他，专门问起：我给你写的“印心石屋”匾额收到了吗？陶澍赶紧叩谢，一高兴，又跟道光皇帝聊起天来，历数史上那些皇帝给大臣题匾的故事，后世全成了佳话。道光皇帝更加开心了，自己给陶澍题字，现在还只是新闻，将来也要成为历史佳话。他开心了，再问：我题的字，你准备挂到哪里？
陶澍说，准备刻在石上。再问：石门何人所建？答：天生的，非人力可为，有七八丈高。
道光皇帝一听，说：我上次写的太小了，那么大的石壁，要配大字，我另外再给你写幅大字，我大字比小字写得好。
陶澍一听，激动得不行。哪里有皇帝两次给臣子题字，而且还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第二天，陶澍就收到了新题字。幅长九尺多，每个字高宽各在一尺六寸左右。他赶紧收好，不久就刻在家乡的印心石上。随后岳麓山、庐山、金陵等10多处地方，都刊刻上了。
自己两年前人生最得意的大事，居然传到家乡省偏远的醴陵县来了，自然高兴得来不及。陶澍同时想到了，能知道这件事的作者，对自己又如此了解，对时事又如此熟悉，一定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关键还是，对联概括得那么好，立意高远，文字大气，气势浩荡，抬人，又不着痕迹。
我们回到对联，就能看出玄机：
“春殿语从容”，有如临其境感，仿佛是现场描画出来的。左宗棠又没看到，却可以凭借想象，活灵活现地赞叹陶澍在道光皇帝面前从容作答，满面春光，如沐春风，这既显得君臣关系亲近，又显得陶澍不亢不卑，春风得意蕴含其中。
“廿载家山印心石在”，陶澍1802年中进士，十年散官，授职编修，后迁御史、给事中。 1821年调福建按察使、安徽布政使， 1823年授安徽巡抚。离开湖南做官， 20多年了，谁帮他记得这么清楚？
印心石本是他个人的自豪，经左宗棠这么一写，成了“家山”的自豪，也就成了所有湖南家乡人的自豪。既像在说事实，也在借事实夸人。
“大江流日夜”，说到了湘江与长江，即湖南与中国。湘江日夜不停地奔流，在出洞庭湖处汇入长江，指陶澍第一个将湖南人带进了全国，也暗指陶澍一生伟业千秋永在，取杜甫名诗“不废江河万古流”之意。
“八州子弟翘首公归”，既是明说现在醴陵代表整个湖南，热切期盼热情欢迎陶澍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也暗借晋代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督八州军事”的典故[4]，赞美陶姓远祖光荣的历史。这样将陶澍与陶家的祖先一并都表扬到了，历史纵深感很强，却又不显得突兀。
这么杂的事，这么多用意，简单两句话，要全部融合，高难度。
这副对联妙在，说是夸奖、吹牛拍马吧，又全是事实，看不出奉承痕迹。说是全在道事实、谈历史吧，寄托的情感，却在浩荡奔流，轰隆隐鸣，不可遏止，不像在客观述事。
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是评价大活人。对事外人而言，反正两方都完全不知情，全是陌生信息，怎么写都差不多；对被写的人，就完全两样了：你自己怎么样，想要表达成什么样？没有谁比你清楚。自己有时不一定能准确概括出来。别人评价，能说中一半，已经需要超凡功力，算“知人”的高人。能够说得让自己震撼，已近似“天人”。
对高官陶澍来说，左宗棠这副对联，巧就巧在，它像一次最逼真的进士考试，而且是开卷考试，陶澍既出考题，又现场阅卷。这样的考试最靠谱，这种对联，即使想要抄，找不到地方抄，因为现场命题作文，蒙是蒙不过去。考官的水平摆在那里，进门沿路，陶澍看过的劣质对联，还算少吗？
对智慧高超、阅人无数、经事累累的陶澍，不需要更多了，只要凭借这短短26个字，就能够准确地判断，信手写出这样一流对联的人，是个天才。
他再亲眼一见左宗棠这个壮实如牛、满身是劲的青年人，基本就可以判定：这样的人才，只要走对了路，一生会有怎样一个不可限量的前程。而且，他很可能已经在内心里掂量比较了一下，以自己的同龄之事做了比较，感到左宗棠论人比才，在自己之上。爱才是有才能的人的通病，陶澍内心里认定了，高兴是肯定的，只是他不会表现出来。一个经验如此丰富老到的大人物，不会在毛头小伙子前喜怒形于色。
这些，左宗棠自己就不一定知道了。一个25岁的小青年，聪明、有才能是一回事，但人生阅历、生活经验，几乎没有。天分再高，永远不可能代替阅历与经验。他也许只是觉得，遇到大人物了，本能想接近，通过他，带给自己帮助。但他的倔强与叛逆，个性与自尊，让内心里生出一种抵触的情绪，男人得靠本事拼出来，他不想通过任何人扶着自己成功，他只期望有个引路的人。
陶澍看似淡定，其实比他要急。不单因为他预感到身体快撑不住，在世时间不多了，作为湖南在官场上第一个考出去升上官的大人物，他得考虑为湖南留下自己百年后的东西。
从年轻时目睹复杂的官场关系，几十年来逐步经历满清官场争斗，对显规则与潜规则，明权力与隐权力都了然于心的高官大员，他这时有一个梦想，要将湖南一批有才能、有想法、有勇气的青年才俊，带出来，通过让他们抱团的方式，来改变湖南官场两千年来人才全面死寂的萧条状况。
左宗棠无疑是这样的青年才俊。因此，陶澍偶然发现了他，一方面要继续不动声色地考察他；同时，要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一有机会就要适时地提携他，让他尽快地找到用武之地。
这真是一次旷世奇遇，我们或许还有疑惑：陶澍真的就凭一副对联，敢如此全面肯定左宗棠？
事实上，在看到对联之前，陶澍对左宗棠的名字、事迹，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这一说就有点神了，难道陶澍有专门的情报人员，一直在暗地网罗湖南的年轻士子？
当然不是。
这一切，全因左宗棠一个同龄朋友的推荐。
朋友名叫胡林翼。
识左托孤
清朝官场，流行推荐。同乡、“同年”、同学、亲戚、朋友相互推荐，成为时尚。
明明有科举制度，全国人才全都被考试筛了又筛，朋友再推荐，岂不是画蛇添足？
原因在于科举考八股，选拔上的考生，不一定有办事能力。会背书、善空谈的官员，有几个无所谓，多了国家就头痛。管理国家，事情大，责任重，毕竟需要大批真正有才能、懂实干的人。那些被考试误筛掉的人才，要再被选上来，最好的途径，就是推荐。
推荐最有说服力的是“同年”或同乡。“同年”是指那些考取秀才、举人、进士时名字跟自己写在同一张榜上的人。用今天话说，就是跟自己在同一年同一科“高中”的哥们。官场上最铁的关系是“同年”，科甲出身的官员，一般都有几百个“同年”。
左宗棠与胡林翼，是同乡、校友、朋友。同一年参加进士考试，但左宗棠没中，算不上“同年”。胡林翼推荐，多因他个人特别讲“哥们义气”。
左宗棠的好朋友不多，但铁哥们有。他独立不依，个性鲜明，不仅在清朝官场中十分另类，格外打眼，就是在封建官场两千年中比较，也是特立独行，反感他的人都敬而远之，喜欢他的人才会死心塌地。
一个好汉三个帮，如此孑然立世的人物，离不开朋友支撑。
胡林翼支撑他最铁心、最死心塌地。
胡林翼与左宗棠相同的一点，天分极高。当时湖南人才，论天赋他俩前两名。但就性格而言，他们是两种人。这与他们的家庭出身有关，与他们的成长环境有关。
一个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长在什么样的环境，基本就定下了他的性格、习惯、偏好，看事情的眼光，做事情的风格。
左宗棠出身贫寒，从祖父起，每代人以耕读为生，都没有什么大成就。曾祖逢圣公只做到了县学生员。[5]祖父左人锦一生也只得了个国子监生头衔，也等于是个秀才，有资格去见县官，但没什么实权。父亲左观澜一生努力，才得了个县学廪（lǐn）生，也就是成绩名列一等的秀才。左观澜起早摸黑，勉强维持一家温饱。
穷人的孩子能吃苦，早当家。毛泽东的家境跟左宗棠差不多，他说“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感受接近。左宗棠自己形容小时侯的生活，“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嘱儿孙咬菜根”。
与“咬菜根”的左宗棠相比，胡林翼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他家境富饶，有良田数百亩，雇工经常上百人，是真正的大地主家庭。胡林翼祖父以上，都有诗文著作传世，父亲兄弟四人，都是通过科举进入官场，又是书香门第。
21岁那年，胡林翼与左宗棠相会在北京。两人年龄同，事情同，但压力不同，气质不同。胡林翼书香世家，以读书为职业，反正是要考的，哪怕考到80岁，只要没中，职业还是考试。所以他一点不急，带足钱在京城花天酒地。
左宗棠就不同了，考试需要本钱，他已结婚，要先养家，积足了本钱才能考试。所以1833年，两人同时落榜，一半像书生一半像农民的左宗棠极度失落，花花公子一样的胡林翼根本没当回事：早得很，急什么。他不急左宗棠会急，咬着菜根被含着金钥匙的人邀去一起玩，玩多了胃疼。
客观地说，胡林翼是个天才。这样生于富家，既有才气又有浪荡公子哥儿气质的男人，处理社会关系的能力，在各种复杂关系中穿梭自如的灵活性，左宗棠再怎么努力，也学不来了。人天性会追求自己所缺的东西，这样两个人，会本能地相互吸引。两人果然一见如故，一拍即合，一面而定终生之交。
但世事往往就这么奇怪，你越不把它当回事，反倒越有那么回事。 1836年， 24岁的胡林翼，再次上北京参加会试，一笔写下去，中了进士。
胡林翼是命运的宠儿，他不但科场得意，情场也得意。嘉庆年间，陶澍以“给事中”（给读jǐ，给事中相当于今天的处级干部）的身份考察川东，经过益阳，偶然发现了7岁的小朋友胡林翼。陶澍看胡林翼小朋友很可爱，手忍不住去摸他脑袋，夸奖几句。没想到小小的林翼非常生气，抗议说：你知不知道，男子的头随便摸不得？！陶澍大为惊讶，觉得小朋友相当有个性，当即相中，收为女婿。[6]18岁那年，胡林翼在桃花江陶氏别墅与陶澍的女儿陶静娟结婚，正式做了陶澍的乘龙快婿。陶澍从娃娃抓起， 20年来对他进行系统的教育培养，为他成为名臣打下坚实的基础。
胡林翼身上有湖南人鲜明的共性：讲义气，够朋友。跟左宗棠结识后，见识了他的文才，十分佩服。恰好1833年左宗棠在京，一口气写了10多首忧国忧民忧天下的诗，胡林翼都读过。
进士虽然没考上，但左宗棠这些诗却在江湖上传开了，圈内人都知道他人牛气，大口气，有才气。 1835年，胡林翼带着这些广为流传的江湖诗，第一次向已做两江总督的岳父陶澍推荐左宗棠，“称为奇才”。
有了胡林翼这些铺垫，两年后陶澍意外遇见，又亲眼见识了左宗棠的作品，看到了他本人，心目中的判断得到印证。
陶澍认可，对左宗棠意义非同小可：从此他被纳入湖南官场人才梯队。
陶澍培养接班人的方式很特别，依然是前面的“胡林翼模式”——联姻。
但25岁的青年，已不是7岁小孩，陶澍找个什么样的恰当方式，来跟他提？
1838年， 26岁的左宗棠在京会试完毕，根据上次见面的约定，绕道去南京两江总督府看望陶澍。
一年不见，再见面陶澍很客气，安排专人招待左宗棠，让他的生活过得安逸又舒服。
但不知是陶澍事情多忘记了，还是他嫌左宗棠年龄太小，反正见面热过后，像再没当回事。一个月，两个月，时间像石上水滴一样漫不经心。左宗棠一直被凉在馆舍里，不被闻，不被问，当空气对待。
左宗棠一天到晚都等着被召见，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去见。时间像千年溶洞里的水滴，不知道还要过多久才会掉下来。那样的干等，多无聊啊。左宗棠心气实在乱了，就偶尔出门透口气。这样，他就结识了陶澍幕府里的一些朋友，其中有个叫陈公銮（luán，铃铛，代指帝王车驾）。
人无聊容易生事，人与人打交道，会发生故事。文人与文人打交道，总会扯上女人的事。野史说，陈公銮约他去玩，常一起游曲院。有天，陈公銮跟一个歌女开玩笑，问如果从良，愿意嫁给谁。歌女看着他们俩，不假思索地说，我愿意嫁给左宗棠。陈公銮大吃一惊，也感到很没面子。他认为自己风度翩翩，而左宗棠怎么看都像个乡巴佬，怎么可以比自己更有女人缘？
但歌女有意，宗棠无情。左宗棠这时正大生陶澍闷气，当然不会有闲心去关心这些。
独自呆等，闲得发狂时，左宗棠忍不住揣测琢磨起来。陶澍为什么不来召见自己？忘记了？应该不是。看不起？有可能。不当回事？不会吧。怎么想都像，又怎么都不像。但肚子里的气，开始鼓胀起来。伤自尊心啊。他内心翻滚着冲动的情绪，情绪慢慢在转化成一股心力，心力又在迅速转化成腿脚上的气力。
管他呢，将行李一打包，负气要回家！
仆人见他无故打包，问：为什么？左宗棠说：你要我赖在陶家混饭吃啊？仆人一惊，明白过来，追问：陶大人知道了吗？左宗棠耸了耸鼻子：等我走了，你再跑回去禀报，他不就知道了吗！
左宗棠懒得跟仆人再啰唆，包一扛，气鼓鼓地冲出门，不辞而别。仆人吓了一跳，马上飞跑着去报告。陶澍正在洗脚呢，一听，来不及穿鞋，一只脚穿了袜子，一只脚光着，一路小跑着，追到辕门。因为年事已高，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总算赶上雄赳赳、气昂昂、一脸怒气冲胸膛的左宗棠。
陶澍喊声：哎呀！赶紧追上，夺过他的包袱，挽住他的手，说：左贤弟怎么走得这么急啊，也不跟我打声招呼！我最近实在杂事太多，没来得及陪你，还请多多见谅了。
左宗棠心中陡然一热。自己本来全是猜测，发的都是无名邪火，道歉来得这么快，他没反应过来。所有的气愤、恼怒、委屈，被陶澍一句话就消掉了。自己的猜疑都错了，还能怎么着？只好老老实实跟着回去。
故事到这里，我们听出一点曹操味。光脚追人，丢下饭碗追人，是曹操常干的事。识人有智，容人有量，用人有术，曹操在三国排第一，而这三点都是成大事的人缺一不可的素质。
陶澍果真是忙吗？不是。看不起人吗？更不是。谁能想到，这是他在不动声色地考察左宗棠：去年在湖南见面，你作一副对联，我是见识了你的文品；这次来南京，我得考考你的人品。
7岁的胡林翼靠摸一次脑袋就能被发现；26岁的左宗棠，考察起来得费些功夫。
陶澍故意冷落，看他的反应。左宗棠以他愤然决绝的态度，让陶澍看出来了，这是一个真人，一个刚直的人，一个顶天立地、敢作敢当的男子汉。
男儿膝下有黄金，陶澍的判断没错。真正自尊而倔强的青年人，是有大出息与大前途的苗子。熟读史书，他知道韩信。韩信布衣时贫而无行，跟着讨饭还被人嫌厌。淮安漂母免费供他吃了10多天。韩信说：我将来一定会重重地报答您。没想到漂母怒骂：“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这声痛骂激发了他的自尊，韩信告别要饭，走上将军之路。
汜上老人当年考察张良，用的也是这种激将法。张良是个文人，所以耐住了委屈，帮老人去拣鞋子，天蒙蒙亮来等。陶澍当然明白，左宗棠属于军事统帅性格，怎么受得了这种严重伤害自尊心的事？他会以最果断的方式，表示拒绝、反抗、离开。
现在好了，误会烟消云散。陶澍将他追回，又是陪他吃饭，又是陪他说话，热情得不得了，客气得不得了。左宗棠心里反倒过意不去了，他很不好意思，但都放在心里。
饭后，陶澍拉着左宗棠的手，一起走进厅堂。当着手下及众多幕僚的面，他将左宗棠扶上自己的位置，一脸严肃地说：我老了，就到头了，将来左贤弟你当坐这个位置，名位比我还要高。又转身对幕僚们说：这个位置是左先生的，你们只能列两边。
左宗棠从冷遇陡然遭遇如此礼遇，内心里如冰在燃，翻江倒海，卷起巨澜，他感动得眼泪差点掉出来。
陶澍又屏退下人，与左宗棠单独来谈心。这时，他和盘托出，将自己6岁的独子陶桄（guàng，一种常绿乔木，叶柄纤维柔韧，可制绳）托孤给左宗棠。
如此被自己仰慕的人看重，左宗棠当然愿意。但他还是怕耽误人家，嘴上谦虚一句，怕带不好。陶澍说：我看这样最好，你上次不是说有个女儿叫孝瑜吗？小我桄儿一岁，我们就此结为亲家，他们将来结婚的事，就由你来操办，好不好？老夫我就拜托了。说完，陶澍站起身来，对着左宗棠，深深鞠了一躬。
左宗棠惊呆了。之前，陶澍将他当空气，忘了两个月，弄得自己一肚子脾气，今天却越讲越客气，左宗棠越想越不对劲。你大我33岁，是亲家；你是总督，我是举人，哪里跟哪里。怎么想怎么对不上头、接不起轨。
我这不是高攀吗？搞不得，伤自尊心啊。
但叫左宗棠纠结的是，陶澍如此热情，又如此真诚，甚至有点求他的意思，他怎么拒绝也感到不对。
左宗棠进退两难时，陶澍进一步推心置腹，打消了他的全部疑虑：我已重病在身，只怕来日不多。万一我们两个无缘再见面，桄儿就是你的亲生儿子，你如果把他培育成才，那也就不辱没我们陶家家风。另外，我老家的藏书很多，对你的将来会有帮助，这些全都托付给你了。说完，眼眶边几滴晶莹的老泪，扑啦一下，掉到左宗棠手上，上面有着来自陶澍心脏的温度。
这一滴眼泪，就将左宗棠内心钢铁般的防线一瞬间彻底冲垮了。左宗棠这么倔强、刚直、固执的人，你一味帮他，让他感到自己寄人篱下，他肯定受不了，哪怕天大的好处，他看都不看。但现在陶澍反过来信任他，有求于他，将他心中那些怎么也迈不过的大坎，跨不过的鸿沟，一下全填平了。这是对等的朋友关系啊。
故事到此，陶澍与左宗棠一生真挚绝妙的交情，在这一刻定格。
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德，在陶左关系上真正体现出来了。曾子说过，“可以托七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这句话在左宗棠身上得到了应验。
为什么他们的故事如此动情，又如此感人？因为他俩是知行合一的书生。
知行合一，源于经世致用。这种读书人看重的是“用书”。他们有行动能力，有文化素养，他们的行动能力可以跟上文化素养，有能力担当。这就是孔子说的“以人载道”。文化与真理，通过嘴巴只能表达出来，只有通过人的行动，才能实现出来。
陶澍的眼光，不会错，也没有错。
这段情感激荡、真情流淌的故事，在历史上曾打动过无数大人物。康有为感奋之下，曾专门写下《敬题陶文毅公遗像》（“文毅”是陶澍去世后的谥号）一诗，还做了跋。跋中说的就是上述情节的描述。诗则这样赞道：植鳍作而性公忠，手整盐漕有惠风；
最异辕督只袜走，孝廉船上识英雄。
经过这次以心换心的对碰，左宗棠以他鹤立鸡群的文品、卓然独立的人品，入了陶澍设计的湖南官场青年人物培养谱系。
对左宗棠来说，他眼下关注的是个人发展。但对政治家陶澍来说，他在乎的不是一两个有才能的青年，他努力在谋划的、筹建的，是一个更大的湖南籍官员联盟——湘官集团。
左宗棠当时还没有想到，自己在湘水校经堂学的是经世致用，而开启晚清中兴经世致用学风的引领者，正是陶澍。
两人见面，对左宗棠来说，是学问的寻根溯源。
作为嘉庆至道光年间中国“湘系经世派”的领袖，陶澍以他开山祖师的威望、影响力，为在经世致用小路上蜿蜒行走的左宗棠，开出了一条经世致用的大道。
湘官集团
左宗棠因为机缘结识了陶澍，迈出了平生大业的第一步。陶澍的关键步骤，是将“一个人在奋斗”的左宗棠，带进庞大的经世致用人才群。
陶澍组建湖南籍官员联盟——湘官集团，靠最简单也最直接的姻亲关系。被他看中的人才，以儿女结为亲家的方式，将集团成员家族化，各种利益一体化，抱团来夺对国家权力的主导权。
胡林翼因为最早被陶澍看中，做了女婿；而左宗棠最后被陶澍看中，结成了儿女亲家。这就有点小麻烦了：虽然同岁，论年龄胡林翼比左宗棠还大四个月，但左宗棠却成了胡林翼事实上的长辈。胡林翼对左宗棠不得不改口，叫成“季丈”，也就是“季高丈人”，翻译成白话是“老三丈人”。大约胡林翼叫时有点不好意思，就以这个有点调侃而不失真的叫法，来破解两人年龄上的尴尬。
湘系经世派中心人物是曾国藩，因为曾国藩最会搞关系。如何利用清朝的集权体制弊端，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首先得有个人在前面开路搞关系。陶澍与曾国藩、左宗棠三人之间，也有比较绕的姻亲关系。
陶澍带了这个头，后来，左宗棠与曾国藩，左宗棠与郭嵩焘，曾国藩与郭嵩焘，全都发展成了姻亲关系，相互见面亲家来亲家去。而左宗棠在官场里办事最得力的三个人：陶澍、胡林翼、郭嵩焘，都通过这个团体，以这样的方式，固定下来。
这些为左宗棠后来几步登天，埋下了最有力的伏笔。
左宗棠当时并不知道，在他们认识之前，陶澍花了20多年时间，自觉大规模地招集幕僚、使用大吏，大力发现、培养、扶植、举荐大批湖南人才。[7]
陶澍为什么要靠这个落后的封建宗法与地域关系，来发展和培育湘官集团？这不是搞地方政治和帮派团体，将国家政权私人化吗？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
历史作家宗承灏分析，正是因为湘系势力个体之间结成的以同乡、师生、亲友为纽带的庞而杂的人际关系网，在晚清官场上才得以表现出了惊人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
盘根错节的网络关系就等于把权力结构进行一系列的重组和再分配。湘官集团势大力沉，对满官集团无疑造成一个潜在的巨大冲击。
清朝在建立之初，被汉人称为“满清异族”，政权也被认为“非法”。王船山当年反清复明，就是排满。但满人的势力集团，或者说满官集团，始终控制了中国的权力核心。
满人意识到，权力有风险，用官得小心。清廷从建国初期就一直在规避权力风险。他们的方法，是通过部分地分享权力，来拉拢汉人。太平天国运动突然爆发，不可预料地调整了“满、汉”力量对比。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地方势力逐步在清朝官僚体系中得到了重用，地方大员也在形势逼人的历史时刻一跃而上。
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官集团，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政治联盟，更不同于一般官场中人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抱团取暖。而是各自通过独当一面的能力，争取汉人在受到排挤的权力结构中有发展空间。
在湘官集团的影响下，以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为代表，随后崛起淮系集团。这个集团由将领、官僚和幕僚组成，在淮军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而且后来居上：1870年，随着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淮系集团迅速向中国最富庶的东南沿海渗透，成长为晚清史上最有势力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集团。他们与湘官集团既团结，又斗争，左宗棠成了斗争的主将，而李鸿章成为他的直接政治对手，相互之间斗得风云变色。这些在后面将述及。
眼下，湘官集团和淮系集团，与满官集团开始竞争。一开始屈服其下，后来正面交锋，最后裂权而二，对峙并立。两虎相争，龙争虎斗，这当然会有一个风起云涌、惊涛拍岸、惊心动魄的过程。
再巧不过的是，左宗棠出山，刚好就碰到了这个正面交锋的节骨眼上。他无可避免地要被推到两大集团短兵相接的刀刃上。
都赶上了。
历史以来，凡打破固有规则者，自身都会大起大落。这预示着，左宗棠“窝龙出湖”，将要经历一次生死起落。
目前谁也无法预测，左宗棠的生死起落，具体什么时候到来。是和平交接，青云直上，还是剑拔弩张，擦枪走火？
[1] 渌江书院始建于1175年。山长，又称院长、山主、洞主、主洞、掌教等。是对中国古代书院的负责人的称呼，主持教学与行政，类似今天大学校长，或文学院院长。山长之名始于五代，五代时蒋维束隐居街岳，号山长。书院历任山长大多是德高望重，王守仁、王闿运都当过山长，因山长名称过于山野气息，1765年，乾隆下令改称院长。但一般仍习惯称山长，以体现别于官方的独立民间文化立场。
[2] 《左宗棠全集》中记载有他具体的教学改革方法：“宗棠初来，凡诸生进谒，各给引己一本，令其工课，随时注载。日入头门下锁，即查阅功课，如旷废不事，事及虚词掩，着两次将本课膏火除去，加与潜心苦功之人。……因于《小学》撮取八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
[3] 整个清朝设有八大总督：直隶总督，管辖直隶省，治保定，地位最高。两江总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治南京，地位次之。湖广总督，管辖湖南、湖北，治武昌。两广总督，管辖广东、广西，治广州。闽浙总督，管辖福建、浙江，治福州。四川总督，管辖四川省，治成都。陕甘总督，管辖陕西、甘肃，治西安。云贵总督，管辖云南、贵州，治昆明。清末增设东三省总督，管辖黑龙江、吉林、奉天，治盛京。
[4] 陶侃是江西鄱阳人，晋朝名将。出身寒门的陶侃，自讨平张昌叛乱开始一直以其战功升迁，最终当上太尉之位，并掌握重兵，都督八州军事（交、广、宁、荆、益、雍、梁、江）并任荆江两州刺史；这在世族垄断高位的东晋开创了一个例外。陶侃因功而升为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陶澍与陶侃同出身微寒，靠个人奋斗而位高人显。
[5] 生员是经本少各级考试入府、州、县学者，习惯的叫法是秀才，也叫诸生。生员常受本地教官（即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及学政（明为学道）监督考核。
[6] 梅英杰《湘军人物年谱·胡林翼年谱》中如下记载：“陶澍取道益阳，馆歧市，往谒乡贤胡律臣。偶然见到胡林翼，惊为伟器，曰：吾已得一快婿！遂以女儿陶静娟妻之，行问名礼，胡林翼方八岁，陶静娟五岁，拜于堂上，彬彬有礼。”这里说的年龄都是虚岁。胡林翼实际年龄是七岁，陶静娟实际年龄四岁。
[7] 陶澍爱才，也善于发现人才，更善于结交和团结人才。他和贺长龄为至交好友，两人在中国首次提倡搞海运，取得了震惊朝野的成功。魏源当年屡败屡考，失落无比，在陶澍手下做幕僚，一做就是14年。李星源曾经做过陶澍幕僚。后来他做上了总督，对陶澍照样当作老师来对待。黄冕被罢官后，陶澍马上对他进行帮助，让他参与海运、盐务、赈灾，最后也成就了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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