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上部 卧龙惊梦 第一章 梦断科举
自命今亮
公元1812年，按黄帝纪元是4510年，在中国十二生肖中属猴年。这一年，全球发生了三件看似无关联的大事：一，法国统帅拿破仑率领65万大军入侵俄国，俄法战争爆发；二，美国纽约花旗银行的前身纽约城市银行宣告诞生；三，中国的嘉庆皇帝因祈雨灵验，又给龙神加了个“广润灵雨祠沛泽广生”封号，并命令全国从此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派遣官员前去祭祀。
没有谁注意到，在全球化大幕撕开一角的时代，一个叫左宗棠的男孩，像一条野龙，在天朝已经做了17年皇帝的嘉庆的祈祷声外悄悄诞生了。
1812年11月10日，左宗棠在湖南湘阴出生。一个“牵牛星降世”的传说，伴随着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穿透深山暮色，越过愁雾浓云，游进星空天河。
传说源于左宗棠出生当夜的一个惊人大梦。做梦人是左宗棠奶奶。
《晚清名将左宗棠》一书还原了现场：左宗棠3岁那年某天夜里，奶奶突然给他一个精致的锦囊。左宗棠拿到后，奶奶当夜仙逝。家人打开锦囊一看，都吓了一跳：锦囊里居然藏了奶奶一个守了三年的秘密：左宗棠出生当夜，天气异常，母亲反常。奶奶出门看天象，神情恍惚，心头纳闷。回房后闭目凝神，梦见一个神人从空中飘进自家庭院，告诉她：牵牛星正在降世，孩子将来必成大器。说完闪身即逝，房屋中突然有光如白昼，灯光已缩成豆大的火苗。再过了好一段时间，天才蒙蒙发亮。
故事比较离奇，但《左宗棠年谱》居然收录了。奶奶当夜产生了幻觉，或者说心思入梦，与真实混在一起，不是没有可能。但神人与白光，科学证明不可能。
梦境到底有无，只有奶奶知道。但梦幻的故事，无疑流传下来了，而且也入了左宗棠的心。他终生都以牵牛星自比，潜意识中将自身一些特征，往牛的形象上靠近。
左宗棠小时候长什么模样？跟牛还真有几分形似：“燕颔虎颈”。颔就是下巴颏，“燕颔”指像燕子那样，下巴的肉比较丰满；颈就是脖子，“虎颈”指脖子像老虎一样，短而粗壮。燕颔虎颈，旧时专门用来形容王侯神态富贵，或武将相貌威武。
这看上去有点奇特：一介书生，却生就一副武人相。
传说被传得知道的人多了，就成了事实。 4岁那年，二姐左寿贞写诗祝贺他：“余家季高弟，天遣牛郎星”。没有疑问，牛郎星的传说，通过亲人间的口碑传播，逐渐让左宗棠似灵魂附体。
小时候的左宗棠，体形确实有点奇特：从头顶顺着脖子往下看，“肚大脐凸”。肚子很大，肚脐往外凸出来。
这种特别的身形，倒不是天生的，是后天造成的。
母亲生左宗棠那年， 38岁。前面五个孩子，吃空了左母的奶水。穷苦里的孩子，会哭也没奶吃，只能喝米汤。这自然营养不够，也吃不饱。常年饥饿的小宗棠因此经常闹哭，日夜不停地哭，肚子不知不觉哭得鼓了起来，肚脐自然跟着凸了出来。骨粗皮薄，身体看上去也就羸弱了。
左家很穷苦吗？
左家多代书香门第，开头并不算穷。宋朝时从江西搬迁到湘阴左家塅，已居数百年，日子平静，岁月祥和，家境宽裕。
富裕的左家，有个家风，好施慈善。
祖父左人锦，曾是国子监生。他很有善心，对公益事业终生有着特别的兴趣。他曾专门写过一本《族仓条约》，仿效古代“社仓法”[1]，提议乡里一道设一座“义仓”[2]，劝乡民们拿出一些收割的稻谷，收积起来，名为“族仓”。他自己带头捐谷，碰上荒年，就开仓赈济，解决族人温饱之不足。
父亲左观澜，做过县学廪（lǐn）生，是名列一等的秀才。他延续慈善家风，不但捐谷，还捐钱，在县里修建了一所宗祠。 1816年，祖父左人锦将全家老少全部迁居长沙，设馆授徒。左宗棠随父亲左观澜迁往长沙。
但打左宗棠出生后，左家日子变得拮据。晚清中国家庭，只要不是名门望族，家庭一大，吃饭人多，碰上灾荒年岁，坐吃山空，生活自然紧巴。
尤其大哥一死，父母相继故去，姐姐陆续出嫁，家道开始衰落，寅吃卯粮，入不敷出。
左宗棠因穷苦造成的这种奇特的体貌特征，吸引了一些民间高人的注意。这些有根有据的流传，则是现实版的“牵牛星降世”：左宗棠幼年时代，父亲带着他与大哥左宗棫（欲）、二哥左宗植一起到橘子洲边游泳，顺着湘江游到了牛头洲。父子四人，开心谈笑着回长沙贡院东街，迎面碰到一个叫张半仙的道人。
张半仙瞧见了左宗棠，盯了好一会儿，向左父表示，他愿意免费帮左宗棠看相。
张道人这次看相，具体说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左宗棠还小，他懵懵懂懂，好奇全记心里了。
让左宗棠后来感到惊奇的是，张半仙当年预言的那些大得没边的话，什么“王侯将相命”，都应验了。这弄得左宗棠一度对命相将信将疑。正因为这样，68岁那年，他命令士兵帮自己抬着棺材去收复新疆，以为这次必死无疑。原因之一，是想起张半仙半个世纪前给自己看相，算定他性命多舛，熬不过这把年纪。左宗棠真信了，他给妻子写信，说“料定此生不能生还矣”。
没想到张道人看走眼了，左宗棠活到73岁。
真有看相算命这回事吗？不然，张道人为什么猜对了左宗棠不少日后的命运呢？
科学地说，看相算命的，依据医学的一些原理，对人的性格、气质、才能，做一个基本的判断，虽是猜测，有一定的准确性。
左宗棠天生骨骼清奇，既“燕颔虎颈”，又体弱多病，有事功的天才气质。
这无疑打破了人们的思维惯性。从小体弱多病，对一个人智慧开发非常有利。智慧本是阴性的，体弱的人智慧偏高。古人发明一词，叫“智叟”，智慧的老头。叟就是“瘦弱的小老头”，既老又瘦，绝对弱者，反倒是智慧的化身。
“燕颔虎颈”，是体魄强，即是“骨强”。体弱多病，造成精神强，也叫“神强”。骨强的人有力，有力拔山兮的行动力；神强的人智慧高，有神游四海的思考力。“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说的就是这种人。
从小体弱多病，首先带给了左宗棠超人的感受力。这造就他的特点，“于事敏感，做事诚实”。在《湘绮楼日记》里，王闿运用故事诠释了这个特点：左宗棠9岁那年，父亲养了缸金鱼。父亲有点迷信，就悄悄躲起来，用数鱼子的方式，来占卜预测自己学生、门徒该收多少，如果谁应当入学，但没数到就不能入学。他数一个鱼子，念一个名字，数完了还没念到左宗棠。小宗棠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觉察出来了。他愤愤不平，趁父亲没注意，发泄他的不满，直接将缸里的金鱼全弄死了。父亲问责，他则如实相告：是我做的。
敏感的特性，敢作敢当的风格， 9岁时就显露出来了。
敏感给左宗棠带来智慧。对自己智慧自信的人，一般会狂放，自视也会很高。比方诸葛亮，小时侯常常以管仲、乐毅自比，自称可以成为辅佐君王的宰相，弄得刘备闻声寻英雄，反反复复光顾茅庐。后来诸葛亮是真实现了： 26岁出山，54岁崩于五丈原，短短28年，以出神入化的谋略，横空造出一个蜀国，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智圣”。
自信智慧的左宗棠，开始模仿诸葛亮。他觉得自己能力、理想，跟诸葛亮差不多，便自称“当代诸葛亮”，即“今亮”。
湖南古属楚地。楚狂接舆“凤歌笑孔丘”，嘲笑孔子脱毛的凤凰不如鸡。直率、狂放而高傲的个性，经过民间两千多年的沉淀，已经在湖南土地上养成。到左宗棠成长那段日子，率直、狂傲风气，已经在湖南成为普遍风气。
湖南境内自比诸葛亮的，当时不乏其人，一时“三亮”鼎立：在湘乡练勇的罗泽南，自称“老亮”；以处士居于湘乡的刘蓉，自称“小亮”；左宗棠则当仁不让，以“今亮”自居。
字号的含义，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追求。
“老亮”什么意思？将自己学成古代的诸葛亮。诸葛亮早已身归棺土，变成冢中枯骨。况且古代与当代，物非人非事不同，需要的方法也不同，诸葛亮名气倒还在，那就有点借古人来炫耀自己。借人自炫是一大忌讳。
“小亮”呢？一看就是底气不够，自信不足：诸葛亮叫大亮，我刘蓉叫小亮。中国有句成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刘蓉“取法乎小，仅得其微”，小亮成了“微亮”，看上去蒙蒙亮，稍微有那么一丁点儿诸葛亮的意思。
左宗棠则大不同了，以“今亮”自号，让人眼前一亮。意思很明白：我左宗棠是以古代诸葛亮的智慧来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既避开了借诸葛亮自炫，很务实地重事不重名，又不担心才能比不上。
偶像一旦定下，既决定了方向，也决定了路径。
出身于家道中落的乡绅家庭，被“牵牛星降世”的故事激励，以“当代诸葛亮”自勉的左宗棠，要成就“当代诸葛亮”的大梦，在当时最佳的方式，是通过科举考试。
目标如此之大，自视如此之高，我们开始有点关心：千军万马的科举独木桥，左宗棠能顺利闯过去吗？
考场惊魂
一开始，左宗棠的科举考试非常顺利。
1826年， 14岁的左宗棠，参加人生第一场科举考试：湘阴县试。县试是最初的童子试，录取者只是获得了参加府一级考试的资格。结果出来，全县第一。
1827年阴历五月， 15岁的左宗棠正式参加府一级的秀才考试，这次要考三场，最后合格才算秀才。开场一考，左宗棠名列第一，但这次不巧，同县刚好有个老人家参加。为了照顾长者，左宗棠被知府做思想工作，发榜屈列第二名。
这个小插曲，对后面没影响。
左宗棠的秀才初试成绩优异。要拿到秀才文凭，只等10月去府里复试。节骨眼上，坏消息传来，母亲病危，他放弃参考。 5个月后，母亲病故。古代的规矩，随后三年，他得专心为母亲守孝[3]。守孝期间，朝廷规定，一律不许参加考试。
晃眼到18岁，守孝期满。 1830年正月，左宗棠踌躇满志，正准备再考，不料父亲又去世了。他不但要弃考再为父亲守孝三年，还要开始自谋生路。
1832年，为父亲守孝三年期满，一心梦想在科举场上一展身手的左宗棠，终于可以再次登场。
这次机遇凑巧：一边是秀才考试，一边有举人考试。年少气盛的左宗棠，面临这样一个选择：如果去考秀才，那么下次举人考试，还得再等三年。但如果选择直接考举人，却得先花钱买个文凭。
世上事情，往往你缺少什么，就要用到什么。大哥病死，父母相继而亡，家里积蓄，早花空了。自己吃了上顿还得要找下顿，哪里还有钱买文凭？
天无绝人之路。情急之下，事情总会有办法。左宗棠求亲告友，东挪西借，总算凑到108两银子，买了个监生的功名，可以直接参加乡试。
在古代有 “纳资为监生”，翻译成白话，就是“花钱买文凭”。当时买文凭也不算太丢人，既无法回避，也无须回避，在当时有捐纳的规定，也不犯法。
这样，左宗棠就取得了去长沙参加乡试的资格。这次，他和二哥左宗植同时参加本省乡试，结果让人喜出望外，哥俩双双中了举人。
但左宗棠的举人，取得十分惊险。利好结果背后，内情叫人步步惊心。
湖南省乡试共分三场，时间定为三天，考生约有5000人，考卷在25天内批完，选出举人48名。主考官只有一人，叫徐法绩，陕西人，嘉庆朝的进士，做过御史。左宗棠的卷子最先落到胡鉴手中。胡鉴是翰林院的编修，学问比徐法绩大，但是资历比他浅，在本场考试，相当于是徐法绩的助理。
卷子第一批全部阅完，左宗棠榜上无名。
什么原因呢？胡鉴认为，左宗棠文理不通。也就是逻辑推论有大问题，叫人看不懂，所以批了个“欠通顺”。评价很委婉，其实就是“狗屁不通”。古人讲究中庸，批评要含蓄，即使彻底否定，也只是和风吹湖面，点到为止。
左宗棠后来怎么又上榜了呢？这就完全靠运气了。发榜之前，道光皇帝临时下旨：湖南增选六名举人。
原来，考试刚好碰上道光皇帝五十大寿。为显皇恩浩荡，道光皇帝特别开科考试，叫“万寿恩科”[4]，就是皇帝对一般读书人额外开恩。于是主考官徐法绩赶紧自查“遗卷”。
遗卷就是没有考中的学生余留下来的试卷。根据规定，如果皇帝不额外开恩，将不再重新翻阅，也就是要作为废弃之物，丢进垃圾桶。
但左宗棠的遗卷一经翻起，又惹来一场小风波。
徐法绩仔细一读，觉得还可以。小伙子人不错，虽然写得叫人看不太明白，但口气似乎很大，思维很活跃，年轻人谁料得到呢？于是再推荐给助手胡鉴，要他考虑补荐。但胡鉴刚好是个牛脾气，他坚决认定，就是不行。
这一下，左宗棠在城南书院的老师贺熙龄被惊动了。老师不好当着外人表扬学生，他看后避开“通顺”话题，另持观点：文章写得好是好，就是没有套路，不合八股文规矩，所以才弄得考官们都看不大懂。（“文虽佳，惜不中程式，帘中人无能辨此者。”）这就让人不知道他是在说好呢，还是说不好？
关键时候，每个人都较真起来，争议越来越大，但相对越来越集中，都倾向于“补荐”。胡鉴还是死扛不放，他对徐法绩说：“中不中，你说了算，荐不荐，我说了算。”其他考官当然都坚持自己的意见，胡鉴势单力薄，压力很大。众命难抗，迫于无奈，他略做妥协，将“欠”改成“尚”：“尚通顺”。
胡鉴死死卡着，改得这么勉强，距离补录，基本看不到希望。
但运气说来就来。就在胡鉴最牛钉子户一样死死卡住左宗棠做举人梦时，突然暴病身亡。人死不能说话，意见马上作废。这下轮到徐法绩一个人说了算，他当即将左宗棠的试卷列为“遗首”，也就是补录第一候选对象。
拿着“候补举人”左宗棠的试卷，考官们组织了一场大讨论：这篇文章到底好不好？
徐法绩拿出左宗棠这篇《选士厉兵，简练杰俊，专在有功》，首先表态：这篇文章不但很好，简直算得上全部考卷中最出色的一篇。湖南巡抚吴荣光这次也专门来听意见，他叫人打开密封条看考生。现出左宗棠的名字，他很高兴，回忆说：我在湘水校经堂讲学时，这个学生七次考了第一，写出这篇好文章，绝对不是偶然。
省长回忆历史，以多次成败论英雄，当场表态了，这事也就一锤子定音了。
结果出来，左宗棠被录为第十八名。二哥左宗植居然高中榜首，成了“解元”。
左宗棠的举人身份，得来如此惊险，出人意料：如果不是皇帝恩科，不是胡鉴突然暴死，不是省长吴荣光在座，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他都要榜上无名。
险中举人，左宗棠当然不知内情，看到榜单，他万分高兴。兄弟同中，回家祭祖，举杯同庆。
他开始雄心万丈地计划做“当代诸葛亮”的大梦了。
花钱买文凭欠下债，家里已经一贫如洗，肚子跟锅里一样空。饿着肚子谈理想没有未来，得先解决生计问题。
等待发榜期间，左宗棠还做了一件人生大事：当年八月与湘潭女子周诒端“闪婚”。他是“入赘”周家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倒插门”。倒嫁女方，在古代是很没面子的事。活人要紧，左宗棠已经没能力顾及这廉价的面子。
生计的问题解决了，余下事情，是聚精会神破万卷，一心一意考进士。
1833年正月，会试大考到了。 21岁的左宗棠，已经获得举人出身，他与二哥左宗植再度踌躇满志，从湖南湘阴挑书北上，坐船荡过洞庭湖，进京求取功名。
冒险漂过茫茫洞庭湖，头一次踏上中原大地，沿路各省见闻，让他眼界大开。
这次考试虽然没中，收获不是没有。他沿路思考国家天下事，一路琢磨着，写下了一些开发与建设边疆的诗句，思考着中国怎么办。
这次赶考最大的收获，是偶然结识了胡林翼。
胡林翼这次也是进京来考进士的。两个湖南老乡碰面，一问同是21岁，胡林翼还大四个月。北京要地，人分五湖四海，老乡见老乡，有话好商量。两人一聊开来，一面如故，一见定交。
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湖南学生，越谈越投机，考场出来后干脆同住一屋。两人不再讨论考试内容，点灯夜话，论古今大政，评施政得失。说着说着，越聊越大胆，两人同时预测：国内将乱。相互间便不停地叹息，像干着急的好事者。
旁人听到了十分惊诧，这两个年少轻狂的考生，疯子一样指天论地，谈东论西，脑袋是不是已经被考出问题来了？
中国官学从宋朝起，就颁定了对学生的罚规，第一等为“谤讪朝政”。用今天话说，知识分子议论国家政策好坏、得失，提出批评意见，要惩罚。清朝官学试图继续通过限制、责罚的方式，来维持帝国集权。但书院的教育与管理，却反其道而行，强调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对国家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
湘水校经堂属于书院讲堂。左宗棠与胡林翼“谤讪朝政”，在校时已成习惯，他俩对旁人的惊诧，同样感到莫名其妙。
旁人当然更不知道，从明末起，湖南的读书人，爱讨论天下事，已成习惯。那些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他们谈得津津有味，衡阳王船山当年办“匡社”、“行社”[5]，就聚了这么一帮子读书人。
这次两人考得都没对考官的味，榜上无名。但第二次会试，胡林翼鱼跃龙门，一跃成了进士。
左宗棠的会试又变得惊险而戏剧性起来。
1835年， 23岁的左宗棠满怀信心参加第二次会试。这次考得本来确实不错，主考官已经拟好，以第15名录取。但考得好不如运气坏：主考官最后一统计录取名单，出问题了：湖南多出一人，湖北少了一人。
清朝考试录取跟今天差不多，要注意省与省之间的平衡，不能单以成绩定结果。如果早生一百多年，赶在“两湖分闱”前，湖南湖北同属湖广地区，不用担心被“调剂”。但既然两湖分家，榜上写好的“左宗棠”，只好被“啪”地一把叉掉，勾上湖北考生。
虽然没有考取进士，左宗棠还是被录取为“誊录”。 誊（téng）录专作抄写人员来用，相当于今天政府办秘书，虽然比不上进士，但不算很差，在位上干得好，有机会保举做县令。但左宗棠想都没想，顺手就将“誊录”通知丢了。他正醉心于梦想做“当代诸葛亮”，做个小县令，小看人么？！
心还在，梦也在，他决定重头再来。
1838年， 26岁的左宗棠抖擞精神，第三次到北京参加会试。这次没有任何原因，反正没中。机会不好不止他一个，与他同来的湘阴老乡郭嵩焘也没中。但急人的是，秀才屡考不中的曾国藩，这次意外中了。这对好胜心强的左宗棠，无疑是个比较大的刺激。他平时的考试成绩可比曾国藩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但刺激只会伤到自己，不能改变落榜命运。
这次赶考，左宗棠准备工作其实做得很充分，自信心也很足。沿路上他还在意气风发，激扬文字。过洞庭湖时，他即兴做了一副《题洞庭君祠》对联：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
“迢遥”化用自“迢迢牵牛星”，他潜意识中确实已将自己看作“牵牛星降世”了。后一句很有气魄：洞庭君不过是个书生，却能管理八百里湖区。意思很明白：别小看我左宗棠这个穷苦书生，将来也是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的。
干大事业固然需要自信与实力，但在封建大一统的大清帝国，文凭硬通货才是通行证。即使文凭也说明不了什么，但国家有规定，它就比自信与实力更加重要。现在好了，三考三败，空有一腔热血，满怀抱负。
左宗棠自尊心受打击的程度与失败的次数成正比。情绪与意气，在左右他的判断，干扰他的理性。一怒之下，他干脆发誓，不考了。
以读书取功求名之路，在这里骤然画上休止符。
带着名落孙山的惆怅，回路上心灰意冷地想，从14岁参加科考， 12年来的挫折历历在目，他心中泛酸。他感觉自己凭实力完全可以。尤其第二次会试。香喷喷的桌上鸭肉原来真的会变作野鸭子飞掉！
他感觉命运在捉弄自己。
这些年，左宗棠内心实在太在意中进士。第一次会试落第那次，忧愤的情绪在胸中起伏、翻滚，率真与狂傲，将他的胸气逼了出来，浩荡汹涌，有如洞庭春潮。左宗棠抓起墨笔，以撼人心魂的气魄，在家门上题下一副惊天动地的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写下这副对联，他22岁。
第三次会试失败，锐气再度受挫，在热血沸腾中想，在心冷如冰时也想，想来想去，他决定再做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提前给自己写好挽联。
慨此日骑鲸西去，七尺躯委残芳草，满腔血洒向空林。问谁来歌蒿歌薤（xiè，野蒜），鼓琵琶冢畔，挂宝剑枝头，凭吊松楸（qiū，梓桐）魂魄，奋激千秋。纵教黄土埋予，应呼雄鬼；倘他年化鹤东归，一瓣香祝成本性，十分月现出金身。愿从此为樵为渔，访鹿友山中，订鸥盟水上，消磨锦绣心肠，逍遥半世。惟恐苍天负我，再作劳人。
大意是，像我这样的天才，即使朝廷不用，也是一世大雄。我来到这个世上，本意是今生来做个自由自在的自由人，没想过去干什么读书做官的事。只怕中国缺不了我，到时又要来打扰我。
这似牢骚，又像预言。儒家的积极，道家的超脱，在这里相互交融，意境悠远。
这副对联，今天读出忧愤，也读出洒脱。左宗棠心情正矛盾纠结。 26岁，年纪轻轻，出世的门敞开着，入世的门紧闭着。他怎么做到冷静呢？像一头被堵在胡同里的斗牛，进退失据。
人生每段路，起伏峰谷间。
左宗棠少年天才，却三考不中，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
落榜之谜
左宗棠本来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科举前途。
出身“秀才世家”，一出生，家庭就在按“科考取官”的模式对他进行培养。 4岁那年，祖父开始教他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5岁时，他正式读儒家经典的基本课程，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兼读书中的大注，接着读《诗经》、《尚书》、《礼记》、《易经》和《春秋》。 8岁起，他按正规教育，学作八股文。他的悟性很高，反应敏捷，记忆力超人，因此八股文做得比别人都好，对联常常脱口而出。
但他的求学兴趣，却因为转学长沙，而发生了转移。这一转移，直接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
18岁这年，左宗棠来到长沙城南书院就读。一年后，湘水校经堂成立，左宗棠又转入学习。
湘水校经堂最早由成德堂改建而来，由湖南巡抚吴荣光1831年在长沙创办，地点就设在今天的船山祠。
湘水校经堂是一所特别的学校。与专门为考试而设置的学校不同，它是一家以研习汉学为主的学校。汉学即研究与中国汉民族有关的经史、名物、训诂考据的学问，研究内容以经学为中心展开，治学方法遵循“实事求是”。吴荣光为什么要创办它？是为了矫正当时中国书院教育专重“科举仕进”的陋习。
吴荣光，广东南海人， 1799年的进士。广东人的性格是敢为天下先，吴荣光将这种性格带进湖南。他尝试第一个在湖南吃螃蟹，一反专门培养学生作八股文的教育模式，侧重培养人才经世致用的能力，要求学生“通经史、识时务”。求索学问真理上，以朱熹、张栻为榜样，兼容各派不同观点，完全打破门户之见。
吴荣光苦心开创的这种学校，避免了之前应试教育弊病，侧重培养学生实际能力。这无形中为青年左宗棠凿开了一扇素质教育的窗。这里不看重作八股文，左宗棠的兴趣从此也不再在作八股文上。左宗棠天资不错，接受能力强，适应能力好，学起来如鱼得水，遥遥领先，这也就有了曾7次名列全校第一的好成绩。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扇素质教育小窗透过来的光，对左宗棠诱惑力实在太大，沿着这束光，他好奇跟去，终于翻窗出墙，越走越远。
课余时间，左宗棠放下科考必背的四书五经，经常穿越长沙贫民杂居的棚户区，在古书摊破旧的席子上淘书。某次，他突然发现一本线装版的《读史方舆纪要》，作者是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 130卷本的。左宗棠拿起来就翻，越看越喜欢，他想着要买下来。价格谈好了，八块铜板。他忘记自己很穷，口袋里只有5个铜板， 4枚制钱。卖书的老汉见他确实没带足钱，便告诉他：自己也是家道中落，被逼将祖传之书卖掉换饭钱的，家里还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问他想不想要？左宗棠当然连口说要。他们约好，老汉将书先留着，等左宗棠借到钱，下次专门来，全买了去。
老汉乐得将书一并卖给左宗棠，固然有货卖于识家的道理。读书人最开心自己的藏书被人喜欢，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
就在这年（1830），左宗棠长沙城南书院老师贺熙龄的兄长贺长龄，因为母亲过世而回家守孝，以江宁布政使的身份回湖南了。
左宗棠马上顶着风雪，踏着冰路，前去拜见。见后先借书，贺长龄爬着楼梯去取，将自己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送给他。
这些在当时都是最时新的书了。里面谈地理、水利、军事、农业、海事，全是些经世致用的学问。
经世致用，就是经国济世，学用结合，学以致用。中国自隋朝科举以来，完全不顾经世致用，读书就为了背诵四书、五经之类，脱离现实，不关怀世事，侧重单一传承古人学问，即所谓述而不作，既不鼓励学生创新，也不需要学生发挥，至于学问能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能不能推动科学发展，更加不管。
那些真正关注天下兴亡、社会安危的读书人，这时起，开始从科举的锁链中挣脱出来，像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用独立的眼光，对社会科学“保持长盛不衰的好奇心以及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
这种独立眼光、好奇心、探索精神，在明末思想家王船山、顾炎武第一次提出“经世致用”时开始萌芽。经过近两百年的孕育，在湖南开始养成了相对成熟的经世致用的学风。一些有远见的官方人士也开始全力研究与实践。与左宗棠同时而年龄长他一辈的两江总督陶澍，以及陶澍的幕僚魏源，就是经世致用派的代表。贺长龄也是长沙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的代表。
大环境造就小环境。王船山影响过陶澍，陶澍影响到吴荣光，吴荣光影响进民间。贺长龄、贺熙龄，则直接改变左宗棠。
经世致用思想在当时成为一股激越澎湃的思想潮流，漫溢进民间，于是民间的小书摊上，也开始卖起这些书来。
左宗棠就是在这样渐成气候的大环境与小环境里，在湘水校经堂的课堂里，在棚户区的书摊上，读到了这类书。他听从内心的兴趣，通过买书、借书读的方式，开始系统而全面地接触这些在当时科考看来还完全是离经叛道的学问。
像一头饿牛闯进菜园，左宗棠贪婪地从这些“杂书”中吸取知识。
杂书的思想，开始逐渐融进了他的头脑，改变着他的知识结构。
左宗棠第一次去见贺长龄，贺长龄“以国士见待”。一个18岁的青年，受到时任江宁布政使（相当于今天副省长兼民政厅长）的贺长龄如此厚待，多因贺熙龄的推介和褒奖。贺熙龄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的老师，他当时评价左宗棠“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用今天话说，能“独立思考，自由思想”，这在当时已属罕见。自己思考能得出什么新发现？贺长龄想当面考一考，左宗棠自学得到底怎么样。
一来二去，跟贺长龄熟悉后，左宗棠开始找他聊天。一次，贺长龄问到《读史方舆纪要》等书中不少观点的疑问，他本来没想到左宗棠能回答上来，他自己有些困惑还没来得及想清呢。没想到，左宗棠接过话题，评论起来：我认为顾祖禹的这本书，关于考证的事实方面，太粗糙了，也太简略了，许多立论的观点，并不成熟。（“考据颇多疏略，议论亦间欠酌。”）而魏源的书呢，总是在谈向外进取，却很少谈守势，总是在谈进攻而不关心防卫，这更像是谋士在浑水摸鱼、强词夺理。（“多言取而罕言守，言攻而不言防，乃抢攘策士之谈。”）
这个评价让贺长龄着着实实吓了一大跳。一个18岁的青年，记下书中观点不稀奇；能独立思考，批判书中不对，需要勇气。左宗棠小小年纪，怎么这么有主见？看问题怎么可以这么稳、这么准、这么深？这些可都不是他课堂上学的，老师也不会教，科场不会考。课外书看到这个水平，不是天才还能是什么？他一眼认定，左宗棠是个成大事的苗子，是国家未来稀缺的人才。
他鼓励左宗棠说，你这么好的苗子，今后小事就算了，要干就干大事，不要自己将自己框死了。（“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这句话从副省长口中说出来，对左宗棠像“牵牛星降世”梦一样，是个巨大的鼓舞，对他后来放弃“誊录”，有较大影响。
左宗棠当年读的这些书，相当于毛泽东在“六年孔夫子”的儒家课堂上偷偷摸摸看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书。考试不会考到，读来全凭兴趣。
左宗棠被这些“旁门左道”的书深深迷住了。兴趣与执着，从这时起，定下了他终生关注的两个方面：舆地学、农学。“舆地学”即是地理学，“农学”也就是农业实践的学问。一个古代的读书人，放下“四书”、“五经”，读地、农学，其荒唐程度，相当于今天网易总裁丁磊开个农场专门养猪。
兴趣点既然与科举已经大异其趣，左宗棠的兴奋点从此自然会总与别人不同。
第三次进京会试时，同行的考生，都在紧张地复习功课备考，念叨什么“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背的人乏味，听的人头疼。左宗棠才不管，全不将经书当回事。经过河北栾城，他在街上看到知县桂超万张贴布告，劝老百姓耕种备荒，对如何栽种棉花、白薯，讲得十分详尽，他比考进士还来精神，连走带跑，将书担放下，拿出本子，将内容一字不落、原原本本全抄下来，准备留到回湘阴老家来试种。
都来科考了，还坚持这种离经叛道的学习，科场很鄙视，后果很严重。从皇帝到考官，对这些种红薯、摘棉花的事情，一不关心，二不感兴趣，三也搞不懂。这事多下贱啊，弄明白了是耻辱。虽然这些搞不懂，但有一点他们搞得清清楚楚：你左宗棠不是对种田种地的事情感兴趣吗？还考什么考，早点挑起你的鸟儿书担，回湘阴老家当农民去吧！
19世纪初叶，在中国经世致用的思想潮流中，左宗棠在湖南读书人中，算反叛得最醒目的一个。这样的科场遭遇，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左宗棠之前，湖南考生魏源，以几乎同样的方式，碰得头破血流。
魏源是少年天才， 15岁时考中邵阳隆回的县学生员， 20岁举为拔贡；29岁时，去顺天府乡试得第二名，被誉为“南元”。 但随后20年，魏源像走夜路碰了鬼，每考必不顺，一直考考考，考到51岁，才在礼部会试中考中第十九名进士。却因卷面涂抹，罚停殿试一年。 52岁才在殿试中考中第九十三名进士，差强人意地了却了一桩科举残梦。
魏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屡考屡败”，什么道理？一是他思想开放，笔锋犀利，专讲经世致用，属思想危险的激进分子，主考官既怕他，又讨厌他；二是他知道的太多了，知识面太宽了，时而天上地下，时而大海小溪，写得太好太深刻，内容常超出范围，主考官知识不够，看后如坠云里，不敢对他放心；三是他不拘小节，卷面写完后像一副油画，要认出字来基本靠猜。
魏源深受科举八股之害，反应最为激烈，在《默觚（gū）下·治篇一》中，他讥讽科举考试是“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的‘科举兔册’”。“科举兔册”就是 “梦想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得到月亮上的玉兔”，讽刺朝廷臆想。
魏源的科举路，可以看作左宗棠的“科场前传”。只是左宗棠更加率真、狂放、孤傲。老左我不考了，你还能怎么样？朝廷当然不能将他怎么样。
左宗棠选择放弃考试，以行动抗议科举制度，看上去很英雄意气，却是一条风险路。对封建帝国里的读书人，断了“科考取官”途径，基本上也就断绝了成功的希望之路。
弃考绝仕的左宗棠，以举人身份，如果选择做个教书匠、农民，距离他的“当代诸葛亮”大梦，已经遥不可及。
居家、种地、读书，中国即使什么人都缺，也不缺这种人。
左宗棠第一次跌到人生低谷。他怎么从低谷中走出来，一步一步，去实现自己的“当代诸葛亮”梦？
[1] 社仓法主要为应对水灾与旱灾。系宋朝朱熹所创，在中国各地推行。社仓的米一般来自官府和富人，由乡绅、保正等人主持社仓事务，并且还规定：借粮的人每十家为一甲，每五十家推选一个社首，逃兵、无业的游民等不得入甲。社仓法对社会救荒，曾一度产生过良好的积极效果。
[2] 义仓又称义廪。隋朝开创的仓储制度民办粮仓的一种，官督绅办，储粮备荒。与社仓同属民办粮仓，义仓在县一级政府所在地设置仓廪，与社仓比较，社仓普及范围较大，一般在村镇都设有仓。
[3] 尊亲死后，服满以前，居住在家，断绝娱乐和交际，以示哀思，称“守孝”。儒家有“三年之孝”，但守母孝实际时间一般为27个月，因为母亲用母乳哺育孩子要27个月，即满三个年头。
[4] 科举制度每三年举行乡试、会试，叫正科。遇到皇帝亲试，可别立名册呈奏，特许附试，称为特奏名，一般都能得中，故称“恩科”。恩科始于宋，明、清仍用。清代于寻常例试外，逢朝廷庆典，特别开科考试，也称“恩科”。如果正科与恩科合并举行，则称“恩正并科”。
[5] 1638年，受岳麓书院经世致用传统学风的影响，王船山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学友创立了行社，宗旨是崇尚实干，拒绝空谈，关注社会，切于实行；1639年，王船山乡试落第，和管嗣裘、文之勇等人又创立了“匡社”，宗旨是在学术上纠正谬误，在社会上匡扶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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