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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梦”注入正能量
湖南籍作家徐志频先生的新作《左宗棠》杀青了。作者和责任编辑都希望我能为这部新著写一篇序言。之前，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将书稿寄给我，征求意见。此后，作者又直接与我沟通，盛情可感！
志频先生是位作家，也是自学成才的青年文化学者。他多年在媒体工作，博览群书，勤于写作，以不足四十岁的年龄，竟出版了十一部作品，真可谓孜孜不倦、笔耕不辍，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另外，志频先生也是一位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深信一个国家要有国格，一个民族要有精神支柱，一个公民要有社会责任感。他自述创作这部《左宗棠》的初衷之一，就是想把“社会正义”激活起来。那么，左宗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他的所作所为与激活“社会正义”又有什么关联呢？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一字朴存，湖南湘阴人。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没有奴颜媚骨，敢于坚决抵御外辱的杰出爱国者。鲁迅先生把我国历史上那些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称之为“中国的脊梁”（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把左宗棠列入“中国脊梁”式的人物之一，应不为过。
左宗棠生活的时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急骤走下坡路并濒临崩溃的好时代。同时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炮舰敲开中国大门，并一步步把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代。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给左宗棠的思想打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除时代影响外，家庭与社会的熏陶对左宗棠个人的成长、思想观念的形成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左宗棠出生在一个社会地位不高、经济状况不佳的“耕读之家”，过着“非脩脯无从得食”的清苦日子。他早年就读长沙城南书院，生活相当窘迫，竟至“日食不给，赖书院膏火之资以佐食”（左孝同：《先考事略》）。艰辛的生活使青年时代的左宗棠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了解社会弊端、民间疾苦，遂使“经世致用”思潮在他胸中激起无法平静的波漪。
在接受“经世致用”思想，探讨革命社会的过程中，左宗棠是幸运的，因为他得到了当时著名经世派官员的赏识、指导和帮助。陶澍、贺氏兄弟（贺长龄、贺熙龄）、林则徐等都对他赞赏有加，待以“国士”，目为“奇才”，寄以厚望。他们的爱国思想、务实精神对左宗棠的启迪和成长是不言而喻的，林则徐在左宗棠心目中被视为“天人”；另一位著名的经世学者魏源，也深受左氏推崇，其著作被誉为“伟为不可及”（《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596页，以下简称《全集》。林，魏的忧患意识与时代精神为左宗棠增添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对其爱国及“师长”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左宗棠一生主要做了三件大事，即：镇压太平军、捻军及陕甘回军；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导下，创办了近代军用和民用企业；坚决抵抗外侮，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出兵收复新疆，并在东南抗法。纵观其一生，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评价这位历史人物呢？
历史人物是复杂、多样的，也是充满个性的，并且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中。因此，研究、评价、描述历史人物，就不能简单化、静止化、模式化。回顾几十年来对左宗棠的评价，因时代不同，观点各异，往往是起伏不定，高低有别。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因政治气候的影响，思想方法的片面，左宗棠被视为“刽子手”和法国在华的“代理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随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之风吹拂学术界，对左宗棠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终能实事求是，更趋公正。如果把左宗棠放到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过程中去审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确对于近代中国，对于中华民族做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其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他是近代中国统一、领土主权完整的坚决捍卫者。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为“山野之民”的左宗棠就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以保国卫民为己任，并提出具体御敌的措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他也曾表达要与敌“决死战”的信念。左宗棠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他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边防艰巨为己任，力排众议，率师西征，一举收复占我国领土六分之一的新疆，为子孙后代保住了一片大好河山。又以壮士之豪情，拼死一战的信念，“舆榇出关”，以武力为后盾，收复了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地区。在1883年—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面对气势汹汹的法国侵略者，左宗棠“决计议战，最终病逝于福州前线，临终还口授”遗言说：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生平，不能瞑目！（《全集》奏稿八，第604页）
纵观左宗棠一生，其最大特点就是在民族危机严重、国家饱受欺凌的时代，仍能“锋颖凛凛向敌”（《清史稿 ·左宗棠传》）。正如有人在一首挽诗中所赞扬的：“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独有左文襄！”（《全集》附册，第783页）
其二，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之一。十九世纪中叶近代化的潮流席卷着世界，其标志是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而中国早期的近代化则是从军事层面开始的。有识之士审时度势，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左宗棠不仅充分肯定魏源等人“师长”的主张，而且决心把这一主张付诸实践。他于清同治五年（1866）勾画出近代化造船厂的蓝图，随即创办了我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造船厂——福州马尾船政局。总督陕甘后，又在兰州开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毛纺厂—兰州机器制呢局，成为我国近代开发大西北的先声。
其三，他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承继者、发展者和践行者。左宗棠不仅为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推进中国近代化事业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发扬光大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和精神。
中华民族不仅以勤劳朴素、刻苦耐劳著称于世，也以酷爱自由、坚决反对外来压迫而卓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自古即提倡“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斗争精神和“成仁”、“取义”的献身精神。历史上众多铁骨铮铮的人物中，左宗棠是其中之一。在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左宗棠始终高扬爱国旗帜，坚决抗击外（辱）侮，反对妥协、投降，他振臂高呼：“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全集》“诗文。·家书”，第459页）在中国历史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信念曾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捍卫正义事业而前赴后继，呼啸前进！与先贤相比，左宗棠毫不逊色，当沙俄侵占伊犁的消息传来，他当即表示“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全集》书信二，第246页）在伊犁交涉处于紧要关头时，年近古稀的左宗棠毅然站在抗俄的斗争第一线，出屯哈密，表示“至马革桐棺，则固非所计矣！”（《全集》书信三，第583页）在中法战争中，左宗棠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不但积极备战，而且表示如遇“寇警”，“防所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全集》奏稿八，第263页）。
左宗棠还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的精神。《易传》云：“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左宗棠则从救国救民的目的出发，表达了对自强精神的追求，他说：“我能自强，则英、俄如我何！不能自强，则受英之欺侮，亦受俄之欺侮，何以为国？”（《全集》书信二，第570页）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民本思想是一大特点。儒家坚持“民为贵”的理念，左宗棠承继这一思想，并加以发挥，他强调“为政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与焉！”“欲知民事，必先亲民”，“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全集》札件第427页、第270页、第139页）。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左宗棠提出并实施了“兴利除弊”，为民造福的诸多举措，不但兴屯田，修水利，植桑养蚕，造林制茶，而且设厂开矿，创办近代企业，誓要“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取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全集》秦稿八，第539页）。
当然，如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左宗棠不是“完人”，他必然受到历史时代、阶级地位和个人思想认识的种种局限。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不可能跳出封建旧垒，他的思想和行为必然会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这是毋庸讳言的，但不应苛求于前人。
去年是左宗棠诞生200周年，在这位历史伟人的故乡——湖南湘阴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和学术活动。今年，湖南籍作家、学者徐志频又经过自己辛勤的耕耘，出版《左宗棠》一书。我细读了一遍书稿，感到这是一部用力颇勤、基本尊重史实，且具有一定时代感的历史传记文学作品。作者在讲史中穿插传闻、故事，偶尔联系现实，拉近历史人物、历史环境与今人的距离。语言流畅，娓娓道来，饶有趣味，适合当今人们的阅读要求，也能起到“鉴古知今，以史育人”的作用。
当然，作家并非以历史为专业，对左宗棠这位历史人物也许还缺乏深入研究，因此在历史事实和时代分寸感的把握上会有一些欠缺和瑕疵，这是不足为怪的。但瑕不掩瑜，志频先生献给广大读者的这部新作必将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激励，用一句当下时髦语说：这部书为今天我们实现“中国梦”注入了正能量。
杨东梁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委会传记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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