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朱镕基在政治方面的第一个突出表现是，九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英国“炮轰”港督的宪制方案。
他以责备的口吻说：“中英联合声明还要不要信守，中英双方达成的谅解是否就“一风吹”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在原则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是绝对不含糊的。不要以为对抗可以迫使我们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对此，任何人都不要作出错误的估计。”
据报导：香港证券交易所十七日开市后，恒生指数便因为朱镕基的这一阵“炮声”而急跌，连破六千二和六千一大关，以六千零八点收市。跌了二百零六点，为到九二年以来最大的跌幅，而且最低时跌近二百五十点。
香港著名政治评论家丁望在其文章中说：宪制方案的“建议”扩大有限度的民主，不仅有利香港过渡期的安定繁荣与群众的“民主参与”，也可为未来特区建立“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基础，对实行市场经济后的中国大陆具有示范性的价值。假如“老佛爷”（指邓小平）和北京领导有宽广的胸怀，同意实行极有节制地民主政制改革，香港绝不会引起不稳定或动乱。
丁望的这番评论应该说代表了香港民主派的观点。虽然朱镕基在英国所表示出的“严正立场”并不一定是他自己的真实意见，但这种事情自然是谁在台上表演谁就招骂，就像“六四”开枪后，最招恨的不是邓小平而是李鹏一样的道理。
如此说来，朱镕基进中央政治局的第一个政治表现，起码今香港的民主派有些失望，今后在香港，关于朱镕基是中国的戈巴契夫和叶尔钦的评价，也会因此而减弱。
会不会出师未捷身先死
如果仔细检视朱镕基从出任上海市长到如今的这段历史，注意观察他的每一项活动，就不得不相信，此人的确是一个政治野心极强，同时也的确有能力、有才干的中共领导人。
但也不得不承认，他也是一个极富有责任感的中共领导人 无论是对中国老百姓，还是对他所效命的中共政权本身。所以有上海的记者评价他说：“这是一个一心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共产党领导人。”
自朱镕基到国务院出任副总理职务后，立刻开始了陆续到全国各地视察的活动。两年半时间以后，他的足迹几乎踏过了中国的每一个省级行政区域。
在东三省，他为解决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时的最大困扰之一：“三角债”问题通宵达旦地听汇报、读报表，商计对策；在湖北，他身着工装，与当地干部一起踏ぴ没膝的污水慰问遭受暴雨灾害的工农群众。在四川，听到农民抗议打“白条”的呼声，他痛斥鱼肉乡民的地方官僚，不但没有党性，简直缺乏人性。
在山西，他看到露天积压的大批煤炭因为铁路运输紧张而长年风化自燃，痛心无比地说，你们是否知道，现在华东等缺煤的地区因为能源不足，不知有多少家企业限产甚至停产？说到这里，朱镕基满脸是泪，在场的干部工人无不为之动容。
每到一处，朱镕基从来是视察轻车简从；吃饭绝不准有宴席。有地方干部送上土特产，他拉长了脸问：你一个月的工资有多少钱？怎么买得起这么贵的东西？所以你们要么是花公款送礼，要么就是鱼肉人民，白吃白拿。
山西省著名的大寨村，过去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典型。改革开放后，这里虽然不如过去吃香，但大寨人仍然是居“功”自傲。朱镕基到了这里以后，很不客气对党支部书记郭凤连说：过去一个副总理到这里来，给你个几十万、几百万是可以的。我现在一块钱也没有，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靠自己来干，靠自身发展起来，典型不是树起来的，是干起来的。
当郭凤莲汇报到该村兴办铁合金和糖醛厂碰到困难时，朱镕基很不客气地说：“大寨就这么点家当，你所办的事情也只能是那么多。你搞的太多了，没有一个重点，没有一个计划步骤，把摊子铺开了，一件也办不成。铁合金全国滞销，包括在国际市场也滞销，你再搞这个东西不合适。而且你的规模很小，人家都是十万吨，几十万吨的大厂，你怎么和人家竞争？糖醛也是积压，这样的东西不要搞。如何帮助你们，我们回省里去研究，但是都很难救活你。救活了你，这也不是经济的办法，是行政的办法，那个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
获得邓小平全面肯定
虽然仅仅是批评一个小小的大寨村，但是由小见大，人们可以由这件小事里，看出朱镕基为政确实是踏实务实，坚决反对好大喜功，更反对许多中共领导人习以为长的所谓“不但要算经济帐，还要算政治帐”的做法。
各地巡视一圈后，朱镕基为全国的经济形势，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面临濒危困境深感忧虑。
他在列席政治局会议时，不顾自己当时还只是个中央候补委员的党内身份，大声急呼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如果再不转换经济机制，中央如果仍然迟迟在这个问题上，拿不出决策，共和国的这点家底，就会毁在我们这一代领导人手上。
虽然有人说他如此表现过于狂妄，但邓小平通过视察首钢，却非常赞成朱镕基的想法。
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朱镕基决定，要把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济机制条例》，赶在中共十四大之前出炉。按照朱镕基的想法，制这个条例，就意味着从地方到中央的许多政府管理部门，要丧失掉相当一部份权力，甚至有些部门，根本就没有必要继续保留。
为了说服那些一听放权就如丧考妣的官老爷们，朱镕基不得不亲自主持了十四次会议，反覆讨论条例的细则。事后朱镕基曾解释说：“我之所以十四次主持讨论，就是为协调。各个部门争的很厉害，我常常是先发脾气，然后道歉。”
九二年七月，朱镕基终于如愿以偿。但是，因为这个条例，朱镕基不知得罪了多少国务院部门的干部。
曾有一位中共国务院官员九一年底和九二年底两次到西方访问，谈到朱镕基时，完全是截然相反的态度。九一年底他评价朱镕基“前途无量，功到自然成”；九二年底他评价朱镕基“只会骂人，不会“玩儿”人，早晚翻球”。
所以，朱镕基内心很可能是真的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在国务院系统和一大批地方官僚面前失去“人心”。
有人评析说：在共产党经过四十多年的人才“负筛选”制度，而形成了庞大官僚体制面前，朱镕基从进入国务院第一天，就如同陷入了一个完全没有埋设规则的地雷区。所以，即使他希望自己在将来的一天成为“中国的戈巴契夫”，却可能像胡耀邦和赵紫阳一样“出师末捷身先死”。
与江泽民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
得罪过太多的国务院和地方干部，以致幕后运作的“倒朱”暗潮，已经出现了几回。这是朱镕基今后仕途上所面临的第一大风险，而朱镕基所面临的第二大风险，则是江泽民和李鹏，至今与他面和心不和。
朱镕基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后，许多人分析此举标志著「上海帮”主掌中共政权，其实这是一种非常牵强的分析。早在江泽民和朱镕基共同主政上海时，他们的一位下属，就曾用大陆流行的一句戏言形容他们两人的关系，阿朱和小江“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
“上海帮”论者，首先从籍贯上把钱其琛、邹家华都列为“上海帮”，殊不知邹家华只是父亲原在上海出名，而本人原籍并非上海，且邹家华也从来没有在上海学习和工作过。而钱其琛也只是在上海从事过中共建政前的地下学运，中共建政后，则长期在北京中央政府系统工作。
持这种分析的人，又根据朱镕基和江泽民曾一同在上海共事，作为其“上海帮”主政的论据。但如此分析，中共十四届政治局里当时至少还应该有天津帮，因为李瑞环、李岚清、谭绍文都来自天津。也还可以有甘肃帮，因为乔石、胡锦涛、温家宝，包括原来的政治局常委宋平，都曾在甘肃长期工作甚至就是从甘肃起家。
“上海帮”的难以成立，还因为朱镕基与江泽民，在上海时的相互配合谈不上默契，而他与邹家华在第一副总理的人选上，更是“一山容不得二虎”的对手关系。
在个人气质、性格、工作作风等方面，江泽民与朱镕基都有很大的差别。即使过去两人同时主政上海时，在处理上海工业生产和治理上海的环境等方面，朱镕基都大不同于江泽民的措施和方法，这也是为江泽民所不悦的。
一位中共上海市委官员说，待到朱镕基在市民中威信越来越高时，朱镕基似乎忘记了自己同江泽民在党内地位的明显差别，而分庭抗礼起来。
每次，在江泽民去基层视察有消息传到市政府，朱镕基立即也会下去基层，并在第二天报纸上与江泽民一样有新闻、有照片。因为朱镕基与市民关系亲密，他下基层后，许多工人会争着同他握手、合影，鼓掌欢迎他，而江泽民则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因此在新闻报导的现场描绘中有明显差异，江泽民看了非常不满意。
后来，上海市委办公厅和政策研究室专门给几家报纸发了文件，强调两个领导的宣传规格要一样，“不能扬朱抑江”，如果江泽民与群众在一起的时候，群众没有鼓掌，没有争着握手等情节，则要把有关朱镕基新闻稿中有这类描绘，一律删除等等。这即使在芮杏文、江泽民争斗时，也没有过这样的文件。
瑜亮心结
朱镕基到北京工作，由于是邓小平钦定，江泽民似乎末曾表示过反对意见，甚至在一些公开场合还赞扬过朱镕基。但这并不等于像外界揣测的那样，江泽民希望与朱镕基联手，以“江朱体制”替代“江李体制”。
自九三年四月李鹏病休后，朱镕基全面主持国务院工作，自然在中共媒体上的曝光率极高。在此之前，因为海外对中共领导人的追踪报导就从来是“扬朱抑江”，以致江泽民心里有气又说不出口，所以江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朱镕基在中共自己的媒体也处处领先。
七月五日朱镕基主持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坚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决策”，这本来应该是中共当前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所以按照惯例，这种新闻，应该是在党报头版头条。
但因为当天江泽民，参加了一个各省区市党委政研室主任座谈会，江泽民办公室就指示：“总书记关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讲话内容，在报纸的位置上不能低，要放在头条。”
谁都明白，江泽民的这个“重要讲话”，其实就是覆述了毛泽东的一句原话。另外，这句话就同“没有水就没有鱼”同样性质，谈不上什么“重要”。但《人民日报》等大报编辑人员，接到总书记办公室的钦旨，也只好违背新闻常识，把江泽民的“重要讲话”放在头条，朱镕基主持会议的内容只能屈居第二。
仅从这样一件小事，就足可以看出江泽民无时无刻都在与朱镕基斗法。所以，即使因为李鹏激流勇退或因久病不愈，而让朱镕基尽快登上中共宰相宝座，江、朱二人也成不了如江、李那样的“体制”。就如同当年的赵紫阳和李鹏一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至于李鹏与朱镕基的关系就更加微妙。虽然邓小平在决定中共十四大领导人选时，李鹏和江泽民都已经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安排”，但这不过是“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九二年六月底，邓小平和陈云曾就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组成，各拿出一份增补人选名单。邓小平的名单是：田纪云、刘华清、李铁映；陈云的名单只有邹家华、刘华清，因为当时他还建议宋平留任。此后，双方开始讨价还价，从最后达成的妥协结果中，即可以看出中共高层矛盾斗争的激烈，更可以看出邓小平的老谋深算。
李鹏的心事
事实上，陈云拿出的方案也是江泽民和李鹏的方案。权威消息说：九二年四月份左右江泽民曾召见过胡锦涛，告诉他中央准备提名记他在十四大时，进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后的主要分工是协助宋平，主抓党建和组织工作。
可见当时江泽民还是想让宋平留任。江泽民所以希望宋平能够留任，是因为必然留任的乔石和李瑞环，从来都不买他的帐，如果没有宋平保驾，他在常委里的实际地位会更低。
至于李鹏，他最怕的其实是田纪云进常委而不是朱镕基。因为他心中十分明白，若邓主张田纪云进常委，虽然没有直接谈到九三年春天全国人大上的总理人选问题，但田纪云到九三年已经两届副总理任满，按照他的资历，他不可能出任国家主席、政协主席或人大委员长，唯一的可能就是接任总理。
出于这一分析，李鹏在政治局常委进行人事问题讨论时，对别人的关心次之，首先要达到的目的是竭力阻止田纪云进常委。
为了达到阻止田纪云进常委的目的，李鹏一是在常委会大吵大闹，给田罗列了对党中央镇压“六四”的决策态度暧昧等数条罪状：二是找到刚刚病愈出院的王震告状，说田纪云一直是赵紫阳线上的人，无论如何不能重用。
在常委会上，李鹏坚持说田纪云当初从四川进京入主国务院，就是赵紫阳拉帮结派的证明。乔石反对他的意见，说赵紫阳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并未表现出这种作风。
李鹏辩不过乔石，又改口说至少现在国内外、党内外都把田纪云看成赵紫阳的人，所以如果让田纪云在十四大以后担任更高职务，海外内外都会猜测我们党在“六四”问题上，已经转变态度。
李鹏在商定十四大政治局常委名单时，自然支持陈云的意见。因为他自以为如果出邹家华顶替姚依林的位置，首先是两人好配合；其次是邹家华可以在明年的全国人大上，继续出任副总理，最多是在副总理前面挂上个“第一”或“常务”的头衔，肯定不会危及他李鹏的总理宝座。
这则消息还说：李鹏在向王震告状时，还专门捎去了田纪云那篇著名的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这篇讲话几乎通盘否定了中共在五十年代的所谓“成绩”，同时又措词激烈地抨击了党内的“风派”人物，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矛头直指江泽民。
王震没有闲情看完，只听李鹏念了几句关键内容。当李鹏说到“建五十年代特区”时，王震已经气得开骂起来。王震对李鹏说：你去找陈云同志，对田纪云的问题一步都不能让。
其实，还没有等李鹏找陈云，陈云那边也早已对田纪云开骂。陈云说：没有五十年代的成绩就没有共产党今天，怎么能把那个时候的成绩都否定？田纪云太过份了重用这样的干部，什么时候又有政治上的大风大浪，他把共产党出卖了都可能。
真正可以挑大梁的人才
官司打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其实心里早有准备，但表面上还要表现得没有想到矛盾会这样严重。
邓小平对江泽民、杨尚昆和薄一波说：我过去考虑朱镕基十三大上的党内职务，只是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希望他十四大上先当政治局委员。现在想想，既然对田纪云直接进政治局常委有那么多人反对，也就只能让朱镕基上了。李鹏和邹家华都属于稳健型的领导人，而田纪云和朱镕基则同属于敢想敢干型的干部。总理和第一副总理，总要“一文一武”搭档才能互补，现在看来只好让朱镕基，顶替姚依林现在的位置了。
江泽民在常委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以后，平时与朱镕基常有观点和意见不合的李鹏，竟然第一个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谈到改革开放的同时，曾讲过“六四”的问题不能说是处理过重，当时的情况已经不允许我们有比军队进城更好的选择。“六四”的案不能翻，一翻就天下大乱。”
当时邓小平之所以又想起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外界纷传李鹏在此之前曾有一个内部讲话，提到“六四”处理过重的问题。虽然这个讲话内容是否属实，难以证实。但“六四”后不久，李鹏的子女即到处散布“在军队进城和开枪的问题上，李鹏不可能有决策权”之类的话，不可能不传进邓小平的耳朵。
所以邓小平眼看李鹏在“六四”的问题上的心理防线，已经越来越不坚固，因而认为这应是给他打气，而不是给泄气之时。
邓小平心里十分明白，李鹏这杆大旗起码是目前还不能倒。在“六四”的问题上，李鹏和邓小平已经是站在同一防线上，双方即使在经济改革上的观点相距甚远，在政治问题上绝对已经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可见，邓小平起用朱镕基，的确是从经济改革开放的角度重用他的能力；而保留李鹏则完全是因为“六四”情结。
有人说中共干部的一大特点就是“武大郎开店，不允许伙计比自己高”，李鹏就是这样。不过，同邓小平的出发点一样，李鹏也是因为“六四”情结，才不得不屈从于老邓的安排，同意让一个无论是德或是能，都会把自己比得矮半截的朱镕基，天天戳在身边。
善于控制逆风船
中共八届人大前，海外盛传朱镕基与李鹏在总理职务上一比高低，但在国务院工作的人员中，没有人相信李鹏会失去总理职位。
他们认为李鹏的形像在八九年后完全被扭曲，事实上李鹏在国务院有相当大的人事阵营，“留苏派”在各部委中占主导力量。一位国务院的副部长私下大胆地说：“李鹏的形像在民间糟糕透顶，但在中央比江泽民还要受欢迎。”
在李鹏告病之前的国务院的分工中，朱镕基被确认为“协助李鹏总理主管全面工作，担任常务副总理，同时分管财政、金融、经贸等工作。”
政治观察家认为，这次分工，朱镕基实际上取代了李鹏，成为经济工作的总协调人，同时抓住了国务院最大的实力--生意和钱。
当大陆的改革进入到目前的阶段，经贸、财政、金融已具有难以言传的重要地位，朱镕基握有经贸委、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及其他专业银行，把持证券委员会，一方面可号令中央各部委，另一方面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天子”就是生意和钱。
在中共历史上，掌握财经大权者均有实力的地位，如往昔的陈云、薄一波、李先念，后来的赵紫阳（赵当总理时，自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更是拥“钱”自重。
一九八八年中共政治老人及赵紫阳，在物色总理接班人选时，姚依林曾主动表示自己因为身体健康状况不好，难以胜任。当时即有知情者评论，姚依林这是在学习邓小平的手法，即虽然不出面挂职，但却能以“辅佐”的名义，暗中操纵幕前的表演者。
但谅姚依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李鹏一当上总理，立刻在国务院会议上宣布：国务院实行的是总理负责制，所有分工负责各口的各位副总理和国务委员，不应该成为各部委办，同总理直接负责的中间障碍。
在后来的工作过程中，李鹏在姚依林面前的表现，虽不能说是目中无人、专横跋扈，起码绝非任由姚依林摆布。
无论从资历、经验，事实上，还是从工作能力角度相比较，姚依林都胜李鹏一筹，而姚依林对李鹏的自命不凡，所以还能够忍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姚依林对党内的保守派集团有很强烈的责任感，仅仅从所谓“党性”出发，姚依林也必须维护他与李鹏之间的表面团结。但是，如果李鹏现在把对付姚依林的办法同样用在朱镕基身上，肯定不会继续有效。
从性格角度看，姚依林的特点是能忍则忍，而朱镕基的特点是想忍都忍不住；从工作方法相比，姚依林和李鹏都是求稳怕乱，而朱镕基之所以被邓小平看好，就是因为他善长开“逆风船”。还有一个关键点是，朱镕基对李鹏没有姚依林的那层同一利益集团的责任感。
权力核心的风险
按理说，中共领导层的各派系之间，有时为了其共同的政治利益
保证共产党的独裁政权不至于被颠覆，也不得不在一段时期内联起手来联合作战，但朱镕基其人无论从性格、工作作风、处世方法等各方面，都同李鹏是完全相反的类型，实在是难以合作。
十四大以后，能够在宣传舆论上给李鹏帮忙的一群左派理论家，几乎全军覆没，这自然是绝了朱镕基的一大后患。但朱镕基那咄咄逼人的作风和从不给人留面子的直率性格，还将会不断给自己制造新的敌人。
长此以往，即使在思想观点上与朱镕基一致的人，却在反朱镕基的问题上与李鹏等人联手，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很多人已经看到，朱镕基只有出任总理才能贯彻自己的主张，当李鹏的副手，很可能是他干不成，李鹏也干不好。由此看来，朱镕基同李鹏相互较量的好戏还在后头，除非李鹏真的是因病不起而体面退位。
但是，即便如此，也并不等于朱镕基从此走上了坦荡的仕途。李鹏病倒了，还有江泽民：江泽民起不了作用了，还有无数盘踞在各个因人而设、因政治需要而设的“领导岗位”上，自己无能也容不得别人显能的大大小小的中共官僚。
一位曾长期在上海新闻单位工作，对朱镕基有著相当了解的人士评论说：中共七个政治局常委里，数朱镕基改革魄力最大，但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工作能力和魄力，从来都是同政治风险和官场霉运成正比的。朱镕基虽然跻身中共的核心领导层，但前景实在是凶多吉少。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五日上午，为迎接到访的纽西兰总理吉姆。博尔格总理，朱镕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主持欢迎仪式。他高大的身材配上一套得体的藏青色西装，与气宇轩昂，精种矍铄的博尔格总理并肩站立在一起，显得十分匹配。
军乐队高奏两国国歌后，中国的副总理，陪同纽西兰的总理在十九响礼炮声中，共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此时，朱镕基显得训练有素，脚下始终与贵宾保持半步距离。当他的目光与三军仪仗队官兵的注目礼交汇在一起的时候，脸上终于浮现出一丝难得的微笑。
九二年的中共十四大之前，他一个学生从海外回去看他，谈到今后政治前途的时候，他故作淡然地说了一句“总理的工作不会让我干”。但是，在九三年三月的中共八届人大上保住了总理职位的李鹏突然告病，使得朱镕基终于有了这次检阅三军仪仗队的机会。
对比意义明显
此时，他可能想到了他二十一岁生日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广场上，他曾经以清华在学学生的身份参加中共政权的开国大典。当时，他曾经为这个政权的诞生欢呼雀跃，热泪盈眶，然后，又义无反顾地走进这个政权执政党的行列。
谁知仅仅才过了八年多的时间，他却被这个政权列为“最危险的敌人”而打入社会的最底层，经受了二十余年的肉体磨难和精坤煎熬。如今，当这个政权饱经左祸，历尽劫难；当建立这个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开始面临民怨沸腾的时候，他却又奇迹般地成为这个政权和这个党的首脑人物之一。
遗憾的是，到此时为止，他站在威武的三军仪仗队面前，还必须向来宾强调一句“受李鹏总理委托”。
朱镕基是否能在不久的将来，接替李鹏的职务；继而又能否会成为西方及海外媒体所期望的“中国的戈巴契夫”，难以预言。但是，朱镕基自步入中共高层以来，的确是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而且至今仍在继续为此事业矢志不移，呕心沥血。
从这个角度讲，朱镕基能否在最近或将来接替李鹏的总理职务，并非顶重要的事，重要的是他的名字与李鹏的名字，因德、能各方面的比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所形成的黑白分明的反衬意义。
注：一九九八年三月，朱镕基正式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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