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号召“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尽可能搞快一点”以后，大陆的经济陡然增温。形势发展到九三年初，终于亮起了通货膨胀的红灯。
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约九三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统计，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达一兆两千六百四十七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九。其中，上半年完成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一，工业生产从去年七月以来已连续十二个月增长速度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但是，统计中也承认，目前企业效益的改善主要是生产规模扩大和产品涨价较多的冶金、建材等行业带动的，多数行业效益仍然较低，特别是预算内国有企业亏损面仍达百分之三十一点一，比去年同期仅仅下降零点九个百分点。
中共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指出，伴随大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现象的背后，是宏观运行环境日趋紧张。另外，财政金融形势严峻，上半年国内财政收入低增长与经济高增长、财政高支出形成鲜明反差，扩大了全年财政收人平衡的难度。
此外，还存在的问题是：瓶颈约束矛盾突出，钢材电力供应趋紧，特别是铁路运输困难和资金普遍短缺，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物价涨幅进一步升高，九三年上半年的全国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约上涨百分之十二点五，三十五个大城市上涨百分之十七点四。
通货膨胀的难题
而且，由于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宏观调控不力，致使中国金融机构，纷纷投身炒卖房地产等经济活动中，大量资金被占压，应发放的信贷不能正常发放，社会上乱集资成风，各界积怨重重。且因管理不利，某些金融机构被卷入恶性诈骗案中，社会舆论哗然。
中共国家统计局的另一份统计报告显示，截至九三年五月底为止，人民币发行量已经超过原计划数一千五百亿元，大陆老百姓预期通货膨胀的心理恐慌也愈来愈严重。
同时，由于农业方面种种弊政的长期积累，各地农民怨声载道，官逼民反事件频频发生；由于国有企业欠帐过多，以至全国范围内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领不到工资的煤矿工人、林业工人等的罢工、静坐事件接连在半数以上省份发生——。
面对如此险峻的经济形势，在八届人大上刚刚继任国务院总理职务没有几天的李鹏，突然告病。开始声称是“重感冒”，后来才承认是“心脏病”，并通过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口中透露大概要养病至当年十月份左右。
这一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担子就全部落在了朱镕基一人头上（此前中共国务院内部份工决定“朱镕基协助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表面上看，朱镕基大权独揽，开始了中共国务院系统由李鹏挂总理虚名的“朱镕基时代”，但由此而带来的巨大风险，也使对朱镕基寄予厚望的人们为他捏着一把汗！
到九三年七月初为止，朱镕基除笫一副总理职务外，另外还身兼中央财政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农业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数项职务。很多人因而认为，说这是邓小平利用李鹏生病的机会，安排朱氏一步步剥夺李鹏的权力。
但是，过去有过在中共高层工作的经历，现在海外研究的几位人士则认为，这种分析过于表面。他们认为：过去李鹏生病是事实，而且得的是心脏病，因此住了一段时间的二零一医院也是事实。但是，无论李鹏刚刚得知自己的真正病情时是什么想法，至少后来的生病性质已经起了变化。
在李鹏的病体经过长达两个月的疗养以后，中共政权才假装坦诚地命令其外交部的对外发言人，发表一条“迟到新闻”，承认李鹏患的是心脏病。同时还表示李鹏的身体，需要继续调养一段时间，所以目前还不能恢复全日制工作。
借病躲避经济风险
问题恰恰就出在这“迟到新闻”上。按照常理，李鹏所患的心脏病，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调养后，完全可以恢复正常工作了。而如果仅仅从防止再次发病的角度考虑问题，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即永远调养下去。可是，李鹏并没有辞职，而且还通过那位承认李鹏心脏不适的“新闻发言人”之口，郑重其事地声明李鹏辞职一事“绝对是造谣”。
这就说明，李鹏目前保持适当对外抛头露面，以证明他这位一国宰相仍还在位，同时却又借口“病情需要继续稳定一段时间，身体需要继续调养一段时间”，拒不实际主持国务院的具体工作，只能说明他目前继续称病的真正原因，是要在经济改革最关键、同时也最具风险的时刻，让朱镕基既吃苦受累又承担全部风险。
早在中共十四大之前，当陈云表示了政策上认同邓小平南巡讲话，组织上保持干部稳定的态度之后，老谋深算的邓小平，立刻就想出了制约其政治上对立面的新办法，即一改南巡讲话中，对当时中共政治局的强烈不满之态度，表面上充份肯定江泽民和李鹏九二年春天以后的种种表现，甚至不惜以认同江泽民的干部安排建议，即牺牲“杨家将”的办法，来向江泽民和李鹏表示自己对他们的信任。但实际上邓小平对江泽民和李鹏，在改革开放的态度问题上、个人能力上，早已经心中有数。
虽然邓小平亲自动手，先后砍断了曾真心支持改革开放政策并身体力行的胡耀邦、赵紫阳，这一左一右两只臂膀，但迄今为止，邓小平对胡、赵两人的真实评价，要比对江、李两人的看法好得多--尤其是在个人能力和工作魄力等方面。
按照邓小平的设想，唯有朱镕基真正能够不遗余力地贯彻他那迅速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宏愿。这是因为邓小平首先看中了朱镕基的工作能力和对经济工作之内行，其次是看中了朱镕基的性格就是敢冒风险。
而江泽民和李鹏这两个人，无论他们对于“市场经济即使成功也必将危及中共政权的政治基础”，这一党内左派理论家的观点是否赞同，他们两人对于市场经济，过去一直持保留观望态度的首要原因，还是出于“快则不稳”和“欲速则不达”的考虑。
就邓小平本人的内心来看，对于“快则不稳”的道理他不但明白，甚至比江、李二人更熟谙，如果给大陆经济架构这只原来只适于牛拉的破车，装上西方生产的现代化“发动机”后，随时将会出现何等严重的危机。
但是同时，邓小平对他自己在中国共产党、中共解放军及中国老百姓中的威望，对他自己的组织能力、控制能力又非常自信。
邓小平要在有生之年为朱镕基开道
所以，考虑到自己的寿命问题，考虑到自己已经来日无多，邓小平想来想去，到底还是觉得整个共产党内，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十几亿海内外男女老少中，如今只有他邓小平一人，还有可能承受住整个中国大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所带来的巨大阵痛。只有他自己稳坐在江泽民等一班中共台前领导人的背后，欲乱者才有所顾忌，同时一旦有乱，也只有他才有能力、有胆量控制形势，治理乱局。
而且，不但是邓小平，就是包括陈云在内的中共保守派老人，也都认同邓小平对于中共政权的实际权威，如今已经无人可以全面替代，这也是陈云在废止计划经济的问题上，终于向邓小平让步的最关键原因。
陈云向邓小平表示让步的最重要标志，就是一九九二年七月以陈云名义，公开发表的那份纪念李先念的文章。文章中破天荒地肯定了经济特区政策，使人不敢相信文章前面的署名就是“陈云”。
而陈云终于向邓小平让步的另一原因，自然是考虑如果与邓小平继续僵持下去，于党国大业不利，这也是陈云其人“党性”非常之强的具体体现。
从这种思维出发，邓小平坚信，如果不在他有生之年，让中国大陆闯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一关，等他死后再闯，即使成功，无论从整个中华民族来讲，还是从苟延中共政权的寿命来讲，代价都要比现在就闯要大得多。
邓小平自信来源之一，是受一九八四年国庆日时，北京大学的大学生们自发地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所刺激。这种刺激甚至使得邓小平在决定“六四”镇压时，仍坚信自己此举能够最终获得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
九二年南巡过后，从北京大学再次有大学生以写信的方式，表示对他的支持以后，邓小平更加自信，也更加肯定“六四”镇压的“正面作用”了。这个所谓的“正面作用”就是北京城裹的“六四”枪声，使得因为改革暂时损害了自己利益的一批人，即使内心强烈不满，即使有采取闹事行动的动机或理由，也会因为回想起“六四”的一幕而有所顾忌。
一位北京的出租汽在司机说：“不是因为对共产党如今的政策十分满意，不是因为对国家形势和个人前途持乐观态度才不愿闹。是不敢闹。“六四”的时候我的车裹拉过三个中弹者，其中两个没到医院就死在我车里了。从那以后，我是真怕呀。”
这位出租车司机的心理，至少在北京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们中很有代表件。而邓小平正是从这种老百姓的恐惧感中，体会出了“六四”镇压的“正面意义”。
正因为上述心理的强烈驱使，加之邓小平唯一能够相信的人物，他的几个子女们的一再鼓动，邓小平更加坚定了“快总比慢好”的主观判断。
谁将是改革失误的下一只“替罪羊”
同时，根据他自己对自己在世时间的期望和判断，他自然会认同只要他在世一天，什么总书记，什么中央军委主席，什么国务院总理的虚名，阿猫阿狗担任区别都不大，关键是要在国务院系统内，有一个真正得力的推行市场经济的运作者，能够按他的意愿行事，以让他在有生之年，看到改革开放的不可逆的成果，而这个运作者就是朱镕基。
邓小平也吸取撤换前两任总书记的教训，尢其是吸取了撤换赵紫阳的教训，所以已经预先想足了对改革可能再次引发社会动荡的处理办法，那就是再次批出一只“替罪羊”，用以证明总设计师规划的改革政策“经是好经，就是让歪嘴和尚给念坏了”。
所以，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拼命鼓吹高速度，“上台阶”，“抓住机遇”的同时，也没有忘记适时补一句：“走一步回头看一下是必要的。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
邓小平所设想的这个“替罪羊”的预备人员，最可能就是李鹏。谁让他那么贪恋总理职位，并依仗一大批中共政治元老的支持，常常对邓小平阳奉阴违来着！既要顶虚名，就得时刻准备着承担失败的责任。
如此分析，邓小平虽然在十四大和八届人大上保留李鹏的总理职位，表面看是真正被邓小平器重的朱镕基，没有取得最高领导职位，但如果稍微往远一点看的话，就应该明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之初，也就是在经济改革风险最大的这一段时间裹，由朱镕基干实事却不顶虚名是利大弊小。
当然，邓小平的这套计谋不可能一点马脚不露。这倒不是因为邓小平的手法不高明，而是因为他既然要让朱镕基干实事，让李鹏顶虚名，就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让朱镕基掌握越来越多的经济领导上的实权。时间一长，李鹏也不至于会笨到对邓小平的这些举措，不如丝毫分析之地步。再说，李鹏四周仍有不少智囊在帮他分析局势之利弊。
李鹏在九三年四月下旬刚刚生病时，真的有“出师末捷身先病”的无奈心理，但随着时问的推移，随着他躺在医院裹，静观朱镕基劳神费力的这段过程，同时也不排除其家人及智囊，对他分析大陆经济形势之走向，及近期形势对于他马上恢复工作之利弊。李鹏肯定现在已经有了对付朱镕基这个政治劲敌的新策略，即借病发挥、慢病长养。
在长期的政治斗争风险中，中共政治人物都学会了一套形势有利时充份表现自己，形势不利时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本领。而最常用的保护自己的手段就是预留后路，即事先就安排好将来推卸责任的托辞。
李鹏病情随经济形势而变化
而身为国务院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养子的李鹏，混迹中共官场多年，自然不会不深谙中共官员这种运作的招数，何况还有一批政治老人会随时对他给予指点。
所以，单纯从健康和寿命角度考虑问题，李鹏自然为患上心脏病而郁郁寡欢，但从自己的政治前途角度考虑问题，李鹏现在极有可能已经明白了“塞翁失马”的道理。
今后，假如中国大陆再次因为经济改革，引发大的社会动荡，而迫使邓小平调整政策的时候，李鹏能够用最充足的理由说明，问题都是出在他因病没有理政期间。虽然在此期间对外没有正式公布朱镕基代行总理职务，但政治局会议上对此有过专门决议，从会议记录到向国务院各系统及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下发的专门文件，都是白纸黑字，有案可查。
据此，李鹏则可“理直气壮”地说明，国务院的种种决策是朱镕基主持制定的，具体工作更是朱镕基一手执行的。朱镕基不承担责任还能有谁？
所以说：李鹏抱病不理政，同时又抱病继续保留自己的总理职务，甚至在他养病期间连个“代行总理职务”的正式文告，都不对外宣布，实在是非常的高招。
如果哪一天李鹏突然被宣布病体彻底康复，那可能意味着李鹏自我感觉经济形势的风险系数，已经降低到百分之五十以下。或是朱镕基也看透了李鹏的诡计，在政治局会议上，甚至到邓、陈两位大老那裹，坚决表示要么在给自己“扶正”的前提下继续工作，同时也甘愿承担风险；要么以“没有代总理之职，所以名不正故言不顺”为有利借口，强烈要求今后如果继绩仅顶副总理之名，所以也只干副总理之事。
九三年七月二日，中共人大常委会对外公开宣布，几个月前刚刚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继任国务委员并继续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贵鲜，保留国务委员职务，但免兼任人行行长职务，人行行长一职由副总理朱镕基亲自兼任。
李贵鲜下台一事传出后，海外评论界普遍叫好。同时，大陆上的一大批赞成和拥护中共改革派的知识分子，也都为此事拍手称快，理由是：改革势力在国务院裹的头号代表人物是朱镕基，所以他在国务院系统抓到的实际权力越多越好，亲任的实权职务也是越多越好。
但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则如今大陆实行的迅猛经改政策已经到了风险最大的关头。而在此时，首先是李鹏称病：按着又让朱镕基亲自兼任人行行长这一国务院所有机构中最为吃力不讨好的职务。在这两件突发事件的背后，到底是有利于中共改革派的因素居多还是相反？
李贵显辞职包藏祸心
众所周知，包括当年华国锋先后辞去国务院总理及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后来又有的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等事件，当事人都是被迫的。而真正由当事人主动请辞的中共高层领导下台事件中，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是比较典型的一例。
事实上，就包括当年一大批中共“德高望重”的政治元老，“主动请求不再继续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的所谓明晓大义之举，都是在邓小平的一再劝说下才完成的。
但是，这次李贵鲜突然辞去兼职，却没有辞去其即使没有实权，但至少仍有行政级别和政治地位的国务委员职务。在这种辞职方法的背后，到底存有何种真实动机？
一般评论都认为李贵鲜其人，是因为工作能力太差或犯了错误，才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免职的。但据内幕消息说事实上李贵鲜是主动请辞的。而且，他主动请辞的主要原因是要同朱镕基赌口气，乐得一边图个清闲、一边等着看朱镕基的笑话。
在一次分析经济形势的国务院工作会议上，会议主持人朱镕基，当着众人的面羞辱李贵鲜说：“你懂得股票市场是怎么回事吗？身为主管金融、货币的国务院领导人，像你这样自甘当“外行”怎么行？”
这席话自然令李贵鲜极为难堪。在中国大陆，“外行领导内行”这句话流行于“文革”时期，当时，人们用这句话形容那些靠“造反”起家或靠所谓“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的口号登上各级、各部门、各行业领导岗位的“大老粗”。
自邓小平时代开始“拨乱反正”以后，“外行领导内行”则是对不称职的领导人的最尖刻的讽刺。所以，当时李贵鲜受了这样一顿抢白后，颇有变脸的之意。如果不是别人一再劝阻，李贵鲜差点就当场拂袖而走。
事后，朱镕基虽然专程登门向李贵鲜致歉，但李贵鲜不可能咽下这口气。他先后在江泽民、李鹏等中共政治局常委那裹逐一告状诉苦。为此，连除了军队工作从来不过问其他的刘华清，都曾经劝告朱镕基“要善于团结大多数干部”。
李贵鲜下台后，有报导说李贵鲜是李鹏的留苏同学，所以李贵鲜的下台是对李鹏的一大打击。这类报导的前提不准确，结论则可能没有击到重点。
首先，李贵鲜并不是李鹏的留苏同学。李贵鲜确实去苏联学习过，但那是在一九六零年以后的事情了。而李鹏到苏联留学早在一九四八年。算起来，李鹏的留苏时间比李贵鲜整整早了十二年，再者，李贵鲜留苏的学校是莫斯科化工学院，李鹏当年留苏的学校是莫斯科动力学院。所以无论怎么拉扯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谈不上是同学关系。
其次，在李贵鲜失去人行行长这一“实权”职务的问题上，李鹏未必怀有什么“伤心”情绪，而且李贵鲜的辞职还可能是李鹏的授意。
利弊难分
中国人民银行做为中共政府的中央银行，地位固然凸显重要，但这个部门与国务院其他部门相比即使再重要，在行政级别上也不过是个正部级单位。
李贵鲜下台一事，如果被用来说明是朱镕基整倒了一个政治对手或是削弱了一个政治对手的实权，倒还勉强能够成立，而据此用来证明朱镕基掌握了实权，则过于牵强。因为要如此解释的话，朱镕基似乎应该兼任国务院所有部委的正职，才算是真正有了“实权”。
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共改革政策迅速强制推行所带来的种种经济不良症，几乎都可以归结于金融方面的问题上，如今把金融这付烂摊子全部栽到朱镕基头上，让他继续放也不是，动手收也不是，这就是李贵鲜等着看朱镕基笑话的真正动机。
在李鹏主政中共国务院时代，国务院官员评价他是“只管油监酱醋柴，从来不听专家意见”。朱镕基与李鹏相反，不但时时注意听取国内各方面专家的意见，而且还专门让手下人随时为他搜集国外经济专家，对中国大陆经济形势的评价和看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判断，以便制定或随时修正经济战略决策。
朱镕基所具备的这一特质，在任何一个先进国家领导人看来，应该说是起码的一条，但相对于李鹏这样的经济领导人来讲，不能不说是朱镕基的一大优势。
就在大多数中外经济界人士都断定大陆经济已经过热，通货膨胀已经严重呈现时，持相反意见者就认为：目前大陆经济是“总体不热”。比如中共国家体改委体改研究会副会长童大林就表示：外界以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断定经济过热是不切实际的，九三年上半年，大陆通货膨胀达百分之十五左右是属于正常现象，而且还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甚至外贸负增长及失业人数增加等现象，童氏也认为不必大惊小怪。他认为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然产物。他也认为中共采取紧缩银根、抑制通货膨胀的做法不妥。因为如果这样，倒楣的不是沿海地区，而是西北及东北部份正在发展的省市。
他指出，中共如果继续紧缩银根，地方向银行贷不到款，必须会留款自用，那么上缴中央的钱少了，政府部门的收入也会出现困难。
童大林其人在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前曾应邓楠之约，就大陆实行市场经济问题，成立过一个对外不公开的咨询机构。而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为邓小平提供“周边国家”靠市场经济发达的情报咨询。
正因为如此，自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再发展到后来中共政治局表示了对市场经济认同以后，童大林及与他共同鼓吹市场经济的吴敬涟等人，立刻名声大噪，而无论是朱镕基，还是江泽民等人，对童大林的意见不能不慎重考虑。
靠专家意见制定决策
但童大林的看法，却与受到朱镕基等中共领导人敬重的美国经济学家麦京农意见相反。麦氏认为：中国大陆的金融自由化应循序渐进。所谓“倒爬楼梯”模式，即先开二级市场股票交易，再搞一级市场，最后建立会计、税收制度的方法并不可取，还是应先建立会计制度。因为中国（大陆）有企业发普通股票根本就是自相矛盾，很难让持有股票人真正得到什么。按常理持有人并没有真正得到所有权，因为政府仍拥有企业，红利的分配政策也不清楚。所以，股票市场的开放是渐进的才对，即中国大陆可以先有债券市场和商业票据市场。
另外，中国（大陆）的财政赤字，也使中国资本主义市场开放的程度和规模受到限制，政府需要部份垄断金融部门，从国家银行体系得到填补赤字的资金。看来只有赤字的间题解决了，中国（大陆）才能获得完全开放其资本市场的自由。
麦氏是美国史丹富大学经济系教授，以首创金融深化（FINANCIALDEEPING）和金融压抑（FINANCIALDEPRESSION）理论而闻名于世。
麦氏其人虽然是个外国学者，而且是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但他的背景十分特殊。他过去曾担任拉丁美洲国家和南韩等国的政府经济顾问。现兼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发展银行的高级顾问。
南韩经济发展的成功，让中共联想到麦氏理论的重要，虽然中共高层从邓小平往下都一致讲什么“摸着石头过河”，但在学习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只引进科学技术不引进经济理论是绝对不可能的。
面对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朱镕基决定集思广议。他及时命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就“我国经济经过近三十个月的持续增长后，当前的发展态势如何”这一问题，连续组织了五次经济形势专家问卷调查。
经过了专家的反覆论证和讨论，朱镕基提出了治理大陆通货膨胀的一揽子计划，即所谓“十六条整顿经济措施”。分析这十六条政策不难看出：一、其基本内容是采纳了麦京农的意见，而不是童大林的观点。二、十六条政策中有相当一部份不是经济手段而是行政手段。尤其是在限期完成国库券销售这条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江泽民和朱镕基都要求全国各地，将此“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重用陈元示好陈云
在“十六条”出台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改由朱镕基亲自兼任，并进行人事大换血，在副行长的位置上，换上了一个自己的心腹朱小华，留任了陈云之子陈元，而且陈元还因为央行的改组，排名从第四上移到第二。
另外，新任副行长还有一个更引人注目的人物，姚依林女婿王歧山。王歧山原是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按照原来中央银行位阶的划分，中国建设银行，仅仅是由中国人民银行领导的二级银行，其干部位阶规定是副行长仅仅为正司局级，而人民银行副行长则是副部级，所以，王歧山现在是官升一级。
陈元和王歧山两人无论在改革问题上持何观点，因为他们的老子分别是中共计划经济的两大元老，所以把陈元和王歧山算在改革派阵营里，恐怕很少有人会接受。
事实上朱镕基兼任央行行长后，实际主持研拟大陆金融改革总体方案的，恰恰就是陈元和王歧山，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加强宏观调控措施及理念相近，另一方面则可能是朱镕基的政治策略、凭借重用陈元和王岐山，作为向他们两人的老子示好的筹码，降低政治上的风险。
被朱镕基时刻威胁着总理宝座的李鹏，则随时都在等待着朱镕基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发生恶性疏漏；也随时都在盼望着党内几个政治元老，对朱镕基失去信心和耐心。
但是，朱镕基首先是在整体工作上，抓紧采取了防止通货膨胀的坚决措施，以避免经济崩溃和将由此造成的政治动荡；在具体对应经济问题可能引发的社会动乱的处理上，则采取了支持理性处理意见，全力和平疏导的方针。同时，又在人事安排方面，采取了让陈云一派政治老人不能不满意的动作，正是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无论李鹏对朱镕基业务上的老辣和政治上的精明，是否自叹弗如，他都必须承认只要已经出台的加强宏观调控措施，能够比较顺利地贯彻下去，要在近期内扳倒朱镕基，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