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朱镕基传 > 第十章 从改革的马前卒到权力的核心层
大陆“文革”初期，唯恐天下不乱的毛泽东夫人江青，曾经向“造反派”们教授了一条口诀，叫作“文攻武卫”，而邓小平自九一年初之后，为保卫自己改革开放的大旗，所布署的反对中共保守派的战略步骤，也可以用“文攻武卫”来形容。
一开始的“文攻”始于上海，“总设计师”邓小平拿出脚本后，朱镕基担任了“导演”，周瑞金则是持笔上阵的台前“演员”。
但上海改革派“文攻”的结果，却是遭到北京保守派更猛烈的反扑。理论左派们知道朱镕基因为仰仗邓小平的支持才有恃无恐，于是也端出了他们的后台。炮手王震一句“我们身边就睡着一个戈巴契夫”，刺激得左派理论家们完全忘乎所以，本来还是躲在幕后看热闹的江泽民和李鹏终于也“一吐为快”。
九一年七月一日，江泽民在中共建党七十周年大会上讲话说：“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要巩固和壮大“杜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使各种经济成份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和范围。”
遭江泽民暗批
此时，正襟危坐在会场主席台上的朱镕基，虽然表面不露声色，但心里明白这位总书记今天的讲话，无疑是在代表政治局表态支持理论左派，所谓“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实际上比改革开放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提法，更直接地把批判矛头指向了上海的“皇甫平”，当然也就是指向朱镕基。
而此时坐在台下的大批理论左派们则不约而同地把仇恨、奚落的目光，对准了台上的朱镕基，按着，便是一阵疯狂的掌声。
第二天，朱镕基被打发到湖北考察并巡察暴雨灾情，北京方面则在江泽民的支持下，开始了新一轮对朱镕基的全面清算。
中共国家教委紧急召集理论学习会议，系统传达和讨论江总书记指示精神，会后又迫不及待地将一批马列教授反对改革的理论观点，整理上报中共中央，称之为“在我国进行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建议”。
另外，中共国家教委在何东昌的授意下，还组织一批经济学教师，以“高校一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对经济领域中若干问题的看法”为题，上书中共高层，要求“警惕[私有化潛行]”。这批左派教授认为，“一些原来主张私有化的人，越来越明显地把股份化，作为实现这一主张的掩饰和途径”；“有些热心鼓吹股份化的人们，其可以说出来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实行股份制，完全剥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权”。
这些左派教授，甚至公开抵制邓小平的主张，强烈要求中共“应该更明确地肯定国家计划，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地位”；强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仅是经济运行方式，而且体现着不同的制度，西方资产阶级，都是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同义语来使用的。”
把持《人民日报》的高狄，此时更是利令智昏，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挑起与“皇甫平”的论战，以逼迫朱镕基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检讨。
八月三十日，由《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李德民和理论部一位高级编辑起草的社论《一切为了改革开放》，已经由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审阅通过，但高狄却故意加进一段“必须先问姓[社]姓“资””的内容。
九月一日这篇社论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后，李瑞环根据邓小平的指令删去这段话，高狄这才屈从，造成了电台播发出的社论，与第二天见报的社论内容不一样的后果。为此，邓小平恨恨地说了一句：《人民日报》想全面批判邓小平。
邓小平反击保守派
有了邓小平这句话，朱镕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高高兴兴地继续进行他的周游列省活动，并于九一年十月十三日到达上海。
大陆记者张石森披露说：十月十五日朱镕基会见上海市市委常委时公然说道：“我们的舆论都应该成为改革开放的舆论，而且要坚定不移地宣传。“皇甫平”也好，“吉方文”（“皇甫平”作者的另一笔名）也好，只要是为改革开放鼓劲呐喊的，我看都是好文章。”
但这话在上海市干部中做了传达后，立刻又在北京引起反弹。一个多月后，李鹏到上海为南埔大桥的落成剪彩，言谈中突然冒出一句没头没尾的话：““皇甫平”的文章影响很坏，把中央好不容易统一的思想又搞乱了。”
到此为止，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李”等于都公开站到了保守派一边，到底打哑了朱镕基，但同时也彻底激怒了邓小平，“邓小平南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场的。
邓小平南巡后，北京的保守派仍在负隅顽抗。同时，因为邓小平在南巡第一站武汉，即点了江泽民和李鹏的名，并要求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同他们两人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所以二人一度耿耿于怀，迟迟不就邓小平南巡讲话明确表态。
邓小平看江、李等人到这个时候仍然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立刻将“文攻”转成“武卫”。九二年三月全国人大会上，杨白冰代表中共军方公开表态，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于是，形势急转。
先是李鹏乱了阵脚，主动给邓小平写效忠信，表示愿作改革开放的“马前卒”，声称邓小平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接着是江泽民请乔石安排一次在中央党校讲话的机会，公开表态拥护邓小平南巡讲话，立志“防左”。
所以，到一九九二年六月份为止，至少江、李等人再不敢给朱镕基小鞋穿，朱镕基进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随之大大增加。但是，也因为江、李的见风使舵，不敢继续坚持“原则”，却使朱镕基失去了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立刻接任总理职务的可能。
关于朱镕基如何获得邓小平的高度赞赏，并决心委以重任的过程，许多报刊都从不同角度有过报导，内容有实有虚，大都无法证实。
一九八九年大年初一，新华社向全国报刊发了邓小平在上海过年的简短新闻，配发的照片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邓小平同朱镕基正在交谈，江泽民站在旁边，明显地被冷落。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杨尚昆的公子杨绍明。当时敏锐的观察家认为，在一向非常重“名单学”、“排位子”的中共高层中，这张照片意味着朱镕基非升官不可。
李鹏以退为进
但“六四”事件的发生，似乎改变了中共高层原来的人事计划。江泽民犹如一匹黑马，突然窜升为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朱镕基还留在上海，但党政大权一把抓，成了名副其实的诸侯王。不过关于他进京的消息仍广泛流传。
九零年春节，邓小平又在上海对朱镕基进行考察，邓发现朱镕基尽管身在上海，却对全国经济状况十分了解。最今他感兴趣的是，朱镕基手中并没有笔记本，却能讲出许多准确的数字。
大年初一，上海市委、市政府举行春节团拜会，朱在台下陪杨尚昆，而由黄菊“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全体与会同志拜年”。参加会议的都是上海司局级以上的干部，他们一下子议论开了：“朱镕基要到北京去？”有一位干部直接问朱镕基的秘书。朱镕基的秘书神秘地一笑，不作回答。
然而，邓小平刚刚回到北京，就看到李鹏写给政治局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去年五月，当党和国家需要我出来贡献时，我站了出来。现在，如果党和国家衡量利弊，需要我退下来，我愿意退。我是技术干部出身，缺乏管理国家行政工作的能力，就我的本意，也希望重新干我的技术工作。
作家徐勤业认为，这封“言辞恳切”的信，分明是陈云、李先念这帮老人，对邓小平过于重视上海帮，压低李鹏的一个挑战。当时中国大陆尚未从“六四”阴影下解脱出来，邓小平魄力再大，也不敢在带血的伤口上抹盐，于是在李鹏的信上作了“一动不如一静”的著名批示，稳定了老人的情绪。
就在邓小平批示三天后，朱镕基在上海市委扩大会议上正式宣布：“这一段时期，关于我要到北京去当什么副总理的说法，全是没有根据的。你们想，小平同志刚刚批准了我们的开发浦东的计划，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我怎么就可能走呢？也不好向上海人民交代啊！”
同时，上海市政府顾问汪道涵，亦向海外传媒吹风：“上海的工作这么重要，朱镕基怎么能突然离开呢？”
但是，九一年二月邓小平再次到上海过春节时，即向朱镕基挑明了调他到国务院工作的想法。同时，邓小平又委托杨尚昆召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一班领导，传达朱镕基近期内上调的“中央决定”。
为了使上海的人事安排有一段过度，并安排先由黄菊以“常务副市长”的名义，接替朱镕基的市政府工作，待上海市九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时，再正式接替市长职务。
三月七日，上海各大新闻媒介首次以“常务副市长”的头衔报导黄菊的活动，这等于是把朱镕基将另谋高就的消息正式透露出来。
邓小平寄予厚望
邓小平为什么力排众议，非要选拔朱镕基不可呢？据知情人士分析，除了朱镕基在“六四”前后与北京等地截然不同的稳定局面的政治手段，深获邓小平赞赏外，还是因为邓小平急于寻求推进改革的新战略有关。
当时，一百萦绕邓小平脑海中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路子应该从哪里走起？中央计划经济这条路不能再走，实践证明这是产生官僚主义、浪费资源，全国上下都无积极性的根源之一。可是邓对完全的市场经济也不放心，担心中央失去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贫富差距拉大，国家没有能力处理影响全局的大事。
邓小平曾非常赞赏赵紫阳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设想，但是“六四”之后，党内理论左派攻击赵紫阳的这个设想是“资本主义经济格式的翻版”。这派政治势力强调说，“完全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它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国际的资产阶级就是通过市场经济的渠道，介入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政治阴谋”等等。
理论左派的这种论调，往大陆经济体制改革中插进一支意识形态的“楔子”，使邓小平不能顺利按照自己的思路，选择新的改革战略：更主要的是，至今中国政治舞台上，尚没有一个像赵紫阳那样足智多谋的势力人物。能在实践上与邓小平的思路相配合，开拓出一条崭新的改革路子，所以邓小平意欲寻找这么一个人物。
九一年春节，当朱镕基汇报到浦东开发要金融、贸易、基础设施三个先行的时候，邓小平连日称赞说：“我讲改革要有新思路，就是讲改革要有不同于前十年的新办法、新措施。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刊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这一看法，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已证明不符合实际情况了，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在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防止陷入新的思想僵滞，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对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不敢坚持和完备，甚至动摇，走回头路，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于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工作松懈，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去办。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保证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依我看，今天还存在这个问题：凡是思想解放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工作就打得开新局面，凡是思想不解放的单位，就缺乏生气，工作也很难搞上去—”
出任副总理
邓小平对朱镕基讲这么一番话，其用意是相当明显，他希望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格局中，朱镕基能像赵紫阳那样成长起来，打破大陆改革开放停滞不前的局面。
据说，当邓小平决定正式提升朱镕基为副总理时，姚依林随即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说：“这么一天一个令，让人家怎么工作？”邓小平听到后，怒斥道：“如干不了，就别干，退下来，让其他同志干。”
按着，邓小平又对杨尚昆说：“姚这个人不行，身体不好，又不让出来，国务院工作搞不上去，他有一半责任。”姚依林一听，就表示要请长假。那不是正中邓小平的下怀么？陈云出来打圆场，让姚依林边工作、边休息。“李鹏在家，依林可以多休息，李鹏外出，依林可以多工作。”这才算把绷紧了的弓，调整了弦。
九一年四月十二日，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朱镕基正式被任命为副总理。李鹏在向人大提请任命朱镕基的议案时，说他“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对我国经济情况比较熟悉。事业心强，工作有魄力，勇于开拓，处理问题比较扎实稳重，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政策理论水平。作风正派，团结同志，对自己要求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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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当然忘不了刻意强调：邹家华、朱镕基、钱其琛三人“在八九年制止动乱和平息北京的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拥护党中央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此时，朱镕基正率领上海市政府代表团在荷兰等西方工业国家访问。
一位外国记者曾问朱镕基：“你在上海最大的失败是什么？”他的回答是那么自信、坦率：“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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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六日，朱镕基结束欧洲之行，直接到北京向国务院报到，还末来得及参加国务院的一次办公会议，即接到通知说陈云同志在上海等他。二十七日晚，朱镕基急飞上海，次日即赶陈云下榻的西郊宾馆二号楼单独晋见。
谈话中，陈云说他早已经从有关同志那里听过朱镕基的情况介绍，所以在同小平同志商量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时，“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你”。然后，他又对朱在上海的工作作了肯定。
单独会见之后，陈云又命秘书把在外面听候的新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副市长黄菊叫进去，给他们三人各书赠一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覆”的十五字箴言条幅。
陈云用转机接到北京
陈云明确表示说：他这“十五字箴言”，就是针对十年改革的教训而发的。
照理，陈云每年数度去上海从来都是不对外公开的，但这次陈云办公室却通知新华社记者到场，然后即向全国发了消息照片。
四月三十日，陈云请朱镕基乘他的专机一起回北京。此间有什么交易外界自然无法知道。但北京立刻就传出消息说朱镕基是邓小平和陈云双双看好的“接班人”，不然陈云怎么会亲自乘专机接他进京？
无论朱镕基仅仅是被邓小平看好，还是被邓、陈二人双双看好，朱镕基至少是绝对不敢冒犯陈云，这是他稳住地位的必要前提。
朱镕基记得，就在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邓小平曾经两次让胡启立给胡耀邦带话说：也要注意一下反击右的倾向了。胡耀邦置之不理，于是有了那次让他下台的“党内生活会”；赵紫阳还是党的总书记的时候，因为陈云同胡启立说了赵紫阳不懂哲学，赵紫阳不服，于是陈云批评赵紫阳的讲话，竟然以党内文件形式向下传达。
所以，朱镕基在陈云的笑脸面前唯唯称诺，同江泽民、李鹏在邓小平的怒容面前连连自我掌嘴的表现一样，都是在忍辱负重。
朱镕基进京后发现，原来国务院的人马已经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他下脚的地方。
邹家华同任副总理后，还是原来的分工，主管计委。国家计委一直是国务院中最有实权的部门，素来有“小国务院”之称。既然要管整个国家的综合计划，所以它的国民经济综合司、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的设立不足为怪，但同时，它还设有机电司、科技司、农村经济司、财政金融司——，甚至对外经济贸易司。
也就是说，计委的下属机构设置与经济和生产有关的国务院各部委“对口”，难怪有些国务院的部委负责人发牢骚说：计委的一个司长能管我们一个部的部长。
国务院其他与经济和生产有关的，则都归口在姚依林和田纪云的名下，所以朱镕基没得可管。他贵为国务院副总理，但不敢轻易对国务院的部长们发号施今。曾长期在国务院系统工作的朱镕基，深知那些部委长官个个都是有背景的，你不小心得罪一个人，说不定就踩了他的“联络线”、解了他的“关系网”，那可能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而过去经常因病往院的姚依林此时异常积极，表示“还可以干”。所以朱镕基在家里了一个多星期也没动静，没有人给他安排工作。
初进中南海
邓小平知道后，找薄一波谈话：“年轻同志作事，我们应该支持，为什么总要嘀嘀咕咕呢？中央已经决定的东西，无论什么人都不要说三道四，放手让人干。请你转告朱镕基，让他不要在北京不动，要多走走看看，才会长见识，搞调查研究很重要。路是人走出来的，没有模式。谁要总结十年，我看这一条首先值得总结。”
这段话经薄一波分别向王震、彭真、姚依林、李先念等人谈话时作了传达。这样朱镕基头上笼罩着的一片乌云总算暂时散开了。
邓小平同时让杨尚昆告诉李鹏“应该尽快给朱镕基同志安排工作。”李鹏这才于五月十三日找朱镕基谈话，说让他分管工业和交通部门的工作。
六月十三日，国务院下发文件，给朱镕基任命了数项兼职，包括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全国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领导小组组长——。
但这所有的单位都不是常设机构，当时即有国务院的干部讥笑朱镕基说：如果他还嫌不够的话，还可以给他安排一个中国预防控制爱滋病委员会主任。
在朱镕基的数项兼职中，比较有权力的是“生产办主任”。正是这个生产办，后来演变成经贸办、经贸委，为朱镕基在国务院系统权力的扩张，确立了基本的立足点。
经委在八八年春正式撤销后，经委的大部份司局并入计委，中共却在同年七月成立企业管理指导委员会，行使经委的部份职权。主任张彦宁，同时兼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副主任叶青，同时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市际上是一个两头不着边的临时性机构。
一九八九年中国大陆经济出现效益滑坡后，生产协调工作愈来愈重，原国家经委的救火队作用愈显重要，由于企管会不能发挥原有经委功能，中共又成立了国务院生产委员会。
九一年朱镕基出任副总理后，国务院将生产委员会改名为“生产办”。生产办有点像文革前的国务院工交办公室，是超部委的协调办事机构，负责协调国务院工交系统的工业、交通生产和技术改造，对工交企业实施宏观调控和指导，培养企业管理人才，并指导各省经济委员会（或计划委员会）、生产委员会的业务。
尽管国家经委的机构并未由此全面恢复，但一些新职能也被充实进来，诸如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城镇企业，这些在中央没爹没娘的孩子，纷纷投入生产办门下。
生产办最初共有五位副主任，张彦宁、赵维臣、朱育理、李祥林、杨昌基等。从他们几个人的过去经历看，朱镕基在人事安排问题上的确是动了一番脑筋。
生产办成为权力立足点
张彦宁大朱镕基一岁，毕业于大连工学院化工系，曾到苏联格罗茨宁百油联合企业实习，后来在甘肃、四川从事石油化工技术工作。
七十年代后期，张彦宁调入国家计委任生产组副组长。八十年代初转入经委任局长，八三年与朱镕基、赵维臣同时提升为副主任，经委撤销后再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务院企业管理指导委员会主任。九三年三月转任八界全国人大常委。
赵维臣是满族人，高级经济师，小朱镕基一岁。一九六二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是朱镕基的后期校友。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处长、生产组副组长，国家经委机械局副局长、经委委员兼局长、经委副主任、国务院口岸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一九八七年在国家经委撤销前，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九三年三月转任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这两人都是朱镕基在国家经委工作时的同事，工作配合十分有默契。同时，因为朱镕基在建立生产办之初，就想到了这个机构应该如同当年的经委一样，与计委相互制约，所以才动员此二人与他维续为伍。
虽然他们三人在经委工作期间没有高低区别，各自年龄也只有一岁之差，就是因为经委撤销后，朱镕基去了上海才有了显露头角的机会，为日后升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积累了本钱。假如当年朱镕基没有去上海，还是留在国务院某机关或到香港任许家屯副手，那么他如今也可能仅仅出任个全国人大常委而已。
朱育理历任国家教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国家技术监督局局长。朱镕基兼任国务院“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领导小组组长时，朱育理兼任该小组办公室主任。一九九二年九月调任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
李祥林曾任国务院电子信息系统推广运用办公室主任。一九八九年任国务院生产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九一年三月七日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
杨昌基原任上海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一九九一年三月七日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八月九日任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副组长。
这三个人也是因为在朱镕基刚刚到国务院任副总理时，对他的工作颇为支持，才被他提名调到自己名下的“直属机构”。
为了加强生产办的“人事实力”，一九九二年四月朱镕基，又调来吉林省省长王忠禹出任生产办常务副主任，使其成为他的办公室推动日常工作的主要执行者。
重用王忠禹提高生产办地位
王忠禹一九三三年生于吉林长春郊区农村，幼年时接受私塾启蒙教育，后来就读于长春市自强小学及吉林省省立二中、长春市立三中（即东北师范大学附中前身）。一九五零年考人沈阳轻工业高级职业学校攻读制浆造纸专业。
一九五三年毕业后被分到吉林造纸厂担任技术员，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过该厂车间副主任。在“文革”期间，王忠禹曾被戴上资产阶级黑干将的帽子。七零年更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
七一年五月中共因急于生产《毛泽东选集》用纸，需要它的技术，便把他调回吉林造纸厂任生产调度组的副组长。后来升任该厂计划科副科长、厂办公室主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七九年被提拔为吉林省第一轻工业厅副厅长，随即任厅长。
一九八一年王忠禹作为中共第三梯队重点培养对象，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一九八三年从中央党校毕业后，先是担任中共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成为时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强晓初的主要智囊。一九八四年任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一九八五年高狄被任命为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王忠禹同时被提升为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主管宣传文教工作。八七年在中共十三大上获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一九八八年高狄（“六四”事件后，被任命为（人民日报）杜长）的职务，被原河南省委书记何竹康替代，王忠禹随即兼任吉林省副省长，辅助同时兼任吉林省省长的何竹康。次年一月王忠禹代理吉林省省长，三月正式解除。
据中共报刊报导，九一年江泽民、朱镕基访问吉林时，王忠禹曾经陪同视察，洽商处理问题，他的才干和眼光受到朱镕基赏识。这可能是他上调北京的主要原因。其实在这之前，中央也曾考虑把他上调，但其后并没有落实。显然，朱镕基是提拔王忠禹的伯乐。
朱镕基之所以提拔王忠禹到自己手下，除了因为他长期在大型企业工作，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外，中共国务院有人还分析另一个原因：因为在王忠禹到任之前，朱镕基的生产办所任命的副主任，全部都是从副部级岗位上平调进去的。朱镕基曾因此向中组部建议，鉴于生产办的地位应该同国家计委一样，比国务院各部高半格，所以生产办副主任的前两位应该是正部级待遇。
建议提出后，中组部迟迟没有答覆，于是朱镕基干脆平调一个原来就是正部的干部进生产办，以证明该机构在国务院中的地位。
尽管生产办的阵营越来越强大，但它毕竟不是国家经委，而只是国务院的一个办事机构，仅能管企业的生产，而当时许多企业正逐步集团化，经营已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在这种变化之下，原来的机构体制显然很不适应，生产办在企业管理上，缺乏法理上足够的权威。
大经委小计委
这个时候，在中共建政之初即充当首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出了一个“大经委，小计委”的主意，该设想中共中央曾以白头文件下达，而且获得邓小平的支持。
有人甚至认为这是邓小平策划的政治游戏中又一场精彩片段。通过设立国家经贸办，再次向陈云控制的“鸟笼经济派”要权。将属于国家计委和其他部委，对国家大型企业的控制权，移交给朱镕基挂帅的经贸办。
这样一来，使得国务院的国家计委仅仅负责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管理法规制定等工作，中国大陆经济和外贸的实权就完全落在了朱镕基手中。经贸办于九二年六月十一日正式成立后，新华杜只发了一百多字的小消息，但这一机构的职能是前所末有的。
《中国青年报》随即刊登出所谓“独家新闻”，称经贸办是横跨生产和流通两大领域的宏观调控机构，是一种新型的宏观调控体系的雒型，以适应“宏观管住，微观放活”的改革要求。经贸办未来将扩充职能，最后扩编成立为国务院下，主管经济贸易事务的最高层级单位--经济贸易委员会，地位将超过现在的国务院排名第一的超部级单位--国家计委。
而经贸办的官员更扬言说：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经贸办是国务院唯一的经济贸易管理机构，国家计委的职能将缩小到以市场信息为主，相当于一个国家级的经济贸易咨询机构。
当时，中共的政府机构改革已排上日程表，其趋势是部、委不再拥有直属企业，或转为行业总公司，人员、机构大幅度精简。而在机构精简的势头中，唯独经贸办要在原生产办的基本编制上扩编，显然是要把一些部、委的部份职能，移到经贸办来。
观察家们认为，在中国经济中，市场经济的比重已超过计划经济，“以产定销”正向“以销定产”的方向转变。在此形势下，成立经贸办的主要目的，绝非仅仅是让它填补经济机制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真空，也非单纯地对生产和流通两大领域的宏观调控，和日常工作协调一手抓起来。
经贸办无疑是生产办职能的延续，它下设十个局建制，分为生产调度局、生产计划局、企业管理局、技术改造局、科技局、资源节约和利用局、质量局等，人员编制二百五十人。
所有企业的大老板
国务院经贸办副主任包括李岚清、王忠禹、张彦宁、赵维臣、李祥林、杨昌基、徐鹏航、陈清泰、石万鹏等九人，大部份为生产办原来的负责人。新任者包括李岚清、徐鹏航、陈清泰、石万鹏。
徐鹏航生于一九四零年，湖北黄梅人。一九六四年毕业于湖北省农业机械巷科学校。历任大冶县钢铁厂副厂长、党总支书记，大冶县副县长，中共黄石市委副书记，黄石市市长。一九八五年任湖北省副省长。一九九二年十月任国务院技术监督局局长。
陈清泰历任中共第二汽车制造厂厂长、二汽集团董事长。
石万鹏历任国家经委交通局副局长，国家计委生产调度司司长。一九九一年十月任国务院生产办副秘书长。
经贸办开张之后，朱镕基即开始利用企业集团的组建，将企业从中央部委和地方主管部门中分离出去，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实体。大批的企业组成企业集团后，力量扩大，可以撇开官方的渠道，有自主权地按市场规律去安排自己的生意，而朱镕基则成为了国家所有大型企业的大老板。
从九二年六月，李岚清出任经贸办笫一副主任时，即正式成为朱镕基的副手。李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不爱出风头，改革派得势时，他的才干可以得到发挥，而保守派得势时，他亦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或屈服于压力，或逃避，不至于与保守派产生争执。
但李岚清亦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种性格和工作作风正好辅佐朱镕基：另一个有利于他们合作的因素是，他们都获得中共元老薄一波的赏识。
李岚清作为中共开放早期引进外资和科技的主要负责人，也是中共外贸体制改革的主导者，这些“政绩”虽一度遭到非议，但最终获得最高层的肯定。更利于李岚清的是，召开“十四大”的九二年，正是中共外贸获得猛进的一年，总额超过一千五百亿美元。
李岚清一九三二年出生于江苏镇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的影响，使他自幼好学，并能接受正规教育。四十年代末，李岚清即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而且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担任了该校学生会副主席。
一九五二年大学毕业，李岚清被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计划科，几年后被派到苏联利哈乔夫汽车厂和高尔基汽车厂实习。
五七年李岚清回国之后，再到长春第一次车制造厂计划科当科长。他的才华很快引起了厂长饶斌的注意。饶任过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中共建政后即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
李岚清成为副手
五九年，饶斌调到北京任一机部副部长。由于李岚清擅长写作，又有留学经验，亦随饶斌调到北京，任娆斌的秘书。
这对于李岚清的仕途是关键的一步。当时一机部部长为赵尔陆。赵是中共早期重要军事领导人，任过第四野战军第二参谋长，五五年获上将军衔。中共建政后，赵主要担任国防工业系统领导人。
赵尔陆对李岚清极为欣赏，曾亲自将李介绍给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六零年，赵尔陆调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第二年饶斌也调任同职，李岚清成了国家经委主任室的秘书。
“文革”开始后，薄一波、赵尔陆均遭到冲击。薄一波被打成“叛徒、三反分子、刘少奇爪牙”，赵尔陆更被迫害至死。
李岚清亦受到波及，国家经委企业管理局科长职务被免除。六九年到七二年，李岚清被下放到国家经委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了三年。不过，那段备受压抑的精力，成了日后从政的本钱。假如他在文革中对赵尔陆、薄一波踏上一脚，他就难有今日的辉煌。
薄一波正是八零年代以来中共人事的主要安排者。从某种程度上讲，李岚清受益于薄一波这位“老首长”。
一九七二年，李岚清得以复出，被调到华中支援三线建设。当时他的老首长饶斌任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厂长，李岚清因而得以出任计划处副处长、发动机厂党委第一书记，后任第三汽车制造厂建厂指挥部副指挥、重型汽车厂筹备处负责人。
长期在大型企业工作的实践，使他对中国的企业管理有第一手经验，知道中国企业的弊端所在，这为他后来的主持外贸体制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日，中共五届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组织、协调和管理全国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对外经济贸易部成为其所属单位之一。当时薄一波已经获得平反，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饶斌则调任一机部部长。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李岚清也被调任国家进出口委政府贷款办公室负责人，李岚清虽是第一次涉足中共外贸系统，但他在这方面的才干很快显露出来，他利用政府贷款扶植优质出口商品的生产，迅速建立起遍布全国的外贸出口基地。
一九八三年四月，李岚清调任天津市副市长，主管对外经贸、开发区、旅游、港口管理等工作，辅助当时的天津市长李瑞环。天津人对他的评价是：颇具开拓精神，且建树甚多。
李岚消在天津的政绩主要有三件事，一是主持创建了全国第一家外商投资服务中心；第二是积极参与要求中央下放天津港口的权力；第三是参与了天津经济开发区的筹建工作。
经贸委地位扬升
天津的工作经历，为李岚清积累了政治资本。更重要的是，在李瑞环与陈伟达（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斗争中，李岚清比较支持李瑞环，李瑞环八九年成为中共权力核心层政治局常委的成员，对李岚清的晋升自然有益。
八五年结冻“外放”生涯，回到了经贸部，任经贸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据知情者透露，李岚清当时返回经贸部，系赵紫阳亲自点的将，要李主持外贸体制改革工作。八七年十一月在中共十三大上，李岚清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当时的部长郑拓彬是一个“外贸元老”，五三年开始即在外贸部工作。郑的文化水平较低，并不适应外贸的发展，经贸部的日常工作多由李岚清主导。
李岚清在副部长任内大刀阔斧，除主持创建保税区外，还对外贸进行了大幅度改革。九零年十二月李岚清替代郑拓彬，正式出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
九一年元旦起，中共对外贸易实行取消出口补贴、“自负盈亏”的新体制，这是李岚清上任放的第一把火。其后继续推出一系列大的改革措施，呼吁尽早颁布实施“对外贸易法”、“反倾销法”，进一步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使中共外贸出口体制，逐步符合国际贸易规范。李岚清也因此塑造了自己“实干”、“改革”的个人形像。
一九九二年十月，随着朱镕基正式进入党的核心决策层，李岚清成为政治局委员，并等待在次年召开的八届人大上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经贸办的领导力量被再次加强。
一九九三年三月在中共十四大上，王忠禹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杨昌基获任中纪委委员。自此，人们已经明白朱镕基已经开始扮演第一副总理的角色，主管国务院大部份工作，而李岚清则接替朱镕基刚刚进入国务院时的角色。
在九三年三月的中共八届人大上，经贸办正式升格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由王忠禹出任主任。
九三年五月七日，经济贸易委员会正式挂牌办公。王忠禹在中外记者会上说，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和副总理李岚清共同主管经贸委。经贸委作为国务院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能是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搞好宏观调控，协调服务。
九一年六月，朱镕基除兼任国务院生产办主任外，另一个重要的兼职是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组长。所谓“三角债”是指甲欠乙的债，乙欠丙的债，丙又欠甲的债。
但作为中国商业现象的三角债，其本质并非只是商业现象，而是经济体制中所存弊端的外在表现，因而要处理起来格外困难。
“三角债”死结难解
八八年李鹏亲自抓过“三角债”的问题，他强调制度化、统一化，要把大型工矿企业、重点项目、主要产品都集中到中央计划内，搞“全国一盘棋”，结果是一筹莫展。
在八九年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李鹏不得不坦承：“三角债、产品质量、生产效益，这是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短时间内很难解决”。后来常务副总理姚依林又接管清理“三角债”的非但问题末获解决，“三角债”现象反而更加恶化。
到一九九零年七月，大陆各企业之间拖欠的“三角债”，已累计到百三千多亿元，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全国八百多家大型国营企业拖欠的。姚依林提出“必须严格执行中央计划，该统的就统，不能分散。”不过姚的意见末获政治局采纳，于是姚依林托病休假。
李鹏让朱镕基具体负责清理“三角债”，一般认为是保守派人士给朱镕基出的难题。但正是这个难题，给朱镕基提供了发挥才干的机会。
面对“三角债”这种积重难返的债务连锁现象，犹如面对一种病情严重的综合症，能否治愈取决于大夫的医道。
朱镕基首先组织一批专家、企业行政主管人员，召开清理“三角债”专题会议，给“三角债”综合症找出了症结所在：其一，基本建设、技术改造项目投资缺口严重，相当部份是依靠拖欠来弥补投资缺口的；二、大中型国营企业亏损严重，由于亏损使企业支付能力大大削弱，形成大量的拖欠货款；三、全国县以上的工业企业的生产成品比正常库存量多出八百亿元左右，乡镇企业甚至更为严重。由于产品实现不了最终消费，商品不能转为货币，企业无钱购买燃料和原材料，为了支撑生产，只有依靠拖欠来过日子。与此同时，各地商品交易秩序混乱，结算纪律松弛，信用观念淡薄，也是形成“三角债”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搭脉找出病症根源之后，朱镕基认为，“三角债”的形成，是诸多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运行中许多深层次的矛盾集中表现。只有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取得突破，以清理“三角债”为突破口，整顿生产秩序和金融纪律，才能使大中型企业逐步搞活。
会议之后第三天，朱镕基便先后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重工业区。通过试点，提出了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镮清欠等一整套治标而又治本的解决措施，疏通资金循环渠道，解开债务链。
他的明确而严厉的措施很快取得成效。只用了二十六天，仅东北三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就清理拖欠款一百二十五亿元。
利用舆论监督效率
朱镕基带着一片赞誉声回到北京，次日又召开全国清理“三角债”电话会议，部署新的一轮“消欠”战役。
朱镕基用长途电话、传真、电报向全国各地政府下达了一道口气强硬的“军令”：“各地务必在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日二十一时以前，将你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拖欠注入资金情况（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和清理项目数），报至国务院清欠办公室，如果做不到，请省长、自治区政府主席、市长直接向朱镕基副总理汇报，说明原因。”
各地政府首脑收到北京发来的“军令状”，知道这一次要动真格的了，倍感压力，均作出了快速反应，因为谁也不愿意被以办事严肃认真闻名的朱镕基，在报纸上公开点名。诸侯们通过自已的渠道获悉，朱镕基已要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电台，详细披露各地清欠的进展情况。
据说朱镕基有关清理“三角债”的讲话，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时，邓小平叫家里人一起来看，十分赞赏。
九月二十六日，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清理“三角债”的情况，至九月二十六日的统计，各地拖欠资金二百八十亿元人民币，已注入信贷资金一百四十七亿人民币，自筹资金三十亿人民币。
十月底，他又下令全国冶金、有色金属、电力、化工、建材企业拖欠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所属企业的贷款，一律在十一月十日前注入资金清理完毕，不得以任何理由延误清欠。
到九二年五月十五日，中国大陆总计共清理固定资产项目四千二百八十三个，收到了注入一元资金清理三元五角欠款的效果。李鹏、姚依林讲了几年毫无改进的“三角债”问题，终于有了解决的办法。
朱镕基自上海调升北京之后，雷厉风行，连续处理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几大难题，诸如清理“三角债”，打击伪劣产品，提高产品质量，破“三铁”（即铁饭碗、铁椅子、铁工资），强调经济效益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成就。使其不仅获得邓小平的赞赏，民间也是一片叫好声。
一九九一年八月中，邓小平在北戴河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赞扬了朱镕基，他说：“朱镕基在地方工作有突出表现，到中央工作后，思路广，敢挑担，敢碰硬，可以胜任。”
在国际舞台上，朱镕基以务实、开明的形像越来越受到重视，评论他是“中国行政管理能力最强的官员”。连海外那些批评、反对中共政权的人，也承认朱镕基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的异数。然而，在中共内部一种试图排斥朱镕基的暗潮，却在同时兴起。
明批暗斗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姚依林，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和财政部的名义，炮制了一份调查报告，声称在第七个五年计划（一九八六年至九零年）期间，上海、天津两市问题最多，经济效益滑坡最显著，工业产值、利润、税收的增长率以及产品的成本，消耗、质量变动等生产指数，上海名列全国倒数第七，天津倒数第十一。
谁都知道，这份报告旨在打击“七五”期间主政上海、天津的朱镕基与李瑞环。在随后的筹备中共“十四大”过程中，有关人事的安排，成为中共内部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而朱镕基又是焦点中的焦点。
反对朱镕基的人最明显的动作是，制造一些不利流言，毁坏朱镕基的形像。而且这些流言，不断从中组部、中宣部、国务院办公厅及一些部委中传出。
一则消息说，九二年五月二十日，中组部部长吕枫在部工作会上说：“人事调整的立足点是平稳。根据中央的精神、小平同志的指示，“十四大”中央领导班子除了年纪较大的要退下，一般不变动，不会有大起大落，更不会有三级跳。”
什么人会三级跳？吕枫没有说出口，但谁都知道，说的是朱镕基，他是中央候补委员，要进入政治局常委，就要跳过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这两级。
四月初，中组部以所谓“部份部、委、省、市的情况反映”，向政治局上报，对朱镕基列出四个“不是”：一、在主管上海工作期间，成绩平平，被人吹嘘和抬举过高。二、讲得多、调子高、放空炮。工作不踏实，使一些事件的处理、工程建设造成积压。三、在原市委班子和市属部、委、局组织路线上，搞任人唯亲。四、对市属部、委、局企业党的建设工作放任，形成党不管党，市委书记不抓党的工作。
香港的《镜报》曾报导说，对朱镕基，陈云曾指出：“多考察，注重实绩”。李先念也说：“要多听意见，上来了，再下去就被动。”王震则说：“国务院对朱镕基意见不少，他的主观世界资本主义的东西不少。”
斗争最激烈的阶段是九二年七月。当月九日，当时的中宣部长王忍之，在中共高级党校组织一个座谈会，参加者有中共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及新华杜、广播电影电视部等单位的负责人。
中共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组长朱穆之，以“通报情况”的名义传达了“一些老同志”对当前工作（实际是对朱镕基的工作）的看法，朱镕基“过去犯过错误，谁也难说他今后一定跟我们党一条心了，政府的大权交给这样一位未经考验的同志手中，我们不放心。”
又说，“朱镕基去东北二省作关于三角债”问题的处理后，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同志也去了那边，从调查情况来看，事情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好，亏损的国营大中小企业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当然，这方面的原因很复杂，但总不能说成是朱镕基的成绩吧！”
陈云的矛盾心理
与此同时，高狄在七月中旬《人民日报》的一次编务会上说：对朱镕基的新闻不宜处理太突出，在报导他是国务院副总理时，可别忘记了他还不是中央委员。有人当即反驳说：“朱镕基已经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人员了。”
《人民日报》常务副总编张云声立刻插话说：“不是出席，是列席。我同意高狄同志的意见，朱镕基的有些新闻可以放在第二版或第四版，一般外事新闻可以抽掉。”
在那段时间里，细心的大陆人也都从每天收看的电视新闻中发现，朱镕基的镜头明显减少了。
中共国务院也传出消息说，从执掌国家经贸办的那一天起，朱镕基就继续表现出他在上海已经习惯了的我行我素和粗暴的工作作风，对同事、下属及副手批评毫不留情。不但是李鹏，就是身为经贸办第一副主任的李岚清，也已经对朱镕基的工作作风开始不习惯了。
九二年八月上旬，当中共政治老人们在十四大人选问题上争论不休时，高狄控制的《人民日报》突然在“党的生活”栏目里发表一篇通讯，介绍新成立不久的国务院经贸办的“党组织生活”。
在这篇千字小通讯里，读者们看到了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作风粗暴”，“与下属相处不好”等“缺点”。
虽然文章表面是在赞扬朱镕基具有“谦虚的自我批评精神”，知错就改，勇于向下属致歉，表示“愿意纠正自己的毛病”，但发表此文的真实目的，明眼人谁看不出来？
有人甚至抓住朱镕基五零年代当过“右派”问题不放，说不能重用“右派”分子。自邓小平时代开始以来，已经陆续有几个五七年的“右派”，进入中央委员以上领导层，如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前文化部部长王蒙，却又因为政治上不可靠而被很快遗弃，显然中共元老人物对“右派”干部仍耿耿于怀。
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地位仅次于邓小平的大老陈云的态度是相当重要的。虽然有证据显示，起初陈云对邓小平提拔朱镕基一事有意见，但最终还是表示同意。
陈云曾让秘书给他读过朱镕基的一些文章，对他的一些见解，比如调整工业结构资源优化再配置、企业实施承包责任制要以技术进步为主要内容、强化企业管理等，表示欣赏。虽然朱镕基当过右派，但当马洪向陈云介绍朱镕基当年是因为反对不实际的经济指标“犯上”时，陈云也颇能理解，因为当年他也是反对“急躁冒进”者。
务实特色
再者，陈云也认为李鹏和邹家华，包括江泽民在内，都是搞技术出身，对于宏观经济理论一知半解，而朱镕基在现有中共高层领导中，应该算得上是理论素养较完备的一个。
朱镕基还有一项能够为陈云所接受的原因是，虽然他领导改革大刀阔并，但同时又能清醒地看到改革“大干快上”将会导致的危机。九二年下半年大陆的股市热和房地产热一烧再烧后，朱镕基立刻明确指出：“该热的改革企业没有热，不该热的试点却一热再热。”
他强调说：“改革的中心环节不是股市，也不是房地产，股市和房地产只是改革的试点而非重点。”而在十四大开过以后，朱镕基又在国务院工作会议上表示。“对于各地的房地产热、股市热、开发区热的现象，将来如果发生问题，一概各自负责，中央不认帐。”
有趣的是，在大陆股市热和房地产热，一再升温时，虽然保守派的李鹏，和被认为是稳健派的邹家华，也在国务院召开的有关会议上，表示担忧，却以被认定是改革派的朱镕基吹冷风，吹的最无顾忌。
从这件事例中，一方面能够充份看出朱镕基务实和敢说真话的可贵，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共产党政治的无奈。李鹏和邹家华也许对“不该热的一热再热”的现象，比朱镕基有更强烈的担忧，但却因为怕再次被指斥为保守和反对改革，连应该坚持的也不敢坚持了。
当然，朱镕基在深明改革不能搞“大跃进”的同时，还是给邓小平留足了面子的。他解释邓小平关于经济改革“步子要快一点”的定义时，加上了三个定语，即：效益要好，质量要高和应该是外向型的。所以，凡不符合这三项条件的“高速度”，就会出问题。这一来，他既让邓小平觉得舒服，同时也能求得陈云的认同。
有一则无法查证的消息说，朱镕基在解释为什么要实行杜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时，曾经强调了所谓“杜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大意是，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在中共建政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是有积极意义的，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过去行之有效的方法，也应该不断得到更新。
而九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陈云的文章《悼念李先念同志》，其中在写他自己和李先念对特区的态度时，有一段说明：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所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黑猫白猫的继承人
陈云的这番表态与朱镕基对计划经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积极意义”的称赞，是不谋而合，还是双方达成了一种默契？
九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在陈希同陪同下去首钢视察，当着首钢党委书记周冠五及许多首钢干部工作的面发牢骚，说自己说话中央没有人要听。并表示：对朱镕基的问题是使用不够。
在召见江泽民、乔石、宋平时，邓小平说：“党内在选拔干部方面，有股不正之风和习惯势力，对敢干、肯干、实干、干出成绩的人才，总是要评头品足，爱翻旧帐。旧帐也不一定是见不得阳光，不一定是错误的。有的旧帐是过去路线错误搞错的、整错了人的。”
邓小平还说：“朱镕基的情况我了解过，那是个错案。他到国务院一年多，总有些人看不惯。对各种意见要有分析，要看实质的东西，党的“十四大”，政治局领导班子是个焦点，要解决好，宣传、解释工作要上去。今年以来，国务院工作搞得有新的起色，朱镕基、邹家华充实到国务院领导层，起到了预期的作用。”
邓小平又说：“我们讲了几十年了，干部要能上能下，不要等犯了错误才能下。现在确定党的中心工作是搞经济建设，对干部鉴定、提升，就是首要条件。我并不是说不廉洁的、思想作风差的也可以上，要掌握的原则是能有所作为应当上，长期平平无政绩的应当让，无所作为甚至起了阻碍作用的应当下，应当下而自己不下的，就要敢于把他撤下来。”
既然邓小平已经在公开场合如此抬举朱镕基，他也就更没有顾忌了。在一次谈到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体会时，朱镕基说：“什么杜会主义，资本主义，我看只要是共产党干的，就是社会主义。”
这话当然十分符合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所以邓小乎称赞朱镕基把问题“说透了”。从那以后，江泽民和李鹏即开始改变对朱镕基的态度。
江泽民在政治局一次会议上盛赞朱镕基，说朱镕基在全国人大会的各省市个别讨论会上的发言，非常好，“言之有物，分析得好，有具体方法，深悟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要求党员干部详细阅读与学习。
出乎意料的是，李鹏也公开称赞朱镕基，说他上调国务院以后，工作很有成效。观察家们注意到，在过去李鹏似乎从未公开表扬哪一个副总理的政绩。
在经改派宣扬邓小平“南巡经”时，江泽民，李鹏态给朱镕基戴高帽，无疑是有政治象征性，可以说是“感情投资”。但不论出于什么目的，江李的表态，毕竟是给朱镕基的前景更加锦上添花。
乔石也为朱镕基造势
中共高层第一线实权人物，长期掌控政治系统，而思想又比较开明的乔石，也扮演了为提拔朱镕基鸣锣开道的角色。
九二年七月，乔石在中央直属机关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有些同志老是说对朱镕基同志过去的错误，不能总是抓住不放，这话看上去公正，实质是错误的。朱镕基同志过去有什么错误？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是我们当时的政策错了——他不是改正，而是平反，是彻底平反。”乔石讲完这段话后，引起与会者一阵掌声，而带头鼓掌的则是温家宝。
邓小平南巡之后，卷起新的改革热潮。一些支持朱镕基的报刊也发表大量报导文章，为他的晋升大造声势。为了塑造朱镕基的亲民形像，他的家乡湖南的《文萃》周报刊出一则小故事，以表现朱镕基的这一面。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日上午，朱镕基一行来到平顶山矿务局十矿规察。在“矿工之家”，他亲切地和矿工们话起了家常。开始矿工们有些拘谨，朱镕基就关心地问：“过去说咱们煤矿工人找对象难，现在难不难？”接着他挨个问身边的青年矿工结婚了没有？
因为在场的人太多，问答不及。突然，朱镕基提高了嗓音说：“结了婚的请举手？”说着，他率先举起了右手。场内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矿工们纷纷举起手。
当了解到矿区的住房十分紧张时，他勉励大家要努力生产，并说：“我们的生活会一天天变得更好！”
另外，就像《家庭生活指南》这样一份生活方面的杂志，也专门发表文章，宣传朱镕基的人格特色。
杂志报导说，朱镕基在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期间，有位处长向国务院领导错误地报告，说朱镕基应该对某项工作的失误负责。但谁也料想不到的是，不久后，这位干部却被朱镕基提拔为某局副局长。朱镕基解释说，这个人工作负责，而且敢打我的报告，尽管报告失误，但他是从工作角度出发的，不应该影响对他的使用。
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亦大量报导朱镕基的活动，都在显示朱镕基眷宠正盛。在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大上，朱镕基终于连跳三级，成为中共权力核心层----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之一。
不过，在选举政治局委员时，他得票二百八十七张，排名第十五，比政治局候补委员温家宝，王汉斌还少了一、二十张票。从某种意义上，这一实事又显示ぴ朱镕基仕途仍有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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