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著名的异议者周舵先主曾说：很多人认为，“六四”之后邓小平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共产党内的权威大大削弱了，但实际并非如此，反而加强了邓“一口九鼎”式的霸主地位。这种看法的确颇有独到之处。
第一，“六四”之后毛主义的大反动失尽人心，人们在无可奈何之余，只好承认邓主义到底还是比毛主义强些。如果过去人们对陈云等老人帮还认识得不够清楚的话，现在总算知道了，若是邓下台、陈上台，那才真正是水深火热、苦海无边。保守势力的倒行逆施帮了邓的大忙。
第二，谁都知道，毛以后，邓一直是在玩ぴ左右平衡的走钢丝游戏。这套把戏要想玩得成功，就得既能两面讨好，又能两面开弓--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不够甜时，大棒敲下去就得足够狠。邓的地位之所以曾经不稳或看上去不够稳，也许是因为他手里的大棒--军队--还没让他的政敌尝到过苦头。
“六四”血腥镇压同时也让保守派看出，若是惹翻了这霸王，大棒同样可以敲在他们头上，军队“保驾护航”的威胁并非虚声恫吓。大流血的吓阻效应对两方面都起作用。
顺从邓小平之谜
朱镕基在“六四”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一直在政治上走钢丝，想在邓、陈两派面前都要得分。但是在“六四”后，他似乎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还想维护中共政权，在经济改革问题上再搞倒行逆施，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死路一条了，这是他顺应邓小平的第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上，朱镕基在到上海之前，即使是像有些人士所评价的，只是属于“计划派阵营中的开明派”，但他到上海工作后，仅仅是从地方本位主义的角度出发，也会自然地站到力图使经济改革形势向计划经济复辟倒退的李鹏等人的对立面。
九零年上半年，李鹏曾力主向地方收回已经下放的“部份财政自主权。为此，邓小平深为不满，于是委派杨尚昆到广东和上海各跑了一趟，分别向叶选平和朱镕基打了招呼。
叶选平和朱镕基得了邓小平的上方宝剑后，即在九零年八月左右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公开顶撞李鹏，坚决不同意中央向地方收权。在他们两人的带动下，包括北京地方领导人，也纷纷表示了对中央收权的不满。
据说，叶选平曾在这次会议上表示说：“中央财政吃紧，可以向地方借嘛。”李鹏听了这种话心裹当然不能受用，恼羞成怒地喊了一句：“中央也不是叫化子。”
由此可见当时中共内部在改革和反改革问题上，斗争激烈。过去，外界都以为邓小平学习毛泽东以南方压北京的办法，是从九一年春季上海的“皇甫平”文章开始的，实际上邓小平的这一招从九零年下半年就已经显灵了。
因为有了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公开顶撞李鹏，再加上从九零年四月开始的浦东开发，上海是“计划经济大本管”的形像开始改变。
大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涟先生，一九九二年六月在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校区举行的第七届年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中说：自一九八九年下半年起，中国政府一方面用行政和经济方法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实现价格稳定，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派和经济工作领导人决定，要把全国经济拉回到计划经济为主的轨道上去。这里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当然指的李鹏。
吴敬涟认为：中国经济在九一年下半年起开始复苏，带头的力量是非国营经济。这两年来，中国的出口增长极为迅速，都是靠民间经济和外资经济。所以大陆流行一句话：“经济繁荣，一靠老外，二靠老乡。”由此可见，中国经济要进一步繁荣，只有去扩大非国营的市场经济。
吴敬涟先生说：因为“国营和非国营两个部门效率差别如此鲜明，使想把已经改为市场经济部份，重新拉回到计划经济的努力，不得不向后退却，最后承认失败。”
朱镕基是“皇甫平”的二老板
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李鹏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从“当家才知柴米贵”的角度出发，也不得不改弦更张，放弃向计划经济方向“开倒车”的努力。但是，当时控制大陆意识形态部门的一批左派理论家，却按照他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习惯思维，为了所谓“反和平演变”的政治需要，更加紧了对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攻击。
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作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连邓小平也被暗喻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
就在这样一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高压形势下，爆发了ぴ名的“皇甫平”事件。
“皇甫平”是个写作评论文章的笔名，因为文章出自上海，刊登在上海的报刊上，所以人们都明白这是“黄浦江评论”的谐音。
有一则消息说，一九九零年底邓小平在离京之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我现在讲话没有人听，这样下去，我只有到上海，到上海发表我的文章。”
无法核实这则传闻，但九一年上海《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引起了海内外广泛注意，似乎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这些文章与坐镇上海的邓小平的关联。
三月二日，皇甫平的评论文章题目是《改革开放应有新思路》。该文章指出：九十年代的改革没有新思路、新招数不行，为此，关键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是我们须臾不可分离的法宝，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唯一出路。”
三月二十二日，皇甫平发表了题为《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一些》，公开提出：“邓小平同志对九十年代上海的开放寄予厚望，上海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浦东开发要更快更好更大胆。”
随后，皇甫平又发表文章，阐述要提升对经济体制改革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干部，并抨击“两面派”和“骑墙派”。“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姓”、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毫无疑问绝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
皇甫平的文章出台，被视为南北在政治斗争、政策取向和权力利益之争的公开化，是经政派从上海仰攻北京的“北伐”。
据知，无论是“皇甫平”文章的出笼，还是朱镕基上调，包括邓小平九二年的南巡，都有邓家子女在其中运动，而在“皇甫平”文章和朱镕基上调的问题上，现任中共国家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的邓小平次女邓楠，则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邓楠的影响力
九零年春邓小平趁到上海过冬的机会顺势考查朱镕基，邓楠既是陪同者，也是策划者。据接近邓楠的一位朋友透露，邓楠向父亲推介朱镕基时说：“朱在海外的形像很好，起用他有利于打开僵持的国际空间。另外，朱镕基这个人作风正派，工作很有魄力，很有实干精神。他来上海以后，不但使上海的各方面工作有很大起色，而且也深得人民群众拥护。”
就在这次上海过冬的二十多天里，邓小平接连召见朱镕基数次，就浦东开发等问题征询他的意见。当然，老谋深算的邓小平不动声色，当时并未向朱镕基“交底”，压根就未提要上调他的事。
智商程度并不比邓小平逊色的朱镕基，此时应该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的仕途，将会在邓小平手里继续看好。尢其是邓小平在向朱镕基征询了他对国家经济形势及治理整顿政策等问题的看法之后，突然插问：“你在上海的市长任期还有几年？”这就使朱镕基更明白了邓大人当时正在打什么算盘。
一位上海的记者曾记述过一个插曲，在一次宴会上，邓楠冒冒失失地突然说：“我们这一次是来看朱镕基的。”于是，立刻就有反应机敏者接过话头问道：“朱镕基上得去吗？”
邓楠楞了一下，马上又哈哈一笑，按ぴ便顾左右而言它：“我爸爸说朱镕基的性格有点像李瑞环。”
木匠出身的李瑞环当年就是因为当天津市长政绩突出，同时又因亲民形像和政治开明形像，普受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欣赏，才被邓小平看中的。现在既然邓二公主把朱镕基比成李瑞环，那么他荣升之时也就不会太远了。
笔者当时在场，听后大ぴ胆子问了一句：“那按您的意思，朱镕基这次人代会上会当副总理吗？”邓楠看了我一眼，用了一句外交辞令：“我们这是纯属聊天，这么敏感的人事问题，那只能去问上帝了。我是无可奉告呵。”
随后，这位性格直爽的二公主又脱口说了这么几句：“我爸爸说，朱镕基只能当第一把手，不能当第二把手。朱镕基的性格容易得罪人，在国家经委时，他是副主任，同左邻右舍的关系搞得不好，大家都没想到，他当了上海市长，却干得那么好。”
邓楠虽然一再强调她的一番话只是“戏言”，但一年多之后，朱镕基果然升调北京，只是暂还屈居副手，任国务院副总理。
来自北京的消息说，“皇甫平”的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中共极左派人士的震怒，于是就派人追查其背后的“黑手”。而这“黑手”正是邓小平，具体指挥者则是邓楠。
为南巡讲话铺路
当时，邓楠借陪父亲到上海过春节之机，先后数次找朱镕基、陈至立（主管意识形态的上海市委副书记）等人谈话，定了“皇甫平”系列文章的调子，每篇稿子在发表之前，都打成清样送交邓楠过目。后来邓楠回到北京，上海市委就派专人送稿到北京。
“皇甫平”事件为邓小平重新挑起一场改革旋风，打响了第一枪。
《中国时报周刊》的一篇报导说，吴邦国政治生涯的高潮，应是在背后支持了“皇甫平”，“皇甫平”文章被认为邓小平思想的开路先锋，加上邓小平亲临上海，吴邦国也得以名声大噪。
但上海一位干部认为这完全是牵强附会之谈，“皇甫平”文章完全是朱镕基在上海时决定的。“皇甫平”事件发生后，吴邦国几乎吓破了胆，曾打电话给已在北京的朱镕基，朱虽给他吃了定心丸，但吴为了避免与北京方面有更多正面冲突，很快就决定不再发表“皇甫平”的文章。
一位上海记者，曾在美国《民主中国》杂志上，披露了他所了解的《皇甫平》事件背景。
九一年春节过后，邓小平刚刚离开上海，朱镕基即召集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与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周瑞金，要求他们要在《解放日报》第一版醒目位置，“连续发表几篇文章，向全国吹一吹改革之风”。
朱镕基强调，文章要写得“尖锐、鲜明、有针对性一些，有些地方可以用小平同志的原话”。
另外，朱镕基还对发表文章的时间作了规定：“从三月十二日起，每隔二十天一篇。发三、四篇后，看看北京的反应再说。”
于是，周瑞金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第一版，先后发表了四篇文章。
在审阅“皇甫平”文章时，朱镕基特意加上这样的话：改革开放就是要把先进的社会化商品大生产方式，引人社会主义经济中来，杜会化商品主产方式本身，没有所谓姓“社”姓“资”的问题。
文章发表当天，《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四处收集反映，由报社用白头内参形式直接送朱镕基办公室。朱镕基则每隔一周将反应要点，迭邓小平办公室。
由此看来，上海“皇甫平”事件同吴邦国可以说根本没有关系，而这一事件的最大后台自然是邓小平，二老板则是朱镕基。至于陈至立和刘吉等人，也不过是在听了朱镕基打招呼以后装聋作哑，只有周瑞金才是这场戏中唯一在台前表演的演员。而且他在此之后的政坛荣辱，也全都是因为“皇甫平”的缘故。
周瑞金为朱镕基捉刀
周瑞金是中共上海市委委员、《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他一九六三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进解放日报后，表现突出，被当时总编辑王维视为培养目标。
“文化大革命”中，周瑞金被作为“修正主义新闻苗子”而受到批判。“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才获一步步提升，历任评论员、评论部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风波骤起，上海新闻界闻风而动，《解放日报》记者、编辑群情激愤，甚至中上层干部也卷入风潮，国际版刊出了署名周稼骏的文章《请别向记者开枪》，引起国际舆论注目。周瑞金面临这样复杂的政治形势，表现出异常的冷静和坚定。他既不轻易地呵斥吓阻群众，又严密地按照江泽民意旨亲自把住版面。
“六四”之后“大清算”，周瑞金在报社大会上“一锤定音”，既要查清问题，又不要伤害同志，“要清查，不要清洗”，“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这种不以“六四”血迹涂抹“乌纱帽上红顶子”的品格，受到大陆新闻界的交口称赞。有人说这很像朱镕基处理上海“六四”风潮，此话可信。
“六四”以后，《人民日报》发表“反和平演变”、“建钢铁长城”的社论，在“舆论一律”和“新闻党性”的强求下，当时大陆各地的绝大名数报纸，包括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都选载了，唯独《解放日报》没有转载。周瑞金的许多朋友都为他捏把汗。
事过二日，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陈至立找周瑞金谈话，问他是否漏登了《人民日报》这篇重要社论，并劝他赶快转载，迟登总比不登为好。
周瑞金向陈至立汇报说，《人民日报》这篇社论非常重要，但我认真研究后觉得，文章中把“反和平演变”的任务只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而且对象也只是知识分子。这与党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不完全一致。要说防止“和平演变”，自然也应该包括科技、经济、政治各个领域，除了知识分子要“防止”，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也要“防止”。另外，“防止和平演变”能靠建造“钢铁长城”，这种提法欠科学。《人民日报》社论是否每篇都要转载，中央没有如此规定过，所以我决定不转载。
敢冒这种政治风险而又有深厚学识的人才，而今确实难能可贵。这也是朱镕基决心背靠邓小平，同中共反改革派进行一次公开挑战时，选中周瑞金为他捉刀的重要原因。
心术正才是人才
而周瑞金之所以胆敢接受朱镕基委以的重任，甘冒巨大政治风险，自然也有一些个人因素在他思想上起作用。其中之一就是他要为自己在“文革”时期，曾经有过了一段“政治迷茫”的历史雪耻。
“文革”期间，在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和压迫下，周瑞金曾经捉笔写过四篇批判邓小平的文章发表。邓小平时代开始后，不少人都急于设法将自己参与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光彩一段掩饰过去，以免被写入个人档案，影响今后政治前途。
周瑞金则襟怀坦白，认为个人历史无论已经被实践证明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都应该由自己负责。他认认真真地在整党表格上，将参加过批邓的那段历史如实填写，表示自己虽然过去曾经有过政治上的迷茫，但现在确实是真心拥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周瑞金的这一表现受到新闻界人士的赞赏，朱镕基曾以“文才可用，心术尤正”之言表示对周瑞金的欣赏。
九一年朱镕基上调北京之后，周瑞金随即被任命为香港大公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但此举遭到极左派掌权者的极力反对，中央有关部门最后被迫收回对周瑞金的任命。
可是，随着朱镕基在中共权力核心层站稳了脚跟，周瑞金也时来运转了。九三年四月，周瑞金终于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甚至有消息说，高层有意让周瑞金先从“副总编辑”职务上过渡一段时间，再正式出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果真如此的话，朱镕基在中央又多了一位得力的助手。
周瑞金上调北京，有人认为是江泽民为在北京稳住权力而任用上海亲信的例证。其实周瑞金虽然说起来，也曾是江泽民在上海时的部下，但他捉刀撰写的“皇甫平”文章，却一度被身居总书记高位的江泽民所否定。所以，周瑞金还是因为在关键时刻，为大老板邓小平和二老板朱镕基甘冒政治风险，才为自己如今的官位高就挣得了资本。
中共十四大以后，邓小平既对高狄这样的理论左派完全把持《人民日报》感到威胁太大，但如果把所有理论左派全部从《人民日报》撤换，又可能因此招致赵紫阳时代“舆论失控”，全面倒向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边的旧戏重演，所以才下令采用了“掺砂子”的办法，即要让《人民日报》里有思想解放的周瑞金这样的新人。坐镇鼓吹坚持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保留一批高狄的原班人马（除高狄之外），继续在《人民日报》里坚持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保证”。有了邓小平的如此设计，才有了江泽民同意让周瑞金进驻党报的任命成为事实。
上海“北伐”遭强烈反击
一个小小的周瑞金，因为有了朱镕基的支持和邓小平这个后台，就敢冒然向北京方面的左派舆论阵地进犯。北京方面的理论左派们不甘认输，也开始对改革开放政策进行更大声势的批判。
一位理论左派首领说：过去向经济理论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开战，只能拿赵紫阳作靶子，但是因为赵紫阳已经下台，所以外人认为我们是在“照着死靶子练枪法”。现在上海方面有人自动跳出来，我们就有“活靶子”可打了。
就在“皇甫平”文章出笼的同时，朱镕基被宣布上调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另一位中共理论左派立刻授意说：过去我们说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窃居党的领导层高位，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出来了，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皇甫平”文章见报第三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惟诚即打电话给上海市委质问陈至立说：“北京的同志看“解放”上的两篇文章，感到摸不着头脑，这好像同中央最近的精神不相符合，我想听听你们市委和镕基同志的意见。”
虽说电话只能传声不能传形，但陈至立还是立刻从对方的口气中，嗅出一股强烈的火药味。于是他故做轻松地回答说：《解放日报》的署名文章不同于社论，所以发表前我们是不审阅的，市委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这番回答虽然不能今徐惟诚满意，更无法向主子交差。于是，他派了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和一名宣传局的处长去上海，要求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侧面打听一下“皇甫平”的背景。
副局长自然不敢去《解放日报》直接下手，而是通过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打听出了“皇甫平”文章炮制出炉的前后过程，立刻回京领赏。
大陆资深记者张石森透露说：其实熟悉中共政治运作程序的那些理论干部们，无一不明白“皇甫平”的真正后台是邓小平。但是，既然上海方面不透露背景，北京方面就可照批不误。于是，包括当时的《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周学斌、《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孙永仁和副主任黄美来等，变着法子在当时组稿会和座谈会上讲话，批判“皇甫平”的文章。
中宣部几名局级干部，在当年四月召开的“科学杜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更鼓动与会者用整整三天的时间，系统批判“皇甫平”观点。
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以“转载”形式，发表原刊于著名左刊《当代思潮》上的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对“皇甫平”文章中的观点，逐条引证加以批驳。
承受无比的压力
五月初，《光明日报》又转载当时中共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下令撰写的批判文章，《改革开放必须先问姓“社”姓“资”》。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张常海在编前会上说：“这是批判“皇甫平”的又一篇檄文。”
利用尚掌握在手的舆论工具进行反击的同时，中共左派理论家还通过有关部门采取了组织手段。先是把转载了“皇甫平”文章的《改革》杂志的发行权停止，按着，又取消了周瑞金去香港任职的决定。
此前，因为朱镕基已经亲自向周本人和上海市新闻界，宣布了国务院港澳工委关于任命周瑞金的决定，而取消这一决定的通知，竟是国务院方面打到上海的一个电话。这等于是向上海方面暗示：不要以为紧跟朱镕基，又有邓小平为后台就可能有恃无恐，即使朱镕基进了国务院，我们照样可以修理！
此时，朱镕基已经到北京上任，吴邦国也已经正式接任了上海市委书记职务，所以从中共体制上讲，朱已经无权对上海工作继续指手划脚。但是因为“皇甫平”事件是朱一手导演，所以吴邦国还是把这一切向朱镕基请示。
朱镕基当即回话说：“中央并没有表示也没有讨论过“皇甫平”文章的观点有什么错误，上海情况那么复杂，浦东开发举世瞩目，中央寄予厚望，关键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总比什么看法都没有要好。”
对比几个月前朱镕基授意发表鼓吹改革开放文章时的情形，这个时候的朱镕基的口气已经软了许多。显然，他正在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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